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资的内圣和外王_风闻

1815年6月18日黄昏时分，滑铁卢的厮杀声逐渐沉寂，硝烟尚在战场上弥漫，但历史的长河已然在这里改道。

几个小时前，拿破仑军队在这里全线溃败，伟大的法兰西皇帝彻底谢幕。由于交战双方还在乘胜追击和溃退逃命，因此这条即将震惊全球的消息，仍然被禁锢在方圆十几公里的范围内，而从巴黎到马德里，从开罗到莫斯科，无数人都在屏息等待这条改变欧洲历史的消息传来。

在伦敦，皇家交易所里挤满了焦灼的人群，因为战局的胜败会极大地影响英国国债价格。滑铁卢距伦敦仅360多公里，但对于当时的交通状况而言，寄送一封信到伦敦，需要整整一周时间。毫无疑问，此时消息传递的速度价值连城，哪怕早一个小时，也意味着一大笔财富。

一直在战场外围观察的一名年轻人，在确认英军取得胜利之后，匆匆地跨上一匹快马，穿过暴雨后泥泞的乡间道路，向二十多公里外的布鲁塞尔疾驰而去。

当天夜间，这名年轻人抵达布鲁塞尔，稍作休息后便即刻转向海边的奥斯坦德港（Oostende），那里有一艘属于罗斯柴尔德（Rothschild）家族的船正在整装待发。当这艘船接到这名疲惫的年轻人，启航向英国出发时，威灵顿公爵派遣通报胜利消息的特使，才刚刚从滑铁卢启程[2]。

一天后，船在一片大雾中抵达了英国福克斯顿港，身穿黑色翻领大衣的内森·罗斯柴尔德（Nathan Mayer Rothschild）已在此等候多时。在港口详细听取了汇报后，他几乎没有任何犹豫，立马决定快马加鞭前往伦敦皇家交易所。在路上，一个完整的交易方案在他脑子里逐渐成型。

到交易所后，内森·罗斯柴尔德来开始了他的表演[3]：他先是背靠着一根柱子，装出痛苦的表情，下令将价值数万英镑的英国公债抛售。交易大厅里察觉到了内森的反常，在看到他绝望的模样后，如梦醒般开始尖叫，“英国输了！”恐慌开始弥漫交易大厅，所有人都在疯狂抛售公债。

当债券暴跌到票面价格的5%时，一股资金悄无声息地在收集筹码，旁观这一切的内森·罗斯柴尔德面无表情。

21日晚上11点，威灵顿报捷的信使终于赶到了伦敦，向正在开会讨论军情的大臣们通报了反法联盟胜利的消息，这比罗斯柴尔德足足晚了几十个小时。第二天，英国大胜的消息传遍全国，公债价格飙涨。已经暗中收集了大量筹码的内森·罗斯柴尔德趁机全部套现，攫取了巨大的利润。

这价值连城的几十个小时，得益于一张多年培育的情报网络。地中海里穿梭的船只、西欧平原上疾驰的马车、飞越英吉利海峡的信鸽，都是这张网络里的一部分。连法国外交官塔列朗都感叹[3]：“英国内阁总是在消息传来的10或12个小时之前，就从罗斯柴尔德那里获知相关信息。”

这个故事被传诵多年，甚至被改编为戏剧和电影，比如1936年的话剧《Rothschild Wins at Waterlo》，并将若干情节进行了放大和渲染，目的是强化罗斯柴尔德家族贪婪的属性，用来作为反犹的宣传素材[3]。但无论故事被如何包装，这场债券之战的内核只有两个：信息优势和人性弱点。

Jeremy Irons在Margin Call里讲过一句金融行业的至理名言：Be first，be smarter，or cheat。翻译成大白话，就是要想在金融行业里数钱，一是要建立信息的优势（要么比别人迅速，要么比别人深度），二是要建立心灵的优势（要么克服人性弱点，要么利用人性弱点）。

当代投资者建立信息优势的缘起，可以追溯到1830年夏天的那些在纽约证券交易所楼顶上冒着烈日挥舞旗帜的古怪行为。

1.  重塑墙街

现代通信技术尚未发明前的年代，是木心诗里那个“车马邮件都慢 ，一生只够爱一个人”的年代，慢到现代人无法想象。

比如1848年加利福尼亚发现金矿后，这条让全美疯狂的消息，连带着一块20磅重的矿石，花了78天才从东海岸送到华盛顿白宫波尔克总统的桌前；而在1840年的鸦片战争中，林则徐关于英国舰队出没的奏章用了1个月才从广州送达北京，等道光帝看完，浙江定海已经沦陷12天了。

