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科学的起源—中世纪_风闻

中世纪对17世纪科学革命的贡献包含三个重要条件：①希腊-阿拉伯科学和自然著作被译作拉丁文；②中世纪大学的形成；③神学家-自然哲学家的出现。

不可否认的是，9-10世纪的伊斯兰学者（包括基督徒和犹太人，但都使用阿拉伯语）将大量希腊科学译成阿拉伯文，然后又补充了许多原创性的思想，形成了希腊-阿拉伯（伊斯兰）科学，其核心是亚里士多德的著作以及对它们的评注。这些学术作品直接引发了12、13世纪的拉丁大翻译运动，从而将希腊-阿拉伯学术著作及知识引入拉丁西欧世界。没有这些希腊-阿拉伯遗产，西方科学也许也会发展起来，但近代科学的诞生可能会被推迟。

第二个条件是中世纪大学的形成，诞生于中世纪西欧的大学组织是所有现代大学的祖先。13世纪在博洛尼亚、巴黎和牛津诞生的大学是世界上闻所未闻的东西。大翻译运动在13世纪将大多数工作完成后不久，大学的组织开始被建立起来。翻译为新兴的大学提供了课程教授的知识来源，它们主要由精确科学、逻辑与自然哲学组成；并且中世纪拉丁社会的演进允许教会与国家分离，两者也都承认大学这样的团体独立存在。这使科学与自然哲学的教育能够制度化发展。普通大学主要由四个学院（艺学院、医学院、神学院和法学院）组成，而由被希腊-阿拉伯科学所大大丰富的传统“七艺”（逻辑、语法、修辞、数学、几何、天文、音乐）则是所有学生的核心课程和学习更高的法学、医学和神学的前提。这一教育模式后来在整个欧洲扩散开来。

第三个条件是神学家-自然哲学家群体的出现。实际上，基督教会最初对待异教思想的“婢女”态度使得希腊自然哲学可以被接受。西欧的基督教学者在得知存在希腊-阿拉伯科学文献时实际上是一种迫切的态度。到1255年，亚里士多德的著作已经成为了巴黎大学课程的基础。大阿尔伯特（Albertus Magnus，1200-1280）在撰写关于亚里士多德《物理学》的评注时就开门见山的说：

我们自然科学的目的时为了满足（根据我们的能力）我们修会的兄弟们，他们在过去几年里一直在恳求我们。现在我们也许可以为他们编写一部关于物理学的著作，他们从中可以看到一套完整的自然科学，还可以恰当地理解亚里士多德的著作。尽管我们自以为不足以胜任这项工作，但禁不住兄弟们的一再请求，最后我们接受了这项我们一直没有领受的任务。

大学出现后的神学家大多训练有素，他们在获得神学学位前都曾获得过艺学硕士或是与之相当的学位。这些教育使亚里士多德哲学获得了他们的赞成和肯首。这一团体不仅认可艺学课程，并且大多相信自然哲学对阐明神学至关重要，神学家们拥有相当的思想自由处理自然哲学问题，很少让神学来阻碍他们探究物理世界。中世纪在科学和数学上的最引人注目的一些成就都出自神学家。

促成科学革命的实质性前提

精确科学

中世纪科学可以被分为精确科学（数学、天文学、静力学和光学）和自然哲学。中世纪保留了这些精确科学文本，研究它们，甚至撰写新的相关论著，这本身就是重要的贡献。至少精确科学的专门知识被保留了下来，才使新科学的哥白尼们、伽利略们和开普勒们才有资料进行研究和改进。

自然哲学：一切科学之母

当亚里士多德哲学传入西欧时，天文学、数学、几何光学和医学在希腊-阿拉伯传统中早已是独立的科学。除此之外，几乎所有其他科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地质学等学科及其它们的子学科和分支——都是16-19世纪作为独立学科从自然哲学这个母体中出现的。大学艺学院的自然哲学家将亚里士多德的自然哲学变成了针对自然的大量疑问文体，它们所涉及的方向逐渐形成了各个学科。另外，中世纪的亚里士多德自然哲学出现了一些新的转变。这些变化与数学有关，经院学者经常将无穷大和无穷小概念引入自然，对质进行数学处理。到16-17世纪，数学思想方式已经融入了自然哲学。

