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网友“云海飞沙2016”关于“夏”和“古埃及城镇”留言的统一求证回复_风闻

网友“云海飞沙2016”在我上一篇贴文中对“古埃及”的质疑留言：

作为一个四大文明，城墙居然靠搜索，以及你举例的4篇文章，跟中国动辄发现城墙，考古级别确实不一样！一个文明不是靠几处考古来证明的，必须是无法计数的考古遗址！否则完全有理由怀疑文明的存在！

比如我们的夏朝有了二里头遗址，国内还是基本不认为夏就一定存在。而你认为的埃及文明，唯一的证据就是金字塔！金字塔虽然大，但说这就是一个文明是牵强的。

什么文明，城址是最重要的，以及遗址中发现的古人类生活遗迹遗存。你说埃及文明可能搜索也能发现，但确实没有普及到历史教科书中。跟中国文明发现城址，宫城，作坊，粮食食物遗存，是不在一个证据级别的。即使是金字塔，里面遗存也非常少！解释说是糟了盗墓贼！但盗墓贼的东西也没见出现在拍卖会上！

这些，建议还是采取审慎观点。毕竟，我们不是埃及人西方人，不至于没有了埃及文明就有逻辑困难，不至于就否定了我们文明的存在！

       好吧，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总有人要觉得全世界的或者全宇宙的文明都是一个样子才正常，不过对于留言中关于“夏”和“古埃及城镇”的错误之处，我还是要指出来。

       首先是“夏”，留言中说“国内还是基本不认为夏就一定存在”。简单说国内认为夏存在的是绝大多数，不存在的是极少数。二里头是夏文化，但是不是夏都还不能吓结论。

       目前已知的有关夏朝的文献资料和古文字资料，最早见于周代。夏和禹，出现在春秋齐器叔夷钟、春秋遂器遂公盨、春秋秦器秦公簋和秦公钟等数件（组）周代青铜器铭文中。其中有秦公簋铭文颂扬秦的先祖“鼏宅禹迹”，遂公盨铭文记载着大禹治水的传说事迹。在周代或略晚的文献资料中，也有不少关于禹和夏的记载，其中有的内容与秦公簋铭文等青铜器铭文非常相似。汉代史学家司马迁在编撰《史记》时，撰写了《夏本纪》，以大量笔墨记载了禹的事迹，并且列出了夏代17王的传承次序。《夏本纪》也成为后人相信夏朝存在和研究夏朝历史的重要依据之一。

　　但有关夏、商等早期王朝的文献记载，掺杂着众多传说且历经了数千年的口传手抄，甚至还有人为的篡改。这些文献能否全部被视为信史，历来都有学者提出质疑。进入近代之后，特别是在“古史辨”运动中，史书中有关夏和禹的记载受到更为强烈的质疑。但即使在这样的年代里，学术界对夏代的存在也未彻底否定。

       从考古学的角度考虑何为夏文化，北大前辈、著名考古学家邹衡先生早已说过，“夏文化不是没有发现，而是用什么方法去辨认它”。邹先生不但主张夏代是信史，而且坚信考古学完全能够从古代遗存中鉴别出夏文化。

      20世纪下半叶以来，田野考古取得一系列突破性成果，在邹衡、李伯谦等重要学者的推动之下，中国主流学术界（无论是注重文献的历史学界还是注重实物的考古学界）逐步达成共识，即认为二里头遗址是夏都（甚至落实到斟鄩），二里头文化与晚期夏文化有密切关系。二里头文化与与夏文化紧密挂钩的理由是：二里头文化一部分（至少是一、二期）落入夏代积年，时代上早于商朝并与商文化（主要指二里岗文化）之间存在一定的承续关系；文化有较大的辐射范围，具备基本文明要素以及广域王权国家的特点；二里头遗址位于传说中夏人活动的区域，且有王都气象。以此为基点，二里头文化之前的王湾三期文化、新砦期遗存等也被纳入了夏文化的考察范围。20世纪末“夏商周断代工程”对夏朝的认识，实际上即以上述认识为基础，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对1959年以来夏文化考古的总结。 

