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的穆斯林兄弟会：意识形态的重构 与发展困境_风闻

【李光 惠州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

作为一个跨国的政治宗教组织，穆斯林兄弟会通过其众多的次级组织和协会，对当代伊斯兰主义思想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欧洲也已经成为了该运动的全球中心之一，穆兄在各个主要的欧洲国家均建立了自己的组织，并且形成了横跨欧洲的机构——欧洲伊斯兰组织联合会(FIOE)。由于国内拥有众多的阿拉伯移民人口，法国的穆兄组织UOIF在其中扮演了最重要的角色。

一、穆兄在法国的产生

穆斯林兄弟会在法国的存在，最早可以追溯到上世纪60年代。当时受到国内政权的镇压，中东和北非一些穆斯林国家的兄弟会骨干逃亡到了欧洲申请政治庇护，后来就以政

治流亡者的身份留在了欧洲。到达欧洲之后不久，他们便开始在当地的阿拉伯留学生中发展组织，这些留学生组织就成为了穆斯林兄弟会在欧洲最早的组织。而欧洲穆兄的建立与一个关键人物是密不可分的，他就是兄弟会创始人哈桑班纳的私人秘书兼女婿赛义德•拉马丹（SaidRamada）。1954年，拉马丹流亡到了德国，在科隆大学攻读法学学位，获得博士学位之后便在日内瓦定居了来，并于1960年代初建立了日内瓦伊斯兰文化中心。

1963年，时任日内瓦伊斯兰文化中心理事会成员、深受拉马丹影响的巴基斯坦裔教师哈米•杜拉（HamiDullah）成立了法国伊斯兰学生协会（AEIF），其目的是为了“短期内照顾穆斯林知识分子在法国继续学习”，该组织可以看作是穆兄在法国最早的组织。AEIF希望将不同民族的穆斯林的学生团结起来，但由于阿拉伯人占穆斯林人口的多数，其主要是一个由阿拉伯裔激进学生组成精英组织。

70年代末，一些突尼斯学生由艾哈迈德•贾巴拉（AhmedJaballah）领导，成立了法国伊斯兰团体（GIF），该组织与拉希德•加努希（Rashidal-Ghannouchi）领导的MTI关系密切，而MTI通常被认为是突尼斯穆斯林兄弟会的分支。与AEIF不同的是，GIF更关注突尼斯国内的情况，而且不仅试图吸引知识精英，还想吸引工人阶层。虽然GIF是突尼斯人的组织，但其精神领袖却是黎巴嫩的学者费萨尔•马拉维（FaysalAl-Mawlawi）。

1980年代，国内外政治环境的变化促成了一个统一的穆兄组织的建立。社会党的密特朗政府在1981年的选举中放宽了建立外国社团的法律；1979年的伊朗伊斯兰革命的胜利为伊斯兰政府的可能性带来了希望；同年苏联对阿富汗的侵略激发了整个穆斯林世界的伊斯兰意识和觉悟。

而且当时埃及的穆斯塔法马绍尔（Mashour）受到国际形势的鼓舞，也试图激活他的国际tanzeem，尤其是在欧洲的机构。1983年的8月，法国的伊斯兰团体一起组建一个新的组织，即法国伊斯兰组织联盟(UOIF)，这标志着一个统一的兄弟会组织的在法国的建立。

二、组织关系与特点

（一）与埃及和欧洲穆兄之间的关系

尽管在穆兄国际化之初，班纳曾希望建立一个以埃及为核心的金字塔型国际组织，但由于阿拉伯人口众多、地域广大，国家利益各异，为了组织的快速扩大，埃及人很快就放弃了这种做法，转而采取特许经营权的方式来发展，使其成为了由独立国家分支构成的松散的国际意识形态联盟。当然，这个国际组织中，埃及穆兄仍然享有独特的地位和意识形态的解释权，但并不是依靠严格的层级关系与纪律来约束的。

穆兄组织之间的这种关系也体现在UOIF与埃及穆兄以及与欧洲穆兄会组织的关系中UOIF领导层曾明确表示与埃及的穆兄没有任何联系。但事实却表明埃及人仍会对UOIF产生某种影响。比如UOIF一度试图退出法国伊斯兰信仰委员会(CFCM)，为此法国内政部官员曾向埃及的穆尔西德赫迪比（Maimounal-Hodeibi）提及此事，但赫迪比告诉他们，UOIF有自己选择的自由，但他还是愿意和UOIF主席布雷泽（LhajThamiBreeze）谈一谈。不久之后，UOIF宣布它将继续留在CFCM中。这件事情充分的体现了UOIF与埃及穆兄之间的复杂关系，两个组织尽管彼此独立，但埃及穆兄仍对UOIF领导层有着一定的影响力。

