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博夺冠想到的——第三条道路，抑或文化复兴？_风闻

按：本文写作于2012《中国好声音》总决赛之后，是曾在百度贴吧上连载的长篇评论“中国好声音之无责任评论”中的一部分，回顾了近二十年的文化发展脉络以及当代青年的思想变迁。最近看到梁博在网络综艺《我是唱作人》上的表现，已日渐成熟，心中甚慰。重发此文，以作镜鉴。

一、总决选之夜的感想

2012年10月1日凌晨，中秋与国庆交替之夜，当华少喊出“2012年度中国好声音——梁博！”时，我看了看表，00：12分。历时近三个月的第一届中国好声音，终于尘埃落定。

此时，我仰望夜空，八万人体育场上方的那轮明月分外皎洁。内心浮起一个巨大的问号：“你该如何解读这个冠军？”

在之前的长篇分析中，我把吉克隽逸（代表刘欢）称为中国流行音乐前进的一条路径，把吴莫愁（代表哈林）视为另一条路径。并认为两者的PK是比赛的最大看点。而梁博这个冠军的出炉，则不得不让我重新审视那条本被我视作是可能性最小的、也是在整个赛程中始终被人忽视的那第三条路。

冠军出来后，舆论吵翻了天。梁博是不是摇滚，能不能PK世界？左小祖咒微博上骂梁博是伪摇，说吴莫愁是真摇滚。这个世界越来越有趣了。

此时站在舞台上的两个人，一个21岁，一个20岁。82年的金志文和88年的吉克隽逸之前就已淘汰。这是一个属于90后的盛宴，但场内70%属于85前生人。

梁博夺冠后，舆论再次将好声音送上风口浪尖。大家发挥着还未散尽的热情，试图将其中的意义做更深层次的阐释。我的视线却离开比赛本身，投向更遥远的时空。世界往往比事件本身更有趣。让我们把时间调回到一两个月以前，看看都发生了些什么。

一些事情

大约九月初的时候，由好声音人气学员李代沫、吉克隽逸献唱，范冰冰、冯绍峰主演的电影《二次曝光》的主题曲曝光了。这也是好声音学员所接到的第一个商业歌曲约。该歌曲由韩寒填词。

大约5年前，湖南卫视开办第一届快乐男声的时候，郭敬明就为其填写了主题歌词。这两位80后最有人气的作家先后与选秀结盟，也曾分别陷入了抄袭、代笔风波。

韩方论战从今年年初打到年中，一番肉搏后，暂时偃旗息鼓。方舟子一度获得优势，但在韩寒你打你的，我打我的的策略下，不得不放弃了步步紧逼的战术，采取迂回策略。

再把时间调回至两个月前的伦敦奥运会。基本上，这次奥运最大的讨论热点不是中国队拿了多少块金牌，或者在奖牌榜上第几位，而是由羽毛球队消极比赛引起的“竞技精神”讨论。

关于这场讨论，在网上也出现了两拨意见。与当年圣火传递期间发生的是否要抵制家乐福的争论不同，当国际奥委会一次次以双重标准更改比赛结果、任意扭曲判罚时，受到了一拨拨来自国内的嘘声。这让我陷入深思。

往年碰到这样大的赛事，总有些人出来喷“举国体制”。比如今年黄健翔就充当了这个角色。有趣的是，以前经常帮腔的几个人，比如李承鹏，今年倒是老实了一些，笔者猜测他是从之前的韩方事件里吸取了教训。笔者留意了一下公众对黄健翔发言的反应，发现喷他的比率比想象中高了一大截，占一多半左右。

这让我比较惊讶。喷“举国体制”曾是逢奥运必上的一道主菜，今年居然遭到了冷遇。笔者分析，这是由于90后占据了网络受众的主流。这些年，尤其是自2008年奥运圣火事件之后，中国人的自信力是整体上升了。而90后这代人，是在中国第二次经济转轨（南巡之后）成长起来的。按王朔的话讲：“他们一生下来中国就是世界强国。”所以这辈人很难理解60年代末、70年代成长起来的这批人在面对西方时的弱势心态。随便拿几个人来举例：黄健翔，1968年，李承鹏，1968年。

实际上据我这些年的观察，将80后或70后，60后视为一个整体加以评述往往是不合适的。比如就我所见，将85年之前和85年之后出生的人区分开来，是个更准确的选择。这作为一个细节先提出，让我们继续观察。

整体投降

作为不同时代的人，对社会和世界有不同的认知，本是很正常的事。但在同一个场域里相互PK，统一思想和话语体系就显得重要起来。作为上一辈或上上一辈，要建立起“老子当年比你牛B”的话语优势，在当今的中国并不太容易。因为出生和成长环境的不同，在资源优势上，上一代和下一代无法相比。但在社会整体变迁的背景下，阅历和社会经验成了最重要的砝码。因此这些年频频出现以回忆的形式，为一代人整体背书的作品，比如06年出版的《八十年代访谈录》。

在提及这类作品时，有一个问题是始终不能回避的，即怎么给这代人定性，谁来定性的问题。实际上，虽然说一代人有某种整体气质这个判断大体是靠谱的，但还是有相当的异数存在。一个时代有正例就有反例，且不说人是一直在变化的。就拿《八十年代访谈录》来说，里面有些人就明显与其他人不一样，甚至与他们当年的形象都完全相反。这次关于好声音的讨论里，也依然有各类人群在其中寻找“代言人”的现象。一个我帖子的读者在谈到这次好声音引发的一些音乐理念上的争论时说：

更多是跟生长的年代有关，50后、60后上大学时，正是国门打开的当间，西方在视觉和思想上对这代人的冲击最大、留下的痕迹最深，这使得他们自己都没有觉得，自己潜意识里对西方的跪拜，对本土的鄙夷。这是中国目前思想和文化界最大的问题之一……

这种根据年代来划分思想代际的观点有一定合理性，但一竿子打翻一船人，未免有些偏激。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我们不能因为糖和盐都属调味品就放到一个罐里去，正如不能把韩寒和郭敬明简单分为一类一样。

