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负面新闻，为何香港艺人道歉而内地艺人选择沉默？_风闻

本文来源：微信公众号“娱理”

许志安事件渐渐平息，对比内地诸位明星，当事人“迅速”、“直接”的道歉态度仍然足够新鲜。纵观内地娱乐圈发展的几十年间，面对性丑闻，2014年文章出轨认错似乎成绝唱；而港星面对性丑闻，开发布会公开回应屡见不鲜。

出轨事件后，记者发布会上致歉的许志安

两相对比，“沉默”是内地明星的集体选择，“道歉”则是香港明星的传统主流。

没有一种现象可以孤立存在，娱理工作室经过多番了解，娱乐圈存在如此差异，背后是监管、产业、媒体氛围的合力使然。相比于香港，内地的娱乐产业并不高度发达，舆论环境存在过多的监管干预，“沉默”有用且安全。

我们可以进行一种基于现实的推理，同样是出轨被曝光，假如内地明星选择公开面对，他们将面临什么？而如果香港明星选择装死，他们又将怎样？在“道歉”与“装死”之间，两地艺人隔了怎样的距离？

许志安发布会致歉

监管

广电总局是座大山

“许志安事件发生后，我们也注意到了两地明星处理事件态度的不同，我跟同行讨论的结果就是首先内地和香港体制不一样。（在内地）艺人犯错承认了就是实锤，有可能会面临广电总局的封杀。”在香港从事艺人宣传工作的媒体人小白表示。

熟悉行业可知，政策风险目前已成为影视业最大不可控风险。明星的最大价值在于影视节目的“露出”，而在内地，主要“露出”渠道均受管制，广电系统的“封杀”如影随形。此处广电系统是指包括广电总局、各地方广电局、广播电视播出平台等在内广播影视监管和播出机构，以广电总局的行政导向为风向标。

2014年是娱乐新闻大年，据不完全统计包括李代沫、张默、房祖名、柯震东等在内的12名明星因吸毒被抓，黄海波、王全安因嫖娼被拘留，文章被爆婚内出轨，舆论铺天盖地。

2014年9月，广电总局亮剑，办公厅下发《关于加强有关广播电视节目、影视剧和网络视听节目制作传播管理的通知》，通过部门规章的形式，公开封杀“劣迹”艺人，媒体称为“封杀令”。

当时网上盛传的劣迹艺人恶搞图

“封杀令”通过禁播、停播有吸毒、嫖娼劣迹艺人的节目，基本断绝“劣迹”艺人的作品通过广播电视网络传播的可能。广电总局并非首次发布类似禁令，为了净化文化环境，多年来曾下文停播过很多节目，但大都针对个别节目，较少针对某个艺人。2014 年的“封杀令”则是针对一批艺人的集体封杀。

此后涉毒、涉黄艺人均属于被广电系统公开封杀的对象。除此之外，还有因各种敏感问题，各播出平台做出的非公开自我审查，即外界无法查到相关文件，封杀主体通过内部文件通知、电话或口头通知等，对艺人进行影视露出的封禁。

如2018年，李小璐与PG

one绯闻事件过后，在广电总局的宣传例会上，其宣传司司长提出“四个绝对不用”标准，其中一项为“有污点、有绯闻、有品德问题的演员坚决不用”，并点名了嘻哈等亚文化。随后，嘻哈歌手也成为敏感艺人，这导致了当时如日中天的GAI周延被湖南卫视《歌手》退赛，有相关人士曾表示，“我们根本不知道是为什么，没接到任何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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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电总局的公开封杀没有截止时间，属于永久封杀，吸毒、嫖娼艺人回归大众视野几无可能。而像嘻哈文化的遭遇，风声一过便有回旋余地，属于短期封杀，如《中国新说唱》（《嘻哈2》）顺利播出，嘻哈艺人目前仍然可以上电视，GAI周延的新歌《华夏》也得到了官方点赞。

但即使是非公开的短期封杀，对艺人及相关利益方的损失也是巨大的。于是在内地狗仔接二连三爆出艺人私德问题时，近有张丹峰、吴秀波，不久前有李小璐、白百何，更早还有陈思诚等，选择的都是“装死”。其中的逻辑在于只要不认，就没有口实，明星是否属于“有污点、有绯闻、品德有问题”的艺人，仍有辩解空间。