相对埃及穆兄，UOIF与其他欧洲国家穆兄组织之间的从组织关系上来说更加松散与独立，但从意识形态和个人关系上却更加密切。这种关系的形成基于两个方面，首先是各类国际伊斯兰会议将彼此联系起来。早在1970年代，西方穆兄的先驱们就组织各种会议，将遍及欧洲乃至全球的穆兄组织联合起来，比如他们在欧洲积极组织穆斯林世界联盟

（MWL）、国际伊斯兰学生组织联盟（IIFSO）、世界穆斯林青年大会（WAMY）、欧洲伊斯兰委员会（FIOE）。来自各个国家组织的伊斯兰学者和活动家们通过不断参加这样的定期会议，彼此相互交流而熟悉起来。此外，会议现场通过邀请卡拉达维（Yussufal-Qaradawi）、马拉维、艾哈迈德（KhurshidAhmad）等著名思想家进行演讲，让各个组织在意识形态上更为接近。其次是领导层个人关系的形成，欧洲各国的穆兄领导层通过志同道合者的私人聚会、彻夜长谈，甚至于婚姻联系，使彼此结成了一种错综复杂的个人关系网络。比如西方穆兄先驱之一的优素福•纳达（YussufNada）的一个女儿，嫁给了卡拉达维的儿子，而另一个女儿则嫁给了德国叙利亚穆兄领导人伊萨姆•阿塔（IssamalAttar）的儿子。另一个先驱赛义德•拉马丹的一个儿子塔里克•拉马丹（TariqRamadan）曾经担任过UOIF的发言人，是著名的哲学家和伊斯兰神学家；另一个儿子哈尼拉马丹则是日内瓦伊斯兰中心的负责人。就像费蒂诺指出的，“从本质上讲，西方兄弟会是由围绕着环环相扣的人际关系的联系与合作的建立组成的”。

（二）组织特点

1.    具有广泛的次级组织

像多数的兄弟会组织一样，UOIF会下设青年、妇女、教育宣传等各个部门，形成一个各项职能比较健全的社区组织机构。而且针对不同的功能还往往建立了独立的次级组织。其中比较重要的有法国穆斯林青年（JMF)；法国穆斯林学生（EMF）；法国穆斯林妇女联盟(LFFM)；法国伊玛目(ImamsdeFrance)；欧洲人文科学研究所(IESH)和巴勒斯坦福利、慈善与援助委员会(CGBSP)等。

2.    清真寺兼具多种功能

UOIF的清真寺都采用的是所谓的“paramosque”结构。即他们的清真寺不仅仅是做礼拜的地方，而且是一个广泛参与社区的中心，涵盖了研讨会、讲座、课外教育、图书馆、体育运动、女性聚会、幼儿园等各种功能。这也充分体现了班纳对伊斯兰教的定义，伊斯兰教不仅仅是一个宗教，而且是一种生活方式。

3.    关注成员的教育与培训

欧洲的兄弟会组织提倡通过Tarbiya（即教育）对成员或潜在成员进行系统培训。这也是班纳在建立兄弟会之初就提出的组织原则。UOIF投入大量人力物力，安排各类讲座、研讨会，组织成员学习宣教（dawa）和政治动员的技术。比如1990年建立的欧洲人文科学

研究所（IESH），从1990年到2004年之间，就为欧洲的清真寺培养了300多名伊玛目。

4.    注重媒体和宣传

早在法国穆兄组织成立之初，就非常重视宣传工作。20世纪60年代，伊斯兰学生协会就出版了期刊Lemusulmanaeif。由UOIF创建于2004年的Actualis，是一本旨在深度探讨当代穆斯林和伊斯兰教问题的杂志，其作者甚至包括非穆斯林。除此之外，法国的穆兄组织还建立了自己的出版公司，陶希德出版社在法国出版了大量的普及伊斯兰思想和法学的书籍。UOIF有两个出版商，总部位于亚眠的Mediacom公司，出版了大量的阿拉伯语磁带和书籍，位于博比尼的Gedis公司主要负责出版组织文化类作品。

法国兄弟会非常善于利用现代的传播工具，他们建立了相当数量的伊斯兰网站，比如islamiyya.net,saphirnet.info,oumma.com等，他们在网站上发表文章评论时事，公布组织的会议内容，并提供博客和电邮服务，促进思想家与其读者之间的交流。

（三）领导层

从穆兄在法国的发展来看，他们早期核心人物都是来自阿拉伯国家的政治流亡者，后来主要是在法国的阿拉伯留学生中发展成员。这些留学生在西方主要是攻读政治、法律、工程、建筑和医学等现代学科，而且很多人并没有受过专业的宗教培训。比如UOIF的第一代领导人穆罕默德•祖海尔就是一名核科学家，布雷泽在波尔多大学获得了政治学硕士学位，弗阿•阿拉维（FouadAlaoui）具有神经心理学博士学位。这些典型的知识分子构成了法国穆兄会的主要力量。