中世纪自然哲学与科学语言

中世纪留给近代早期科学的另一份遗产是一套广泛而复杂的术语，它们构成了科学讨论的基础，比如“潜能”、“现实”、“实体”、“属性”、“偶性”、“原因”、“类比”、“质料”、“形式”、“本质”、“属”、“种”、“关系”、“量”、“质”、“位置”、“虚空”、“无限”，等等。这些亚里士多德的术语是经院自然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新的概念也被添加进来，特别是在变化和运动领域。中世纪的自然哲学家区分了动力学和运动学，还区分了对质的强度的度量和分布于整个物体的质的总量。他们提出了一系列物理学史上很重要的运动学定义，包括匀速运动、匀加速运动和瞬时速度等等；动力学方面，他们运用了被印入的力或冲力概念。到17世纪下半叶，这些术语、概念和定义已经渗透到欧洲自然哲学家的语言和思维过程中。

中世纪的自然哲学和科学问题

中世纪大学种的自然哲学家对物理世界的本性与结构已经表现出极大的关注，因此他们留下了关于自然的数百个疑问，他们给出的答案包含了大量的科学信息。16、17世纪，那些不同意亚里士多德的学者又给出了新的回答。虽然答案改变了，但中世纪学者和科学革命时期的学者对许多问题却不陌生。比如伽利略对处理运动的讨论，他关注的仍是在充满物质的空间和虚空中运动的传统中世纪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是伽利略构建的新物理学的核心。科学革命并非是用新问题来取代中世纪提出的问题，而是给旧问题寻找新答案，这已经成为了西方社会思想生活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探索的自由与理性的自治

中世纪学术的一份非凡遗产便是相对自由的理性探索。几乎从一开始，大学中的艺学教师就在尽可能地争取学术自由。而神学家实际上并不怎么反对自然哲学，因为他们对此也有深入研究，比如大阿尔伯特就认为：自然哲学独立于神学。13世纪末，大学艺学院实际已经独立于神学院，哲学已是大学中的一门独立学科，1277年的大谴责是神学家禁止艺学教师探索自然哲学的最后一次重要努力。

研究17世纪科学史的学者彼得·迪尔（Peter Dear）提出，在17世纪开始统治西方文明的新科学有6种关键的革新特征：

1.有意的、可记录的实验；

2.认为数学是揭示自然的有力工具；

3.将事物的某些感觉属性的原因由事物的自身重新交给观察着的知觉来把握；

4.与此相关联，将世界貌似合理地看成一种机器；

5.把自然哲学看成一项研究事业而不是一个知识体；

6.围绕对合作研究的正面评价而重新建立知识的社会基础。

如果没有中世纪为之奠定的基础，这些革新都将是不可能的。学者们做出知识革新之前，他们必须先有一种值得被称为“知识体”的自然哲学，这样的知识体便是在中世纪晚期形成的。在17世纪，新科学家将数学应用于实际的物理问题种，并为中世纪的分析和形而上学技巧补充了实验。没有这些基础，17世纪科学家实际上就没有能够挑战的物理世界的流行观点，也就不存在他们“革命”的对象了。

中世纪科学与近代早期科学的关系

实际上，中世纪西欧的学术成就仍然遭到严重低估甚至是诽谤，仿佛命运选择它是为了充当历史的替罪羊一样。中世纪的亚里士多德主义自然哲学家和经院学者的形象就像是墨守陈规的老顽固。17世纪至少有两大事件要为此负责：“科学革命”与教会于1633年谴责伽利略。

伽利略在其著名的《关于两大世界体系的对话》（1632）种给出了一幅经院哲学家无能而固执的生动形象。正是在这部著作中，伽利略创造了辛普里丘这个虚构人物，伽利略利用自己的文艺天才营造了一种强大的讽刺效果，使其适用于所有亚里士多德主义自然哲学家。到了17世纪末，曾在牛津大学教授亚里士多德主义自然哲学的英国大哲学家洛克也宣称，经院哲学只不过是些无用的夸夸其谈，这番话代表了17世纪大多数非经院科学家与哲学家的看法。