       在“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揭示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新闻发布会上：

研究表明，多元一体文化现象背后的各地方社会，在其文明起源和早期发展阶段，在各自的环境基础、经济内容、社会运作机制以及宗教和社会意识等方面存在各种各样的差别，呈现出多元格局，并在长期交流互动中相互促进、取长补短、兼收并蓄，最终融汇凝聚出以二里头文化为代表的文明核心，开启了夏商周三代文明。

专家认为，作为一种历史趋势，“多元一体”也奠定了夏商周三代文明的基础，成为中华民族和多民族统一国家形成的原因和源头。

以上相关内容，也可以翻看我过去的帖文《打开夏文化认知的新视界》、《夏文化探索：态度、方法与证据》、《夏商周时期考古》。

      其次是“古埃及城镇”，我不但贴过《古代蒙迪斯：尼罗河三角洲中心的一座早期城市》，考古发掘上阿拜多斯、卢克索、孟菲斯三座古城不可能不知道吧。还有早王朝时期的希拉康坡里斯，吉萨金字塔工匠村，帝王谷工匠村。

       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古埃及的城镇是埃及学家和考古学家面对的难题——因为曾经作为居住、军事和行政中心的城镇都已经消失了，或者尚且未被发掘出来。这种情况在最近20年开始有所改善。在古埃及的国土面积当中，古埃及人的实际居住面积比较小，仅为北京行政区域的两倍。尼罗河三角洲地区的可居住面积占埃及全国的三分之二。之前的考古发现主要集中在开罗到努比亚之间的尼罗河河谷区域，这一地区出土的文物占埃及全国文物的九成。三角洲地区的自然环境非常不利于考古工作，所以在历史上被称作“下埃及”的这一地区的城镇景观一直都是未知领域。另外，位于三角洲地区的遗迹保存较差。地下水位上升、人口快速增长、城镇化快速进行，使三角洲地区的许多遗迹正在消失。根据1914年对三角洲地区的考古调查，当时有土堆遗迹400多个，现在大都已经消失不见。荷兰考古学家也尝试在方圆40平方公里内进行调查，发现有92个古代聚落，但其中71个已经下沉或者被现代建筑所掩盖。1828年，法国埃及学家商博良考察位于三角洲地区的舍易斯城，感叹其为“巨大的宫殿”，而如今此地已无迹可寻。若19世纪初就对三角洲地区进行考古发掘的话，相信这里出土的文物会使我们对古埃及文明的认识有所改变。

       幸运的是，三角洲地区也有少数保存下来的遗址，例如塔尼斯和拜贝特—海格遗址。拜贝特—海格的伊西斯神庙是下埃及最大而且保存最完好的伊西斯神庙，周围有比上埃及阿拜多斯更重要的祭祀奥西里斯的遗迹。在尼罗河河谷地区，唯一一座保存完好的古代城镇位于埃德福，美国芝加哥大学在此地做了系统的考古发掘工作。埃德福的城镇遗址使得学者们首次可以在考古的背景下对地方行政和国家行政进行研究。另外一类保存下来的城镇比较特殊，属于临时城镇。在古王国时期，国家修建临时性城镇用于建造和维护金字塔，因此这种城市也被称作“金字塔城”。金字塔建成、国王顺利下葬以后，金字塔城的大部分将被遗弃，工人们迁移至下一个工作地点。小部分居址会被保留下来，用于金字塔的维护和献祭服务。小部分地理位置优越的金字塔城得以保留下来——如靠近法尤姆绿洲的拉宏，它后来逐渐变成一个地区的中心城镇；除此之外，大部分金字塔城在履行完了任务之后，便被弃用。

塔尼斯遗址

拜贝特—海格的伊西斯神庙复原图

埃德福的城镇遗址

拉宏的金字塔城居住区平面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