犯罪经济学 | 新型恐袭，下一个“斯里兰卡”？_风闻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智本社（（ID：zhibenshe0-1）

2019年4月21日，周日，上午8点45分，斯里兰卡首都科伦坡圣安东尼教堂上的时钟定格在这一刻。

巨大的爆炸声、教堂墙壁上残留的血渍和街头上惊恐的人群，告诉人们这里正在爆发触目惊心的惨剧。

人们还未反应过来，当地香格里拉酒店又发生了爆炸。紧接着，科伦坡肉桂大酒店、金斯伯里酒店、尼甘布市圣塞巴斯蒂安教堂、拜蒂克洛市圣塞巴斯蒂安教堂发生连环爆炸。

这一天，斯里兰卡3所教堂、4家酒店以及住宅先后九次遭遇炸弹袭击，造成300多人死亡、500人受伤。斯里兰卡总理称，仍有携爆炸物者在逃，国内仍面临威胁。

这颗“印度洋上的泪滴”在悲鸣，世人无不震惊和悲伤。

为什么袭击斯里兰卡？

斯里兰卡，一个存在感非常低的国家。这个岛国，形似水滴，被称作“印度洋上的泪滴”。斯里兰卡曾经历30年内战，最近十年才过上太平日子。

这次连环爆炸事件，给人第一反应就是当年的猛虎组织死灰复燃。但深究，这次袭击的目标是基督教教堂和西方人常入住的高端酒店，这显然不符合猛虎组织的报复目标和动机。这起事件更可能是一起输入型袭击。

根据斯里兰卡新闻发言官员透露，早在袭击发生两周前，该国情报部门曾签发一份警告，显示不知名的圣战组织NTJ（National Thowheeth Jama’ath）计划向天主教堂等目标发动自杀式袭击。但诡异的是该信息唯独没有分享给总理维克勒马辛哈。

据英国《卫报》报道，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宣称对斯里兰卡连环爆炸案负责。不过，他们并没有在声明中提供相应证据。斯里兰卡政府已经逮捕了24名嫌疑犯，称圣战组织NTJ要为这起恐袭事件负责。

维克勒马辛哈总理在新闻发布会上说，“调查人员在确定袭击者方面取得了进展，相信与ISIS有关联。”

为什么袭击斯里兰卡？

这是不是一种新型的恐袭？

悲剧是否刚刚开始？

发展中国家的太平日子是否到头？

会不会有下一个“斯里兰卡”？

为什么恐袭？

恐怖袭击，最残暴、影响最大的当属“911”事件。2001年9月11日，本·拉登指挥自杀式炸弹袭击者，劫持民航客机撞向世贸中心和五角大楼，共造成2977人死亡。

这起事件爆发后，恐怖组织才真正进入中国大众的视野。其实，早在七八十年代，一些中东、非洲、中亚国家以及美国，不断地遭遇大大小小的恐怖袭击。1983年，美国海军陆战队兵营和法国伞兵兵营遭遇自杀式炸弹袭击，246人遇难。1995年，美国俄克拉荷马州一栋政府大楼遭遇炸弹袭击，168人丧生。

九十年代开始，恐怖袭击在全球范围内迅速蔓延，带有明显的宗教性、自杀性，恐怖分子从最初的纯军事打击手段，演化为残杀平民、自杀式炸弹袭击、制造社会恐慌。

恐怖组织的形成以及袭击行为极为复杂，宗教、政治、种族、国家利益等因素纠缠。恐怖主义被称为“21世纪政治瘟疫”。但是，恐怖袭击，本质上是一种犯罪行为，一种猛烈的犯罪行为。

早期的心理学家试图从精神病理学的角度探讨暴力及犯罪行为。**这种观点认为，犯罪行为是病理性的，罪犯具有缺陷基因或先天人格缺陷。**例如，心理学家将二战时期的德国纳粹主义、日本军国主义以及希特勒的种族屠杀，界定为“权威人格综合症”。

这种观点其实很具有代表性。大多数人在媒体上看到恐怖分子，更倾向于将他们界定为“宗教狂热分子”、“变态狂”、“神经病”、“杀人狂魔”，而不是一个正常的人。

早期心理学家认为，这些有着人格缺陷的罪犯，他们犯罪动机不明，有时单纯为了宣泄暴力。精神分析心理学的创始人弗洛伊德认为，攻击是人类天生的本能。与其它动物一样，**人类有着求生和畏死的本能。暴力则是将自我的“死的本能”转置到他人身上，并形成神经路径依赖，变成本能行为。**人遇到的挫折越强、压制越大，反抗、攻击和施暴的程度就越高。

