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了沈逸和王文老师的文章，想起了当年美国的纳粹“人才红利”_风闻

观网王文老师的一篇文章，阐述了《纽约时报》称去年共有30名中国社科领域学者及政策研究专家的访美签证被吊销或进行行政复审。

另一则最新消息是，4月21日，美媒称，因“担心”中国“窃取”美国研究成果，有美国研究机构在联邦当局“金主”的指导下，驱逐了一些华裔科研人员。过去18个月间，已有10名华人或中国雇员从美国MD安德森癌症中心退休、辞职或“被休假”，这一点被头条的沈逸老师的文章所证实。

纽约时报报道，FBI禁掉了某些中国学者的签证

除此之外，前不久南京大学国关院的朱锋老师在从美国回国的时候，在海关被无辜扣押，而且也遭到了和沈逸同样的签证待遇，据外媒说还上了所谓的“黑名单”。

历史走到2019年，当年美国吃的纳粹人才红利是不是也该吐出来了？

美国收紧中国学者的赴美签证，从近两年的中美关系走向上看，逻辑链很清晰，不言自明。这让人想起86年前4月7日的德国。

​1933年4月7日是人类教育与科学发展史上的一个黑暗的日子。

这一天，刚刚被兴登堡总统扶上台两个多月的德国总理阿道夫·希特勒，根据3月23日《授权法》赋予他颁布法律的权力，以政治或种族原因为由，颁布了所谓《重设公职人员法》(Gesetz zur Wiederherstellung des Berufsbeamtentums)，宣布解聘所有与纳粹主义原则不相符合的公职人员，具体条文如下：“1. 凡属共产党或共产主义辅助性组织的成员；2. 凡在未来有可能从事马克思主义、社会民主主义或共产主义性质活动的人；3. 凡在迄今为止的活动中不能证明自身会随时、无保留地支持这个民族国家的人；4. 凡属非雅利安血统者；这样的公职人员都将解聘。”

20世纪30-40年代，**遭受纳粹德国种族迫害被迫出逃的50万中欧犹太难民流向了75个国家，美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移民国家接受了其中的13万。**在犹太知识难民集中到达美国的1933-1941年间，仅来自德国、奥地利两国的犹太难民就达104098人，他们当中的7.3％，即7622人属于知识难民，其中有1090名科学家、811名律师、2352名医生、682名记者、645名工程师、465名音乐家、296名造型艺术家、1281名作家和其他文化艺术工作者。

这意味着从德国、奥地利两国社会和文化生活中遭到驱逐的约12000名文化精英中，至少有63.3％被美国所接受，而在约1400名流亡科学家中，也至少有77％被美国所接受。

　 如此之多有犹太血统的知识难民流亡到美国，不仅构成了一场整体性的文化转移，也无疑为该国带来了人才上的巨大收益。

当1920年代国际交往与交流变成科学家们的一种主要活动时，德国数学家由于其自身所具有的那种无与伦比的地位，使得他们不用像自然科学家和医学家那般频繁地走出国门，便能坐等外国学者的"八方来朝"。

在这家为"紧急委员会"提供最重要的经济支持的美国基金会中，数学家本身就具有特殊的地位。例如，该基金会主席马克斯·梅森（Max Mason）以及自然科学部主席沃伦·韦弗（Warren Weaver），不仅都是数学家出身，而且都是在德国的哥廷根大学获得数学博士学位的。由于他们对数学家的特殊情结，因此，德国数学家难民都是由洛克菲勒基金会最先出面营救的。

不仅如此，而且当时的"美国数学学会"主席奥斯瓦尔德·维布伦（Oswald Veblen）以及秘书长罗伯特·G.D.理查森（Robert G. D. Richardson）也曾留学哥廷根大学，他们对德国流亡数学家同样抱以深切的同情。因此，洛克菲勒基金会、“紧急委员会"以及"美国数学学会"在安置他们的问题上，事先考虑到他们在教学上的语言障碍问题，因而与接受他们的美国大学预先达成了协议，使他们一般都享受到"不为本科生授课，只进行数学研究的特权”。

　 由于职业上的语言障碍相对较小，这些讲德语的流亡数学家、自然科学家和医学家们在进入美国高校后，很快就有了一种近乎于在"家"的感觉。正如德国流亡物理学家维克多·魏茨柯帕夫（Victor Weisskopf）所言：“到达美国后不久，我们便很快感受到，那些留在欧洲的人倒更像是难民！”

因此，他们完全能在美国继续他们的研究工作，并不断取得辉煌的学术成就。这不仅使他们与美国社会的"一体化"变得更为容易了，而且美国也从这些科学家身上获得了巨大的智力收益。仅是在来自纳粹德国的第一代流亡科学家当中，就有13位诺贝尔自然科学奖项的得主，除前文中提及的8位获奖者外，还有奥托·斯特恩、费利克斯·布洛赫、尤金·P.维格纳、汉斯·A.贝特以及马克斯·路德维希·德尔布吕克，这5位都是在流亡美国后获奖的。

彼得·德拜 1936年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

奥托·斯特恩，他发展了核物理研究中的分子束方法并发现了质子磁矩，获得了1943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

 而在数学领域里，赫尔曼·外尔、卡尔·路德维希·西格尔与约翰·冯·诺伊曼一起，很快就将普林斯顿大学的"高级研究所"变成了"世界纯粹数学中心"，理查德·库朗则将纽约大学的"库朗研究所"建设成了"世界应用数学中心"。

　　 “学会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这个产生于20世纪30年代并在今天广为人知的口号，实际上是当年讲德语的流亡数学家、自然科学家和医学家的典型口号。而美国因为这些流亡科学家的到来，终于成为诺贝尔自然科学奖项得主最多的国家和"数学的新麦加”。

 讲德语的流亡作家、科学家和艺术家在克服职业语言障碍上的不同经历与命运，恰恰反映出美利坚文化对外来文化既吸收又排斥的双重面貌。对这些"外来者"提出的语言要求就像一把筛子，它使美利坚文化能过滤掉所有不需要的东西，排斥掉所有不能与之相适应的东西，同时又吸收它所有能加以利用的东西，并为具有适应新环境之能力和意志的"外来者"提供施展才能的广阔舞台。正是通过这种有选择的吸收与有选择的排斥，美利坚文化才既做到了自身不断的丰富多彩，又维护了自身的核心内核，并越来越多地体现出"文化国际化"的色彩，最终成为"世界科学、文化中心”。

　 首先可以肯定的是，美国科学界的领导人通过报刊表达的政治同情，已经为接受德国流亡科学家营造了一种积极的气氛，也唤起了大量完全是非官方的、私人性援助的意愿。而且从传统上讲，德国的教育以及大学体制也一直在美国享有极高的威望。许多美国科学家都曾在作为世界科学和文化中心的德国大学留过学，而且某些美国大学，如霍布金斯大学，就是仿照德国大学的模式建立起来的。不少在德国培养成才的美国科学家，此时成为聘用德国流亡科学家的积极分子。在新政智力启动的背景下，“他们尤其表现出对社会科学理论问题的特别兴趣，而这样的理论问题正是那些在魏玛共和国中体现着现代主义精神的更年轻的德国科学家们热烈讨论的，如今，恰恰这些人最先遭到了纳粹政权的驱逐。”

（参考资料：李工真：纳粹德国知识难民在美国的"失语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