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岂需“标尺”，历史无法”歪曲“_风闻

文扬先生的《以文明史的“中华标准”重审西方文明史》一文，引发了热烈的讨论，诚然破除”西方中心论“是中国崛起必定的结果，但文先生的文章思想却还是用西方的话语范式解读中国和世界。

       首先我们要了解什么是”文明史“，什么是”文明“。

       复旦大学历史系李剑鸣教授在《文明的概念与文明史研究》中写道：

历史论著中的 “文明”概念，有以下几种不同的用法。第一，用“文明”来划分社会发展阶段，形成与“野蛮时代”相续并相对的“文明时代” 的提法。第二，接受早期人类学的观念，把人类社会和文化的演化区分为 “蒙昧、野蛮、文明 ”（savagery，barbarism，and civilization）三个阶段，以“文明”为更高级的阶段。第三，把 “文明 ”作为人类的生活方式，侧重生产活动、技术形态、艺术成就和宗教信仰等。第四，用 “文明 ”界定人类共同体的特征，也就是把基于具体地域的具有相对复杂的行为、制度和观念体系的人群视为一个共同体，同“社会”的含义相近 。第五，把 “文明 ”作为 “文化 ”的近义词或同义词使用，或者是以“文明”对“文化”进行归类，通常是把若干相近的文化归入一种文明， 如西欧文明、拉美文明、黑非洲文明；也有学者着眼于文化的阶段和等级，把较高级的文化称作 “文明” 。第六，侧重历史 书写方式，把有文字记载的历史称作“文明史”。不过，历史写作中“文明”的这些用法之间并非泾渭分明，而经常是纠缠交错的。 更直臼地说，历史学界 习惯于混用不同意义上的 “文明”概念。可见文明史（History of civilization）是一种撰述历史的类型。指人类发展过程中成果积累的历史，文明史中特别强调的人、生产力和社会、文化的整体演变过程。将人的历史视为人类文明演进的历史，依照地域或文明类型区，我们可以说西方文明、埃及文明、中国文明等。按照从原始到进步，分成农业文明、工业文明等等。

       可见文明史（History of civilization）是一种撰述历史的类型。从字面上来看，文明史是指人类发展过程中成果积累的历史，文明是指具有进步价值取向的人类求生存、求发展的创造活动和成果；文明史中特别强调的人、生产力和社会、文化的整体演变过程。其中又常依照地域或文明类型区分出不同的文明，例如西方文明、埃及文明、中国文明等。又按照从原始到进步，分成农业文明、工业文明等等。

       在西方，从17世纪开始才从世俗而非神学角度考察历史活动，而世界历史只是证实理性主义等先验理念的工具，其宏观史学长期属于历史哲学范畴，直到今天也还留有浓厚的哲学色彩和目的论倾向，认为西方文明是人类社会的经典模式，与其他文明的对比中凸显西方文明的优势，最终证明西方文明领先的原因。这其中既有从结果反推原因——西方人根深蒂固的思维方式，也有西方文明优越论和中心论的推波助澜。

       《文明的进程》的作者诺贝特·埃利亚斯则指出：

（文明）这一概念表现了西方国家的自我意识，或者也可以把它说成是民族的自我意识。它包括了西方社会自认为在最近 两三百年内所取得的一切成就，由于这些成就，他们超越了前人或同时代尚处”原始”阶段的人们。 西方社会正是试图通过这样的概念来表达他们自身的特点以及那些他们引以为自豪的东西，他们的技术水准，他们的礼仪规范，他们的 科学知识和世界观的发展等等。

       文明史的叙述，有着明显的文化霸权色彩。改革开放初期,“西方中心论”在学术界有相当市场,循着这种思路,有些人甚至把英国官匪一家的私掠政策当做西方先进文明介绍。同时,“西方中心论”也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在中国流行的一种非常重要的思想基础。但是,随着西方经济不断爆发危机,世界上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反思不断深入,对“西方中心论”的批判也日渐深刻。文先生2013年在观察者网发表的《看中国如何左右“世界历史”》中论述：