如此推断，恐怖分子施暴时，可能是无意识的，属于一种本能反应。

不过经济学家并不这样认为，他们认为，罪犯和普通人一样，他们的行为并非无意识，也并非只被自私或利益所驱动，而是被一整套丰富得多的价值观和偏好所驱动。

美国经济学家、经济学诺奖得主加里·斯坦利·贝克尔是研究犯罪经济学的鼻祖。他擅长使用经济学分析方法解释包括犯罪、婚姻、歧视在内的各种人类行为，当时对此不屑的经济学家们给他一个称号“经济学帝国主义”。

上个世纪60年代，贝克尔刚到哥伦比亚大学任教不久的一天，他急匆匆地赶往学校，参加一场学生的经济学口试。贝克尔赶到学校时，他发现自己已迟到了。于是，他开始犹豫是将汽车停在停车场，还是冒着罚款单的风险非法将车停在靠近学校的街边。经过对收到罚款单的可能性、罚款的数额大小和停在停车场的费用进行计算之后，他发现将车停在街边是合算的。

在到教室的路上，他想，市政当局很可能也做过相似的分析。他们检查车辆停放情况的频率和选择向犯规者收取的罚款数额的决策，应该是以他们对潜在犯规者会进行的那种计算的估计为依据的。于是，他的口试提出的第一个问题便是让学生为犯规者和警察制订出一套最优行动方案，并从此开始了对犯罪和惩罚的经济分析。

其实，很多人有贝克尔类似的经历。将车违规停在路边，下车买烟，等朋友，回公司取东西。明知违规，也可能受罚，但是还是这么做了。为什么？这些行为都是经过成本与收益的考虑，认真详细或下意识的计算后做出的选择。

犯罪经济学认为，犯罪既是一种供给，又是一种消费，所以人类生活中实际存在一种犯罪市场。

贝克尔发现，不管是像他这样精于计算的学者，还是普通的公众，亦或是罪犯，都不是天生的道德者，也不是先天的“人格缺陷者”，都是正常的、理性的“计算者”。人天生不是道德圣人，也不是罪犯，只要成本够低、收益够大，人人都可能违规、违法甚至犯罪。

后来，贝克尔发表了著名的论文《犯罪与惩罚》。文章指出，除了数目有限的心理变态者之外，大多数的罪犯往往会对犯罪活动的收益和成本的不同刺激作出相应的行为反应。

所以，违规、违法、犯罪与否，并不取决于道德、教育，而是这一行为的收益与成本综合考虑。无论人是自私的、利他的、忠诚的、罪恶的，还是受虐的，都会想方设法使自己所设想的个人福利最大化。

恐怖分子不是变态人格者，他们在人格上与普通人没有多大区别。恐怖袭击是一种组织行为，并不是单纯的宣泄暴力，或无意识的、本能的犯罪。

相反，恐怖组织是一个高智商团体，内部管理严格，运作高效。他们实施的高智商犯罪，政治诉求明确，袭击目标明确，组织策划严谨，袭击方式纯熟。

恐怖分子，与普通罪犯、普通人一样，在实施一种行为时，也考虑成本和收益。一般，犯罪的成本包括直接成本、机会成本和惩罚成本三个部分。

直接成本是实施这一犯罪要付出的人工、装备等成本。一些国家禁枪，管制刀具，提高了犯罪的直接成本。“911”恐袭，恐怖分子挟持飞机撞了世贸大厦和五角大楼，使用的直接成本较低。后来，美国强化安检和防控，恐袭美国本土的直接成本大幅度上升。

犯罪的机会成本，最简单的理解是，一个人的时间用于工作赚钱，还是抢劫；或者，抢劫银行，还是入室盗窃。贝克尔指出:“理性就意味着一些人之所以犯罪是由于与合法的工作相比，他们能从犯罪中获得经济上的收益；他们考虑了被逮捕和定罪的可能性以及处罚的轻重程度。”

