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和的与凶狠的商业_风闻

　　在中药里，有一些常用药并非产自中国，例如乳香、没药等。早在明朝李时珍的《本草纲目》中，就已经有了这些外来药物的记载。乳香和没药的原产地在阿拉伯地区，是某种植物的分泌物。一般认为，古代远洋贸易中的阿拉伯人、印度人，最早将这些东西带到了中国。到了郑和下西洋的时候，乳香、没药的大规模交易才在中国出现。

　　即便从郑和下西洋的时代算起，阿拉伯地区的乳香和没药等物品，被中国人认识并经常使用，也至少已经有600年多年的历史。但是，有一个现象比较有意思。在这600多年中，中国人长期使用乳香和没药，却没有考虑引进种植这些植物。从现在一般的生意人观念来说，这种现象多少有点愚蠢。如果中国人引进种植这些植物，不就可以自己生产，不再需要用瓷器、丝绸之类的东西与之交换吗？

　　看看西方人历史上的做法。小麦原产地在今天的土耳其，葡萄原产地在中亚地区，后来都被欧洲人引进种植。东罗马帝国还想方设法偷盗了中国的蚕茧丝绸技术；后来的欧洲人还偷学了中国的陶瓷技术，如今世界顶级瓷器品牌属于英国；英国人因为每年要买大量的中国茶叶，还偷取了中国的茶树种子；橡胶树原产地在巴西，为了不让巴西独占，英国人不顾巴西禁止橡胶种子出国的禁令，偷盗了巴西的橡胶；西班牙人把美洲原产的玉米、土豆、辣椒等，引种到欧洲，然后才遍及世界各地；至于中国原产的杜鹃等观赏植物，被英国人引进到欧洲之类的现象，还有很多。我们不禁要问：当年的中国人为何这么“笨”，没有像欧洲人一样，将值钱的经济作物引种到中国？反而都被别人偷去了自己的生财之宝？

　　从表面现象看，中国人不引进阿拉伯的乳香、没药等，是缺乏现代经济头脑。但是，看得深入一点就会发现，这其实是东方人传统生意观念的体现。现在做生意的人很多，人们经常会总结两种不同的生意经。一种是拼命压价，不管对方的承受能力；另一种是给对方留下一定的利润空间。说得再简单一点，前一种是只管自己发财，不管对方死活，最好榨干对方最后一滴油水。这是一种凶狠的商业，不平等的商业。后一种是大家发财，互惠互利。这是一种温和的商业，平等的商业。

　　人类的贸易历史很悠久，简单来说，东方人长期都接受后一种生意观念，就是大家发财，互惠互利。而欧洲人长期都是前一种观念占主导地位。早在古希腊、古罗马时期，欧洲人的商业就体现了这种一切为自己的心态。今天所说的暴利现象，早在古希腊时期就已经出现。那时候的希腊商人，也许做成一笔生意就足够富裕一辈子了。因此，虽然风险很大，但为了巨额利润，他们都愿意冒险。

　　殖民地的概念最早出现在古希腊、古罗马时期。当他们发现某个地方富裕，有他们所需要的物产，他们不是像东方人一样，用自己的物产与之交换，而是用武力占领那个地方，让那里的人民为他们劳动，从而将所有的物产据为己有。如果按照欧洲人的这种做法，率领当时世界上最庞大舰队的郑和，完全有能力占领大量殖民地。但是，郑和没有做这么做。因为，东方人的商业观念，不愿意把对方逼死，自己独占好处。

　　即便占领殖民地不太容易实现，偷取他人的优势商品，也被西方人视为退而求其次的方法。但是，这种方法的结果是什么呢？本来双方都能相互交换的贸易往来，被彻底打破平衡。试想，如果600年前的中国能够自己生产乳香、没药等一系列阿拉伯产品，最终，阿拉伯地区能用什么来与中国交换？中国的商品也买不出去了。鸦片战争之后，英国在中国的商业就是这种状态。他们剥夺了中国所有的商业优势，然后用武力，压榨中国的最后一滴油水。他们只想自己一本万利地发财，根本不管对方的死活。

　　被西方剥夺一切商业优势的民族，唯一能够与西方交换的，只有自己独特的物产，例如石油之类。但是，在殖民地体制下，即便拥有独特的物产，所有权也已经变成了西方人。幸亏不道德的殖民地制度被广泛推翻，某些有特殊物产的非西方国家还能富裕起来。但即便如此，现在的西方国家依然不断给这些国家制造无穷无尽的麻烦。

　　对于奴隶制，人们有一种说法，如果奴隶是生产工具，奴隶主至少要让奴隶吃饱，有体力，才能高效率地干活。但是，欧洲人的方法是，把每一个奴隶彻底压榨干净，然后再找新的奴隶。他们连给奴隶适当的生活条件都不愿意，他们连这种低成本都不愿付出，还谈何共同富裕！

　　西方这种凶狠的商业观念还容易导致坑蒙拐骗、不择手段地不道德行为。纽约曼哈顿岛的“交易”，被某些西方教科书称为“史上最成功的地产交易”。当年的欧洲人，用几颗玻璃球和几支枪，便从印第安人手里“买下”了曼哈顿岛。至今很多人仍为此津津乐道，而事实上，它就是一场欺骗，利用了印第安人的善良和对西方商业的无知。西方传统的商业观念还容易造成贫穷和富裕的两极分化。两极分化的结果是，富人失去了压榨的对象，再难获得新的财富，社会矛盾加剧，最终爆发战争。两次世界大战某种程度上就是这种凶狠商业观念的结果。

　　如今，中国逐步走向富裕，也给西方带来新的发财机会。中国在用自己的温和商业，冲淡着西方的凶狠商业。但是，西方改变了单方面发财的凶狠传统吗？他们当年偷盗世界各民族先进技术或独特物产时，根本不管各国法律和国家主权。如今他们挥舞着知识产权的大棒，到处收费。中国现在号称“世界工厂”，却饱受盘剥。以一个玩具为例。美国人在美国市场上付10美元买一个中国制造的玩具，中国的企业只能拿到1美元，这其中要包括材料、人工、能源等等所有的成本消耗，中国人的利润可能只有1美分。美国人只占据了流通，便占据了9美元的财富，而他们却在指责中国污染环境，不善待工人。他们不能少占一点吗？他们当然不愿意。

　　如今，中国人的商业观念一方面接受了很多西方只管自己，不管他人的凶狠习惯，另一方面也被西方凶狠的商业传统压得喘不过气。

　　橡胶树作为一种植物，在地球上存在了很长时间。橡胶树的原产地在巴西亚马逊流域的热带雨林中，印地安人称之为“哭泣的树”。目前的考古证据显示，早在11世纪，印地安人就用橡胶做成球，在娱乐活动和祭祀活动中使用。500多年前，橡胶的用途只是印地安人的一些传统习惯。他们用生橡胶制成小容器、烟袋、防水鞋和用来娱乐的球。

　　西班牙殖民者发现了这种富有弹性的神奇物质，他们将生橡胶带回欧洲。但是，生橡胶最初在欧洲的用途并不广泛。那时候，欧洲人使用橡胶主要是用来做修改写字错误的橡皮擦，这个用途延续至今。橡皮擦的应用，间接导致了后来铅笔的出现。古希腊时期，人们曾经用金属铅制成的铅棒，但这种铅棒主要用来做记号，而不是书写。文艺复兴时期，有人用金属铅和锡的合金制成铅棒，但更多是用来绘画。金属铅对人的健康有不利的影响。橡皮擦在欧洲刚出现的时候，欧洲人主要用墨水和鹅毛笔书写。以前欧洲人书写的材料主要是羊皮，后来有了比较粗糙的纸张。纸张使得用橡皮擦修改书写错误成为可能。但是，对于墨水的书写痕迹，橡皮擦的修改效果并不理想。1564年，英国发现一种名叫石墨的矿物，人们发现，石墨在纸上留下的痕迹，用橡皮擦修改效果非常好，于是，铅笔出现了。铅笔与橡皮擦的搭配简直就是绝配。