对于现代性导致的危机，西方学者的认识是深刻的。正如列奥·施特劳斯所指出的，在经历了三次现代性浪潮之后，法西斯主义政治已成合理和必然。而西方世界在与法西斯主义的对抗中所凭借的自由民主，却不是现代性浪潮之后的现代思想，而是源自古希腊传统的西方前现代思想。

可以说，如果将西方传统分为两部分，一是自马基雅维利和霍布斯以来的“现代传统”，二是源自古希腊古罗马的“前现代传统”，那么，两者谁也没有完全取代谁，当前的“世界历史”大体上是这两个传统持续博弈的结果。

       在全球化趋势日益明显的今天，人类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各人类群体如何自处（即身份认同）和如何处理彼此关系（即文明对话）的问题。但传统世界历史学无法提供令人满意的答案。上世纪60年代，19世纪以来的“欧洲中心论”在全球一体化的趋势下，全球史作为一种新的通史修撰观念，就是在对“欧洲中心论”的批判反思中出现的，其要旨在于超越民族和地区的界限，将全世界作为一个整体进行考查，是一种从宏观角度审视和研究历史的新方法。英国史学家G.巴勒克拉夫在其1955年的论文集《处于变动世界中的史学》中,最先明确提出了“全球史观”。他认为,主要从西欧观点来解释历史已经不够了,史学家应该“从欧洲和西方跳出,将视线投射到所有的地区和时代”,这样才能“公正地评价各个时代和世界各地区一切民族的建树”。

       首都师范大学全球史研究中心主任刘新成认为，全球史观对于颠覆“西方中心论”很有贡献。首先，全球史观“肢解”了文明的纯粹性，认为文明都是互相影响的。其次，它认为西方文明在近代以来的领先优势并不因其本身有何特殊之处，而是一连串不同地区和文明发展的连锁反应的结果。这就将对世界历史的认识提高到了新的层面。

       全球史研究也为文明互鉴提供了可能。“‘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即认为应把握人类利益和价值的通约性，在国与国关系中寻找最大公约数。传统的文明史观强调把世界切分，强调不同点。现在则应该转向讨论文明的共性。全球史观的运用十分必要。”刘新成说。

       文先生提出的观点，是建立在今天中国与西方实力的对比上,也建立在东西方历史文化失衡的心理上,而由于中华复兴导致的自信心的回复(有些表现为过度膨胀),也使一些中国人自觉不自觉地迎合这个观点。但反对西方中心论，不应该重复西方文明史的叙事方式。

       我们应当关注人类的共同命运。

       其次，我们还需要了解什么是”历史“，什么是”考古“

       已故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原所长林甘泉先生曾说过：”历史是过去存在的事物和现象，是客观世界以往的发展过程“。历史的唯物性体现在它是已发生的，不以人的意志转移而转移。林甘泉先生还指出：

历史是有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事实判断层次，通常我们讲的考据学基本是这个层次，这个层次主要涵盖的是占有材料的多少、真伪问题，研究方法主要是形式逻辑的方法，这里面没有阶级性。我从来反对讲究什么无产阶级考据学、资产阶级考据学。我们看的是功底、掌握的材料、怎么处理它们之间的关系。

第二个层次是认识判断的层次，由表及里，涉及历史发展的一些规律，唯物史观和唯心史观的区别主要在这个层次开始。但学一些唯物史观可能对考据学更有帮助一些。也不是说在这个层次只有唯物史观才科学。我们现在讲陈寅恪先生的两部代表性著作《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和《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当然既有第一个层次的问题，但很多是认识层次的问题。

第三个层次是价值判断的层次，不仅唯物史观者与唯心史观者会有不同认识，而且同是唯心史观的史学家也会有不同认识。同是唯物史观的学者在价值判断上也会有意见分歧。如对历史人物(秦始皇、曹操)的评价，反映了这个问题。

       文先生在原文里用想象中的日韩造假来证明西方也会造假，先不说事实，请问日韩是西方文明还是东方文明？是西方文明多一些还是东方文明多一些？更何况文先生自己也拿不出别人的史料是伪造的证据，他的判断是基于第二个层次的认识的判断，但不基于事实，有多少可信性？       关于西方对中国历史的著作，人民日报2016年11月文章《<哈佛中国史>：“横看成岭侧成峰”》中写道：