于是，一种对中世纪自然哲学完全错误的看法被无限地延续了下去，现代历史学家通过17世纪出现的态度来判断中世纪晚期的发展，但那时的新科学正在努力推翻亚里士多德的世界观。但实际上一些示例，如尸体解剖，早在13世纪末的意大利就被允许，医学史进程由此发生重大改变；不久后，人体解剖被引入医学院，不久作为医科学生解剖训练的一部分而被体制化。

中世纪伊斯兰文明和拜占庭文明为何没能出现科学革命？

中世纪伊斯兰世界的神学与自然哲学

伊斯兰世界的科学，特别是精确科学与医学的水平在9-15世纪的水平远远超过了西欧。但在15世纪后，伊斯兰科学似乎失去了动力，开始陷入衰退，而西方科学反而开始崛起。

作者认为主要原因在于伊斯兰世界神学与自然哲学之间的关系。伊斯兰文明被认为存在两种科学：基于《古兰经》、伊斯兰教法等传统的伊斯兰科学，以及包括古希腊、古印度、波斯等科学和自然哲学的“外国科学”。穆斯林对新知识的渴求表现在他们在9-10世纪的大翻译运动种，但是固守伊斯兰社会正统的神学家与宗教领袖们并未热情去接受它们。

在伊斯兰世界，希腊自然哲学是一种被称为“新柏拉图主义的亚里士多德主义”的混合体。比较著名的哲学家（falasifa）有肯迪、法拉比、阿维森纳、阿维帕塞和阿威罗伊等人。当希腊自然哲学与所谓“凯拉姆”（kalam：对真主的探究，对真主创造的世界的探究）科学结合在一起时，他在伊斯兰文明就起到了更广泛的作用。不过希腊哲学的地位一直更像是宗教的“婢女”，用以捍卫和解释《古兰经》及其教义；但是在拉丁西欧，4世纪中叶开始占据统治地位的“婢女”观念在12世纪亚里士多德哲学被引入之前很久即已衰落，哲学能够被独立对待。而大多数伊斯兰神学家的研究兴趣仍囿于旧有传统，而不愿将其与希腊哲学相联系。

问题主要出现在希腊逻辑和自然哲学、特别是亚里士多德自然哲学在某些关键问题上与伊斯兰教的教义是不相容的。比如困扰亚伯拉罕宗教最大的创世问题，因为在亚里士多德哲学的世界观下，世界是永恒的，而这无疑会引发对上帝创世说的质疑，造成根本上的信仰危机。此外，哲学家相信亚里士多德的看法，即自然物体可以在其他自然物体中造成结果；而大多数神学家则认为，神能够早就一切事物，自然事物无法直接作用于其他事物。因此希腊自然哲学与神学的这种不相容性，使其很少被公开讲授。那些著名的穆斯林自然哲学家一般都由世俗贵族资助，而不在学校中教学，如果缺乏有力的后盾，很可能就会遭到宗教领袖的攻击与谴责。研究亚里士多德哲学在伊斯兰世界命运的学者F.E.Peters这样描述：“同化是存在的，但在面对激进的哲学时，伊斯兰正统予以坚决抵制，甚至会激烈的反抗。”但是可以对宗教和社会服务的知识的研究仍是被允许的，比如算术和天文学。