　　橡胶在欧洲另一种应用是沿袭在它原产地的传统：皮球。这个印地安人的传统被欧洲人利用后，形成了现在全世界以足球和篮球为代表的庞大的体育产业。但是，现在欧洲人很少会说，他们的球类运动来自印地安人“野蛮落后”的传统，他们都说球类运动是欧洲人自己发明的。从竞赛游戏规则上说，也许没错，但是，没有印地安人最初用橡胶制成的皮球，哪来这些游戏规则？欧洲传统的体育比赛项目，大都与战争技能有关。印地安人的橡胶皮球，才使得体育真正变成了游戏。然而，橡胶树对于世界面貌的改变并不局限于此。

　　1736年，法国首次向全世界报道了关于橡胶产地、采集胶乳的方法和橡胶在南美洲当地的利用情况，使欧洲人开始认识天然橡胶，并进一步研究其利用价值。世界上对于橡胶最早获得广泛应用的是英国。由于英国多雨，防水用品很受欢迎，因此，英国最早的橡胶制品主要是雨衣、雨鞋等日常用品。那时的橡胶，对于任何一个国家，都没有成为日后的战略物资和发展经济的支柱。直到一个人的出现，改变了这一切。

　　1934年（1834年，感谢网友指正）9月，一个名叫查尔斯-固特异的美国人从老家康涅狄格州来到纽约。固特异以前开了一个五金店，这时已经破产，还欠了大笔债务。固特异来到纽约，第一次见到橡胶产品，他的一生从此改变，世界也因此发生了重大的改变。固特异见到以防水用具为主的橡胶制品时，美国的很多橡胶制品厂已经破产关闭或即将倒闭，因为，当时以生橡胶为原料的防水用品有一些巨大缺陷：不能适应多变的气候。夏季高温使橡胶发粘，给使用者带来不便。冬季低温使橡胶产品变脆，容易开裂。更重要的是，橡胶制品还有很难闻的气味，用在生活中实在是一件痛苦的事情。而且，生橡胶还很不耐磨擦。固特异决心改变这种状况。

　　负债累累的固特异不愿找工作，却到处借钱，在自家厨房做实验。但是很少有人愿意把钱借给一个巨额负债，而且穷困潦倒的人。固特异有一次甚至把孩子的课本卖掉，换回5块钱，买他的实验材料。随着试验的一点点进展，固特异到处向人描绘自己橡胶实验的美好未来，目的还是要向人借钱，他总是说很快，很快就会有成果，但是，成果迟迟不见，钱每次都还不出来。此后20年间，他无数次被关进负债人监狱，有人说，监狱是固特异第二个家。然而，当时的世界上，似乎只有他一个人看见了橡胶的广阔未来。

　　1844年，固特异终于拿到了美国第3633号专利证书，他的橡胶硫化工艺获得了承认。这项工艺将极大地改变世界。1860年，60岁的查尔斯-固特异去世，他给家人留下了一张纸（3633号专利证书）和20万美元的债务。但是，几年前，他在自己的回忆录中，描绘了硫化橡胶几百种用途，其中一种就是轮胎。

　　在固特异之前，英国人解决生橡胶遇热会发粘的办法是，他们发明了一种双层布料法，就是在两层布料间加上一层橡胶，避免发粘的问题，也能使橡胶不直接接触到人体皮肤。这种方法还使得橡胶可以用于生产水管和消防水带。而固特异的硫化橡胶完全解决了生橡胶原先的缺陷，使得橡胶的应用得到极大的扩展。此时，使用橡胶原料最多的英国人开始动起了歪脑筋。

　　在固特异的橡胶硫化技术成型之前，没有人知道橡胶的未来究竟会怎样，因此，很少有人会在意那种生长在亚马逊雨林中并不很美观的橡胶树。然而，硫化技术使得橡胶的应用领域极大地拓展，于是，当时唯一生产橡胶的巴西制定了一条法律：任何人如果胆敢偷运1粒橡胶种子出境，将被判处死刑。巴西成为垄断橡胶资源唯一的国家，这使得当时的世界第一强国——英国——很不舒服。

　　1876年，英国人威克姆（Wickham）从巴西亚马逊河口秘密采集了几万颗橡胶树种子，并将其偷运出巴西。其实，英国人的这种神偷伎俩很多年前就施展过。鸦片战争之前，英国人用同样的办法，在长江流域采集中国的茶树种子，并偷运出境。现在英国人说起这些事，都把偷运者说成是个人英雄。其实，他们都是带有政府背景的国家级商业间谍。威克姆偷运橡胶树种子成功后，英国皇家奖励了他大量财富，他一下子成为了富翁。几万颗橡胶树种子，也交给英国皇家植物园负责栽种培育。有世界第一强国给这种商业间谍撑腰，巴西后来知道英国人偷走了他们的财富之源，也不敢声张，总不至于向英国开战吧。所以，国家弱，遇到流氓强国就是没办法，耍流氓是强国的特权。

　　斯里兰卡成为英国殖民地后，先是大面积种甘蔗，用来制糖。但是，世界各地蜂拥而上的甘蔗种植园很快使得全世界糖价暴跌，斯里兰卡英国人的甘蔗种植园已很难挣钱。英国人第一个改变就是引进从中国偷来的茶叶树。最初偷运出中国的茶树在印度试种，成功之后才转移到斯里兰卡。现在，斯里兰卡是世界上茶叶出口大国之一，英国红茶的主要生产基地就在斯里兰卡，而红茶占世界茶叶交易总量的70%左右。但是，斯里兰卡依然是世界上最穷的国家之一，好处都被英国人拿走了，留给斯里兰卡的并不多。

　　偷来的橡胶树种子先是在英国皇家植物园试种，几万颗种子长出了3000棵幼苗。英国人又将幼苗万里迢迢地运到斯里兰卡和马来西亚，这两个地方当时都是英国殖民地。漫长的海运过程，导致3000多棵幼苗中绝大多数死亡，活下来的大约只有几百棵。如今，亚洲多数橡胶树，都是这几百粒偷运橡胶树种子的后代。不要忘了巴西。巴西的橡胶产量从昔日百分百的唯一，到现在只占世界橡胶年产总量的1.3%（2004年）。

　　轮子的发明很早，有几千年的历史。以前的轮子都是固体的，例如木头或钢铁。坐在这种轮子的车上，其实很不舒服，难怪中国人喜欢坐轿子。固特异的硫化橡胶出现后，有人开始在轮子外面裹上一层橡胶。这种轮子被称为实心橡胶轮。1888年，英国苏格兰的一名兽医突发奇想。这名兽医名叫邓禄普。邓禄普有一个儿子，喜欢骑问世不久的自行车。但那时候，自行车的车架和轮子都是木头做的，邓禄普的儿子经常因为骑自行车而叫喊屁股痛，甚至还摔伤过。有一天，心疼儿子屁股的兽医邓禄普在浇花的时候突然产生了一个念头，为什么不可以把橡胶水管裹在自行车轮子上？于是，世界上第一个空心轮胎诞生了。但是，最初的空心轮胎里面灌的是水，后来才改为灌高压空气。

