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就是你只读书单不读书的原因_风闻

我们越来越看到，传统“书单”慢慢变了。书单这种对读书人钱包的“保护机制”，不仅不再可能对抗“互联网化”，反而出现了两种趋势。一是越来越多；二是愈发迎合互联网品味，愈发配合互联网营销模式。

又是一年“世界读书日”。

26年前，国际出版商协会提出设立“世界读书日”，又叫“世界图书与版权日”，经西班牙政府提交给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后被批准成立。

为什么是在4月23日？其实，它有个“原型”：西班牙在4月23日这天的圣乔治节。

这源自当地的一则传说。有个名叫乔治的勇士，单枪匹马战胜了恶龙，拯救出公主，公主赠送给他一本书。

在这里，书，象征着胆识与力量。

书总是如此，被寄予了永不嫌少的赞美与期望。在中国，它的功用甚至能被具象化为黄金屋和颜如玉。

总之，开卷有益。“世界读书日”设立的初衷便是，推动更多的人去阅读和写作。

读书的应然正当无甚必要去怀疑和证明，但是，在每年的今天，我们还是会密集地遭遇“灵魂之问”：你阅读了吗？

在当下回答这个问题，恐怕需要重新定义“阅读”一词。

现代人的故事总是离不开互联网，而它也正在改变人们的阅读习惯。纸质书首当其冲地成为在这股潮流中很可能会被最早“献祭”的传统行业之一。

世界读书日年年过，年年有图书市场传出的“悲鸣”。图书销量连连下滑，似乎今天的人，尤其是今天的青年，已经不看书了。

难道人们已经抛弃了“阅读”？显然，话也不能这么说。

“阅读”的方式在今天已趋多元，每天通勤的路上，公交地铁内遍是低头族，智能手机越来越大的屏幕，成为了最常用的信息显示器。此外，还有电脑、平板，以及被揶揄是专门用来泡面的kindle。

内容的载体硬件在变化，其形态也在发生变化。这已经是老生常谈。

二次元文化的基地“b站”，它的首页如今多是学习类课程，俨然一个综合性的学习论坛，up主加上弹幕，让知识更容易被消化。

还有诸如网易公开课、喜马拉雅电台等等，光顾者众。更不用说占据了手机使用时长的30%（2017年数据）的微信，文章数量多，而爆款文频出。

应该说，有阅读习惯的人群，在移动互联网时代只增不减。

但不得不承认，在移动端的阅读习惯，正在将读者的思维单薄化，因为手机上的信息大多是碎片式的、快餐式的。

所以，有一类常见的声音说，“世界读书日”值得关注，图书市场值得守护，因为它代表着一种深沉的严肃阅读。

但很可惜，书与“严肃阅读”之间，并不能够直接划等号。

如前所述，移动互联网是改变着人们阅读习惯的一股潮流。被改变的，不只是读者通过什么方式看书，还有在茫茫书海中，读者如何去选择一本书。

在过去，文学文化类杂志盛行，文学类奖项受到关注，它们都是由专业人士把关的，在一定人群范围内有良好口碑，因此颇具影响力。

如《尘埃落定》之于阿来，《妻妾成群》之于苏童，作品获奖后，作者的所有创作都被读者市场关注。

但在今天，多少人能说出“茅盾文学奖”、“曹禺戏剧文学奖”、“红楼梦奖”在去年的获奖者是谁？或许，知道这些奖项的人也寥寥无几。

在当下，畅销书的出现并不取决于“文坛”乃至文化圈，而是“互联网+”。

前几年“民谣热”，大冰成为畅销书作家。

不久后，影视圈打造“网文IP”，唐少、三叔一时风头无两。

在今年，《流浪地球》爆红网络，刘慈欣很快登上图书热销榜。

根据今年的“第13届作家（富豪）榜”，刘慈欣以1800万元的版税收入，成为了榜单上的冠军，《三体》系列超过了余华、莫言等人等代表作。

当然，刘慈欣的作品杂糅宏大建构、瑰丽想象与冷静的理性，他名利双收，也合情合理。只不过，刘慈欣的经历很有代表性，能够说明发生在文化行业内的话语权的转移，他在科幻文学圈里久负盛名，但只有互联网中的现象级实践，才能让他“爆红”。

先后两种不同的“畅销书法则”，比较而言，后者缺乏流动性。

《天才向左，疯子向右》出版于2008年，在前述榜单中，其作者高铭位居第10。

这让我想起，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亚马逊中国的官网上，《解忧杂货铺》一直在热销榜上的前三名。

也就是说，“互联网+”模式下成名的书或作家，会长期“霸占”着前排。

这类似于经济学中的“马太效应”：现在只有一个“编辑部”，即互联网，由它计算得出的畅销书，会越来越畅销。而相对边缘的书籍，只会越来越边缘，淹没在“信息爆炸”的汪洋里。

这场畅销游戏中，没有人敢对抗市场，出版商和媒体也当然如此。

白俄罗斯前记者阿列克谢耶维奇，在2015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她的作品登上了各大排行榜和“书单”，当时《切尔诺贝利的回忆》、《锌皮娃娃兵》和各种“非虚构写作”大为畅销。

所以也不必过早哀叹互联网拉低了阅读水平，迎合互联网品味的著作不见得就意味着差劲，只要好的作品足够有流量，比如，它是诺贝尔文学奖。

不过，我们是得承认，更为常见的，也更为大众的的例子是，《董小姐》火了，“以梦为马”的吟游歌手生活得如此快活，大冰获得了一众死忠粉，他的书被摆在书店中最为显眼的位置。

又或者，比特币暴涨之际，处于“古典互联网”，甚至是更“古典”行业的你，按耐不住，看了一大堆书研究“分布式网络”。

此处的“你”，并不指代具体的人，而是一个群体。就像大数据时代之中，“用户画像”只是一堆脱去了敏感信息的数据，无数个这样的数据，构成了互联网公司研究我们行为的基础。

大数据技术既实用又残酷，在两种行为之间，它只研究相关性而不追问因果性。

也就是说，大数据的指向在于：判断互联网给出什么样的信息，能让用户产生购买行为。至于这个产品是否好，是否对用户有用，它不在乎。

在这个逻辑下，互联网从业者所在意的，是在怎样的时间点，推送怎样的类型，能够让用户点击“购买”。

于是，我们越来越看到，传统“书单”慢慢变了。

在“读何种书”的决定权从严肃的书评人和媒体那里转移到掌握大数据的互联网的过程中，书单这种对读书人钱包的“保护机制”，不仅不再可能对抗“互联网化”，反而出现了两种趋势。

其一，为了抵抗信息爆炸时代的知识焦虑，承担筛选功能的书单不仅将继续存在，并且越来越多；同时，层出不穷的各种书单变得愈发迎合互联网品味，愈发配合互联网营销模式。

作为一个追求严肃阅读的读者，当我在发现这一点之后，也就很少再收藏书单了。

最后，我们不妨用村上春树的老套句式来番发问：当我们在收藏书单时，我们在收藏什么？是对知识的渴望，还是对消除知识焦虑的渴望？

不过，这种焦虑能否被消除先另说，当书单本身也成为配合互联网营销游戏的一样工具时，恐怕它带给我们的，反而是更多的焦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