例如穆尔太齐赖派（Mutazilites)在10世纪用自然哲学来攻击亚里士多德的次级原因学说，以捍卫真主是所有“自然”作用的直接原因，并基于一种原子论创造出一种“连续再创世学说"。著名的宗教与哲学学者安萨里（Al-Ghazali，1058-1111）在其著作《摆脱谬误》（Deliverance from error）中认为宗教并不要求拒斥自然哲学，但之所以存在对自然哲学的严重反对，是因为自然完全受制于真主，自然没有任何一部分能够凭借自身起作用。同时他也认为数学很危险，研究这些科学的学者将”受到哲学家的罪恶和堕落的侵染。致力于这种研究的人几乎都会摆脱宗教，把对神的恐惧从头脑中移除“。另外，他还批判了法拉比和阿维森纳这两位重要的伊斯兰评注家的思想来批评亚里士多德的观点。在著名的《历史绪论》中，伊本·赫勒敦（Ibn Khaldun，1332-1406）在”对哲学的反驳；哲学对学者的腐蚀“一章中表达了类似的观点。他还强调：”在我们的宗教事务或生活中，物理学问题对我们并不重要。因此我们一定不要去碰它“。但是伊斯兰文明并非铁板一块，与中世纪拉丁天主教不同，伊斯兰教没有核心的宗教权威来强制规定任何正统学说，但对自然哲学的不安是普遍存在的，这也解释了自然哲学教育为什么在伊斯兰世界难以被制度化。

作者认为，基督教对待世俗国家的态度可能不经意间培养了其对自然哲学的相对宽容，比如耶稣说”凯撒的物当归给凯撒，神的物当归给神"(《马太福音》22：21）。拉丁西欧天主教会相对与国家的分离，是世俗的自然哲学得以发展的因素。而中世纪的伊斯兰世界，真正世俗的政府是没有的，科学这种世俗活动很可能会被支配，除非其能够受到世俗国家的保护，或被宗教权威认可。另外基督教对解释某些教义的需要也引向了希腊哲学，例如圣餐问题和三位一体的教义制造了无数形而上学的负担。但伊斯兰教和犹太教这样严格的一神论宗教不需要这些形而上学工具去阐述上帝的本性，伊斯兰神学家也不赞成对《古兰经》进行分析，从而阻碍思辨神学的发展。并且天主教会允许自然哲学成为大学中的课程，并使这种教育得以延续下去；但伊斯兰世界从未将自然哲学教育体制化。

作者的结论即：精确科学不太可能脱离一种成熟的自然哲学而繁荣起来，而即使没有精确科学的显著成就，自然哲学也可以在高水平维持。伊斯兰社会的神学家不仅不支持自然哲学，而且对其充满敌意，这对自然哲学、最终对精确科学的发展或许都是致命的。笔者认为作者在选取资料论述的方面可能存在一定主观性，但事实的确是西欧诞生了近代科学，那么信仰基督教的拜占庭文明又如何呢？

拜占庭帝国的科学与自然哲学

作者认为，拉丁西欧天主教的主要特征便是它与世俗国家的分离。教会与国家认识到各自确立的管辖范围，但拜占庭本质上是一个神权帝国，教会与国家之间很大程度没有分别。皇帝被认为是上帝的总督和神圣的领袖，他不仅独裁地做出一切世俗决定，而且几乎完全统治着希腊教会的日常事务。例如皇帝对君士坦丁堡宗主教的废立和改变教会圣礼与教义的权力。

与拉丁西欧和伊斯兰世界相比，拜占庭帝国的居民是有优越性的。希腊语是他们的母语，他们阅读希腊的科学和自然哲学著作不需要借助翻译，这些著作在君士坦丁堡及周边地区的图书馆和储藏室很容易得到，大多数希腊科学的手稿也来自拜占庭帝国。拜占庭对公开教育与私人教育都很看重，它主要掌握在世俗权威手中，而不是由教会掌管。尽管有这些思想优势，拜占庭学者却没能充分利用他们的财富。“学术园地”似乎没有为科学和自然哲学培育出什么花朵。

拜占庭历史上，最重要的科学成就出现较早，大约集中在4-6世纪，在数学和工程方面出现了一些引人注目的成就，并最终影响伊斯兰世界和拉丁西欧。帝国灭亡前还出现了两次学术复兴：一次在11世纪，另一次在帝国末年。尤其是帝国的最后二百年中出现的一批在哲学和科学方面有所著述的重要人物们，最著名的是普莱顿（George Gemistus Plethon），他曾在佛罗伦萨讲授柏拉图，并参加费拉拉-佛罗伦萨会议，他最著名的学生便是红衣主教贝萨里翁（Bessarion）。