　　1年后，1889年，法国的米其林兄弟发明了世界上第一个可拆卸的自行车轮胎。从此，汽车车轮的全部关键技术都已经诞生，其他都是细节改进和设计了。

　　1895年，神奇的汽车终于诞生。但是，最初的汽车都不敢使用橡胶轮胎，人们认为，空心的橡胶轮胎用在自行车上还行，用在汽车这个庞然大物上很危险，空心橡胶轮胎能否承受汽车的重量？能否应付崎岖不平的道路状况？能否承受高速运动时强大的地面摩擦力？米其林兄弟自己变成了赛车手，开着装有自己生产的空心轮胎的电动汽车，有史以来第一次实现了100公里的时速。汽车与橡胶空心轮胎的结合，就同当年橡皮擦与铅笔一样，成为完美的绝配。

　　目前，全世界每年天然橡胶产量在900万吨左右，依然供不应求。75%的橡胶用于轮胎业。至少在轮胎这个领域，至今仍然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取代橡胶这种自然界的产物。橡胶已经成为关系到每个人日常生活的必需品，成为有史以来最重要的工业原料之一，它关系到一个国家的经济基础，也关系到战争的胜负。

　　接着介绍一下殖民地经济的一般规律。

　　殖民地经济就是一切为宗主国服务的经济。早期殖民统治时期，由于欧洲还没有工业化，殖民地主要是宗主国直接掠夺财富的对象。后期殖民地有点类似计划经济。殖民地为宗主国提供工业原材料，同时成为宗主国倾销工业品的市场，殖民地经济就是原材料和市场的垄断。对于欧洲国家来说，殖民地范围越大，人口越多，垄断规模就越大，赚钱就越多。在这个巨大的垄断中，各个殖民地自身的经济很不平衡，每个殖民地往往集中生产某几类原材料，例如英国殖民地，印度主要生产棉花，斯里兰卡主要生产茶叶。这就造成殖民地经济对宗主国极大的依赖性，一旦宗主国掐断殖民地唯一的经济命脉，殖民地就面临彻底破产。

　　从海地来说，原先作为法国殖民地时，海地主要靠生产蔗糖和咖啡。在前面的文章曾经提到过，海地曾经蔗糖产量位于世界第一，但是，那时的海地经济发展就极不平衡，连粮食都无法自给。海地独立后，它的蔗糖和咖啡销路全部被掐断，以欧洲为中心的世界经济圈，根本不从海地购买产品。在200年前，一个国家生产的产品，如果欧洲不购买，基本上就没有任何销路。海地独立后，欧洲国家就是用经济制裁这样的软刀子，彻底切断了海地发展经济的命脉。

　　虽然在200多年前，海地的蔗糖、咖啡生产曾经领先世界，但是，现在国际市场上，哪里还有海地蔗糖、咖啡的影子？海地独立后，世界蔗糖、咖啡生产中心立即发生大规模转移，欧洲国家将蔗糖生产转移到古巴、巴西、菲律宾等地；咖啡转移到中美洲、南美洲、非洲等地。总之，海地的强项，全部转移到没有独立的殖民地，代替海地的产品。欧洲主导的世界市场，彻底把海地排除在外，独立后的海地根本没有进入世界市场的资格。这个小小的国家，只能靠自产自销，维持生存。

　　类似的情况，在欧洲殖民地统治期间经常发生。比方说，橡胶较晚成为重要战略物资。当时全世界的橡胶树只有在巴西生长，但是，那个时候，巴西已经独立，不再是殖民地。于是，英国偷出了巴西的橡胶树种，在东南亚地区大规模种植，彻底断掉巴西靠橡胶致富的财路。如今，巴西的橡胶产量在全世界所占的份额极低。再早的时候，中国的茶叶畅销全世界，尤其英国人非常需要。于是，英国人偷运了中国的茶树种子，在印度、斯里兰卡等地种植，从此切断了中国靠茶叶赚钱的财路。如今，全世界茶叶市场70%被英国占据。中国曾经最赚钱的瓷器也遭遇同样的命运，当今世界顶级瓷器的生产商是英国企业。

　　在殖民统治时期，这种情况对于殖民地一般不会发生，因为殖民地完全属于宗主国，可以被宗主国随意摆布。但是，对于独立国家，这种情况必然发生。欧洲在千方百计削弱其他独立国家的经济强项的同时，还利用制定规则的不公平方式，拼命维护自己的优势产品。工业产品就不说了，以农产品为例，葡萄原产地并非欧洲，最早的葡萄酒也不是出自欧洲，但是，现在所有法国葡萄酒都拥有了“原产地”标志，其他地方的葡萄酒要与法国葡萄酒竞争，虽然不是不可能，但难度极大。按照这种方式，如果当初巴西的橡胶拥有 “原产地”保护，中国的茶叶、瓷器、丝绸等拥有“原产地”保护，海地拥有蔗糖、咖啡的“原产地”保护，……这些国家今天还会这么穷吗？到了今天，中国人靠着廉价劳动力，辛辛苦苦地生产着世界上最多、最好的VCD、DVD机，但是，欧洲国家却要向中国生产的每台碟机收取技术费用。而当初的中国却不能向欧洲收取茶叶、陶瓷、丝绸生产的专利费用。不能说这些国家的人笨，只能说欧洲国家依靠强势和武力，占据了制定游戏规则的优势地位。别人强势的时候，他们就采取无赖手段；他们自己强势的时候，就制定保护自己的游戏规则。这种运动员兼裁判员的做法，当然永远都会赢。

　　经济制裁，加上削弱优势产品竞争力，独立后的海地就这样被釜底抽薪，彻底落入贫穷的深渊。如果当初海地能够向世界卖出自己的产品，就能够积累原始资本，就有可能在世界经济发生转变的时候从容转型。而事实上，海地独立后，连发展教育的财力都没有。欧洲国家对于海地切断经济命脉的做法，使得独立后的海地长期处于窒息的状态。所以，有一种论调认为，独立还不如继续作殖民地。这是一种悲哀，对于被殖民者是金钱至上的结论，对于殖民者，说明他们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手段很成功。

　　古代中国瓷器如何赚全世界的钱 

　　中国的瓷器曾经为中国赚了多少钱，实在不好统计。从数量上说，销往欧洲的中国产瓷器，超过几亿件是肯定的。清朝时期，据中国的官方记载，每年销往欧洲的瓷器几百万件是常态。但是，我们现在很难统计它到底值多少钱。中国瓷器在欧洲最贵的时候，与丝绸一样，与等重黄金同价。但是，那些冒着巨大风险，在大海上颠簸飘荡的欧洲商人或船东们，赚取了相当大的一部分。瑞典17世纪创建了东印度公司，它有一条著名的商船，名叫哥德堡号。当年在到达瑞典港口时意外沉没了，前几年又被复制，重游中国。哥德堡号共载中国货物700吨，其中一部分是瓷器。据估计，这700吨中国货物等于当时瑞典全年的收入。虽然中国制造的收入只在这个最终市场价里占据一部分，但是，我们也可以想象中国瓷器到底赚了欧洲多少钱，还不包括销往阿拉伯、东南亚等地的瓷器。

