最近在思考，要不要给欧洲黑暗的中世纪翻个案？_风闻

  或许我们先反省这样一个论断，中世纪到现代的过渡是理性观念取代宗教观念，恰好相反：正如美国现代哲学家怀特海非常中肯地评论说：整个中世纪哲学，和现代思想相比，是一种“无边无际的理性主义”。

思考这个问题的契机，是工业革命为什么首先发生在英格兰这个问题，而非大航海时代一开始的受益者伊比利亚半岛的双雄或者荷兰。

启蒙运动不是突然发生的，它的种子和源头，追来追去还是要追溯到中世纪那里。

    十三世纪的经院哲学的集大成者托马斯·阿奎那和十八世纪的康德有什么差别？一个重要的区别就是，在前者看来，整个自然界，尤其是朝着作为“第一因”的上帝敞开的这个自然世界，显而易见是可以为人类理性所能理解的。而对于在启蒙世纪之末从事著述的康德来说，人类理性的范围已经急剧缩小了（当然理性的定义也被修改了）。

英国第一次工业革命

   中世纪哲学家这种**“无边无际的理性主义”**与后来思想家们对人类理性随随便便使用完全不同，他们将人类理性像一种溶剂一样应用于人间天上的所有事物。中世纪哲学家的理性主义为人类理智所不能把握的信仰和教条的玄秘所遏制，但也正是这些信仰和教条作为人类心灵中理性和情感、理性和非理性之间至关重要的沟通渠道之种种象征物，被人赋予了非常真实丰富的意义。

中世纪哲学家的理性主义，从中世纪进入现代世界的入口处站立着科学精神，启蒙运动的精神、新教和资本主义。乍一看，新教的精神和科学的精神没有什么关系，因为在宗教问题上，新教全力强调作为信仰论据的非理性事实，而不是象中世纪神学那样给信仰勉强加种种理性的结构，这样，才有马丁・路德那著名的咒骂：“理性，这个婊子”。

然而，在世俗问题上—特别是在它对待自然的关系方面一新教与新科学非常协调一致。新教从中世纪基督教中剔除了大量的偶像和象征物，揭去面纱，显示大自然是一个与精神相对立、要由清教徒的热忱和勤奋将其征服的客体，新教就像科学一样，帮助现代人去实现它的宏图，使大自然非神灵化，从大自然中清除所有人类心灵投射在其中的象征性偶像。

这场斗争在二十世纪达到了最高潮。

从理性的观点看，任何信仰，包括对理性本身的信仰，都是悖论，因为信仰与理性是人的心灵的根本不同的功能。但是，基督教的特殊内容增强了它的悖论性质:神之子成了人，死了，又死里复生了。在这个问题上，圣保罗知道他的对手不仅有希腊哲学家，而且还有虔诚的希伯来人。他告诉我们，对于希腊人，基督教是愚蠢；对于犹太人，基督教是丑闻。

如果说希腊人要求智慧，则另一方面,犹太人就要求神迹，也就是要求一个确定的奇迹性事件，来证明这个拿撒勒人耶穌确实就是那个上帝曾允诺派来的弥赛亚。保罗心灵地位最重耍的信条，不是道成肉身（也就是说，无限的上帝成了有限的人，这在后来的基尔凯戈尔看来，完全是基督教的悖论和丑闻），而是耶稣复活。（事实上，说圣保罗对道成肉身有一个明确的学说,是大可怀疑的），奥古斯丁也常被列为存在主义的先驱者，而旦实际上他比德尔图良所发生的影响更大。

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问：人是什么？

奥古斯丁在《忏悔录》中则问：我是谁？这样一种转向是决定性的。

教会在组织机构上的统一也有助于此。既然教会已经宣布了它对一条又一条教义的信仰，中华司机哲学家就可以被允准自由地如其所愿成为理性的，因为他的非理性部分已经包含并表达在教会的组织机构里，并且因此能够自己照顾自己。

世俗历史学家常常指出，中世纪教会把一种可恨的限制加到中世纪思想家们的自有理性上。

这从现代世俗心灵的观点看，貌似是真的；但是，这根本不是中世纪思想家们自己对他们所信胶条的感受方式。他们体验到这些教条乃是有生命力的心灵液体，理性本身在其中运行和发生作用，并且因此是理性的秘密源泉和支撑。