华尔街从未放弃提高通信速度的努力。1830年，纽约证券交易所为了向费城传递股票价格信息，琢磨出一种笨办法：每隔6~8英里就安排一个人站在高处，配备旗帜和望远镜，第一个人站在纽交所的楼顶上，挥舞旗帜传递股价。第二个人用望远镜观察到后，也用旗语传给下一个人。

通过这种方式，信息传到费城只需30分钟。虽然这种人肉烽火台的费用高昂，连政府都用不起，但当时纽交所的股票交易旺盛，股价涨跌代表着巨大的利益，投资者不吝一掷千金。从这时人们逐渐意识到：通信技术和金融信息天然有紧密结合的基因，毕竟赚钱才是人类永恒的需求。

在古代，通衢便利的要冲通常会诞生繁华商埠，在现代，汇通四方信息的城市必然能孕育金融中心，纽约率先意识到这一点。

美国建国之后，港口城市纽约的金融业虽然发达，但并非美国的金融中心，波士顿、费城、旧金山等城市同样有着发达的市场。由于距离遥远，当纽约的价格信息通过旗语或邮递驿站（Pony Express）传递到这些城市的时候，已经过期。这些城市保持相对独立，不受纽约控制。

现代电报发明后，在摩斯码发明者Samuel F. Morse的推动下，纽约率先筹划费城的电报线路，并于1846年1月投入运营。电报虽然昂贵（10个单词收费25美分），但受到华尔街的热烈追捧，前四天收入高达100美金，远高于同期华盛顿到巴尔的摩的线路（前四天的收入只有1美分）。

尝到商业的甜头后，纽约开始疯狂修建电报网络，延伸到各地的线路多达11条。华尔街是电报网络最大的主顾，有银行每天要发出6到10条电报，还有公司每年要花超过1000美金的电报费[4]。这种变化影响深远：随着电报的铺设不断扩张，越来越多的城市被纽约的影响力吞噬。

跟落后的旗语不同，电报在几秒钟之内就能把纽约的股票价格传送到各地，而且不受天气影响，更可以24小时工作。凭借这种优势，资金、人才和经纪商被大量吸到了华尔街，全国涌来的流动性让纽约彻底掌握了证券定价权，在美国金融中心的竞争中脱颖而出，至今仍无法撼动。

只要能比别人快1秒，钱从来都不是问题。从笨拙的旗语和昂贵的电报开始，华尔街一向是前沿技术的弄潮儿。

1867年，历史上第一台股票自动报价器诞生了，这种机械装置能够把电报传来的股票价格自动打在纸带上，实现实时报价。1876年，亚历山大·贝尔发明了电话，信息量和即时性远超电报，因此在两年之后，昂贵的电话系统就出现在纽交所，极大缩短了投资商和经纪人之间交流的速度。

华尔街的投资大鳄，对先进的通信工具非常敏感，敢于在这些新玩意儿上砸钱。比如号称“百年美股第一人”的杰西·利弗莫尔（Jesse Livermore )，既擅长利用电报传输的时延，人为制造价格波动进行套利，也热衷花费巨资租用电话线路，获取远快于公众的第一手信息。

电话线路密布的华尔街，1892年

但随着电报、电话甚至电视的普及，信息优势不再被有钱的大户所垄断，顶尖交易者开始意识到：“信息优势”很重要，“心灵优势”也很重要。

要想建立起“心灵优势”，要么能客服自己的人性弱点，要么能利用别人的人性弱点，这都是极难的事情。如果仔细总结各路投资大师的职业生涯，会发现他们做到了两点：1. 生活自律和交易自律同等重要；2. 用严格的自律来换取心灵的自由：只要做到“不逾矩”，才能“随心所欲”。

以利弗莫尔为例，这位高度自律的亿万富翁每天十点就寝，早上六点起床，起床后开始两个小时的阅读，几十年雷打不动；在经典的“伯利恒钢铁”一战中，他严格遵守交易纪律，耐心等待6周，一旦交易时机出现便果断出手，一共只交易了两次，靠500股的信用额度彻底翻身。

