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经国为何选择李登辉做接班人？_风闻

【吴建国  台湾高雄科技大学前校长】

蒋经国的一生，留给台湾人民无限的追思与怀念。虽然已经过世超过30年之久，台湾的历次民意调查均显示，有一半以上的台湾人民认为蒋经国是对台湾贡献最大、最值得人民尊敬的领导人。

但是，唯有一件事造成台湾人民对蒋经国存有普遍不满与不解，就是他为何会选择一位不承认自己是中国人而是日本人，且坚决主张“台独”的李登辉作为他的接班人，乃至后来将两岸关系带入紧张，几乎兵戎相见的绝境，对蒋经国不能知人善任的评价，也就不绝于耳。相信同样的疑惑，也存在众多大陆同胞的心中，本文就要从这样的角度，将当时的时代背景与环境等因素，做一个说明，以解读者的存疑。

大力推动政治本土化政策

1949年国民党政府败退台湾，当时的台湾刚从长达50年日本殖民统治的悲惨命运中，重新回到祖国怀抱不过4年而已。在日本实施“皇民化”殖民政策的影响下，台湾人民被迫接受日本教育，大多不识中文，不会讲国语（就是普通话），只会说日语与闽南语。在这种情形下，早年的国民党政府所用各级干部与人才，自然多为从大陆来台的党、政、军人员（即所谓的外省人）。台湾人民限于本身的学识、能力与条件，确实很难进入政府，担任公职，扮演任何角色，这是现实造成的结果，不能归咎于国民党政府用人政策的偏差。所以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那是外省人当家统治台湾的年代。

然而，随着教育普及与蒋介石大力推动中国文化运动的结果，占有几乎90%人口的台湾本省人，开始逐渐在各行各业崭露头角，学识、能力都有显著的提升，已经具备能够跻身政界，担任公职，扮演统治者角色的条件，国民党政府在台湾权力结构的改变，成为大势所趋，也是必然的结果。

事实上，蒋经国从1960年代起，已经开始注意到台湾“政治本土化”的问题。他特别交代重庆时期中央干部学校毕业的学生、极受其信任与重用的心腹干部李焕，要在台湾各地发掘未来足以担当重任的本省精英与人才，推荐给他，只要通过蒋经国的面试，确定是可用之才，就可以平步青云、不次拔擢，担任要职，进入中央决策高层。

为了方便李焕能透过适当职务的机会，接触到台湾各地的人才，蒋经国在1960年代，就任命李焕同时担任“中国青年救国团副主任”（蒋经国自己是主任）、国民党台湾省党部主任委员、“行政院青年辅导委员会主任委员”三大党、政、团要职，目的就是要李焕经由职务关系，多接触、多认识台湾各地的青年才俊，得以向蒋经国引介推荐。就在大力推动“政治本土化工程”的时候，李焕有机会认识了当时在“中国农村复兴委员会”担任技正工作的农业经济专家李登辉。根据李焕回忆录《追随半世纪》中的记载：

1972年蒋经国担任“行政院长”，正在筹组内阁时，为了要找一位具有农业背景的本省籍专家学者，出任“政务委员”，那时我（李焕自称，以下同）是奉经国先生之命，专门负责发掘合适的本省籍人才，推荐给经国先生的这个工作。我最先认识李登辉是在我担任台湾省党部主任委员时，发现在“中国农村复兴委员会”中，有一位曾经留学日本与美国，得到农业博士的本省籍专家，就特别约见他，见他面貌老实，待人诚恳，加上当时政府亟需农业方面的人才，我因此安排他到省党部讲演，谈台湾的农业问题，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所以，当经国先生在组阁时，需要一位本省籍的农业专家做“政务委员”，要我推荐人选，我很自然地想到李登辉，将他推荐给经国先生，李登辉从此得以进入政界，才有后来这一切的发展。

图 | 李登辉当选副手后，蒋经国亲往道贺

所以，可以说李登辉是蒋经国“政治本土化政策”的受益者。在李焕的推荐下，他得以担任“政务委员”，主管台湾的农业事务。等到1978年蒋经国担任台湾地区领导人时，又受到蒋经国的提拔，晋升为台北市长。这时蒋经国开始认真看待这位将来有可能身负重任的台籍精英干部，经常在下班后，亲自到李登辉台北市长的官邸，与他闲话家常，嘘寒问暖，灌输他“大中国思想”，还经常送有关中国历史地理的书籍，要李登辉好好研读，要他打从心底认同自己是中国人，不要受到年轻时接受日本“皇民化”殖民教育的影响。

原来在日本统治台湾时期，留在台湾的闽南人与客家人，基本上分为两种不同对待日本殖民教育的台湾人：一种是坚决抵制“皇民化”教育，坚持自己是汉民族，是中国人。另外一种则是迫于现实，只有向日本殖民统治者低头，接受“皇民化”教育的台湾人。李登辉就是属于后者，不但接受了“皇民化”教育，还为自己取了一个日本名字“岩里政男”，认为自己是日本人，不是中国人。