奥古斯丁某种程度上继承了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思想

这要留待后来的新教哲学家像抗的这样的，才能体验到理性和教条之间的这种致命却又必要的分裂，而且是以这样一种方式：康德认为上帝存在的证明实际上是建立在一种无意识的信仰基础上，中世纪思想家平常视为理性的东西其实是信仰。而且，这类错误之所以发生，究其原因并不是由于那些思想家缺乏逻辑的敏锐，而是由于他们的理性本身扎根于他们的历史存在——简言之，“信仰时代的存在”。

​以亚里士多德著作的形式体现出来的希腊理性在西方声誉日隆。12、13世纪的哲学家们作出了惊人的努力，才促成了信仰和理性之间最后的中世纪契约。

13世紀和14世纪初叶综合的时刻来到了，它产生了或许堪称人类锻造出的最漂亮的文明，但这和一切死亡之美一样，它也是一种带有时间性和不稳定性的创造物。哲学家们必须为填补裂痕作出如此惊人的努力，从这个事实中我们便可看出，生命和理性之间的平衡该是多么微妙脆弱，而且，它们之间的和谐也不可能是说要就有的。中世纪的和谐是以昂贵的代价换来的。

托马斯•阿奎那的思想是这种综合的终极成果，他认为人，实际上是个半人半马的怪物，一种自然和神学层次之间分割开的生物。就自然层次而言，托马斯的人是亚里士多徳式的，是一种以理性为中心、以理性灵魂为实体形式的生物。

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里有一段话，虽然说理性是我们的其正的和实在的自我，是我们个人身份的中心，但身为基督徒的圣托马斯在评论这段话时，不仅不动声色，反而还以一种坦然同意这些说法的态度来解说它。

托马斯·阿奎那，中世纪经院哲学的集大成者

然而，在《神学大全》里，他反复地说这种思辨的或理论的理性是人的最高功能，所有别的功能都隶属于它。诚然，这种理性动物在自然层次上是隶属于超自然的；但还是通过理性的洞见——属于上帝的本质——激活并纯化意志。这实际上是一种综合，但是我们已经离开《圣经》的人或早期基督徒的经验向前到很远的地步，他们的信仰是被看作某种穿透一个人精神的“内脏”和“腹腔”的东西。

而且,尽管有了这种综合，尽管有了这样一个事实：哲学家们到了这个时期已经接受信仰与理性一致这个假定，然而，生命和理性之间的关系这个古老问题仍然没有消失。它只不过是转入地下，然后又突然从别处冒出头来：这次是在意志主义同理性主义之间的论战中冒出来。

圣托马斯之后，司各脱及其信徒倡导一种同托马斯派正相反对的学说，即意志髙于理性的学说。在亳无节制的理性主义时代，这样一种学说虽说是一种微弱的回声，却能使人想起圣保罗呐喊的原始基督教的呼声，那时，圣保罗说也来到世上，不是要把智慧带给哲学家，而是要把拯救的意志带给全人类。

司各脱是个方济各会僧侣因而也是个奥古斯丁主义者，他也记得圣奥古斯丁《忏悔录》中的存在主义呼声。圣托马斯这位理性主义者竭力论证人身上的理性优先于意志，因为既然我们只能欲求我们所认知的东西，理性就必定决定意志。

司各脱这位意志主义者却回答道，意志决定理性转向的理念，因此说到底，它也决定理性终认知的东西。照这样提出问题，这个问题就像鸡和蛋孰先孰后一样不得解决。

而且实际上，这个理性或意志何者第一位的问题,是哲学中一个很古老又最令人伤脑筋的问题，是隐藏在苏格拉底不断追问背后的问题：

苏格拉底总是问是否真的美徳即知识？意志的所有邪恶都只是无知的形式吗？或许这个问题必须换个方式提出来所谓思想者是指正在从事思想的具体的的人本身。或许接着这个问题往下走，我们可以从中世纪思想史脉络中，找到为何启蒙运动的风吹到英国和比利纽斯山以南，呈现出了不同面貌，工业革命首先从英国，而非葡萄牙和西班牙开始。

毫无疑问，没有中世纪思辨哲学的滋养，就没有英国培根爵士的经验主义和实验主义的诞生

而且英国在13、14世纪的哲学思想，已经为17、18世纪的实验科学准备足够的弹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