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谈“流浪大师”有沈巍，清心寡欲做学问_风闻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兴趣所在。李政道、杨振宁、陈省身等几位诺奖获得者自上世纪70带回国讲学都一再强调：“兴趣是第一位的”。著名数学家陈景润先生一生的研究兴趣都在“数论”，他平时连自己的袜子穿错了都不知道可见与沈巍的“不修篇幅”有些类似，教书也不入门，但是他对“哥德巴赫的猜想”的研究成果至今无人企及。大学毕业教书被学校退回大学，是校长王亚南向华罗庚推荐了他，到了中科院数学所这才真正走向了数论的研究领域。文革期间它没有任何研究环境（地下室和煤油灯），在生命垂危的时候，是武恒先生挽救了他，由此才有了重大的学术成果。先人疾呼“不拘一格降人才”，到了今天为什么我们总是另眼看待沈巍呢？我不能肯定沈巍的学识有多大，但是至少可以肯定，凭着人们向往的职业没兴趣，靠捡拾垃圾的钱买书细读，这并不另类（至少是对“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们来说无法理解）。陈嘉映先生在对东西方文化的比较中曾经说过，“中国人不是不聪明，而是缺乏纯知性的追求”。沈巍在上大学之间就痴迷文史，对数字一向不感兴趣。尽从他言语中所涉及的数目来看，即使算不上大家也绝不是吃干饭的。沈巍属于那种一向兴趣非常专一的人，这没什么不好，也完全无害与社会。为什么就有那么几个人对他横挑鼻子竖挑眼呢，我看这些人大概属于“吃不着葡萄说葡萄酸”吧？其实大可不必惊诧不已。到时从人才的角度网开一面——给他一个演讲的平台（或者说在茶摊做些交流）这没什么不好。蔡元培先生不也是“只看学识，不问出身”吗？熊庆来先生发现了只有初中学历的华罗庚，并能使其成为中科院数学所长，这不就是老一辈科学家一贯遵循的“不拘一格降人才”吗？著名劳动模范倪志福早先在北京永定机械厂当钳工。1953年他经过研究反复试验，发明了高效、长寿、优质（加工精度高）的“三尖七刃”钻头，解决了当时完成紧急任务的关键难题，其先进性得到世界公认。倪志福的发明立即被国家命名为“倪志福钻头（简倪钻）”，后来倪志福又根据生产实践的不同需要，使“倪钻”发展成适应对钢、铸铁、黄铜、薄板、胶木、铝合金及毛坯孔、深孔等不同材质、不同加工要求的系列钻头（即后来称为‘群钻’），这是中国第一次在世界“钻加工”领域展现世界先进水平。所以，在科学技术领域，学历只是一个学习经历的的符号，并不代表其就已经具有了相应的真实能力。大凡所谓“大家”，大多具有看人看事的本领：看人的思敏，看事就是看准研究的方向。这种辨识的潜能不是每个人都能具备的。科学发现往往起源于一种人的潜能（比如归纳演义的灵感等等），而这种潜能通常与其学识水平有关。早先，中国电子科技大学一位鼎鼎大名的电子工程学教授应邀出席学术演讲会时被保安以“衣冠不整”误以为是“拾荒老人”而拒绝其进入会场，结果经主办方解围才避免了误会：“脚上穿的那双布鞋脏兮兮的连袜子也没穿哪想到是一位大教授”？其实，西装革履不过是视觉表象，人的谈吐才能反应其内在的涵养或学识。

   沈巍到底学识如何很容易辨识，如果水平不低于中学教师，半个转岗手续不是难事。至少本人从网络上看到的零散文字介绍和视频来看可以说是“谈吐不俗”，故而想到“诺大的中国给他一个说话的机会应该不是难事”。对于改革开放的而言，重要的资源就是人才。因此，“物尽其用，人尽其才”应是每个国人的共识。

  孔夫子说“三人行必有我师”讲的就是每个人都不要忽视别人的长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