方舟子：从老年逻辑到中年逻辑

当年王朔在接受三联访谈时说：“八零后是社会底层，苦着哪！”一语道破真相。社会主导权掌握在哪一代人手里，哪一代人就会推行自己的趣味和倾向。这次在好声音决赛赛场里占据70%以上的85前生人掌握着投票权，很多人愤愤不平吴莫愁因此没有得到更多的支持。其实梁博和吴莫愁都是90后，却各自为不同的代际和审美倾向代言。之前有人说，70、80后的支持梁博，但立马就有人发文说，60、70后的喜欢吴莫愁的很多。我们不得不承认，以前很多人的口味是“被代表”了。到底有多少人支持谁这已不重要，关键是背后的意义。

方舟子是67年生人，与之前提到的黄健翔、李承鹏属同辈人。如果说这两个人走的是“公知路线”，方舟子则是“科学路线”的代言人。原本科学和文学是两个不同的领域，井水不犯河水，为什么方舟子要揪住韩寒不放呢？

视线回到2011年底，韩寒高调放出“韩三篇”，引发轩然大波。有人称：

党报媒体们拍手称快，说韩寒升华了，成熟了，蜕变了，思考深刻了。民主人士们扼腕叹息，说韩寒堕落了，五毛了，给高墙添砖加瓦了。韩粉们慌了，说这偶像咋转变成这样了，风格怎么大变样呢，这还是当初的神马“民众代言人”、还是“公知”吗！

这一切都缘于那个时间点：韩寒已经30岁了。对于一个靠文字吃饭的青春派作家来说，如果10年间都体现不出什么变化来，那对读者对自己都交代不过去。同样，方舟子也已45岁，这些年靠学术打假和打打唐骏、李开复这些人，保持着一些热度，同时卖卖科普著作，影响力也渐渐到了瓶颈。他们都需要突破。这次韩寒触摸到了一个他之前未涉足的领域：政治评论；方舟子则紧随其后，相当于两人坐到了同一张桌子上。观点的PK，背后是权利的交锋。

有趣的是，这次很多人指责方舟子以中年人的身份来打“一个孩子”。问题是韩寒已经而立之年，而在公众看来，他还是一个“孩子”的形象。在中国，代际纠葛通常是以“老V.S.少”的模式展开的。方舟子这个中年人进来搅局干什么？

30岁宣言

这次好声音舞台上，关喆带头喊出了“30岁加油”的口号。他代表着“80后还未奋斗起来的这批人”。如果放大一些视野，我们会发现其实大部分的80后都还未进入公共视野，只是在各自的岗位上发挥着作用，即将或者已经成为自己领域的中坚。最早进入视界的，还是本世纪初火热的一批“80后作家”。

如果以这个群体作为80后最优秀的代表，无疑是令人失望的。靠着张爱玲的名言“出名要趁早”，他们大都在小小年纪，还不具备相应生活积累和经验的情况下，将自己的成长日记晒在了公众面前。这里面有些人永远停在了那个年代，有些人则是被固定在那个位置上。所以我们分析其中的代表人物，比如韩寒，不如去分析他的幕后推手。

路金波，1975年生人，网名李寻欢，第一代网络作家，知名出版人，现任万榕书业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靠写文章出名，从普通网友变成国内网络文学界鼻祖，当年以笔名“李寻欢”与宁财神、邢育森并称为“网络文学三驾马车”。常年致力于网络文学领域，现为榕树下总经理，并成为王朔、韩寒、安妮宝贝等国内知名作家的“大东家”，成为当今著名出版人。（来自百度百科）

路金波这类70年代生人的心路历程很复杂。他们成长于各种思潮风云变幻的八十年代，在90年代经济转型时进入社会，见到过太多的世事纷纭、光怪陆离，尤其是对这个社会的顶和底有充分的认识。他选择媒体人这条路线，也许是对自己业务能力有清楚的认知。但更重要的是，他知道“提前占领高地”的作用。

他们在干什么

2005年8月5日晚，两位不速之客进入了湖南卫视的演播大厅，那里正在举行火遍中国的“超级女声”八进六的比赛。当晚，被称为“海豚公主”的张靓颖以一曲《Don’t Cry for me Agentina》力压群芳，第一个获得晋级六强的资格。而台下看她表演的两位客人中的一位，激动地流出了泪水。

这位神秘的客人就是后来签下张靓颖的华友世纪高管之一。当年张靓颖签约华友世纪是个非常轰动的事件，整个过程曲折离奇，也羡煞了不少选秀歌手和粉丝们。

当年张靓颖在搜狐做访谈时，连老总张朝阳也过来捧场。显然对于60、70年代这拨人来说，很难掩饰他们对西化的生活方式和文化产品的热爱。张靓颖当时就是作为这么一个典型意义上的与西方接轨的歌手，被华友纳入了麾下。当然，后续的运作还是一如既往以港台模式为主，穿插带有西方色彩的演出和通告。

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她09年离开华谊成立少城时代。这次好声音的总决选上，张靓颖依然是表现最出色的歌手之一，说明她这些年的功夫没有白费。而她原先所代表的西化路线和生活方式，显然已经风光不再。

从杜拉拉到乔莉：中产梦的变迁

2008年以前，在跨国公司里做一个中层以上的管理者是很多都市青年人的终极梦想。针对这些梦想，《杜拉拉升职记》应运而生。杜拉拉的故事使人相信，一个没有背景、没有高学历的普通女性，依靠自身的努力和一些机遇，也可以在大公司里平步青云，成为中产者中有里有面的一员。

这个梦随着08金融危机的到来跌得粉碎。随后，外企不再是应届毕业生挤破头要进的地方，公务员、国企、事业单位重新成为择业热点。笔者曾亲见一个后悔不迭的女学生感慨几年前她的朋友很轻松地考上了公务员，而现在一堆优秀的人挤破头都进不去。才仅仅几年，世道竟转变地这么快。 

所以今年播出的同样根据著名职场小说改编的电视剧《浮沉》将结局改成了作为跨国公司中管的主人公乔莉，在陆家嘴的摩天楼下等着下岗的男主角——国企领导王贵林。形势完全逆转了。

从小清新到舌尖上的中国

几个月前，一档没有经过宣传、没有在黄金时间播出的纪录片忽然大火、人人称颂，并影响到了相关的产业。它就是《舌尖上的中国》。

这部片子为什么能火？有人说是表现了古老的中国文化，触动了人们内心深处的情怀；有人说是因为“吃”与人们息息相关。

其实，《舌尖上的中国》的火爆，加上去年末火热的电影《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女孩》，都印证了一件事情，即都市中产梦的破灭对城市中产阶级的心理冲击。