那么为什么在拜占庭帝国最后的800年中学者们没由为这份古希腊巨大遗产增添什么重要的东西？为什么在完全依赖翻译、古代著作更少的情况下，西欧文明和伊斯兰文明却能大大超过拜占庭的成就呢？

初看起来，我们也许会认为战乱在削弱拜占庭帝国的思想活动方面起到了关键作用。这个维持了一千多年的不断缩小的帝国一直受到敌人的围攻，他们都是被其巨大的财富吸引来的。但是在拜占庭末期战争最为频繁、令人绝望的时代却诞生了它最伟大的思想复兴。希腊正教会是否阻碍了科学和自然哲学的发展？（比如11世纪学术复兴时曾经反对强调异教学术），但这可能并非主要因素。不过拜占庭的教会权威坚持“婢女”的观念来对待哲学等异教学术，对单纯处于对知识的爱来研究这些学科的任何努力都充满敌意。例如约翰·伊塔洛斯（John Italos）在1082年的厄运。他是君士坦丁堡的哲学教授，他因为过于热爱希腊学术而被定为异端，而”他的错误会在四旬斋的第一个星期天在每一个正教会作为永恒的提醒和警告来宣读“。

而拜占庭的学术特征在梅托基特斯（Theodore Metochites）的《哲学与历史杂录》（Miscellanea Philosophica Historica）的序言中得到了揭示。他代表拜占庭的哲学家们宣称：”过去的伟人们已经把一切事物说得那么完美，我们已经没什么可说”。与之相比，拉丁西欧和伊斯兰世界的学者也很崇敬古人，但却随之准备超过他们，为知识大树添枝加叶。拜占庭学问与西方的疑问传统尖锐对立，西方学者被迫面对一个又一个的问题，试图给出合理的回答。另外，教会与国家从未将自然哲学和科学体制化，这一点和伊斯兰世界没什么不同。

在拜占庭帝国，学问主要由少数外行来做，他们除了共同的教育背景之外，几乎没有什么共同之处。与西方大学的学者不同，拜占庭的学问讲求形式，学究气重，少有革新。正如拜占庭文化研究者唐纳德·尼科尔（Donald Nicol）所说：

晚期拜占庭所实践的学问的首要目的似乎往往是使自己满意，有时是为了某个人的思想对手难堪······除了师生关系的训练方式，很少看到拜占庭学者之间有别的合作方式。每个人都独自工作。他也许经常会表达对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托勒密等古代伟人的谢意，但他很少会承认在他之前不久的先辈的工作，更不要说同代人的工作了······当然，学者们会在精心制作的通信中就对方的技能恭维一番。奉承是修辞的一部分。他们有时会彼此借书，但却很少合作进行研究

虽然知道为什么拜占庭学者似乎在自然哲学和科学方面没有什么思想创造力很重要，但更重要的是认识到，他们在思想史上的真正意义在于保存和传播了希腊科学传统，拜占庭人才被恰当称为中世纪的“世界图书馆员”。

希腊-阿拉伯-拉丁科学:三种文明的胜利

作者认为，出现于17世纪西欧的近代科学是一种始于古希腊和希腊化文明的科学传统的遗产，这种传统在遥远的伊斯兰文明中被滋养和推进，并在12世纪末开始在西欧开花结果。因此这种科学和自然哲学可以被称为“希腊-阿拉伯-拉丁”科学。尽管有着语言、宗教和文化差别，但这三种文明的集体成就就代表着有史以来多元文化融合论的最伟大例证之一。它是最佳意义上的多元文化产物。倘若穆斯林学者认为他们跟“已经作古的希腊异教徒”没有什么可学的，倘若拉丁基督教学者也认为他们跟“已经作古的穆斯林异端”没有什么可学的，那么中世纪的一系列翻译运动就不可能发生，科学发展可能会被延误很久。我们可以把希腊-阿拉伯-拉丁科学和自然哲学看成一种朝着近代科学的连续前进。它的确是人类历史上的辉煌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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