贝克尔所说的“被逮捕和定罪的可能性以及处罚的轻重程度”就是惩罚成本。最典型的例子是酒驾。这些年惩罚力度大幅度提高之后，酒驾和醉驾的行为也大大下降。不少人酒后宁愿选择代价，支付这笔费用，也不会冒险酒后开车。酒后开车的成本，不仅包括惩处成本，还包括安全事故概率产生的不可预知的后果。

所以，对犯罪和违法的惩罚力度，包括罚款及量刑，对犯罪行为有重大影响。被抓捕的概率影响着惩罚成本，概率越大成本越大，概率越小成本越小。如果执法力度不够、水平偏低，违法和犯罪的成本则小。

犯罪的收益，来自不同的动机，如为金钱的抢劫，为政治诉求的恐袭，为报复社会的枪击，为寻求刺激的偷窃，等等。

一般来说，恐怖袭击有着非常明确的政治诉求。在一些中东国家，混乱的政治斗争及利益角逐成为当地经常爆发恐袭的主要原因。

可能最让人难以理解的是自杀式恐怖分子，他们的利益诉求是什么。他们视死如归，难道真的是舍己为人，牺牲小我，成就组织？

贝克尔认为，人的行为是有前瞻性的，而且在时间上也是始终一致的。他们会尽可能地预期未来的收益。

自杀式爆炸者并不总是狂躁、绝望及充满仇恨，他们多数是极端的宗教信仰者，对超未来有无尽的希望和渴求。他们经常不把自己看作罪恶的、绝望的，而是自由战士，为反抗宗教、种族和思想的压迫而“圣战”。他们会把受害者描述成该死的信徒、罪有应得的种族以及自己宗教的宿敌。

他们认为，为“圣战”牺牲是一种荣耀，这样在超未来中可以享受主的眷顾。这就自杀式爆炸者的收益——巨大的心理效用。

为什么恐袭斯里兰卡？

过去，恐怖袭击更多发生在西方国家、中东及一些宗教狂热国家。过去恐怖主义的主流冲突是，伊斯兰教与基督教之间的宗教冲突，中东国家与美国及西方世界之间的政治利益冲突。

但是，这一次，远在南亚、印度洋上的斯里兰卡遭遇连续自杀式炸弹袭击，确实让人大为不解。毕竟斯里兰卡不是西方国家，也不是西方国家的亲密盟友。国内佛教与伊斯兰教的矛盾并未到激化的程度。穆斯林群体在当地属于中上层阶层，收入远高于僧加罗人，不存在对穆斯林的内部压迫。那么袭击斯里兰卡，能达到恐怖组织什么政治诉求？

从恐袭的目标来看，这次恐怖组织针对的依然是西方世界。遇袭的教堂，是基督教堂，而且正在举行复活节活动。遇袭的酒店，多为西方出资，其中外国游客也以西方人为主，伤亡人员中，外国人比例较高。

这次袭击事件，与2018年印尼泗水三教堂连环袭击、2017年埃及两座教堂炸弹袭击类似，后两起事件都与“伊斯兰国”相关联。

所以，这次恐袭斯里兰卡，实际上是针对基督教的打击爆发以及西方世界的政治图谋。

为什么不直接打击美国或西方国家，而是恐袭斯里兰卡呢？

“911”恐袭事件爆发后，美国总统小布什全力围剿恐怖组织，先后击毙本·拉登及众多恐怖分子头目，中东及阿富汗恐怖组织遭重创。自从“911”以来，恐怖组织实施恐袭的成本越来越高，恐怖组织几乎没有在美国本土得手。

之后，他们转而求其次，将目标锁定在英国、法国等西方国家，制造了2004年马德里市郊火车站炸弹袭击、2005年伦敦地铁爆炸案、2015年巴黎恐袭案（造成至少197人死亡）。

但是，近些年，西方国家尤其是欧洲本土提高了反恐及安检级别，强化了对难民的管理。恐怖组织对欧洲的恐袭成本也在提升，他们逐渐将目标转向一些防卫级别比较低的发展中国家。

尤其是这两年在叙利亚和伊拉克战场失利后，“ISIS”将目光投向东南亚，计划在菲律宾等国建立新据点。2017年，亲ISIS武装占领菲律宾棉兰老岛的马拉维市，试图建立第二个摩苏尔。