其实无论从故事、制作、演员、表演，《那些年》都是一部相对平庸的影片。这么一部片子为什么能引发那么大的反响，有人说是激起了80后的怀旧情结。其实在半年前，我所订购的一份地方导购杂志上就一直在推介本地的一些来自台湾的美食和小店。可以想见，在都市中产梦正式宣告破灭，“蜗居”、“蚁族”成为城市白领青年的代名词的时候，无疑只有“小清新”能让他们略微放下心中的包袱，回味一下曾经的温馨了。《舌尖上的中国》也是如此，当中产阶级发现无论什么样的消费也没办法带来幸福感的提升，甚至连包装一下“生活品味”也乏力的时候，也只有舌尖上的体味能让他们略感慰藉。

文化——塑造共同价值观

这些年，伴随着《百家讲坛》等一些文化类节目的热播，“文化热”成为了一个现象。本来，随着城市化和中产阶级生活方式的普及，“文化真空”是可以预计的。但是伴随着这波潮流的居然是国学的复兴，则有些让人意外。随着《百家讲坛》火热的大多是一些“速食国学”，这毕竟不是中产阶级生活方式的主体内容。而美剧、韩剧等文化载体一直在向中国人灌输着西方中产的“现代”生活方式，但大多是作为一种个人爱好而普及的，并没有形成一种文化现象。这是为什么？

一是也许人们为中产时代的到来做了太多的准备工作。从八十年代开始，《读者》，《青年文摘》，包括更高端一点的影视媒介（如90年代的《环球45分钟》，《海外剧场》等），一直在传递着相关的信息。到这个时代真正快要到来时，反而失去了吸引力和新鲜感。

二是关于文化品味的纷争让人厌倦。从上世纪末开始，关于“品味”的争论便不断地见诸于报端（我最早见到的是中国青年报的一篇评论文章：《现代“高级”词》）。互联网兴起后，“品味”更成了网络PK的主要话题之一。随后，“装逼”、“装蛋”成了某一类现象的统称。问题在于，文化的品味太容易冒充，而不容易与人的社会价值直接挂钩。如何让自己在庞大的中产人群中更有辨识度？苹果产品的兴起，便呼应了人们的这个需求，尤其对于中国这个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但是不断的升级换代也让人感到疲倦和乏味。复古，逐渐成为新的潮流。

三，人们发现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传统并没有离我们远去。更重要的是，拥抱西方价值观并没有让自己更有力量，反而年纪越大越觉得自己更保守。因此更需要上溯到源头去汲取力量。

文化的作用首先是塑造共同的价值观。而价值观是与生活愿景联系在一起的。在仍大幅推进工业化、城市化的今天，原有的中产梦已经破产，我们该以什么样的方式重新组织自己的生活和事业，重新打造我们的价值观呢？

领导权 解释权 话语权

一直以来，在话语场的舆论焦点中，80后是缺席的。除了“80后作家”这一群体，80后仿佛“集体失声了”。

而08奥运圣火传递是一个难得的平台，向世界传递了中国的声音。更重要的是，以80后为中坚的年青一代，终于甩掉了一直以来社会扣给他们的“垮掉的一代”的帽子，以独立、自信的面貌，登上了政治舞台。

这场运动给世界、也给中国人，尤其是社会的中坚力量留下了深刻印象，其意义甚至超过了奥运本身。奥运结束后一个月，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西方中心主义为核心的话语体系和经济体系先后破产，预示着中国道路的隆起。

这里面有个问题，就是话语权从何而来。如果说西方的话语权来源于他们优势的政治经济地位的话，那么过去的中国，尤其文化方面的话语权是来自于对西方政治、经济、文化、意识形态以及一系列，统称西方模式的解释权，亦即谁更懂西方，谁就有话语权。

而这种思维模式现在面临三个问题，一是我们所自以为懂的西方，往往并不是真正的西方，而是通过传媒等各个层面过滤、镀金、包装过的西方，而真实的西方不仅是复杂的，也是经过多重历史流变的；二是在西方的政治经济地位不衰落的语境下，坚持西方至上的语态，会不断带来自相矛盾、卡壳和失语；三是大众在不断的社会实践中发现，更懂中国的人，往往比懂西方的人更难得、更吃香。这又是一轮话语优势的逆转。所以我们看到近些年不同领域的人都不断来中国寻找机遇，包括海龟和西方本土的。

自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重获重视以来，文化霸权，或者说文化领导权问题一直是文化研究的核心问题。文化领导权从何而来？从宏观来讲，似乎是来源于国家的政治经济地位。但如果以长远眼光来看，我们会发现文化领导权并不会自发地随着国家地位的上升而提升。对应当下的社会心态，很多中国人在经济上已经挺起了腰杆，而在文化上仍自觉低人一等，这是为何？经济基础是如何决定文化等上层建筑，文化又是如何反作用于经济基础的呢？这里，我仍然不做繁琐的论证，直接给出结论：文化领导权来自于提出重要的问题，并使人们相信它是重要的。

谁跟你打文化战争

我手头有一本今年出版的《主流：谁将打赢全球文化战争》，作者是法国人。书分为两部分，美国的娱乐业和世界其他地方的娱乐产业。这本书谈到了文化产业、软实力，乃至文明的冲突，力图造成一种世界PK美国的迹象，并把全球的竞争态势从政治经济引入了文化。

谈到软实力，这不是个新鲜的概念。文化和意识形态的重要性早在马克思的时代就已被翻来覆去讨论过多次了。加上近来希拉里阿姨重新提出的巧实力（Smart Power），我们已经听到了太多类似的话语。这让每天都身处竞争氛围中的我们身心疲倦，不胜其烦。

这里面核心的问题是：到底是什么决定了我们的生活品质，人生的意义是要在八小时之中还是之外去寻找，文化竞争等于生存竞争吗？

对于文化人来说，也许文化就意味着一切。可是对于普通人，文化也许只是一个娱乐的工具。我们需要文化战争么？经过惨烈的优胜劣汰后留下的，真的就是好的适合于自己的文化么？

七八年就来一次

2005年，代表西化价值观的中青年人（多数是男性）和80后新新人类，在一场全民的歌唱选秀中输给了一群高消费能力的都市白领女性。很多人慨叹胜利果实被窃取了，革命尚未成功。