　　当欧洲人评定中国的“四大发明”时，居然没有将瓷器纳入其中，一方面说明评判的标准是欧洲人所需要的标准，另一方面也说明，培根所处的时代，欧洲人包括培根本人，对于中国还缺乏了解。他们容易只看到中国人的创造对他们的发展造成巨大改变的东西，例如火药、纸张、活字印刷、指南针四大发明，而很难看清中国人的哪些创造对于中国成为世界强国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例如瓷器。欧洲人经过了很长时间才认识到中国的瓷器、茶叶等等最简单的日常生活用品，对于中国的意义，甚至对于改变世界的意义。我们今天完全可以说，中国古人的很多创造发明，对于中国和世界的意义，绝不亚于当今世界的电脑、互联网。

　　瓷器从很早以前就成为中国百姓的日常用品，虽然皇家对于瓷器的特供要求，使得官方瓷器与民间瓷器有一定的差别，但是，在中国平民百姓的家里，瓷器绝不是稀缺之物，而是极为普遍的日常生活用品。相反，瓷器传到欧洲后，很长时间都是王室和贵族专享的高级物品。在欧洲启蒙运动时期，大约相当于中国明末清初，欧洲王室和贵族都有专门收藏、陈列中国瓷器的习惯。例如俄国沙皇、奥匈帝国皇帝、法兰西国王、英国国王等等。马未都先生讲过一个例子。当时欧洲贵族宴请宾客，能用中国瓷器作餐具是一件非常体面和奢侈的事情。但是，为了防止客人中有人心生贪念，顺手牵羊，主人必须加派人手，盯着每一个瓷器，某种程度上，把其他贵族客人都当成潜在的小偷了。这是因为中国瓷器当时在欧洲非常昂贵，而且，在那时的欧洲人看来，中国瓷器的精美绝伦也是无以伦比的。与之形成对比的是，在当时的中国，瓷器早已经进入寻常百姓家，极为普遍。

　　那么，中国瓷器为中国人大赚全世界的钱，而且在长达千年的时间里，都没人能够超越的奥秘究竟在哪里？我认为，主要大概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是成本低廉。瓷器的前生是陶器，陶器在世界很多地方都有生产。但是，陶器在使用性能上有一定的局限，因此，陶器一般只被当作比较低层次的用品。在高级的场合，以前人们一般不使用陶器，而使用金属器。使用金属器的习惯，欧洲人远远高于中国人，尤其是欧洲的贵族，金属器是身份和地位的象征。但是，金属器成本较高，很难广泛使用。以中国来说，也有不少青铜器的出土。大型青铜器是国家祭祀的用品，小型青铜器是当时贵族的用品。青铜器造价高昂，使用太多则不利于民生，因此，汉朝以后，青铜器渐渐退出了中国的历史舞台，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东汉时期，中国的瓷器在原先陶器的基础上正式形成。瓷器以低成本又不失高贵的方式，大规模地取代了金属器。中国瓷器的这个特征给今天的人们什么启示？只有低成本、低消耗的产品才能普及和长久。而在现代工业生产领域，大量高成本、高消耗的产品充斥我们的日常生活，人们甚至认为它就是现代生活的必然。事实上，现代生活中大量高成本、高消耗的产品，迟早会被淘汰。

　　中国瓷器的第二个特点是实用性强。拿瓷器与玻璃器相比，瓷器比玻璃更坚固，但是，瓷器即便有小的破损，也不至于像玻璃破损后那样容易伤人。而且，玻璃在冷热变化下容易破碎，但瓷器不会。因此，自从瓷器在中国出现后，玻璃器在中国的地位便退居很次要的位置。通过丝绸之路传到中国的阿拉伯玻璃器，很多也非常精美。但由于其实用性差，只能作为摆设，因此，在产品的市场竞争性上，玻璃器远远不如瓷器。对此，我们不得不对那些发明瓷器的祖先表示无比的尊敬，虽然他们都没有留下名字，然而，他们发明瓷器所依据的那些原则，在今天依然是非常有效的。

　　中国瓷器的第三个特征是工艺简单。除了皇家需求的特供瓷器有复杂的工艺要求外，绝大多数中国瓷器的工艺都很简单。中国瓷器的普及，除了前面提到的材料成本低廉外，工艺的简单，也是造成产品价廉物美的重要因素。而且，中国历史上每一波瓷器的高峰后，都会出现工艺越来越简化的明显趋势，例如瓷器表面雕刻的简化，形状的简化，色彩的简化等等。它使得瓷器在工艺繁琐和简化之间，寻找到不同的市场需求，最大限度地满足社会上不同层次的需求。贵者如帝王，贱者如乞丐，都能手捧瓷器。

　　中国瓷器的第四个重要特征是突出本地性。钧窑瓷器在中国的瓷器家族中非常著名，曾经有人说，纵有家财万贯，不如钧瓷一片。钧窑瓷器的特殊性来自于它的色彩，而它的色彩则来自于瓷釉中铜的成分。这种铜的成分则来自于一种叫做孔雀石的矿石。事实上，钧窑所在的地点附近就有出产孔雀石。因此，钧窑的特殊性就在于它把本地的物产有效地结合在一起，从而形成了独一无二的产品。再比如说景德镇的瓷器能够独领风骚几百年，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景德镇附近的高岭土。今天的科学分析指出，景德镇附近的高岭土是制造瓷器最好的原材料，但是，在景德镇开始烧造瓷器之前，谁能做出这个结论？只有当景德镇的工匠们，将本地的高岭土不断通过实践后，烧造出大批精美绝伦的瓷器时，它的方法才成为了标准。几乎可以说，中国历史上每一个窑口，都是以其地方色彩的独特性而享誉世界的。这个事实在今天讲究标准化、统一化的工业生产中，仍然具有很大的启示意义。换句话说，接受ISO、申遗等别人的标准，永远只能受制于人，创造自己的标准，才是真正的主动。所谓大国心态，标志之一就是，我定的标准成为其他人接受的标准，而不是相反，一味去迎合别人的标准。当然，要做到这一点，现代中国人还需要不断地努力。

　　中国瓷器还有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兼收并蓄。一些人在讲古代中国的时候，总是以一种偏见，把古代中国说成是封闭的、保守的、拒绝外来文化的等形象，实际上，造成这种偏见一是基于他们所接受的某种西方理论，二是对中国历史缺乏基本了解。仅从中国瓷器的发展中，我们就可以看到，这种偏见是多么无知。中国瓷器虽然是很多普通的、默默无闻的中国人的创造发明，但是，在它的发展过程，也吸收了很多外来文化。比方说瓷器的形状。按照瓷器的加工工艺，圆形是最方便的，也是成本最低的。但是，在中国瓷器中，出现了很多异型瓷器，例如扁的、方的等造型特殊的瓷器。这些特殊形状，其实是受外来文化的影响，尤其当年中国的瓷器大量出口，为了满足出口的需要，必须适应进口国的文化习惯。因此，一般认为，中国瓷器中很多特殊造型的瓷器，其设计图纸都是外来的。再比如说中国瓷器中独树一帜的青花瓷。宋朝时期虽然有名垂千古的汝官哥钧定五种著名的瓷器，但是，那时候的瓷器以青瓷为主，追求素雅。从元代开始，白胎青花瓷成为中国瓷器的主流，而形成青花瓷的蓝色颜料并不产于中国，是从国外引进的，很久以后，中国人才找到了本国的颜料替代品。正是这种中外结合的青花瓷，在全世界畅销，甚至成为外国人眼里中国的标志。此后的珐琅彩，也是引进西方的技术，结合中国的瓷器，再经国产化，创造了一个独特卓越的瓷器品种。看到这样的事实，我们还能得出中国古代从来就是封闭、保守的结论吗？