包括AEIF在内的早期欧洲穆兄组织都是围绕着几个核心人物的关系网络而建立起来的。在比如早期的核心人物赛义德•拉马丹就对很多穆兄组织的建立具有重要影响，德国的IGD就是他一手建立的，法国的AEIF也受到了他的重要影响，他利用自己与海湾国家之间的联系为欧洲的穆兄组织提供了大量资金。另一个核心人物是优素福•纳达，作为成功的商人，他是穆兄组织在西方世界的重要资金支持者，他建立的alTaqwa银行为银行和广泛的公司网络来为西方的数十个穆斯林兄弟会行融资。

优素福•卡拉达维尽管居住在卡塔尔，但他却是伊斯兰世界中最受欢迎的神学家，是穆斯林兄弟会公认的精神领袖，经常在UOIF、MAB等公开聚会上发表演讲，在西方穆兄组织中具有无以伦比的影响力。

三、意识形态的转变

（一）对西方定位的变化

60年代初，欧洲穆斯林劳工移民才刚刚开始，法国的穆斯林社区还没有成型。这时的穆兄团体的目标是致力于中东、北非等地区的伊斯兰复兴运动。正像UOIF的一位领导人所说的“在80年代和90年代，我们想要夺取我们国家的权力。一旦我们获得了权力，我

们就想建立一个伊斯兰国家。”。因此在20世纪80年代初，他们与西方的关系纯粹是工具性的。伊斯兰主义者试图利用欧洲的全球化特点反对他们认为独裁的阿拉伯政权。拉马丹之所以将日内瓦作为其事业基地，也正是看中了这个城市的全球化的性质，它有种数量众多的官方和民间机构；包括阿拉伯国家在内的国际经济和政治精英们群聚于此，从而可以成为伊斯兰主义意识形态的在全球传播的有效媒介。

到了20世纪70-80年代，对于许多伊斯兰思想家来说，由于远离自己的母国，他们对原籍国的影响力在减弱，通过在母国发动革命来实现伊斯兰化的理想越来越渺茫了。同时由于欧洲穆斯林劳工移民的数量日增和家庭团聚等政策的出台，大量的穆斯林开始在欧洲永久定居了下来。这使得他们看到了欧洲事业的未来前景。伊斯兰教已经成为一种固定在西方的宗教了，新一代的穆斯林在欧洲出生和接受教育，穆兄运动需要改变自己以适应他们的话语。欧洲的穆兄开始自认为是欧洲穆斯林的代表和捍卫者，他们对西方的认知也发生了变化。

在1986年的UOIF的会议上，费萨尔•马拉维首先提出，西方国家应该被视为宣教之地（Daral-dawa），而传统的伊斯兰教义中战争之地（Daral-harb）和伊斯兰之地（Daral--Islam）之分已经不适应于欧洲了。而1989年的UOIF年度代表大会上，突尼斯伊斯兰复兴党领导人拉希德•加努希则宣称法国应该不在被视为Daral-Ahd（盟约之地），而应该被当做Daral-Islam（伊斯兰之地）。到了1991年12月，当时的法国伊斯兰反应委员会（CORIF）确认了这个观点，因为在法国死去的穆斯林能够在专为穆斯林准备的墓地中安葬。

（二）对西方环境的适应

在解决了穆斯林在西方定居的宗教问题之后，欧洲的穆斯林则面临着是否以及如何融入西方社会、西方公民和穆斯林的身份之间的矛盾、、更重要的是，西方的法律与伊斯兰教法之间的冲突应该如何解决等问题。以欧洲穆斯林代言人自居的穆兄在这一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理论阐释作用，这也为西方穆兄意识形态的重构奠定了基础，法国的穆兄思想家在其中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他们承认并赞赏西方自由民主的环境，拉希德•加努希认为西方优势的根源在于科学技术、个人责任感的培养、个人权利和自由、以及政府是人民的仆人，人民有权利反对剥夺自己的权利和自由的政府。塔里克•拉马丹(TariqRamadan)也承认，穆斯林在西方享有更大的自由，比大多数穆斯林国家(如果不是全部的话)更能实现他的宗教信仰。

但与此同时，他们仍坚持伊斯兰的优越性和对西方的批判，就像拉马丹所说的：“经济发展和技术技能的进步决不应被误认为意识形态或哲学上的优越性”。

考虑到法国出生地主义的国籍政策，越来越多的穆斯林已成为了法国公民，他们面临着法国公民和穆斯林身份之间的矛盾。拉马丹认为，西方穆斯林必须在坚持伊斯兰核心教义的同时试图成为一名欧洲公民。因此，他提出建立一种基于双重归属感、穆斯林和欧洲

（法国）公民集体认同的可能性。UOIF要求法国政府公开承认穆斯林的双重身份，即他们的穆斯林身份不能被他们的法国公民身份所掩盖，也不能将其归入私人领域。然而对拉马丹而言，信仰是在公民身份之上的，“这两个隶属关系（伊斯兰教和国家）不具有相同的性质或程度。作为一个穆斯林，意味着你有一个完整的人生观。而作为法国人则只意味着你有一个公民的身份”