七年后，两位分别代表本土摇滚和另类音乐的90后登上了有史以来最大的选秀舞台，而这次的PK失去了上次普及民主和公民意识的意义，更多是在音乐范围内展开。而形形色色的人从中发掘意义，更像是借物抒怀，而不可觉知的变化还在悄然延续。难道真如主席的那句话，革命革命，七八年就来一次，过去之后，什么都不改变？

第三条道路

我在之前的“民族的真的是世界的吗”（注：见《中国好声音之无责任评论：吉克隽逸篇》）里面提到中国流行音乐产业升级的三条路，第一条是完善产业链，丰富音乐类型，树立自己的行业优势，迎头赶上；二是开发新的音乐类型，超前发展；三是根植于本土的文化基因，开发适合本国民众的音乐类型，自产自销。

这三条道路各有对应，第一条道路近似于韩国，第二条道路相当于60-90年代的英美，第三条道路则贴近日本和印度。如果说之前刘欢组和哈林组的PK占据了太多的看点而让我们忽略了其他可能性的话，那么这个冠军的出炉则预示着无论如何，第三条道路也将作为一种可能被尝试，被选择。

笔者无意去讨论三条道路谁好谁坏。如果可能的话，笔者希望三条道路齐头并进。如果说吴莫愁象征着激进的文化变革及可能意义，吉克隽逸象征着从头开始一步步地重走长征路，那么梁博则代表着中国音乐的内生力量，亦即90年代初被激烈的市场化进程打断的那条路。

说到日本和印度，其实这两者还有点区别。印度年产电影1000部左右，绝大部分由自己消费。但他们真心觉得他们的歌舞很好很先进，并希望向全世界推广。与之相似，日本的流行音乐也主要用于自己消费，却在“不经意间”影响了亚洲的其他地方，包括中韩，港台地区，南亚等。

无论如何，选择第三条道路是要有非常的勇气的。但这条路并不是九十年代的简单延续，我们所面临的文化现状和整体格局与那时已有天差地别。如何接续这条路，如何评价上世纪九十年代的中国摇滚？我们需要回到摇滚本身去寻找答案。

二、从摇滚说起

摇滚与父权

总决赛前那英领着梁博去见崔健这一幕很让我惊讶。记得之前崔健已经公开发表过对好声音的看法：缺乏创造性和批评，像电视剧。而梁博能在这个时候见到崔健，显然意味着某种程度上的认可，也就是作为中国摇滚的传人，被初步肯定。

崔健作为中国摇滚之父，这些年来一直没有放弃过探索，他一直在努力突破自己。但他越来越像是一个符号被大家记住，而不是他的音乐。

记得之前有人访谈过很多摇滚乐手和相关的音乐人，大都认可他在摇滚乐上的地位，并且认为，他不仅仅是作为一个先行者被记住的，也就是说他的音乐里确实有牛逼的东西。而相对于中国第一代摇滚人来说，后辈所接触的音乐环境，包括经济条件等，都比他们那时候强多了。也就是说后来人理应超过这些前辈。关于这一点，汪峰说过：

我比较直率地说吧，我认为除了崔健之外，我们所知道的老的唱片乐队，从我心里来讲，我并不认为有什么出色的作品。但是，就像你刚才说的。他们在当年那种艰苦的条件下创作出来的东西，不管它出不出色，都有要胜过现在很多年轻乐队的那种精神实质的力最。这是肯定的。但是任何在那种条件下拼搏过来的人，都会有闪光的一面，我们都可以看到。张楚，甭管是“唐朝”、“黑豹”，还是……很多。但是我也想反问一句，那么现在这些老乐队，他们不是己经七八十了，实际上他们的年龄应该是最闪光的时候，那为什么(这么平庸)呢？而且很多东西差得很多，所以我觉得这是个问题。其实我觉得现在这个时代，才真正考验一个音乐家是否真正有水平，以及在他的精神世界里音乐对于他来说是否是最重要的。因为只有在大家机会都均等的情况下才能有比较，大家都有的，我也有，不论是DVD还是芬德尔吉他，你有一万块钱，我也有一万，你有排练厅，我也有排练厅，谁也别说谁。这个时候。机会最均等。就好像我们在十年前，那永远也不能和美国比摇滚.就是现在也不可能，就是只有在对等的情况下才有比较。所以我觉得现在来评判才是相对客观。现在年轻的做音乐的二十岁左右的，全都应该学习老一辈音乐家那种精神。即使是我，就是只要是比他们小，都应该学习。

在其后，汪峰又说：

现在，说实话.现在人能听的音乐实在是大丰富了，甚至可以说当年的崔健，如果摆到现在，都不一定会有那么轰动、因为有一个极其客观的原因，因为那时候的人听的歌太少。但这不是说崔健不好。

汪峰说的很客气。我在之前回复其他网友的帖子里说：中国摇滚在它诞生后的那几年里（前后不到十年），就把它目所能及的情绪说尽了，所以它一直无法突破自己。文化始终是要与社会发展的脉搏相适应的。所谓的突破，一是形式上的突破，就是学习模仿西方；二是内涵，就是身处工业时代，却向后工业时代靠拢。这种事情中国在上世纪八十年代、西方在六十年代都做过。汪峰作为中生代的摇滚人，从内心深处一直想突破崔健那代人所建构的中国摇滚的概念和价值体系，但一直找不到突破口。直到上世纪末，才找到了一条在都市主流和边缘之间游走、抒发情感的路线。

郝舫也曾说：崔健无疑是中国摇滚音乐的开创者和领头羊。我唯一要说的是他在音乐进步的同时，他的文化观念也要进步，应该更开放。

郑钧也说过：崔健的音乐是华人里面最能贴近我们的生活的。但是他也让人觉得对中国的摇滚定义就应该是他那样的，其实这是一种非常狭隘的定义方式。（以上言论均引自《呐喊：为了中国曾经的摇滚》）

“弑父”这个命题，不管是作为一种方式，还是最终目的，都贯穿着摇滚的成长。张楚在《姐姐》里唱道：

我的爹他总在喝酒是个混球

在死之前他不会再伤心不再动拳头

他坐在楼梯上也已经苍老

已不是对手

其实不只是别人，崔健自己就经常反对自己。当年他在巡演时说过多次：《一无所有》这首歌我唱过多次，我一点都不想唱了，但是大家要求，我还是得唱。

不但是国人，连老外“Michael Learns to Rock”也翻唱过《一无所有》。“滚石”的几个老头来华演出时，崔健也是嘉宾。

这次好声音决选阶段，刘欢在导师与媒体评审团出现尖锐对立的情况下，挺身而出说了两段情理合一、推心置腹的话，尽显大师气派。有些人感慨，听了刘欢的讲话震撼之余，又有点说不出的感觉。