　　关于中国瓷器，还可以举出很多其他特点。我认为，中国瓷器所代表的中国古人的创造，有一个最重要的特点，至今都有很强的生命力：用最低的成本，创造最大的效益。这个特点在中国古代的艺术创作中，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则。有西方人曾经说，中国人太聪明了，他们用两种最简单的东西，赚了全世界无数的钱：一是树叶（茶叶），二是泥土（瓷器）。因此，也有人把中国的瓷器称为“变土为金”。事实上，中国瓷器的杰作，远远贵于黄金。2005年，英国拍卖了中国元代的一个青花瓷大罐，重量约20多公斤，拍卖价格折合人民币2亿3千万，按当时英国的黄金价格，约等于2吨黄金。这就是当年某几个默默无闻的中国人的创造。因此，当今中国重新走向世界，开始重视自主创新的时候，我们同样可以从中国古人那里，获得很多的历史借鉴和教训。中国瓷器的成功是一个成功的典型，而它在近代的衰落，则是一个教训。

　　历史上，中国瓷器的大量出口延续了很长时间，在这个过程中，中国瓷器的制造也发生着变化，其中一个就是外销瓷。如今在欧洲很多地方都能见到中国古代的外销瓷。这些散布在欧洲很多地方的外销瓷，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它的很多样式、图案都是特殊的，在中国国内见不到。例如，有些外销瓷上有国外贵族的家族徽章；今天中国人常用的马克杯，也就是直筒型带弯把的杯子，在那个年代不见于中国，在欧洲却很多；再如有一种磁盘，双层中空，可以灌热水保温；等等。

　　如今在欧洲仍能看到的当年中国外销瓷，对于不了解中国瓷器历史的人来说，有时候会怀疑这些瓷器是不是中国造的。因为，它很容易产生一个联想，既然是中国人造的，为何在中国国内从来没有见过？其实，这里面有一个思维定势，现代人似乎不能想象，在200年以前，中国的制造业就会有像今天一样的委托加工。中国当年内外有别的外销瓷，其实很早以前就开始了，最初是针对阿拉伯世界等地。现在我们在阿拉伯地区还能看到不少特殊形态的中国瓷器。但是，销往阿拉伯的瓷器，有些形制、图案也能在国内看到。这说明销往阿拉伯地区的瓷器，内外有别的界限还不是非常明显。只是因为某些阿拉伯形制、图案的瓷器，在瓷器的使用目的上，与中国国内差别较大，因而市场不大，销售不广，存留不多。等到中国瓷器向欧洲大量出口的时候，这种内外有别的现象则非常明显，因此才会形成有些外销瓷在国内根本看不到，让人怀疑究竟是不是中国造的。为何会出现这种情况？

　　说一个当今的例子。当今世界陶瓷界最著名的品牌之一，是英国的威基伍德。威基伍德是英国皇家瓷器的供应商，产品价格很贵。在以前的文章里，我曾经提到，威基伍德产品有相当一部分是在中国生产的。这个世界陶瓷名牌，利用了中国人在陶瓷领域的众多人才和经验，同时还利用了中国便宜的劳动力。而所有的威基伍德产品，几乎都销往中国以外，在国内能见到的不多，仿制品也几乎没有。威基伍德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是因为他们在中国委托加工时，有一套特殊的管理方式。例如，关键环节都有英国方面的人掌控；员工进出生产区，不可能带走任何东西；所有的次品都有专人负责销毁；等等。这一套方式保证了威基伍德产品在当今中国没有模仿产品出现。

　　我认为，约200年前，中国瓷器的一部分外销品，与今天的威基伍德在中国的委托加工有类似的地方。但也有非常不同的地方。类似的地方就是对委托加工产品可能出现仿制品的控制要求。其实这种控制对于当时的中国人来说并不陌生。比方说，在那个年代，为朝廷加工的瓷器，基本上也采取这种控制方式。任何次品，除非皇帝（例如乾隆）有明确的指示，否则，都要销毁，不可能流入民间。因此，当西方人当年的委托加工也提出同样的要求时，对于中国瓷器生产者来说，这是一个很正常的要求。尽管当年的中国人可能没有现代人的知识产权意识，但确实有很强的商业信用观念。再加上当年西方人所需瓷器的很多形制、图案，可能并不被广大中国人喜欢，那时的中国人也没有多少崇洋媚外的心理，所以，当年国外委托加工的瓷器，在中国基本上没有出现商业化的仿制品。顺便说一句，现在盗版难以消除，一是正版有过大的利润，二是崇洋媚外心理太严重。

　　当年欧洲国家委托加工外销瓷与今天的巨大不同在于，那时候的瓷器生产主动权完全在中国，关键的技术环节应该是对西方人保密的，否则，欧洲不会花了这么长的时间来搞清中国瓷器的技术关键。因此，同样是委托加工，200年前双方的状态，比200年后更能让人接受。今天类似威基伍德的委托加工，对于中国人来说，总有难以摆脱的不舒服感。

　　当年中国的外销瓷，还是一个较少研究的学术领域。我们今天能看到外销瓷大量存在的现象，但是，在中国国内，很少见到外销瓷商业运作过程的文字、实物证据。我认为，这类历史证据很可能在欧洲能够找到。然而，对于这些证据和史料，欧洲人不会像中国人一样关注。而在以前，当中国的历史被概念化地一笔抹煞的时候，中国人一方面会忽视外销瓷的历史，另一方面也会忽视它的历史价值。

　　不光欧洲如此，非洲也一样。目前在非洲17个国家和地区，200多个地点发现中国古瓷，年代从唐三彩到乾隆都有。其数量之大、范围之广、延续时间之长，都超出很多人的想象。虽然中国历史上也需要很多象牙之类的非洲出产，但是，东非、北非大量的中国古瓷，究竟是非洲自己消费，还是有一部分又转口欧洲，并不很清楚。而在非洲发现的众多中国古瓷，甚至能够看到某一个中国窑口的兴衰，例如越瓷和龙泉瓷，以及耀州瓷、官窑、定窑等。时至今日，若有哪位有心人，借助时代环境和现实条件，在这个问题上下一些功夫，很可能会成就一个令人瞩目的学术成果。

　　有一本教中国富人如何学做“绅士”的书，据说最近有点火。我已经写过几篇文章，对这本书的出发点，以及一些根本性的问题表达了不同看法，今天针对这个话题，再说一点。为了说的更清楚些，不得不提到这本书的名字和作者。该书的作者是爱德华-伯曼，书名叫《像绅士一样生活》。我对这本书总的意见是：按照这本书教你的方式去做，如果你是一个有思想的人，那么你会后悔、痛苦；如果你是一个缺乏思想的人，那么你将成为一个败家子。由于这位英国作者号称写此书是给中国富人看的，因此，我这里说的“你”，也是指中国的富人。

　　英国绅士与中国君子最大的不同是，英国绅士有一个很明确的前提：他们是天生富有的人。该书第19页写到：“可见，所谓新英国绅士的一个基本特征是，他们不工作，也不应该工作”。作者所说的“新英国绅士”，指的是16世纪时期开始形成的绅士概念。第23页作者写到：“无需工作，无需专业成就，也无需以商业活科研活动名满天下，成为俱乐部成员就足以说明一个人是位绅士。”

　　英国绅士的这种天生富有，以及不用担心财富的失去，是与他们世袭的贵族制度紧密挂钩的。这种制度毫无疑问形成一个特权阶层，并且以财富为主要标志。中国当今的富人们，如果要学习这种“英国绅士”的精神，只能说要倒大霉了。中国古代也有特权阶层，但是，我不止一次地说过，中国古代的特权阶层，没有永久世袭的。成为特权阶层的一员，靠的是自我奋斗。虽然在这种自我奋斗中，也确实存在投机钻营、卑鄙龌龊的现象，但是，中国古代社会的主流意见是，要通过提高自己的修养和能力，才能获得社会的肯定。这与英国绅士永远靠不公平的制度有很大区别。