在法国的世俗主义环境中，穆斯林面临着伊斯兰教法和世俗法律之间的冲突。穆兄在公法领域比较温和，尊重国家法律；但在私法领域却积极捍卫穆斯林的权利。但法国的公法和私法领域有时是相互重叠的，比如在学校佩戴头巾、宗教教育和伊斯兰婚姻合法性等问题。这也引发了UOIF与法国政府之间的矛盾。为了更好地融入西方国社会，波尔多大清真寺的伊玛目塔里克•奥布鲁（TareqOubrou）提出了“最低限度的穆斯林”的概念，他通过重新阐释古兰经，将伊斯兰教法的规范性最小化，降低了宗教形式的重要性。比如如果工作不允许穆斯林每天进行五次祷告，那么也可以只做一次祷告。他认为每天的祷告的关键不仅仅在仪式，而是与上帝的沟通，即精神信仰。

卡拉达维领导的欧洲裁决与信仰委员会（CEFR）则通过为欧洲穆斯林生活制定新的规则的方式，来缓解教法与世俗环境直接的矛盾。比如虽然伊斯兰教法禁止利息，但欧洲穆斯林购房贷款就被CEFR裁定为合（三）意识形态的重构

随着穆兄会在西方穆斯林社区的影响力不断增强和对西方主流社会的参与力度地不断加大，为了适应西方的世俗主义环境，他们不断进行理论和宗教阐释的调整，使其意识形态和话语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形成了西方伊斯兰主义意识形态，即奥利维尔•罗伊（OlivierRoy）所说的新原教旨主义（neofundamentalism），其主要特点表现在几个方面：

1、去领土化的伊斯兰文化

当来自不同国家和民族的穆斯林来到欧洲这样一个世俗的环境后，能够表征他们的共同性的只有伊斯兰教。而只有将伊斯兰教作为一种文化而不是一个宗教来阐释，才能更好地涵盖所有的穆斯林（包括世俗的穆斯林），而且这样也符合穆兄对伊斯兰教的一贯定义，即伊斯兰不仅是一种宗教，而是一种生活方式。更重要的是，这种阐释恰好迎合了西方文化多元主义的主流知识圈，成为了全球化时代政治正确的一种体现，尽管穆兄本身对文化的概念是鄙视的。但是这种西方伊斯兰文化的形成是建立在对传统伊斯兰文化消解的基础上的，即脱离了原籍国的语言、民族、习俗、宗教和家庭模式，从而形成了一种超越历史与地理的、建立在全球乌玛愿景上的新伊斯兰文化。

2、个人主义的宗教观

随着在欧洲传统伊斯兰文化的消解，传统意义上的乌理玛也就失去了宗教权威的地位。新一代的穆兄领袖和思想家们大多数都没有接受过传统的神学教育，他们更鼓励在西方穆斯林通过回归到内在的自我，与宗教建立直接的联系，而无需宗教权威作为中介。即使在坚持伊斯兰规范的时候，他们给出的理由也是个人主义的。比如拉马丹认为，穆斯林妇女必须要戴头巾，但这并非是强制性的，而是个人寻求自我实现及与上帝和解的结果；头巾是“信仰的见证”。

这种的个人主义的宗教观念，契合了在西方环境中长大的二代或三代穆斯林们的内在要求，对他们来讲，伊斯兰教是一种自我表达的方式。戴着头巾的女孩并非要重回伊斯兰的规范中，而是在用头巾来表带她们的信仰和自我的价值。

3、概念与价值表达的西方化

伊斯兰教作为一种新的民族文化失去了与传统的联系，仅仅依靠对宗教经典的重新阐释不足以让它在受到西方世俗世界浸染的穆斯林中获得影响力。因此，这种新的宗教文化必然要与西方的社会实际结合起来。UOIF已经逐渐将原来穆兄所反感的西方个人主义和物质主义价值纳入其话语中。其前主席布雷泽就宣称，“穆斯林必须通过他们的成功和地位来区分他们自己。应该知道，伊斯兰教鼓励人们在一个社会中锚定自己。伊斯兰教不要求在生活中牺牲。来世的成功必然意味着此生的成功”。为了吸引年轻人，他们甚至将伊斯兰教打造成一种酷炫的、时髦的、包括享乐主义和消费主义的宗教信仰。

就像UOIF的一名官员所说的：“我们要求穆斯林在他们的宗教中感觉良好。在日常生活中，快乐是很重要的。我们可以善待自己，我们可以消费。穆斯林也有幸福的权利。”关注现实社会问题也是法国穆兄的一个特点，其社区清真寺中的伊玛目更热衷于在布道中讨论戒毒和轻微犯罪问题，而不是诵读经典。

四、从边缘到主流

（一）领导层的变化

虽然穆斯林兄弟会主张泛伊斯兰主义，倡导不同民族的穆斯林团结一致。但就法国而言，各个伊斯兰组织是沿着国家、民族、语言和文化界限而深刻分裂的。UOIF领导层族群的变化也突出地反应了从20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北非的马格里布国家的政治形势与法国穆斯林组织之间的互动联系。