对一个标准的华尔街投资者来说，电报和电话让他可以方便地了解到密西西比河的船运价格和伊利诺伊州的大豆种植面积，这在以前无法想象。但消息增多，干扰也在增多，投资者在信息的“饱和攻击”下，容易熊瞎子掰苞米——掰一个丢一个，难以坚守投资纪律。

谋求信息优势，是博弈外部世界；谋其心灵优势，是博弈内心世界。外不能胜人，内不能克己，投资怎么可能成功？

2.   突出重围

1991年1月17日凌晨2时，停泊在红海的美军驱逐舰向巴格达发射了第一批“战斧”导弹，准确地击中各个战略目标，爆炸的火光将天空染得通红；而在9637公里外的纽约曼哈顿，一大批投资者正在紧盯着自己桌前的显示屏，焦躁地刷新着数据，他们只关心一件事：原油价格能涨多少？

战争在中东的心脏打响，势必会影响全球原油价格。在离巴格达4,652公里的伦敦金融城，布伦特原油价格在国际石油交易所一经发布，几秒钟后便传到了5,585公里外的纽约、9,612公里外的香港和16,989公里外的悉尼。相比滑铁卢战争，此时全球同步的速度已经用秒来计算。

伦敦金融城那些身着萨维尔街bespoke西装的银行家，之所以能够跟科威特边境的101空降师士兵经历共同的焦虑，得益于80年代开始的金融信息化革命。

如果拉长历史来看，“信息优势”从豪门巨富的专属特权，变成普罗大众的基础设施，主要发生在两个时间阶段：一个是19世纪下半叶，标志是电话、电报和无线电的诞生，是金融信息传递的革命；另一是20世纪80-90年代，标志是计算机的普及，是金融信息处理的革命。

在上世纪80年代初，证券分析师的办公桌上往往是这么一派场景：排列整齐的6支2号铅笔紧贴着桌边的大摞白纸，一边架着两台电话，另一边垒着写满密密麻麻公式、数字、代码、字母的稿纸。从开盘到收盘，分析师从各类报纸栏目里检索信息，拿笔飞速计算着各项资产收益率。

随着各类衍生品和复杂金融工具的出现，这种低效的人工运行模式显然已经不堪重负。

1982年，一种叫做彭博终端（Bloomberg Terminal）的机器在美林证券被投入使用。这种为金融机构量身打造的微型机，既能提供及时准确的金融资讯，又能提供专业的数据和图表，并将新闻、数据、分析工具、研究报告都整合在一体化平台上，受到交易员的热烈欢迎。

90年代的彭博终端 图片来源：Bloomberg Instagram

1982年到2001年，美国机构投资者数量空前增加，共同基金数量从340个增加到8307个，20年间膨胀了近25倍，机构投资者的增多，加大了行业对信息服务的需求，彭博公司逐渐成为全球最大的金融信息提供商，终端机占领了几乎所有专业投资者的办公室，甚至装到了投资者的家中。

在美军轰炸巴格达的那个深夜，原油期货多头汤姆·巴索（Thomas F. Muller）就是在家里洗澡时，听到了彭博终端的警报声。

按照事前的推演，原油价格应该在战争打响后大幅上涨，像Muller这样的原油看多者，自然可以赚得盆满钵满。在美军发射第一枚导弹之前，原油价格已经从25美金/桶飙涨到了32美金/桶，在战争打响的2个小时里，油价继续上涨逼近35美金/桶，原油多头胜利在望。

但就在Muller松了口气，离开彭博终端去洗澡时，油价掉头直下，迅速跌倒30美金/桶，而且还在继续下跌。听到警报声的Basso连忙冲出浴室，被终端机上的数字所震惊，不顾衣衫不整变匆忙打电话给同事，启动了之前准备好的止损策略，最后将损失控制在了15%左右。

到收盘时，价格已经跌至20美元/桶，日内跌幅达35.5%。叠加期货交易的高杠杆率，无数投资者被爆仓，到战争结束时，油价比开战前还要低10美元/桶。多年后，Muller回忆起那个惊心动魄的深夜，总结道：“巴格达扔下的炸弹，把我从芝加哥的浴室炸到了彭博终端面前。”