对于李登辉过去这段“数典忘祖”的荒谬历史，相信蒋经国是心知肚明，不过蒋经国觉得可以透过自己的潜移默化，加上对他的重视、重用，可以产生影响，改变李登辉的思想与心态。只是事后证明，蒋经国当年的努力付出，都全是枉然，李登辉在蒋经国死后，仍然难掩其真面目，暴露了他主张“台独”与认同自己是日本人的真实想法。

李登辉毕恭毕敬对待蒋经国

至于李登辉对待蒋经国，他深知“伴君如伴虎”的道理，在蒋经国面前，他必定毕恭毕敬，如同当初李焕所形容的“貌似忠厚”一样，大气都不敢喘一口，椅子只敢坐三分之一，以松懈蒋经国对他的防备之心。

就在这样苦心经营之下，李登辉已日渐得到蒋经国的信任。果然，在担任台北市长3年后，李登辉再受到蒋经国的拔擢，升任台湾省政府主席，治理除了台北与高雄外的所有台湾地区，李登辉好整以暇，已登上台湾地区领导人以外的“第一大诸侯”地位，伺机以待再攀事业的高峰。

1984年2月，国民党召开第十二届三中全会，决定下任台湾地区领导人及副手的提名人选。台湾地区领导人候选人毫无疑问，由主席蒋经国继续连任，副手人选会是哪一位，就成为台北政坛共同瞩目的焦点。在蒋经国第一任期担任副手的谢东闵，因年事已高，健康状况也不尽如人意，促成蒋经国决定要提名一位新人来担任副手。

由于蒋经国自己是外省人，基于政治平衡的考虑，副手自然需要提名一位本省籍、经历完整、资望足以服众的政要出任，方符合各方期待，摆平政界杂音。

当时环顾台湾政坛，曾经担任过台北市长与台湾省政府主席的台籍人士，唯有本来走在李登辉之前、资历较深的“内政部长”林洋港与李登辉两人符合这样的条件。不过，经过蒋经国仔细思考，最后却决定舍资深的林洋港而选择了资浅的李登辉，这是台湾政界一直不很明白的一个秘辛。

一直到2003年，李焕才在笔者的追问下，说出了其中的奥秘：经国先生是基于省籍平衡的考虑，决定其副手的人选必定要由本省人担任。如此就将那时做得很好，又颇孚人望的“行政院长”孙运璿排除在外。而在当时无论资历、声望在本省人中最高的就数李登辉与林洋港两人，他们从政的经历相仿，都曾先后担任过台北市长与台湾省主席。不过仔细分析以后，所以没有选择林洋港的理由，主要有以下四点：

一、林洋港在担任台湾省主席的时候，在省议会接受省议员质询，要求将台湾省农会与农田水利会的总干事由官派改为民选。林洋港是本于民主的理由，同意了省议员的主张。他不知道这是当年经国先生在担任“行政院长”时，见到民选产生的农会与农田水利会总干事，因为不受政府与民意机关的监督，拿着高薪，开着名车，产生许多弊端，为农民所抱怨，经国先生才决定改为官派，成为要受政府法规限制与管理的公务人员，不致于在地方作威作福，产生鱼肉农民的弊病。林洋港在不了解的情况下，骤然又改为民选，违背了经国先生当初的用心，让经国先生失望。

二、林洋港也是在担任省主席时，接受了省议员的建议，在没有事先与“行政院长”商量的情况下，公开宣布将原来是县辖市的新竹市与嘉义市升格为省辖市，严重影响到新竹县与嘉义县的发展与财政收入的来源。为此，“行政院长”孙运璿颇有微词，希望林洋港收回这个没有授权的宣布。但是，林洋港竟以辞职要挟，孙运璿为了避免在经国先生健康不佳的情形下，使此事件演成政治问题与风暴，只有吞下这口气，不过从此在经国先生的心里埋下林洋港不好驾驭的不良印象。

三、林洋港调任“行政院内政部长”之后，在“立法院”答复质询时，对于台湾许多住宅大楼住户为了防盗的需要，均加装铁门铁窗，往往造成火灾发生时，无法从高楼窗户救人，而被活活烧死的惨剧，林洋港竟然在民意代表面前承诺要在3个月内，完成治安的整顿，使铁窗完全消失。这个支票自然跳票，对林洋港的声望也造成了相当的伤害。

四、林洋港出身南投世家，家族成员庞大复杂，林洋港自己曾当选民选的南投县长，他的弟弟林源朗也在他之后当选南投县长。如果一旦林洋港更上一层楼，做了台湾地区领导人副手，甚至将来还有机会升任台湾地区领导人，难免整个林氏家族鸡犬升天，形成政治特权，是蒋经国极不愿见的局面。相对于林洋港庞大的家族，李登辉的家族则十分单纯。他唯一的儿子李宪文在李登辉担任省主席时，已因病早逝。唯一的哥哥，更早已在二战期间战死太平洋战场。