UOIF最早的领导人是来自突尼斯的阿卜杜拉本•曼苏尔和伊拉克人穆罕默德•祖海尔，突尼斯人主导了联盟。但是到了90年代，摩洛哥人接管了组织。1992年，摩洛哥人萨米•布雷泽成为主席，弗阿•阿拉维（FouadAlaou）担任秘书长。2009年，阿拉维继任为UOIF主席，2011年，突尼斯人贾巴拉（Ahmed Jaballah）成为了新的领导人，但2016年继任者阿玛尔•拉斯法（AmarLasfar）仍然是摩洛哥人。

尽管法国的阿尔及利亚人占据了最多的穆斯林社区，但他们在UOIF中的代表性明显不足，联盟一直在突尼斯人和摩洛哥人的控制下。这主要是因为阿尔及利亚人被吸引到了法国阿尔及利亚伊斯兰救世阵线FIS在法国的分支——阿尔及利亚兄弟（FAF）中去了。尽管FIS也追随穆兄的路线，但却独立于兄弟会组织。随着90年代FIS开始暴力反抗阿尔及利亚政府，UOIF担心会被指责支持FIS，因而有意将阿尔及利亚人排除在领导层之外。

90年代突尼斯人失去了组织的领导权是因为受到了国内政治的影响。当时的一些激进分子参与到突尼斯国内反政府组织中去了，于是与本阿里政权保持密切关系的法国政府限制了突尼斯人获得法国国籍的比例，为避免受到法国政府的指责，运动的领导层自然而然的转入到摩洛哥人的手中。

领导层中的变化也反映出UOIF工作重心的改变，他们开始更关注自己在法国的存在和发展，而不是在原籍国实现伊斯兰化。

（二）头巾事件与UOIF的崛起

1989年10月，在法国克雷伊的一所中学，三名穆斯林女生因为戴头巾被拒绝入学，当地的突尼斯协会的领导入介入进行了调解，最终与校方达成一致：校方统一这三名女生可以在课间时间的走廊里戴头巾，但在课堂上，她们需要脱下头巾。但UOIF看到了扩张自己影响力的绝佳机会，UOIF的两位领导人阿卜杜拉•曼苏尔和穆赫塔尔•贾巴拉以公开前往学校访问的形式来宣传伊斯兰教的规定：即女性应当含蓄。在这次访问之后，这几名女孩撕毁了与校方先前达成的协议，要求在课堂佩戴头巾，她们再一次被学校拒绝。

不久，巴黎的街道就发生了穆斯林的示威游行。而11月21日，当时UOIF主席艾哈默德•贾巴拉写了一封公开信给总理，宣布《古兰经》明确规定了戴头巾是所有妇女的义务。这个事件使得UOIF一跃而成为法国穆斯林社区的保卫者，在法国的穆斯林看来，UOIF的行动远胜过只是谴责和示威的巴黎大清真寺。头巾事件为UOIF赢得了穆斯林社区的声誉和法国政府的关注，一跃从一个边缘化的组织变成了主流的伊斯兰组织。正如图瓦雷克所说的，头巾事件“意味着该组织获得的社会与媒体的知名度经历了非凡的增长”。

（三）日益增长的影响力

从90年代以来，UOIF的规模和影响力与日俱增，截止2004年，UOIF控制的祷告场所有200-250个，仅次于巴黎大清真寺（GMP）。而UOIF隶属的协会数量更是高达350-400个，是法国所有伊斯兰组织中最多的。

在马格里布青年的骚乱和头巾争议等社会问题日益严峻的情况下，为了更好地与穆斯林社区进行对话，1999年10月，法国政府开始建立法国伊斯兰信仰委员会（CFCM），作为穆斯林的代表性机构。2003年，在当时内政部长萨科齐的支持下，CFCM举行了第一次选举，UOIF获得了全部42个理事会成员中的13个，仅次于具有摩洛哥政府背景的FNMF的16个席位，超越了具有阿尔及利亚政府背景的GMP的6个席位。2003年4月，萨科齐第一次以政府部长的身份参加了由UOIF赞助的、在布尔歇举行的穆斯林年度聚会，并且在现场发表了演说，呼吁平等对待所有公民，而无论他们的宗教信仰如何。

UOIF最大的优势在于它的非官方背景。对于当代的二代和三代穆斯林青年而言，GMP和FNMF这种具有原籍国政府背景的“大使馆伊斯兰教”代表了独裁政府的利益，对他们已经不具备吸引力了。而UOIF灵活实用的宣传方式，丰富多样的协会，颇具魅力的领导人都更能吸引年轻人的参与。UOIF的影响力还体现在其帮助填补了穆斯林社区的社会服务漏洞，UOIF控制的清真寺为穆斯林孩子们提供课后辅导，日间看护，并组织妇女活动。此外，UOIF对二代、三代的穆斯林青年的再伊斯兰化起到了重要作用。不像他们的