海外中国通史研究著作已经出过多个版本，比如最为人们熟知的《剑桥中国史》，日本学者撰写的讲谈社《中国的历史》等等。与之相比，这套《哈佛中国史》最大的特点在哪里？

首先，最明显的当然是体量不同。《剑桥中国史》卷帙浩繁、内容专深，已有皇皇16卷，并且至今也没有全部完成。讲谈社《中国的历史》也有12卷，中译本出了10卷。《哈佛中国史》则是6卷本。

另外，《剑桥中国史》是由多位作者合力撰写一卷，讲谈社《中国的历史》与《哈佛中国史》都是每卷由一位学者独立完成，因此语言、文风更活泼，更流畅，更适合普通读者。

其次，选取的历史起止点不同。《剑桥中国史》从秦汉写起，直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全覆盖”式的，但也有人诟病——中国的历史，哪儿能从秦汉开始算起呢？讲谈社《中国的历史》就是从神话时代写起的。近二三十年来，中国学界也有一种不断将历史向上追溯的潮流，比如从官方推动的“夏商周断代工程”“文明探源工程”，到近年由于考古发掘而重新认识“最初的中国”。

然而，越追越早的历史也碰到一个理论与方法的瓶颈，那就是——原本“满天星斗”的邦国，什么时候才可以算内在同一的“中国”？在什么样的历史形态下，那片广袤区域才有了一个“中国”共识？《哈佛中国史》上起秦汉、下至清代，写“帝制中国”的历史，聪明地避免了有关何为“最初的中国”这样的争论。

欧美学者更习惯于专题研究，对撰写上下通贯、包罗万象的通史，向来抱持谨慎态度，特别是这半个世纪以来，欧美中国学界撰写系统的中国通史并不多。这套6卷本通史，或许可以较为全面地呈现近年来欧美学者对中国历史的认识。

心胸宽广，不必把外国人都当成“包藏祸心”的大反派。

       我们研究历史是解决现实问题，否定历史无法否定现在，正确把握历史才能正确把握现在。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引导人们树立正确的历史观。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征程上，端正历史观，才能更好开创未来。正确的历史观一是实事求是，尊重历史的真实性，二是客观公正，维护历史的严肃性。

       “历史、现实、未来是相通的”，历史是人类的百科全书。人们需要从历史知识的宝库中获取营养。个人、团体、政党、地区或者国家，都需要了解自己的昨天、了解自己的前天、了解自己是怎么走到今天的，从而判明今后前进的方向。历史研究可以把前人克服前进困难的智慧挖掘出来，把前人的历史局限性、时代局限性即前人解决不了的问题总结出来，可以把前人胜利的经验、失败的教训提炼出来，供今人参考。

       人类有超过99%的历史是在史前史，当时的人类并未使用文字，因此并未留下关于他们自身的文字记录，以供我们研究。在欠缺这种书写文字的资源下，了解史前社会的唯一途径就是考古学。

       新中国考古学奠基人夏鼐这样描述考古学：“考古学是根据古代人类通过各种活动遗留下来的实物以研究人类古代社会历史的一门学科”。这里可以将考古学看成是发掘历史学的史料的工具。英国考古学家戴维·克拉克给考古学下的一个经典的定义是：“考古学是这样一门学科，它的理论和实践是要从残缺不全的材料中，用间接的方法发现无法观察到的人类行为”。

       考古学与狭义历史学从大的目标来看都是研究人类历史的过去，二者的不同主要是研究的对象和方法有一定的差别（当然也存在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情况，如文物学、文字学、铭刻学、简牍学、历史考古学等领域）。主要差别在于研究的对象一个侧重于文物和遗存，一个侧重于文献和文本；研究方法上一个侧重于田野考古发现，一个侧重于考据、分析、归纳和逻辑推理，二者都强调二重证据或多种证据法，但考古学的物（实）证特征更加突出。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考古活动受限于材料，很多时候只能有多少米下多少锅。很多考古报告给出的都是假说，比如夏商周断代工程，李学勤老师就说过“这是目前能取得的最好的结果，不排除以后有新的考古证据推翻现有的结论”。所以既不能把历史文献拿来了事，也不能拘泥于文献而怀疑一切，更不能围绕自己的“中心文化价值”过度阐释，有意否认其他文献记录和考古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