综合以上四个因素的考虑，蒋经国很自然地选择了貌似忠厚，在蒋经国面前行为举止中规中矩，只敢坐三分座椅的李登辉，担任他的竞选副手，林洋港的出局也自在意料之中了。

顺利接班成功

第一届国民大会第七次会议，是在1984年2月20日在台北市中山楼召开。这次会议最重要的任务，就是选举第七任台湾地区正副领导人。3月21日，国民大会投票选举台湾地区领导人，蒋经国以1012票，得票率高达95%，顺利连任。3月22日，国民大会投票选举台湾地区领导人副手，李登辉以873票当选，蒋经国还亲自前往李登辉家道贺。

蒋经国这一任期，没有想到却只做了3年8个月不到，就与世长辞了。从此，蒋经国时代正式结束，走入了历史，也结束了蒋家父子两代对台湾40年的统治。

当天晚上7点，依照相关法律规定，李登辉在“司法院长”林洋港的监誓下，正式宣誓就任台湾地区领导人，展开了极具争议的李登辉时代，也是台湾盛极而衰，走向没落的开端，令人感叹。

蒋经国死前，并没有在权力的传承上有任何交代。他的健康情形虽然日益恶化，可是他对自己的生命，仍然充满信心，认为应该可以做完任期。他对自己健康的过度乐观，导致他的身后台湾政局并不安定。

​没有政治强人的压阵，国民党内各派势力因而蠢蠢欲动。在他过世不过两个星期，国民党已经为了推举代理主席的事，展开了激烈的斗争。表面平静的台北政局，事实上已经暗潮汹涌，风雨满楼了。

图 | 李登辉与本文作者（右）合影

等到1990年2月11日，国民党举行“临时全体中央委员会”（简称“临中全会”，与“临终全会”同音，有人因此戏称此次全会已正式宣告国民党的即将衰败，已是“临终”时期了）。推举第八任台湾地区领导人候选人时，终于爆发了“主流”与“非主流”公开激烈的斗争，国民党的实质分裂，已是不可避免的事实了。

重演“二桃杀三士”历史，成为实权领导人

其实，蒋经国虽然在生前没有亲自交代“后蒋时代”有关人事与权力的安排，但是冥冥中，他已适才适任地将台湾的党、政、军交给了他晚年最倚重、也最信任的三员大将手中。

李焕是最受蒋经国喜爱与重用的学生，他曾长年追随蒋经国创办救国团、从事青年工作与党务工作颇有成绩，得到蒋经国肯定的核心干部。在蒋经国生命最后的半年，蒋经国任命李焕出任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等于是将“党务”交给了素以开明作风与擅长党务工作见称的李焕，应该是蒋经国心目中最佳的人选。

至于“政务”，在蒋经国一贯认为搞好经济、改善民生是负责政务工作最重要的任务。而俞国华一直在财经界服务，虽然因为说话乡音过重，欠缺政治上与人民可以充分直接沟通的长处，以致俞国华一直无法建立政治上的声望，但是俞国华担任“行政院长”的5年，是台湾经济最辉煌的年代，负责“政务”俞国华是绰绰有余。

而“军务”是由已担任"参谋总长"8年之久的郝柏村掌控，早已在军中成了气候，当时几乎所有海、陆、空、勤各军种少将以上的将领，都是在郝柏村"总长"任内得到他的提拔而任命的。台湾军队当时已有“郝家军”的称呼，可见郝柏村在军中扎根之深，是无人可比拟与撼动的。

所以，我们可以说，蒋经国固然生前没有交代，然而他已做了最好的安排。只是很遗憾的，这三位“后蒋时代”的强人，彼此完全不能推心置腹，甚至离心离德，使得继任大位的李登辉发现他们私底下竟然是如此的互相倾轧，如此的水火不容，以致有机可乘，利用一个“行政院长”的位子，重演了历史上“二桃杀三士”的故事。先是由李焕取代了俞国华担任“行政院长”，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的职位就由已明显倒向李登辉的“副秘书长”宋楚瑜接任，先收复了“党权”。

接着，又利用李焕介入“主流”“非主流”党争的机会，趁势由最具实力与发起反对李登辉的“非主流”大将郝柏村出任“行政院长”，如此逼退了李焕，李登辉再任命反对郝柏村的海军上将刘和谦出任"参谋总长"及陆军上将蒋仲苓出任“国防部长”，顺利收回了“军权”。

可是，为了担任“行政院长”，已自动退役的郝柏村，还想控制军权，擅自在“行政院”召开“军事座谈”，明显侵犯了李登辉的职权。李登辉乃发动本土“立委”与“国大代表”，逼迫郝柏村辞职下台，从此党、政、军大权全落入李登辉手中。不过短短3年，李登辉由一位毫无实权的虚位领导人，变成继蒋经国之后，台湾名实相符的“政治强人”，台湾徒具民主选举的形式，却无统治权上的民主与分享，至今仍然如此。

蒋经国生前三大愿望之一的“政治民主化”，候选人只有在选举拜票时，会表现得“谦卑、谦卑、再谦卑”，可是当选后，就会变成“独裁、独裁、再独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