父母，这些年轻的穆斯林或者出生在法国，或者很小就移民到了法国，与原籍国的联系已经很少了，但是又没有能够融入法国主流社会，这种无根化的认同状态导致了伊斯兰教与特定的土地和文明的关系越来越少，呈现出一种去领土化的现象。而这恰恰为穆兄在法

国的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UOIF没有伊斯兰国家的政府背景，强调跨种族的穆斯林联合，寻求一种全球化的伊斯兰社区乌玛的建立，更加契合这些无根化青年的认同需要。一些原本相当西化的青年转而以一种比他们父母更为虔诚的态度重返清真寺，这也就是罗伊所说“再伊斯兰化”。

伊恩•约翰逊（IanJohnson）就描述了一个名叫阿姆里奥（Amriou）的青年宗教重生的例子。阿姆里奥出生在一个阿尔及利亚移民家庭，是家中9个孩子中最小的一个，在巴黎长大，是一名说唱歌手，曾由于参与贩毒而被判入狱，在监狱中重新皈依了伊斯兰教，并加入了UOIF，变得非常虔诚，经常在穆斯林社区中宣传伊斯兰事业。

UOIF之所以能在法国迅速崛起，还在于整个欧洲穆斯林的碎片化和竞争对手组织能力的不足。大多数西方穆斯林可以被归类为文化学或社会学概念上的穆斯林。他们只是简单地接受由于伊斯兰教所形成一些传统，但宗教一般不对他们的日常生活产生影响，当然他们也不隶属于任何一种意识形态。

在一项研究中发现**，只有不超过10％至12％的穆斯林会积极参与或隶属于某些穆斯林组织，而且这些组织也是因国家、民族、教派而深刻分裂的。**

与没有受过多少教育的大多数穆斯林劳工移民不同的是，穆兄组织的成员大都来自于中产阶级家庭，很多人毕业于西方大学，这让他们具备良好的知识水平和沟通能力。而且全球性的穆斯林兄弟会网络为其带来了巨大的资金和组织支持。相比竞争对手，他们能采用网站、论坛、书籍、报刊等无所不在宣传手段来接近二代或三代的穆斯林移民。这使得他们在某种程度上垄断了西方伊斯兰教的话语权。由于他们强大的资源。

他们能经常与西方的政治精英们接触，将自己表现为穆斯林社区的代表组织。他们还善于与媒体打交道，在公共媒体中具有很高的曝光率。此外，“大多数西方新兄弟会成员没有传统神职人员的背景，但是他们风度翩翩、受过高等教育、可以流利地使用西方语言，并在与西方人打交道的时候显示出渊博的知识，而且他们建立有固定的财政和组织手段。”

与之相比，其他的伊斯兰组织则严重缺乏与西方社会打交道的手段。正如伊恩•约翰逊所说的，“从本质上说，官僚机构需要其他组织团体来对话。而大量无组织的穆斯林却不能与国家互动，因此不能成为对话伙伴。„„而激进的边缘团体却能这样做。”

五、温和与激进

从MB在埃及的诞生开始，温和与激进就像硬币的两面一样，一直伴随其发展过程，因时间和空间的不同而呈现出不同的表现。穆兄的创始人班纳一面指责埃及的政党是“人

民的寄生虫”，并建立了准军事组织Nizam—Khass，一面却又避免与王室对抗，甚至与政府合作。班纳死后，库特布的激进思想一度使穆兄成为伊斯兰激进主义的代表，但班纳的继承人Al-Hodeibi却试图使MB回到一个温和的立场中。

在穆兄国际化的过程中，因国家的不同而呈现出相反的表现，哈马斯因对以色列的强硬态度而被国际社会认定为恐怖组织，叙利亚、阿尔及利亚等地的穆兄也都因反对本国政府而表现得较为激进，但在约旦、沙特、科威特等地的穆兄则与政府合作而成为了温和组织的代表。穆兄发展过程的这种两面性的当然也表现在了MB在法国的组织UOIF中。

UOIF被指控使用“双重语言”:即面向法国非穆斯林用“民主”的思维，而以原教旨主义，反世俗主义（znti-laicite）的态度对法国的穆斯林。

（一）温和表现

穆斯林兄弟会的主要特点就是“它的权力之路并不是革命性的；它依赖于通过渐进和平的伊斯兰化来赢得人心”。这也就表明它更多的不是通过暴力，而是通过和平方式来达成自己的目标的。

UOIF在法国最为激进的做法就是1989年头巾危机时的示威游行了，但这毫无疑问是一种和平合法的手段。到了2004年的新一轮的头巾事件中，尽管UOIF领导鼓励街头示威，并向不愿遵守禁令的穆斯林女孩提供法律方面的帮助，但其抗议却显得非常克制和低调。其领导人布雷兹说：“头巾禁令毕竟只是局限于公立学校，而穆斯林妇女仍然可以在公共场合穿戴。”