“也是因为内地狗仔拍的不够直接，就算共处一室，还有被说成夜光剧本的可能。”在香港工作多年的狗仔小伍告诉娱理工作室，在香港，没拍到实锤的明星也会装死等风声过去，但更多时候是狗仔拍得都很直接，甚至“太过”。

“有的很离谱，比如拍阿娇换衣服，当时全城抗议反对《壹本便利》，搞到《壹本便利》要改名。还有《忽然1周》拍了胡杏儿和黄宗泽没有穿衣服，只穿了内裤，太过侵犯私隐，然后就被告了，政府就禁止了《忽然1周》再用长镜头拍人家屋里。”

偷拍事件后，阿娇在阿Sa陪同下接受采访

狗仔文化

大陆、香港两重天

“香港这边的狗仔是不拿车马费的，他们认为你不好真的会写你。”小白认为，两地明星态度不同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不同的娱乐报道氛围。小白强调，在香港，负面新闻爆出之后，明星不出面澄清的话，狗仔会一直追问下去。“明星和家人都会不得安宁。”

“作为当事人，最有效的阻止舆论扩散的方法就是公开澄清。像之前的陈浩民、曾志伟，这次的许志安，他们都会声明不会再接受更多的采访，而且一定会提到事件进入到了司法程序，不希望司法受到干扰，希望大家适可而止。”“公众对这样的态度是认的。”

截图自微博

香港狗仔属于娱乐记者的一种，1990年由《壹周刊》记者偷拍王祖贤与绯闻男友兴起，《壹周刊》以做社会调查新闻的方式开创了明星偷拍报道的先河。后狗仔文化经由与《壹周刊》同集团的《苹果日报》进入报纸领域，并在2000年初分别在台湾和内地兴起。

狗仔偷拍，通常需要长时间蹲守，并锲而不舍地跟踪目标人物，与侵犯人的隐私权之间界限模糊，曾被香港明星大力抵制，也被公众广泛议论。但这么多年香港狗仔屹立不倒，主要还是源于其在香港的合法性，作为娱乐新闻报道的一种，偷拍被业内认为是娱乐界的调查。

“香港没有什么管制不管制的，我们做的是娱乐行业里的调查新闻，明星接受媒体监督是应当的。”在圈里颇具知名度的狗仔大刘提起职业的正当性，十分笃定。

截图自微博

2003年，狗仔文化在内地开启，始于内地娱乐记者卓伟偷拍刘晓庆出狱。2006年卓伟与冯科成立风行工作室，内地狗仔开始了一段“光辉岁月”。

风行期间卓伟曾报道过马雅舒婚内出轨、王大治董洁激吻、姚笛文章搂抱、锋菲恋、陈赫张子萱恋爱、白百何疑出轨等，多次搅动舆论风云。

舆论领域一直是内地的监管重地，太高调必然会引起关注。2017年各大互联网平台根据主管部门指示，为了遏制明星绯闻隐私报道，净化网络风气，关闭了卓伟、赵五儿、风行工作室、全明星探等19个娱乐大号，狗仔文化受挫至今。

“第一狗仔卓伟”超话页面及介绍

内地娱乐江湖仍有狗仔的传说，却再无成型的偷拍力量。“以前都是行业里声名显赫的大佬，现在有的转型做了娱乐营销，有的去做短视频了，还有的还在坚持偷拍，但是出轨什么的发不出来了。”一位正在了解狗仔转型的媒体人，用“环境骤变”来描述内地的娱乐报道氛围。

于新闻报道层面而言，娱乐报道相对不那么“敏感”，内地狗仔时兴成立工作室进行单干，严格来讲，内地狗仔并不具备香港狗仔那样的合法新闻地位。

2017年后，狗仔账号群体被封即传递着一种明显的管制趋势——明星爆出负面不回应，他们可能还没等来媒体跟踪，狗仔就会先一步被禁，普通娱乐媒体也会对此噤若寒蝉。熬过去，“装死”可以“躺赢”。