日新月异的信息技术，将全球金融市场连成了一个共同体，盈亏须臾可计，环球同此凉热。

一个典型的曼哈顿对冲基金经理，每天来到办公室，展现在面前的是一个纷繁且跳动的世界：20个国家的证券指数、300种商品期货报价、5000家上市公司的股票价格，8000只可交易的债券价格，上万条的全球资讯……在这种高密度的信息环境下，建立“心灵优势”是件不容易的事情。

自律仍然是唯一的途径，“债券之王”比尔·格罗斯(Bill Gross)在这方面就做的非常极致。他的办公室里长期挂着偶像利弗莫尔的照片，借以提醒自己要时刻控制自己的情绪。格罗斯汲取了利弗莫尔的经验和教训，在生活和投资上均发展出一套高度自律的系统，藉以打败情绪。

在利弗莫尔的画像下面，还有一句他的格言：投资人必须提防很多东西，尤其是自己。

为了克服自身的弱点，他每天的生活都高度自律：每天四点半起床，打开彭博终端看昨夜的行情和新闻，吃完早餐后六点钟准时开车到公司，中间公司对面酒店做一小时瑜伽。四点钟债市收盘后，去乡村俱乐部练球，之后回家，七点半看一小时左右的书，然后上床睡觉，几十年如一日。

格罗斯所在的太平洋投资管理公司（Pimco），基金经理大部分都跟格罗斯一个模样（或许是他的强制要求）：高度自律、长时间工作、喜怒不形于色，即使在市场上大获全胜，也不能有任何欢呼。格罗斯的好友Timothy Middleton这样形容：他让办公室安静得像在办丧礼。

在生活和投资上均发展出一套高度自律的系统，目的无非是希望在信息的重围下建立“心灵优势”。这种优势能帮助投资者在万花筒里看到线索，在暴风雪中找到道路，在鲜花簇拥下不迷失自己。但坦白讲，全球绝大多数专业投资者，都没有建立“心灵优势”的能力。

就像《大而不倒》作者Sorkin对华尔街总结的那样：看最及时的数据，读最深度的报告，买最昂贵的服务，做最聪明的分析，犯最幼稚的错误。

3.  羊群危机

美国第74任财政部长保尔森的办公室，布局跟一般政府高官不太一样。

这间位于三楼的办公室，可以俯瞰不远处白宫的玫瑰花园，墙上挂满了妻子的摄影作品，和一只装有芝加哥黑手党阿尔·卡彭的手枪的玻璃盒，价值连城。办公桌前面摆着软皮椅，旁边竖着星条旗，背后则是4台彭博终端，黑色的屏幕上闪烁着黄色和白色的滚动信息，格外显眼。

就是在这个房间里，亨利·保尔森管理着11万财政部雇员和121亿美金的预算，权力通天。但更重要的是，在2008年那个夏秋之交，他在这个房间里通过电话线、彭博终端和不时进来听取指示的下属，指挥了全球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救市行动，相对成功地阻止了危机的进一步蔓延。

救市时期的保尔森，电影Too big to fail，2011年

背后是闪烁着行情信息的彭博终端

出任财政部长前，保尔森是高盛集团的CEO，是华尔街的老兵，因此比一般政客更能理解金融危机是如何诞生的，也更能看清那些隐藏在数字背后的贪婪和人性。因此，当下属在财政部的办公室里问他“为什么雷曼和AIG会如此愚蠢”的时候，他回答道：大家都在疯狂赚钱，没人想停下来。

保尔森的解释并不全面，事实表明，那些建立起“心灵优势”的人，尽管也收到关联波及，但基本都躲过了金融危机。

巴菲特和芒格一直远离房地产市场，根据李录回忆，芒格在2006年就知道如何用CDS来做空房地产，只不过他不想赚这个钱，理由很简单：“房地产市场最终肯定是政府买单，做空CDS赚的钱，本质上都是纳税人的钱。”而无独有偶，比尔格罗斯也早在2006年就察觉到了危机的气息。

2006年，格罗斯开始投入大量资源进行房地产研究，派出几十个员工到全国调研。在得出泡沫严重的结论后，他果断开始抛掉高风险高收益的债券，开始卖进国库券这种低风险低收益的债券。这种收缩不是没有代价，他的业绩很快就掉到债基排名的后25%，受到众人的嘲笑。