而在2005年的巴黎骚乱中，UOIF公开声明谴责骚乱：“对穆斯林任何参与盲目打击私人或公共财产的行为或可能会威胁到他人声明的行为，都是严格禁止的。”

除了拒绝暴力之外，UOIF的温和还表现在它力图将穆斯林兄弟会的意识形态与西方民主自由的环境结合在一起。甘努奇发展了“伊斯兰民主”的概念，并指出民主实际上有一个伊斯兰而非西方的起源。他认为，民主不是一个与伊斯兰竞争的意识形态，而只是一个工具，一系列选举，检查和解雇政府的程序。

因此，民主是与伊斯兰教相容的：它被伊斯兰舒拉（Shura）的概念完全涵盖了。塔里克•奥布鲁是伊斯兰教现代化的一个重要人物，他认为要解决伊斯兰教融入法国这样的世俗民主环境的问题就必须将其相对化，他认为神学是沙利亚法的基础，必须将规范维度置于神学范围中，将其最小化。

塔里克•拉马丹则是当代最重要的改革派思想家，作为班纳的外孙和赛义德•拉马丹的儿子，他公开强调伊斯兰教认同公民、不同宗教和文明的共存、言论和组织自由、多元化、法等西方价值概念，

为运动在班纳的遗产之外的后期发展开辟了新的思路。

（二）激进表现

UOIF的激进表现首先体现在他们对暴力圣战模糊不明的态度上。UOIF声称中反对任何暴力，并且一直在谴责恐怖主义，甚至公开指出，恐怖主义，暴力和自杀爆炸是野蛮行为，与伊斯兰的教义截然相反。但是它对暴力问题的立场却并不统一。2008年12月,在加沙地带处于战争期间，UOIF发表公开声明要求“停止屠杀巴勒斯坦人民”和“停止对加沙人民的种族灭绝。”

时任UOIF主席的布雷泽，以欧洲伊斯兰联盟组织的代表前往加沙与埃及边界的拉法来显示对加沙人民的支持，称加沙轰炸为“反人类的罪行。”但与此同时，对UOIF具有极大影响的穆兄精神领袖卡拉达维则明确赞成在以色列实施的自杀式爆炸袭击，因为“整个以色列社会(公民的军队)是由战士组成的，所有以色列人，男性和女性，都被训练杀死巴勒斯坦人，因此对平民的规定并不适用于他们。”

因此有人认为，西方兄弟会组织谴责暴力不仅是选择性的，而且纯粹是策略性的。有人甚至认为，兄弟会对恐怖主义的谴责，是用一个冰冷计算得出如何最好地实现运动的目标，而不是拒绝根深蒂固的暴力手段。

其次，UOIF被广为指责的就是它与卡拉达维的密切关系以及对哈马斯的暗中支持了。

2000年，卡拉达维应邀参加了UOIF在LeBourget的年度会议。而且他还在UOIF所属的欧洲人文研究所（EISH）主持科学理事会，该研究所是为法国各个清真寺培养伊玛目的。与UOIF相关的组织CBSP(巴勒斯坦慈善和救济委员会)，则与哈马斯有密切的金钱往来。

CBSP的瑞士分支ASP通过清真寺和伊斯兰中心筹集了大量资金，然后将这些资金转移到哈马斯的子公司。在2007年，CBSP因为涉嫌为哈马斯募集资金而被美国政府认定为恐怖组织。尽管表面上宣称攻击犹太人就等同于攻击古兰经，但是实际上在UOIF的官方网站上也常常会看到露骨的反犹主义言论，比如对塔里克拉马丹赴美执教被拒绝的评论，“别告诉我，这不是犹太复国主义或犹太复国主义的游说团体，它是名副其实的癌症，是地球和人类的肿瘤”。指责犹太人控制美国、法国等西方国家的言论更是层出不穷。

此外，UOIF始终致力于伊斯兰宣教活动，以宗教作为手段来扩大自己在法国的政治影响力，并且不遗余力地扩大伊斯兰教法在西方穆斯林中的应用，这实际上是与法国世俗

主义传统相悖的，阻碍了穆斯林在法国的融合。他们虽然拒绝暴力，但对穆斯林青年的再伊斯兰化却在更广泛的范围中营造出与主流社会对立的心态，“虽然它可能不是一个恐怖组织，穆斯林兄弟会可以说创造了一个环境，也就是说是一个完美的滋生恐怖分子土壤—我们与他们的心态，一种受害的感觉，而这是极端主义和暴力的基石”。。经历过宗教重生的穆斯林青年更容易走上暴力之路。“他们作为一个传送带:被伊斯兰教所吸引的人随后采用他们的伊斯兰意识形态作为一个圣战组织招募的重要来源”。