截图自微博

产业

港星受制于平台，大陆明星欠约束

“娱乐产业越发达的地方，艺人的职业化程度就越高，他们会清楚地知道自己是娱乐大众的，有自知之明。”常年报道娱乐产业的媒体人师师认为，香港地区和韩国的艺人离开经纪公司都没法活，而经纪公司通常是大娱乐集团，像香港的TVB，集艺人培训、节目制造、播出平台于一体，“艺人就像是给平台打工的，没啥话语权。”

因为经纪公司的强势，香港娱乐圈对艺人的“雪藏”制度也声名赫赫，即经纪公司可以从制作、宣传、播出等渠道对负面艺人进行全面封杀。

于是我们会经常看到香港娱乐圈这种现象：事业正蒸蒸日上的某艺人，却突然销声匿迹；待几个月甚至几年后，又见其重现江湖。本次许志安事件中的女主黄心颖作为TVB旗下的艺人，已经被TVB暂停了全部工作。

截图自微博@会火

“国内的经纪公司就是输出艺人，并不能影响播出平台。”师师很无奈地表示，“我们的电视台都是国营的，他们可不会主动去管这些鸡毛蒜皮的小事。”

“艺人公开表态面对舆论需要很大的勇气，但在香港，不是他们自己愿不愿意说了算，一般都由经纪公司决定。”大刘跟娱理工作室讨论起许志安事件，认为这是一个成熟产业发展呈现的必然结果，而内地的娱乐产业也会被慢慢规范。

因为内地经纪公司的能量有限，不能对艺人形成强约束。而同时，电视台和视频网站也会为高点击率和播放量，往往将明星的名气、流量等纳入重要参考，市场一时以明星论，这就更加重了明星个人的能量。

现实情况即是，内地娱乐产业现在没什么规则可言，“明星最大”。

艺人工作室一览

对比香港，内地明星开个人工作室自2007年之后蔚然成风。工作室制度可以让明星当起自己的老板，将个人利益最大化，因此明星成为了影视产业的供应商，而不是打工者，溢价能力明显变大。此外工作室走账的税率比起劳务报酬税率，也明显降低。

“我跟一些香港演员关系维持的还不错，他们私下会跟我讲，在香港他们会坐地铁、爬山，跟市民一起拍照，没有什么特别的心理。但是到了内地完全就不一样，会觉得自己需要保镖，会觉得自己是个人物。”小白对两地追星氛围对比印象深刻。

对比香港，内地娱乐产业多倚仗“流量”经济，而这也会促使明星面对负面时，不倾向于认错，因为要稳住粉丝群体的心。

“还得考虑黑粉的力量，如果认错了，那些黑粉的语言攻击能力你们都知道的，到时粉丝辩解没底气，路人粉会大量流失。内地就这风气，不能认，一直以来大家也都这么处理了。”一位明星经纪人对娱理工作室表示，流量经济时代，品牌主看上的是明星的收割能力。只要粉丝不流失，金主就会不抛弃不放弃。

对于制作公司而言，与明星签约时，合约中会对其可能带来的较大负面影响，列明以免争议。娱理工作室根据一位影视公司工作人员提供的协议获知，一般性负面新闻并不会影响到艺人，艺人被定性为违约的行为主要有两部分：

其一为具体的违法犯罪行为，如吸毒、嫖娼、涉黄、赌博、酒驾、非法组织及集会等；其二为合约生效后，因艺人原因导致制作方明确遭遇损失的情况，如剧目制作、发行、宣传、评奖受到主管部门的禁止、市场排斥、公众抵制等。

相关条例示意图

只要不干出违法犯罪的事，一般性负面新闻难以彻底撼动内地明星的影响力和变现能力。

娱理工作室获知，不管是制作方还是品牌方，都会在跟明星的合约中约定具体的不良影响条款，属于常规条款。不过现实情况是明星出负面是常态，但多数只是几天舆论的热度，甲方追责的情况并不多，不久前的唐德诉高云翔一案还被媒体称为“诉劣迹艺人第一案”，可见其稀缺。

“有可能是因为条款上没涉及，也有可能跟明星还有其他的合作，只要不是明显的违法犯罪，都好说。”一位娱乐法律师对娱理工作室表示，“内地是人情社会，明星出点事，甲方往往不会立刻翻脸捅刀。”

毕竟，内地影视行业现在最重的还是明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