　　虽然当今的英国绅士已经没有了制度的世袭保障，但是，当年养成的很多坏习惯，在继承权的作用下，继续存在。所以我们就知道，英国为何从世界首富的地位被淘汰；新的世界首富美国，为何没有那么多“英国绅士”的繁文缛节和虚伪矫情；英国绅士的造作，为何在英国本土遭冷淡；曾经是英国绅士标志的很多品牌，例如劳斯莱斯，为何亏损，活不下去，不得不卖给别人。

　　英国绅士的这种制度化保障，使得他们有大量的闲暇和金钱来堆砌自己的“绅士风度”，他们对于金钱的清高，是对工作和劳动的鄙视。“英国绅士”也许可以用一个不太恰当的比喻来说明，他们类似于中国清朝时期的八旗子弟。而中国的君子，即便有轻视体力劳动的倾向，也不会轻视脑力劳动。对于财富问题，英国绅士颇有不把财富放在眼里的劲头。但是，他们只是拥有100万，看不起100块，因此，他们的行为方式，是普通人无法模仿的，也是不该模仿的。

　　而中国的君子，是任何人都可以实践，可以学习的方式。孔子说：“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意思是说，富贵人人都想要，如果用不正当的方式得到，宁愿不要；贫贱人人都想摆脱，如果用不正当的方式，永远不能摆脱。对于每一个人来说，如果我们要选择一个学习的榜样，是学习天生富贵的英国绅士，还是学习努力奋斗的君子？

　　当然，《像绅士一样生活》这本书，并不是给那些现在还没有发财的人看的，它是给已经发了财的人看的。作者的意思很明显是说，中国现在很多富有的新贵，要向英国的绅士学习。学习什么呢？作者告诉我们，如何谈吐高雅，如何对待女性，如何衣着不落伍，如何高消费，如何用高雅的活动，如高尔夫，把自己与普通人区分开等等。某种程度上我认为，这本书的作者是在教中国的富人学坏，学习成为浮夸的纨绔子弟。最终的目的，我在另一篇文章中已经提到，作者无非是要中国的富人全部用英国的高档产品，把自己的表面武装起来，然后，看起来真的“像绅士一样生活”，实际上如何，天知道。

　　因此，我才会认为，中国的富人没有必要去学习英国的绅士，而应该学习做一个中国的君子。不需要学习英国绅士的表面文章，而应该学习中国君子的内在精神。

　　在当今社会，我认为中国富人首先需要学习就是诚信。儒家的基本规范叫做“五常”，“仁义礼智信”。“信”虽然排在最后，但是，懂得了“信”，掌握了“信”，就已经足够很多中国富人受用了。而且，“诚信”也可以认为是中国当今很多富人最缺乏的。造成这种缺少“诚信”的局面，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近100年来，我们对于传统文化采取了自毁长城的态度。

　　诚信对于一个普通人，是与他人相处时的一个重要原则。英国绅士也同样讲求诚信，我们在这里没必要再去说，英国绅士的诚信是不是跟中国人学来的。但是，我们至少可以说，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中，诚信始终是一个人为人处事、立身社会的一项重要行为准则。

　　对于中国当今的富人来说，诚信的内容更加复杂一些。

　　首先，由于中国当今的富人，大多都是商人，或从事与商业有关的活动，因此，诚信就牵涉到如何对待顾客，以及自己的产品。一个商业机构，在商业行为中欺骗顾客，虽然可能一时得逞，但不可能永远得逞。就好比有人说，“你能骗一人一时，但你不可能永远骗所有人”。中国当今很多富人之所以被人不齿，不是因为他们没有“英国绅士”的风度，而是他们没有中国传统主张的诚信。换句话说，即便熟练掌握了英国绅士的所有表面细节，没有内在的诚信，依然是对社会有害的。

　　其次，中国当今的富人，大多都有自己的企业或机构，他们在自己的企业中，处于领导地位。如何对待下属，也有一个诚信的问题。前几年农民工的工资经常被拖欠，就是一种缺乏诚信的表现。孔子说：“君子信而后劳其民；未信，则以为厉己也。信而后谏，未信，则以为谤己也。”在一个企业中，我们可以将前半段话理解为，一个像君子一样的领导，必须首先获得属下的信任，才能指挥他们工作；如果与属下之间没有诚信，就会使属下觉得自己受到虐待，工作的效率和积极性可想而知。后半句话的意思是说，你要规劝别人，也要先取得别人的信任，否则别人会以为你在诽谤他，本来的好意也达不到效果。

　　第三，现在中国的富人常常会遇到一个困惑，自己确实想诚信，但是，同行及其竞争者，很多人不讲诚信，结果发了大财。如果自己讲诚信，反而要吃亏。所以他不得不随波逐流，同流合污，将诚信当成一个欺骗他人的幌子。孔子说：“君子喻以义，小人喻以利”，造成这种现象首先是将利益放在第一所造成的，这样的社会是否合理，是另外一个话题。造成这种困惑，也是因为“义利”分辨不清。中国的商人、富人应该认识到，在这个缺乏诚信的商业环境中，如果有哪家企业的诚信获得百姓的绝对认同，它就能在凶险的商业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而中国现在缺乏的正是让人们信任的企业、让人们信任的富人。

　　第四，我曾经说过，巨大的财富其实就是社会权力。一个没有诚信的富人，等于是在滥用社会权力，或者将社会权力假公济私。而一个有诚信的富人，某种程度上就是肩负了一个社会的责任。诚信，使得社会在将责任赋予他的时候，也能放心。因此，越是有诚信，所能承担的社会责任就越大，所能掌握的财富就越多。没有诚信的富人，就是自己商业领域内的独裁者和暴君。没有诚信的富人总有一日要败露，到那时，他破产、失败，等于是社会收回了曾经赋予他的权力。

　　通过这样一个简单的举例，我们看到，中国传统的君子，其中某些优秀的成分，已经能使中国的富人以及百姓大大受益。我们糟蹋自己的传统，反而去学习他人的东西，真是本末倒置。但是，话又说过来，由于当今世界的行为规则、规范，很多都是西方制定的，我们如果不学，就无法与世界有效地沟通。从这个意义上说，学习西方也是应该的。但是，我要说，在学习西方的时候，抛弃自己的优秀传统，实在是一种舍近求远的浪费。况且，君子真正的内涵还很丰富，远不止诚信这一项。

　　我毫不夸张地说，在爱德华-伯曼《像绅士一样生活》这本书中，我看到作者提到的英国绅士的优点，无一不在中国传统之中。而且，英国绅士的这些优点，与中国传统的精华相比，肤浅得多。而作者所炫耀的英国绅士的很多习惯，在我看来都是只需要了解，没必要每天日常实践的东西，例如每天换西装，不同场合戴不同领带等等，皮毛而已。不穿西装也许不能当英国绅士，但是，毫不影响做一个中国的君子。君子一件衣服穿十年，破了，补补再穿，那是中国式的光荣和骄傲。