​六、发展的困境

UOIF的茁壮成长和它一直以来的激进主张是分不开的，比如在90年代之前对中东穆斯林国家制度的宗教批判，以及之后对穆斯林青年再伊斯兰化诉求的迎合。但在法国和欧洲这样的环境中，这种激进的主张和宣传使它难以得到主流社会的承认，难以获得官方宗教组织的资源和发展平台。而与法国政府的合作虽然使他获得了主流社会的承认，并有助于其扩大在法国穆斯林中的影响力，但却遭到其核心支持者——激进的伊斯兰主义者的反对。加上其组织机构僵化，人员老化、以及决策机制等问题，使其目前面临着一些非常棘手的问题。

（一）意识形态危机

穆兄会乌托邦式的口号“伊斯兰教是解决方案”曾为它带来了大量的支持者。但这种企图用宗教提供所有社会问题答案的主张在解决现实问题时并没有起到宣称的作用。在伊斯兰复兴主义流行了30多年后，穆兄的意识形态正面临着破产的危机。因而欧洲的MB企图通过将伊斯兰实践与欧洲世俗环境融合的方式来解决穆斯林在西方存在的合法性问题的尝试重新定义了欧洲现实的宗教实践，但仍然缺乏真正意义上意识形态的重建，“兄弟们仍然是对伊斯兰教正统和僵化的诠释的囚犯。

但说他们是一个改革派的伊斯兰主义，还是有点夸张”。一位前比利时的MB主管解释道。大多数欧洲的MB成员尽管学历颇高，但都是“硬科学”出身，缺乏传统的宗教和哲学培养。使得他们对欧洲穆斯林合法性的神学解释仍存在瑕疵。

自从摩洛哥人主导了UOIF的领导权之后，法国穆兄的工作重心就完全放在了改善与主流社会的关系上了，这种政治实用主义帮助他们获得了政府部门的承认，扩大了在主流社会的影响里。但同时也让一些激进分子离开了穆兄。一位UOIF的主管这样说道“自从我们决定在某些宗教问题上更加自愿，自从我们开始与公共当局讨论问题以来，我们的一

些成员就不能再在我们的选择中认识到自己，我们已经失去了很多人。”这些激进分子起初被MB不妥协的态度所吸引，但又都对UOIF与法国政府合作、以及在2004年的法国立法禁止头巾和2005年丹麦先知漫画事件中采取的温和软弱的态度不满，从而离开了UOIF。尽管这些人只占UOIF中的一少部分，但他们无疑都是穆兄的核心支持者。

（二）僵化的体制和领导层的老化

MB依然坚持着班纳时代就留下来的严格的入会考察和宣誓程序，从准备期到宣誓入会大概需要几年时间，这种繁琐的入会程序难以适应快节奏的西方社会，让很多的同情者对之望而生畏。越来越多的成员也呼吁简化招募成员的程序。另外，MB为了统一思想，任何决定或计划都是来自于领导层，基层的不同意见很难反映到领导层，整个决策过程僵化而专制，这使得在西方民主和多元环境下成长起来的新一代成员感到难以适应。一位来自法国南部的前UOIF高管就这样谈到自己为什么离开穆兄。“迫使我离开的原因之一是，我的每一个计划或决定都必须得到负责人的批准。每件事都得经过这个人。对我来说，很难忍受。我们是同龄人，而且我有博士学位，我有能力。”

这种僵化的决策机制还体现在UOIF领导层的老化，主导穆兄都是些移民时代政治避难来到法国的老人，他们传统的家长式的做派与二三代青年对个性和多元化的追求体现了组织内部存在着明显的代际鸿沟。一位来自比利时的管理人员认为：“老年人对年轻人的看法过于过时，与上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的阿拉伯世界类似。他们认为年轻人只能履行长辈们的决定。年轻人没有发言权。”

此外，由于穆兄领导层通过相互联姻而形成的错综复杂的个人关系，使得青年成员指责UOIF已经成为了一个由世袭贵族精英阶层把持的、保守僵化的机构。比如，身为UOIF理事会成员和波尔多大清真寺伊玛目的是著名教士哈桑•艾奎森（HassanIquioussen）的姐夫。通信部门的主管贝希尔（BoukhzerBachir），是UOIF前主席弗阿•阿拉维的姐夫。拉希德•甘努奇的女儿因提萨尔（Intissar），曾任欧洲穆斯林青年和学生组织论坛主席，与突尼斯伊斯兰复兴运动党(Ennahda)的一名成员结婚。

结论：

法国的穆兄组织作为欧洲伊斯兰主义的一个缩影，在某种程度上也代表了西方伊斯兰主义的特点，尽管他们在内心仍然坚持伊斯兰的优越性并且拒绝西方，其意识形态和价值观上已经不可避免的受到了西方的影响。这种内在的矛盾体现在了他们的双重话语中，这直接导致了他们的发展困境，一方面受到了西方主流社会的怀疑，另一方面也引发了核心支持者的不满。这种内外双重的发展困境将会成为UOIF今后一段时间的面临的主要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