除了我们长期以来对充满正能量的话语有条件反射式的逆反以外，刘欢触动的主要还是我们内心对父权、对权威的恐惧。90、00后可能很难体味70、80后上学时对老师的那种敬畏心理。而这次总决赛，无论70、80、90后，都站出来声称这个结果对他们有特殊的意义。如何解读这些声音？背后究竟透出了什么呢。

我在之前说过：一个时代有正例就有反例。在过去失去的，有可能在今天补回来。所以在一个巨大的话语场或者说秀场里，总能碰到各种“借尸还魂”的影子。上世纪四五十年代，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在西方被凯恩斯主义打得喘不过气来，没有想到七八十年代竟能随着福利国家的垮台而咸鱼翻身。这次好声音决赛一个月之前，我也发帖说：“希望梁博能够唱出真正的中国摇滚。”那时我依稀听到了一种“遥远的回响”，也没想过一个月后，中国摇滚竟有浴火重生之势。

当年崔健发起“真唱运动”，应者寥寥。以那英为代表的流行音乐界甚至反驳说：真唱运动是在杀死流行音乐。

崔健的真唱运动，针对的是港台的音乐生产流水线，即“偶像+包装+录音棚+通告+八卦+粉丝文化”。在十年前，他基本是独木难支。而中国摇滚随着若干年的改革开放而渐渐患上的失语症，不得不转入地下苟延残喘。

而今，传统的华语流行音乐乐生产体系已经崩溃，到底是西化派能够上位，还是本土摇滚能重掌大旗，这是每个中国音乐人都要思考的问题。

摇滚与青年

“如果说西方摇滚是滚动的石头，那么中国摇滚就是滚动的蛋，它脆弱，然而柔韧”。

——崔健

摇滚是属于青年人的，这毫无疑问。虽然世界摇滚舞台上，有“滚石”这般老当益壮，七老八十了还在摇滚的，但总体上，无论参与者还是受众，摇滚都是青年人的。

摇滚对青年人的吸引力毋庸置疑，这次在总决选现场，上万人的大合唱也证明了这一点。

为什么人年轻时会喜欢摇滚？为什么那么多人把摇滚作为自己成长的印记？之前说过，流行音乐是有阶级性、民族性、地域性、时代性的。换言之，它也是不同阶级、不同民族、不同地域、不同文化之间的人的交流工具，是传递文化/意识形态的媒介。

摇滚之所以属于青年，首先是因为摇滚是大众的。现在有一种言论，把摇滚树立为一种独立于其他流行文化的、似乎是小众性质的曲高和寡的东西。这误解了摇滚的含义。无论在东方还是西方，摇滚都是流行音乐的一部分。

这里的流行不是指曲风（Pop）而是指受众（Popular）。谁都曾是青年，而青年的特质大致是相似的，迷茫，冲动，活力，反叛。

1969年8月15日至19日，一场盛大的摇滚盛宴在纽约州北部的伍德斯托克小镇举行。这场音乐会以“要做爱，不要作战”为名义，吸引了约50万的摇滚乐爱好者。这场音乐会给纷乱的60年代和嬉皮士运动画上了一个完美的休止符，也成为后世青年不断朝圣和缅怀的经典。

整整四十年后，华人导演李安以电影镜头重新诠释了当年的伍德斯托克。他以活动策划者之一、犹太青年艾略特的视角，穿插了主人公的家庭生活，再现了那个迷茫、懵懂和躁动的时代。

影片中有这样一个情节：艾略特的父母经营着一间条件很差的小旅馆，因为音乐节的到来发了一笔大财，缓解了经济上的窘迫。一家人一边吃饭一边商讨着音乐节后该怎么办。母亲想让儿子来接管这间旅馆。这时有人送来了一篮土豆饼，艾略特说我不想吃，拿走吧。母亲抱怨说，你看看，他就从来不想想他的妈妈。艾略特暴怒地说：你知道吗，在这方圆百里之内，我是唯一一个还跟父母一起吃饭的人！

在一个理想的社会里，应该是“长江后浪推前浪，一浪更比一浪强”。即使在同样的年龄，我们也应比当年的父母更出色。而西方六十年代以后，一个逐渐扁平的、相互之间失去了竞争坐标的社会应运而生，，这反而促使青年起来反抗他们的父母。这到底是为了政治诉求还是文化理念，其实已不重要。而王朔当年说：“我们（六零后）比你丫（八零后）牛逼。”显示中国的代际传承更为复杂和脱节。崔健在《红旗下的蛋》中唱道：

红旗还在飘扬没有固定方向

　　革命还在继续老头儿更有力量

　　……

　　我们的个性都是圆的

　　象红旗下的蛋

　　心里当然明白我们是谁的后代

　　无论行为好坏内心还是清白

　　权力在空中飘荡经常打在肩上

　　突然一个念头不再跟着别人乱走

　　我们不再是棋子儿走着别人划的印儿

　　自己想试着站一站走起来四处看看

　　现实象个石头精神象个蛋

　　石头虽然坚硬可蛋才是生命

　　妈妈仍然活着爸爸是个旗杆子

　　若问我们是什么红旗下的蛋

从崔健的歌词里，我们发现了中国摇滚和西方摇滚的一个重要区别：西方摇滚是西方已经处于全球政治经济体系的顶端所内生出来的文化现象，体现的是西方价值体系内部的层级流动和PK。而中国摇滚是在中国处于第三世界、全面追赶西方、重新树立价值体系的语境下诞生的，这里面既有传承，又有选择，也有批判和对抗。也就是说它天生具有上进的、带动整体和升级的意识。它是中国文化追求先进性、现代性的一部分，建构的意义大于解构。而西方摇滚的产生和发展也同样有深刻的政治经济社会背景，但整体而言，它与中国摇滚的气质是不同的，一个属于第一世界，一个属于第三世界。

摇滚与性

说到摇滚与性的关系，可谓源远流长。

作为有史以来第一个真正的摇滚明星，猫王一直被认为是最性感的男人。在那个年代，电视转播从来不对准他的腰部以下。他曾说：“既然你隔着篱笆就能挤到奶，干嘛要买一头奶牛呢。”