　　爱德华-伯曼在他的书里也承认，英国的绅士传统正在失去，或者已经失去。奇怪的是，它却要求中国有钱人像19世纪的英国绅士一样生活，实在令人感到费解。英国绅士传统之所以开始消失，原因并不复杂。由于19世纪达到巅峰的英国绅士作风，主要靠财富来维持他们的绅士风度，因此，当历史进入20世纪，英国的世界首富地位一去不复返的时候，那种靠财富和繁琐仪式、复杂规矩堆砌起来的绅士风度，便失去了支撑。我引一段作者的话，大家也许能清晰了解这位英国人的真实意图。

　　他说到：“只在英国境内的观光游览对于现在的中国绅士也许更为合适”。在这本书的前半部分，作者还举了很多例子，说当今中国有钱人不像绅士，现在，为了勾引中国有钱人去英国旅游消费，立刻就改了称呼了，把中国有钱人都称为“中国绅士”了。他先介绍了一圈从伦敦出发的历史景点，很快就在书中，把“中国绅士”带去购物了，“该去附近的绅士商店逛逛。商店位置非常方便那些神出鬼没的俱乐部男人（感觉有点其他意图，不知道是否带色）。”作者然后介绍了一些高档服装店，全都是“为有品位的优雅绅士服务”的，可见，只要有钱，不管你是谁，都可以立马成为“有品位的优雅绅士”，关键就在于你是否去英国消费；然后作者专门介绍了一家西服店，定做一套西服要几个月，花费好几千英镑，当然，作者还告诉你，英国国王、惠灵顿公爵都曾经在这里做衣服；然后作者带你去了一家高档帽子店，前英国首相在这里做帽子；然后作者又带你去了皮鞋店，告诉你一双手工皮鞋要8个月的工期，3000英镑一双（45000元人民币左右）；然后又带你去参观剑桥牛津，观看划船比赛（不知道是否要买票）；然后……皇家剧院、音乐会（不知道门票多少），然后温布尔登网球赛（不知道门票多少）。作者最后写道：“人们一旦享受过在塞尔韦鲁大街购买的夹克，或是体验过洛比店的鞋的舒适，就很难在大众化的市场里挑出入眼的东西，甚至对其他价格昂贵仍有瑕疵的高档时尚产品也不再青睐。来自伦敦名店的商品给他们所带来的无比愉悦的舒适，绝对是难以忘怀的”。

　　看明白了吗？这位英国作者是一个狡猾的导游。他先把中国人，尤其是中国的有钱人痛贬一番，称中国的有钱人都不像绅士，然后把英国的绅士大大夸耀一番，弄得中国有钱人，以及将来可能有钱的中国人自形残秽，在文化上先自叹不如，输掉了第一场。然后英国作者就告诉你要向英国绅士学习，要学习就要去英国实地学习，他只是没有直接说，你们到其他欧洲国家是学不到英国绅士派头的。然后他就指点你去英国最高档的商店定做、购物、消费了！作者为了英国的旅游事业和高档消费业，用心良苦，大费周章，搬出了一个已经被历史淘汰的英国绅士传统，无非就是想赚中国人的钱。一些没有自信的中国人，很可能就此成为英国人眼中的“凯子”。还说什么英国绅士，宰的就是你们这些崇洋媚外的家伙。

　　为了不给这位英国“御用文人”做免费宣传，我不愿提作者的名字，也不愿提这本书的名字。通过这本书的深层意图，我们可以看到，某些西方人正是利用了当今中国人对自身文化缺乏自信的现实，以西方“先进文化”为幌子，狠命赚钱。而且，中国人一旦上了钩，就上得去，下不来了，所有大众化市场的产品都无法“入眼”，连非英国的其他高档品牌也“不再青睐”了。从此，某些被教诲的中国人，就会像毒品上瘾一样，念念不忘英国的绅士派头。而事实上，自从撒切尔首相执掌英国后，英国保守、死板、奢侈的绅士传统，在英国本土已经日益失去市场，他们现在不得不靠引诱中国有钱人来维护绅士产业了。中国人好不容易有了一点钱，立即被引诱，去搞一些华而不实的奢侈消费，是否想让中国在一个新起点上，就开始步入大英帝国没落的老路。

　　所以我才会在昨天的文章里说，英国的绅士比中国传统“先进”的地方，只在于金钱、财富堆砌的浑身披挂，和金钱、财富簇拥的奢侈生活。至于我们讲到绅士的理念、精神，学学中国古代的君子理论，比英国的绅士毫不逊色。随便想到一些中国古人关于君子的描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君子坦荡荡，小人常戚戚”，“君子之交谈如水”，“君子不念旧恶”，“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君子怀德，小人怀土”，君子“矜而不争，群而不党”等等，够英国人好好学习的。用这种“高级黑心导游术”企图猛宰中国人的行为，实在不是“绅士”行径，也是君子从来都不齿的。

　　当我们对自己的文化没有自信的时候，别人下了一个圈套，也不一定看得出来，自动就跳进去了。

　　中国陶瓷的悠久历史和曾经的辉煌，不用多说了。自欧洲工业革命后，中国陶瓷的技术秘密被欧洲人掌握，中国陶瓷的地位便一落千丈。对于当今中国陶瓷业的现状，我并没有全面的调查，只是根据一些现象，说一点自己的看法。

　　中国人发明的陶瓷技术，对于人类的生活产生了重要影响。古代社会自不必说，那时候的陶瓷，既是日常生活用品，也是艺术品。到了现代社会，陶瓷同样发挥着巨大的作用。现代社会一个重要的生活标准，就是卫生习惯，而现代人的卫生习惯，绝对离不开陶瓷。马桶、浴缸，一个生活在城市的人，怎么能少了这两样东西？但是，看看中国火爆的装修建材市场上，陶瓷产品有几个让人记住的中国品牌？大多都是美标、东陶等外国品牌。难道中国人做不出这些产品吗？

　　在生活用陶瓷市场，当今世界的顶级品牌是英国的威基伍德，一个盘子好几百元很正常。西方一些富裕人家，威基伍德的产品往往成为收藏品或传家宝。难道中国人做不出这样的陶瓷产品？威基伍德的陶瓷与传统陶瓷有点不同，它被称为“骨瓷”，也就是说，在传统的陶瓷材料中，加入了动物的骨粉，使得陶瓷的质地更加细腻。然而，可能连使用威基伍德陶瓷产品的外国人，很多都不知道，相当一部分威基伍德陶瓷，其实是在中国生产的。中国的工人们在艰苦的条件下，挥汗如雨地生产着世界顶级陶瓷，却贴上外国产品的商标，每一个重要的技术环节，都由英国人把关，生怕泄露给中国人，连残次品都由英国人监督销毁。这种现象实在是中国这个陶瓷发源地的悲哀。

　　即便在国内市场上，陶瓷的中端产品，也被外国品牌占领了很大的份额。国内的陶瓷产品大多只能守着低端市场，现在的中国，离陶瓷的高端市场差得太远了。

　　近一百多年来，中国失去陶瓷产品优势，有历史客观原因。清朝末期，欧洲人掌握了陶瓷的技术秘密，那时的中国人没有意识到，这是一个生死攸关的挑战。等到国门被强行打开，面对工业化的生产效率，中国的手工制作，很快失去了竞争优势。民国之后，国家动乱，战争不断，我们也没有充裕的时间重新振兴中国的陶瓷。新中国成立后，计划经济放弃了塑造品牌的企业模式。那么，改革开放以后呢？