那段时间格罗斯的精神压力极大，昔日把他捧成“债券之王”的各路媒体，此时都调转枪口对其大加讽刺，这让格罗斯一度陷入沮丧的循环中，甚至上班时都不敢搭电梯，改走楼梯。后来他回忆道：“那九个月、真的、非常、悲惨，心情就像洋基队没打进棒球决赛一样失落。”

历史证明，在投资行业能建立起“心灵优势”的人，总能得到丰厚的回报。2007年，在一片哀鸿遍野中，格罗斯第三度拿到晨星最佳固定收益经理人奖，是史上唯一有此殊荣的人。

但像比尔格罗斯这种人，毕竟是极少数。按照PerTrac的统计，有13675家对冲基金获得了做空房地产市场的通行证（投资CDS的许可），但仅有100家机构做空，其中大部分还是为了对冲手上的不动产。只有极少数人，大于10个，小于20个，直接对赌了房地产市场的崩溃 。

很多专业投资者都掌握了房地产行业的泡沫数据，但大部分人都跟随“美国永远涨”的潮流，不去深入研究。相反，Scion Capital的基金经理Michael Burry，把某个抵押贷款包的800多页的文件一页一页翻完，发现了大量房贷违约的事实，然后下注做空，赚得暴利。

事实告诉我们：就像“天赋”和“努力”的辩证关系一样，绝大多数人都达不到要靠“心灵优势”赚钱的资格，他们连最基本的“信息优势”都无法建立，尤其是那些常把“别人恐惧我贪婪，别人贪婪我恐惧”挂在嘴边的人，往往可能连自己重仓股的年报都没有认真看过。

Too Big To Fail有这样一个细节：救市接近成功的保尔森站在办公室的窗前，望着远处的白宫，表情一脸凝重。这位曾经跟建行王行长一起参与过广东粤海集团重组的“中国通”或许在想：我在中国的老朋友们，是不是也会面临同样的问题呢？假如是他们，会怎么处理呢？

他自己心里清楚：在毫秒级的全球同步时代，金融危机的冲击范围只会越来越广，但人性的逻辑却亘古不变，“救市”这门屠龙术，永远都不愁没地方用，无论是在西方，还是在东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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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尾声

今年的3月1号，一代债王格罗斯退休了。

格罗斯的生活宛如一台机器，他最好的朋友恐怕是那台彭博终端：无声但真实。他对机器如此热爱，以至于用过的彭博键盘在2015年被美国史密斯国家博物馆收藏；而得知他退休后，彭博公司创始人迈克尔·布隆伯格更是送了他三台终端，供他终生免费使用（每套的价格是2.4万美元/年）。

史密斯博物馆收藏的彭博键盘，2015年

74岁的格罗斯退休了，81岁的西蒙斯还在纽约长岛设计量化模型，89岁的巴菲特也还在奥马哈思考对苹果的投资，95岁的芒格或许在翻看着比亚迪的财报……投资大师们的派别、风格和方法虽然不同，但他们都坚持了同样的事情：扬长避短，建立起自己对这个世界众生的优势。

除了那句first、smart、cheat的谚语外，华尔街还有另外一句名言：Bulls Make Money, Bears Make Money, Pigs Get Slaughtered(牛可以赚钱，熊可以赚钱，只有猪会被屠宰) 。

2009年夏天，2000名工人日以继夜地施工，穿过河床、山脉、公路和农庄，铺设了一条从芝加哥到新泽西的光纤通道。这条耗资3亿美元的线路，能够让两地的信号传输从16毫秒缩短到13毫秒，尽管月租高达30万美元，但仍被200家高频交易机构疯抢，显然他们赚的更多。

在施工队为3毫秒冲刺的同时，巴菲特正在跟对冲基金Protege Partner打赌，赌他们10年内无法战胜标普500指数。10年后，频繁操作的对冲基金惨败给以静制动的指数基金。可见，尽管信息优势的战争已经打到了毫秒级，但心灵优势的探索还在人类几千年前就成型的弱点中兜圈。

如同王阳明毕生所追求的那样，一个顶级投资者，既要做到“内圣”，也要练就“外王”，在这个既迅捷又顽固的领域，投资永远都是一场内外兼顾的修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