有些女粉丝专门以追逐摇滚明星、与他们发生关系为乐。这种歌迷在西方被称为“骨肉皮”。2000年，美国导演卡梅伦·克罗根据自己年轻时经历改编的电影《成名之路》上映，里面有一个细节：一个叫潘妮的女歌迷追随片中的摇滚乐队“静水”的吉他手到处巡演，结果这位吉他手最后为了几箱啤酒，要把她“卖”给另外一只摇滚乐队，潘妮得知后失声痛哭。

超载乐队的主唱高旗曾说过这么一件事：当年一个大款走进他们的排练室，立马眼睛直了，然后马上打电话给他的朋友说：我X，我算是知道全北京城最漂亮的姑娘哪去了，都在玩摇滚的这儿呢。

信乐团的阿信是最直白的。他在台湾娱乐节目上被问到组乐队的动机时说：“当初是因为把不到妹，所以才组band。”

2003年，木子美在网络上发表“遗情书”，其中一段与某著名摇滚乐手的“一夜情”描写引起轩然大波，热传网络。而当记者采访这位摇滚乐手时，他怒道：TMD，男人风流又不是罪过，不是我跟木子美有一夜情，就说明本人的道德败坏。

其实这个事情本身并不值得多说，大家似乎忘记了，从音乐诞生之日起，它有一个很重要的功能就是调情。所以赵本山在《不差钱》中那句台词“苏格兰调情”是一句伟大的真理。

而性在摇滚乐中也从不缺少。国内这方面郑钧做的比较高明。比如《赤裸裸》专辑中的《极乐世界》这样唱道：

来呀来呀给你看看我的内心世界

我要带你进入极乐世界

谁也不必再害怕没人能够伤害他

随着你的欢喜融化把痛苦忘掉吧

西方的嬉皮士运动往往与性解放连接在一起。然而让人摸不着头脑的一点是，为什么60年代风起云涌的新左派运动，在70年代迅速蜕变成雅皮士的大行其道。昨天还在街头为了权力奔走呐喊的嬉皮们，似乎一夜之间丢掉了波西米亚的装束，换上了他们父母的中产阶级外套和礼帽，穿梭于酒店、写字楼、机场、商务会所之间，成为之前自己极度厌弃、拒斥的角色。

为什么转变的这么快？如果仅仅以成熟来解释，似乎理由并不充分。毕竟每天都有人在成长，每天都有新的人诞生，而社会并不是一场简单的轮回。

我们需要思考一下60年代西方的左派运动到底是怎么回事。与大家现在习惯见到和想到的不同，上世纪六十年代，全球意识形态领导权在东方，在社会主义阵营，尤其是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国。现在的青年人可能很难想象，那个时代红色中国、毛泽东主义是最酷的思想标识和文化符号，令全世界青年景仰和疯狂。大家可以看看这张剧照（来自电影《制造伍德斯托克》）。

意大利导演贝托鲁奇（曾执导《末代皇帝》）拍过一部电影《梦想家》，这部片子描写了1968年红色风暴下的法国几个年轻人的故事。

看到桌子上的毛主席造型的台灯了吗？

席卷整个西方六七十年代的左派浪潮，来源于亚非拉国家的独立运动和社会主义阵营的思想渗透。还未接过中产阶级接力棒的年轻人们，在挑起他们所该承担的社会责任之前，先对自身所处的这个体系和意识形态产生了质疑。贯穿整个六十年代的，其实并没有统一的思想和纲领，年轻人们只能在性、毒品和摇滚乐中，达到身体与心灵的奇妙统一。《梦想家》片尾，当青年们的父母从街头运动中回到家，看到满地的狼藉和裸露酣睡的儿女时，又悄悄带上门，回到了街上。

但梦最终是要醒的。当青年明白过来社会的责任终究要落到他们肩上，便开始整理整理衣角，重新进入角色，而那个时代的音乐和影像也就成为追忆了。

摇滚与商业

中国的摇滚乐在诞生的第一天就比西方更“现实”。崔健在《一无所有》中唱道：

我曾经问个不休

你何时跟我走

可你却总是笑我

一无所有

放到今天，这就是一首典型的屌丝之歌。他所参演的那部国内较早的摇滚电影《北京杂种》中，也有摇滚乐手养不起的女友去堕胎的故事。2001年香港导演张婉婷拍摄《北京乐与路》，里面有一个情节：耿乐扮演的北京摇滚乐手和吴彦祖扮演的香港乐迷聊两地的音乐差别，耿乐说：北京摇滚的特色是穷，香港摇滚的特色是什么？吴彦祖想了一会儿说：香港没有摇滚。

八十年代几支摇滚乐队走红后，都经历过因为各种矛盾而分裂的事情。这里面有很多原因，但是背后都有利益的纠葛。崔健曾因为商演的不规范（那时国内基本没有成熟的演出市场）而与经纪人王晓京发生矛盾；何勇提着斧子去老东家要回《麒麟日记》的母带（就是后来的《垃圾场》）。这些窘迫也都被他们写进了音乐里。

崔健以及那一拨摇滚音乐人的可贵在于，他们以较为客观、冷静的心态，描绘出了那一代青年的迷惘，无助和思索。他们较少功利的动机（虽然也为了赚钱），较多真实的表达。而随着市场经济和市民社会的兴起，摇滚似乎越来越成了一种商业包装的附属品，一种媚雅的工具。

中国流行音乐在94年后进入全面的市场化运作，在港台风的冲击，以及商品经济的强势逻辑之下，原有的原创音乐市场和人才几乎一夜之间被雨打风吹去。《北京乐与路》形象地描绘了一群“东村”艺术家在唱片公司遭受冷遇、四处碰壁的窘境。

而他们最原始的动机，不过是出人头地。

这部片子是香港导演张婉婷循着当年94红磡的轨迹，北上追溯曾经的中国摇滚的一个文学想象。真实的情况比这要残酷复杂的多。何勇那句“张楚死了，我疯了，窦唯成仙了”令多少摇滚迷唏嘘。而当年叱咤红磡、威震香江的中国摇滚，如今只能在音像店里找到一点过往的印记。这哪里还有当年张培仁那种对“天朝上国文化”的自豪和自信。

所以我们说，中国的摇滚不是输给了政治，也不是输在文化，技术，而是输给了金钱。很多人给摇滚乐找借口，其实是不愿承认中国摇滚在市场浪潮下一败涂地的事实。而若干年来试图挣扎的努力只培植出了一个地下音乐市场，以及一批夜半三更盼天明的老眼昏花的摇滚乐迷。这个场景与中国足球颇为神似。