　　我认识一位大老板，交情不深，见过几面。他靠股票起家，身价几十个亿。他买下了一家国内的陶瓷生产企业，就是前文所说为英国威基伍德做贴牌加工的企业。但是，这位大老板根本不在企业的生产、开发、市场、科研上多投入一分钱，他只要求企业维持现状，有一个不亏的报表，然后，他将企业上市。炒作股票赚的钱，比生产销售赚钱快得多，多得多。我从这位大老板身上，看到中国某些企业家的鼠目寸光，他们只注重个人的眼前利益，急功近利，不愿在企业的长期发展上做投入。当然，这位老板不能算是企业家，只能算是利用企业的股票炒家。

　　我们不得不承认，这种现象也有具体的客观原因，例如老企业的遗留问题，体制问题等等。在当今中国社会条件下，解决这些问题，不能完全靠企业家，还要靠政府的扶持。看看韩国就会发现，韩国如今具有世界竞争力的产品和品牌，大都是政府大力扶持的结果。但是，中国的某些政府部门在做什么？他们同样急功近利，在GDP指标的驱使下，将大量的资金和政策，往房地产、面子工程、楼堂馆所、开膛破肚等领域倾斜，而较少实实在在地扶持一个具有长远发展潜力的企业（不是没有，而是较少）。

　　对于中国的陶瓷企业来说，零零散散的小企业，缺乏市场开发能力，缺乏产品创新、研制能力，连产品的造型、产品的图案，有的都要偷偷模仿外国产品，被人指为侵犯知识产权。规模较大的企业，也往往满足于国内庞大的低端市场，能在中端市场上露一脸，已经不错了。在向西方学习的潮流中，更多的人往往只注重高科技等新技术，但是，对于陶瓷这样的“落后”技术，似乎很看不起。现代商业的产品营销知识，也只围着高新科技打转，为上市套现服务，不愿进入国内薄利的低端陶瓷业。观念的错位，导致国内陶瓷企业难以进入良性循环。

　　外向型经济曾经为中国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是，外向型经济发展20多年后，“中国制造”已经迫切需要自己的产品，自己的品牌，自己的技术，自己的知识产权。不能只靠廉价劳动力，为外国产品做贴牌加工，赚取一点可怜的加工费。在这样一个历史转变关头，中国的陶瓷业完全有机会创造一个陶瓷产品的世界一流品牌。这需要政策、资金、人才的倾斜，但是，有多少人能够迫切地意识到？

　　松下幸之助是日本著名企业家，他有一个故事，被称为企业发展的经典案例。当年松下幸之助经营着一个规模不大的工厂，曾经有美国人给了他一份很大的订单，做贴牌加工。松下幸之助拒绝了。他坚持要求贴松下的商标。那个时候的松下还默默无闻，这笔订单也因此流失。但是，如果松下幸之助只满足于做贴牌加工，还会有今天的松下吗？

　　可喜的是，现在有一些国内小企业，生产出了品质、款式都非常不错的陶瓷产品。但是，这些企业规模都太小，发展道路步履维艰。银行宁愿把钱贷给房地产，造成房价高涨，也不愿贷给这些效益可能比较缓慢的企业。改变这种现象，除了需要市场规律，还需要大力扶持的政策支撑，才有可能形成有影响力的中国陶瓷品牌和现代陶瓷企业。

　　我从来不炒股票，但是，如果有这样一个现代的陶瓷企业出现，我想我说不定会拿出所有的积蓄，购买它的股票。我相信，这样一个企业前途无量。中国需要这样的陶瓷企业，世界也同样难以排斥这样的中国陶瓷企业。希望中国早日出现一个可以同威基伍德抗衡的中国的陶瓷品牌。这种企业的强大，才是真正的强大，这种繁荣才是真正的繁荣。

　　20世纪30年代前后，一批有抱负、有责任感的中国企业家，喊出了“实业救国”的口号，很多人也身体力行，诞生了一批口碑和品质都很优秀的“中国制造”产品。可惜，战争使得当年的“实业救国”没有深入持续下去。如今，中国有了这个条件，有了这个机会，而缺少的，可能就是那个年代人们的抱负和社会责任感。

　　罂粟进入中国的历史很早，至少在西历7世纪前就从波斯传入中国。那时候，中国正处于唐朝的鼎盛时期，唐人的诗歌里有关于罂粟的词句。但是，罂粟在中国，在此后长达1000多年的历史上，并没有什么危害，反而是治病的药，能够造福于人。是谁把罂粟变成了现代社会的罪恶？

　　不太了解的历史的年轻人，大致也会听说过“ 角”这个词。在地理上， 角是指缅甸、老挝、泰国交界处的一片地区，那里山高林密，自然条件适合罂粟的生长。在顶峰时期， 角提供了世界上80%左右的海洛因，因而也被称为世界毒品的源头。 角地区的一些地方武装力量的头目，例如坤沙之类的人物，常常被国际社会称为大毒枭，被本国政府打击，被国际警察组织通缉追捕。这样的叙述会让年轻人觉得， 角地区的那些当地军阀是种植罂粟、生产鸦片、海洛因的罪魁祸首，充满正义的国际社会，对他们实施了打击，以减轻毒品对全人类的危害。至少在近半个世纪的历史上，人们对 角的描述和理解，大致就是这样。谁在 角生产毒品，谁就是大毒枭，国际社会就通缉谁。但是，我要给读者一个现代的数字：产自 角的毒品，运到香港，大约涨价20倍，运到纽约，大约涨价200倍。是 角的那些农民、那些毒枭亲自运的吗？不是。真正赚大钱的，是那些贩运毒品的人，他们是谁？

　　至少在190年前，现在的 角地区没有毒品，没有罂粟种植。西历19世纪20年代，一批英国人来到这里，他们是科学家，听上去多么美好的称呼。这批英国科学家在当时的中缅边境地区，也就是现在的 角地区，认真地考察了一遍，得出一个结论：这里非常适合种植罂粟。此后，英国人把罂粟种子送给当地的农民，说这是很容易发财的“懒汉庄稼”，只有把种子放入土地，不用施肥、洒药，不用管理，来年就开花、结果、收获，英国人还教会了当地人简单的提炼技术，制成熟鸦片后，英国人会来收购。对于当地农民来说，这是包赚不赔的生意，漫山遍野妖艳的鲜花，还如同天然花园，何乐而不为？

　　我们应该注意一下英国人在 角地区引诱当地人种植罂粟的时间，那是在西历19世纪的20年代。在那段时间前后，英国向中国的鸦片走私大量出现。英国人为何要选择 角种植鸦片？因为，当时清朝开放的口岸不多，从海路走私容易被发现、被查扣。而在中缅边境地区，山高林密，走私鸦片不易被抓到，而且离中国近，从印度运过来，成本太高。英国贩毒者的确有远见，直到今天，中缅边境依然是贩运毒品的上佳路线。20多年后，清朝政府对于英国等西方人肆无忌惮地向中国走私鸦片，终于忍无可忍，派了林则徐开始禁烟。于是，英国人为了捍卫贩卖鸦片的权利，向中国宣战。可怜的清政府，打不过一个毒品贩子，鸦片在中国合法化了。但在英国，没有。

　　如今，我们回过头说，190年前，来到 角考察的英国科学家们，是一场巨大的贩卖毒品计划的一部分，这个计划包括战争，包括征服一个国家，逼迫这个国家必须大量成为瘾君子，让这个国家彻底失血，而实现这个计划的美妙口号就是：自由贸易。190年前的罪恶，与今天有着同样的口号。或者是我们忘记了历史，或者他们故意掩盖了历史，自由贸易的幌子，还是那么鲜艳地飘在我们的头上。

　　把毒品的罪恶怪罪到 角的农民头上，怪罪到 角的毒枭头上，这是多么高明的障眼法啊。从190年前开始， 角的农民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