**与美国和西方国家相比，恐袭发展中国家的机会成本要低得多，受到惩处的成本也更低。**一些发展中国家的防恐、反恐能力很弱，这给恐袭组织可乘之机。打击发展中国家，不容易遭到西方世界的报复。

目标从西方国家转移到发展中国家，说明恐袭的成本不断增加，也说明恐怖组织日渐衰落。早期恐袭是针对国家军队的纯军事打击，如当年的车臣武装属于军阀级别，具有相当的硬实力；后来，演变为针对西方世界平民的自杀式袭击；如今，转向对发展中国家平民的自杀式袭击。

这显然是一种“找软柿子捏”的行为。就像美国，一些极端分子想要报复社会，不敢狙击白宫，而是在校园里扫射。这就是“以弱制弱”。

斯里兰卡国防部称，此次爆炸案是**“对新西兰克赖斯特彻奇市枪击案的报复**”。今年三月，新西兰克赖斯特彻奇市的2座清真寺内发生枪击事件，造成50人死亡。倘若国防部所言属实，从新西兰转向斯里兰卡，恐袭明显地向“弱国”转移。

恐怖组织袭击弱国、发展中国家，能够达到他们的政治诉求吗？能获得足够的收益吗？

以斯里兰卡为例，这次恐怖袭击针对的西方人聚集的酒店和教堂。在遇难者中，不少来自澳大利亚、英国、日本、葡萄牙、美国、丹麦的国民。其中，丹麦首富、VERO MODA的老板Anders Holch Povlsen三个孩子都在此事件中遇袭身亡。

恐怖分子无法直接袭击欧美国家，或者袭击成本极高，他们将目标瞄准发展中国家，制造社会混乱和恐慌，袭击来自西方国家的游客以及基督教，如此对欧美世界构成打击，试图倒逼西方国家向其妥协，达成他们的政治利益。

丹麦首富（拥有苏格兰1%的私人土地）、跨国企业、西方游客，都有可能影响西方国家的反恐政策。同时，遭受袭击的发展中国家也会给西方国家施压。如此，西方国家可能陷入两难，反恐形势陷入被动。

这或许是一种新型的恐袭方式，标志着一个新的恐袭时代来临。

未来，类似于斯里兰卡的发展中国家，西方游客多、西方投资多、信仰基督教、安防措施差的发展中国家，都有可能成为恐袭的目标。

从成本和收益综合分析，针对发展中国家的“独狼式恐袭”，很可能成为一种新型的恐袭方式。这种方式是目前苟延残喘的恐怖组织发动袭击、制造威慑成本最低、效益最大的方式。

若恐怖组织以“独狼式”对发展中国家“多点开花”，整个发展中世界难以招架。

如果恐怖分子将目标转向广大弱小的发展中国家，实施“以弱制弱”的恐怖策略。那么，发展中国家将遭遇无妄之灾，陷入不确定的恐惧之中。这些国家，大部分的安检系统落后，警察相应能力差，甚至不具备防恐和反恐能力。一些像斯里兰卡这种旅游国家，为了吸引国家游客，放松管制管控。如果恐袭升级，这些国家的旅游产业及经济也将遭遇重创。

“911”恐袭后，不少国家都加强了安检和防卫，国际间的交流和交易费用大幅度地提高。如果不断的有发展中国家遭遇恐袭，西方投资和游客都可能大幅度回流。这对本已衰退的全球化以及发展中国家来说是巨大的打击。

对于中国普通民众来说，恐袭是非常遥远的事情，只会发生在媒体上，重点在西方世界和中东国家。在中国密不透风的维稳和反恐环境下，恐袭的成本极高，发生的概率也极小。但是，这些年，越来越多人出国旅游，其中前往价格低廉的发展中岛国居多，如泰国、马来西亚、越南、印尼。

斯里兰卡旅游发展局数据显示，2018年访问斯里兰卡的游客人数达到230万，排名前五的国际游客是印度、中国、英国、德国和澳大利亚。中国驻斯大使介绍，在本次事件中，失联5名中国公民有4人疑似死亡，1人确认死亡。

斯里兰卡恐袭事件，或标志着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平静日子结束，恐怖袭击将大范围地蔓延到人类文明及防恐的薄弱地带。

“以弱制弱”，是恐怖分子精于计算之后的选择，也是恐怖袭击的新方式，更是人类文明的耻辱。

参考文献

【1】人类行为的经济分析，加里·S·贝克尔，上海人民出版社；

【2】津巴多时间心理学，津巴多，万卷出版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