文化的问题不能靠文化本身来解决，硬要拔高的结果不是飞得更高，而是从头再来。

突然的开放　实际并不突然

现在机会到了　可能知道该干什么

钱在空中飘荡　我们没有理想

虽然空气新鲜　可看不见更远地方

——《红旗下的蛋》

摇滚与历史

文革后，中国原有的文化体系已经瓦解，如何重建，如何上接续传统，下开创未来？所有的答案都在中产阶级的兴起。

在西方，这个阶段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从战后的婴儿潮，到嬉皮士运动，黑人民权运动，妇女解放运动，亚非拉独立运动，新左派的崛起，到雅皮士，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复兴，福利国家，以及里根和撒切尔的新保守主义，到克林顿的信息高速公路，新经济，西方在经历这么一个恢宏的资本主义全球化进程后，喊出了“世界是平的”的口号。摇滚乐作为与中产阶级几乎同步而生的音乐形式，也完整了对应了几乎每一个阶段和潮流。其中体现的融合和冲突的二元逻辑，清晰地体现在每一个历史过程和细节里。无论是从猫王模仿黑人的摇摆始，摩城音乐的火热，还是迪伦从民谣转向摇滚的愤怒背影，不列颠入侵，到红色五月，伍德斯托克，还是朋克对传统摇滚的反叛，以及迪斯科和MTV带来的传媒时代的巨星效应，再到grunge对华丽摇滚的心口一击，摇滚巨星的不断陨落，Hip-Hop文化的兴起。流行音乐的发展史，也是西方的发展史。

而中国摇滚诞生的第一天，就有浓厚的社会责任意识和使命感，而不单纯是艺术家和文人的灵感和情感产物。从呼应西方的“拯救非洲”和台湾的“明天会更好”的百名歌星联唱“让世界充满爱”开始，到“新长征路上的摇滚”，到崔健为亚运集资的巡回演出，以及若干年后发起“真唱运动”，可以说第一代的中国摇滚人从没有忘记自己的文化身份和社会使命。

相对而言，90年代的中生代摇滚则夹杂着历史叙事和个人叙事，两种情感相互交织、思想彼此冲撞。黑豹和唐朝两支80年代的乐队，分别从市民文化和民族文化两条路径切入市场，获得短暂的成功。魔岩三杰张狂而又内敛的身影曾经震撼香江，而许巍、郑钧、汪峰等则用各自的语言描绘着市场大潮下个人内心的孤独和惶恐。其他如左小祖咒，丰江舟等，开始走艺术家和文人路线。妥协不想妥协，抗争又无力抗争，中国摇滚就这样坠入一个上不上，下不下的空间里，进退两难。

三、那些人 那些事

在讨论了历史上的摇滚和现实的摇滚以后，还是回到那个问题：我们需要一种什么样的音乐和文化样式？

这又要回到那个问题：经济基础以什么样的方式作用于上层建筑，文化又怎样对基础施以反作用？

不得不承认，若干年来，我们一直停留在“追赶西方”的语境里，这种语境贯穿一切政治、经济、文化逻辑。以本世纪初评选的一份“100首中文经典单曲”为例，排在第一位和第二位的两首歌完整清晰地道明了这种心态：

1.一无所有/崔健　词曲/崔健

1986年，崔健在首体表演这首歌时引起了轰动，但是他的摇滚乐专辑《新长征路上的摇滚》直到三年以后才得以面世，赶上了八十年代的尾巴，也为八十年代划上了一个句号。当初在首体喝彩的人们大概没有意识到，他们见证了一首史诗的诞生。它一针见血地揭穿了中国人的尴尬：物质上的富有和精神上的幸福我们从来就没有同时拥有过。崔健象个先知，预言了此后十几年里中国的信仰危机，这样的结果很难说是他自己刻意为之。他是用喉咙唱出了诗人的自觉。时至今日，我们仍无法知道，“一无所有”的状态还会持续多久，可无论何时，这首歌都会像幽灵一样拷问我们的灵魂。它是一把刀子，也是一面镜子。

2.亚细亚的孤儿/罗大佑　词曲/罗大佑

罗大佑的情歌向来是极品中的极品，但他份量最重的作品仍然要数那些充满社会正义感和历史责任感的写实歌曲。从《之乎者也》里对传统规范的怀疑，到《鹿港小镇》里对都市浮华的迷惑；从《未来的主人翁》里对美好未来的希冀到《现象七十二变》中对物质生活的反思；从《将进酒》里对家国沧桑的吟咏到《亚细亚的孤儿》里对民族历史的追问，纵横九万里，上下五千年，罗大佑恢宏的视野借着灵动的文字和撼人的音乐在我们面前展开。他彻底推翻了“流行歌曲就是风花雪月”的陈腐论断，把中文流行歌曲提升到一个新的层面。有别于罗大佑其他歌曲中歌词的绵密、事件的繁杂和曲风的跃动，《亚细亚的孤儿》简单、直接，却又深沉大气，磅礴的气度中是悲愤的诘问，不仅直面过去，也指向未来。

这两首歌曲唱出了中国人长期徘徊在第三世界、无法进入现代主流文明的忧郁和愤懑。而这种态势，目前面临着质疑和挑战。表现在：

1．文化的发展有其自身的逻辑，并不是政治经济的简单映射, 是否有简单的“先进，落后”标准？

2．文化的发展是否应与政治经济步调相一致？

3．西方的文化话语权，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优势的政治经济地位上的，而今西方已在走下坡路。

4．我们目前所说的文化，大多是西方二战后开始形成的“消费文化”，或称“中产阶级文化”，这种文化与深层的文明内核有没有内在相关性？

5．中产阶级文化有没有未来？

这些问题，追根溯源还要回到一百多年前那个救亡图存的时代。从那时开始，中国的知识分子以及仁人志士们就一直在思考：中国落后于西方，到底是在器物，制度上，还是文化，国民性上？中国应该怎么追赶，怎么缔造自己的文明？

所以，若干年来我们评价文化的标准，往往并不是由文化自身的逻辑来判定，而是质问它能不能带来改变，能不能提升我们在整个世界格局中的地位，成为优势的西方体系中的一员。滚石的张培仁在追忆九十年代运作中国摇滚的经历时说：

当时我看见内地在开放，全球的文化都在进来，我在想十年以后才是决战关键，面对全球竞争不是你自己跟自己打，是要去竞争！除了本地的市场要建构好以外，更重要的是你要有多元的形式诞生！

这种忧患意识存在于每个国民的内心深处，不限于地域、文化、意识形态以及社会地位。然而文化往往承载不了这么多。尤其在于，我们用文化去服务于其他目的，而文化的发展是否与政治经济发展相协调还是个疑问。到底是文化在先，还是政治经济先行？张培仁说：

90年代是我们历史上绝无仅有的理想主义的十年，太有机会先创造文艺复兴了，当时大家在寻找这样一个文化爆发的状态，在寻找逐步地建构用商业机制来服务文化所产生出来的价值，可能如果那样反而挣的钱会更多，我看会比现在大伙儿一刀一刀磕可能挣的钱还要多一些，但是这个事情最终是没有发生的，比较遗憾。

也就是说，张培仁认为中国要走西方文明崛起的路，即先有文艺复兴，再有政治经济思想等一系列领域的勃发。这里我们要稍稍辨析一下，西方的发展路径是不是可以归结于这样的逻辑链条还是疑问，并且在西方内部，也从来是多种路线和方式相互交织相互斗争，仅以现代资本主义体系而言，就有以英美为代表的盎格鲁-撒克逊模式，和以德国为代表的莱茵模式。更不要说有丰富性和多样性的文化领域。我们往往依据某些宣传口径和简单的理解，将一种模式归结于唯一道路，绝对真理。

即便如此，经过若干年的奋斗，当中国的国际地位不断上升时，国民的心态和眼光也有了微妙的变化。现如今，在政治经济上，我们已经挺起了腰杆，不再仰人鼻息。当中国人秉持着西方的逻辑，在其他方面把西方一再逼到墙角时，唯有文化领域，还在维持着一贯的被人俯视的指向和姿态。前段时间的“港铁事件”也从侧面说明了这一点，张培仁在回忆当年的红磡时说：

我甚至觉得我对香港回归都是有一份功劳的。因为内地当时的经济状况也不太好，资讯也不太发达，所以在香港这个繁华若梦的地方看见内地去的人都有叫“阿灿”，带着一种瞧不起的心态来看你，所以内地这么大一个年轻人团体来香港演出，呈现出来的是一种文化，它会让香港人知道虽然你活在这样一个繁华地方，但还有更大的世界你没有看见，在香港这个地方你要找到这么深这么宽这么有力量的音乐形态跟文化形态，是找不到的。

胡紫薇当年大闹央视，说出那句“不能输出价值观的民族不可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时候，我想很多文化人是在心中暗暗点头的。这也是西方急切要把你拖入“文化战争”的原因。既然在政治经济领域，我们可以“走自己的路，让别人无路可走”，那么在文化领域行不行？这种文化的独特性或者说本土性、民族性思考，张培仁同样总结的很好：

当年我们做的时候大伙都觉得，就是西方摇滚乐又怎么样？咱们也一样能玩！从我自己生活里出发，做我自己的东西，即使当时我们用的乐器是西方的，音乐的旋律或者是配器的方式可能是西方的，可它的感情就是中国人的！其实这是很少人去真正面对的，中国的摇滚乐虽然并不是用古筝二胡来演奏，可是它里面应该有非常浓厚的、我们知道它是属于我们的民族跟生活里面的一种自己的态度。

难道文化就没有通行模式，普世真理？似乎也不是。起码自上世纪六十年代以来，消费文化是以不可遏制的趋势逐渐蔓延全球，时至今日，我们平时吃的，穿的，用的，看的，想的，几乎绝大部分都是消费文化的一部分。我们在其中忘记了自己的国别、民族、阶层乃至文化印记，竞相洗净尘土成为中产阶级的一员。全球化、一体化的趋势让人觉得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几乎没有其他可能和想象。

然而金融危机的到来宣告着这种体系的结束。当美国的99%在街头迷失了自己的时候，中国的青年们还在三座大山下艰难踯躅。未来在哪里？

这时候我们追问文化的路径问题，恐怕不只是为了在工作之余给自己的闲暇找一种精神寄托，更有通过它改变惯有的思路，找到新的生活方式和未来的意味。张培仁谈到他当年的想法时说：

那比如说现在西方的资讯大量地涌入的时候，它就呈现一个问题，就是本地的文化怎么去跟全球文化竞争？它的市场比你成熟得多，它的资金比你庞大得多，它的人才比你多。还有它的创意、经验比你多，它使用的预算比你多，它到国内来做的任何宣传和发行都是在当地市场上已经饱足了它原来的成本需求，甚至已经获利了结了以后，然后再到你的市场来，带着一种倾销的性质，因为在这里它没有制作成本，所以每一个本地的文化都在跟全球竞争。

可是现实将他这种思路无情地击碎。现在看来，那时的中国流行音乐是过于急切要达成了，迫切想要进入一种状态，结果客观和自身条件都不具备，反而被激进的前进欲望反噬了自身。所以他说：

所以我对以前90年代没做的一些事情不是只有遗憾而已，我是恨！这就是我说20年后我才肯把有些事情说清楚的原因，一肚子火！中国火最后变成一肚子火！在那个时候你不去建立起自己的文化的自信和路线你就最后不能跟全球对抗，你在全球都进来的时候你怎么整理出一条路线，个别个案可以成功，可以畅销，可是个案可以持续多久？有没有办法可以形成产业？有没有办法形成绝对的影响力？你现在可以用民族的美学在全世界个案成功，可我们希望不只影响那些欣赏民族美学的人，不只影响青少年、年轻人！我们希望华人的年轻人有一天可以站在全世界的高度上，全球的年轻人都说：“中国的年轻人太牛了，我们去找他们一块玩吧！太好玩了！”我们希望看见的是一种创意的文化的璀璨，色彩鲜艳，不是只有现在的东西！”

有趣的是，当年张培仁所想象的那么一种文化版图，如今正在变为现实。当中国的中产阶级在三座大山的压力下咬牙前行的时候，绝想不到他们正在成为这个世界最具生产力和消费力的人群。不是他们自己，而是历史要他们承担这一角色。中国好声音的首届冠军，就这样带着懵懂和一丝迟疑来到了历史前台。当他们站到了时代的前沿和文化的顶端时，是否该问自己一句：我准备好了吗？

2012年10月~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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