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足中国 放眼世界（一） 认识中国的历史_风闻

春秋时代的老子，在他的《道德经》中开篇就说：“道可道也，非恒道也；名可名也，非恒名也”。

隋唐时代的孔颖达，在对《周易·系辞》中的“河出图， 洛出书”一句注疏时，也引《春秋纬》说:"“河以通乾出天苞，洛以流坤吐地符。”

他们所说的，其实都是一个意思：

“天苞”和“地符”——“时间”和“空间”，她们本来是属于同一个事物，属于同一轮“道”。

她们是同一个事物的一体两面。

但是，她们是不好合在一起，用一种形式来形容的；她们是不好合在一起，用一个名号来表达的。

把她们合在一起，就不好分析、不好表达。

所以，就要把她们分开分析、分开表达。

这就是“河出图，洛出书”；这就是“道可道，非恒道；名可名，非恒名”。

本文的题目，就是基于这个目的而定的，就要将一个事物，一分为二，分开表达。

“立足中国，放眼世界”，这个“中国”，就是中国的历史，就是“时间”；这个“世界”，就是世界的格局，就是“空间”。

“时间”和“空间”相结合，就是我们所处在、所面对的这个世界，也是我们所要去改造，所要去支配的这个世界。

在我们要去改造，要去支配这个世界之前，我们首先，是要分析这个世界，是要认识这个世界。

我们要认识这个世界的时间，要认识这个世界的空间，然后才能决定，我们要去怎样地改造这个世界，要去怎样地支配这个世界。

我们首先要认识中国，要认识中国的历史；然后，还要认识世界，认识世界的格局。

一    认识中国的历史

中国的历史，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

我们是“龙的传人”。

所以，龙从哪里开始，我们中国的历史，就从哪里开始。

考古发现，最早的龙，是出现在8000年前的内蒙古辽西地区，是出现在辽西地区的兴隆洼文化遗址。

所以，中国的历史，应该是从8000年前发生在辽西地区的兴隆洼文化开始。

但是，不对，这与我们“中国”，与我们“中华民族”的名号之来历有冲突。

我们的名字是“中国”，我们的名字是“中华民族”。

这个“中”，就是“居中”，“守中”。

她是一种理念，是一种价值观。

而这种价值观，是来自于《太极图》《五行图》《洛书》《河图》。

《洛书》《河图》中的“九数为众”、“阳五居中”，构成了我们中华民族的“九五之尊”。

这“九五之尊”的意义，就是“众人向心于一”，“一人心系天下”，“一与众，相互尊敬，相互倚重”。

而《河图》《洛书》，实际上又是与《太极图》《五行图》相联系的。

《五行图》中的“土”，与《五行图》中其它四个元素，“金”、“木”、“水”、“火”之间，就是“中”与“众”的关系。

《太极图》中，黑鱼白鱼之对立统一，也在《洛书》《河图》里，明显地找得到对应。

而《五行图》与《太极图》，又是从何而来呢？

我们在仰韶文化的彩陶文化中，又可以找得到端倪。

仰韶文化中的漩涡纹和舞蹈纹，给我们一种旋转之“场”的启示。

这和《太极图》中的双鱼相互缠绕，不是暗通款曲吗？

这就是说，“中”的理念，是来自于仰韶文化。

而仰韶文化的范围在哪里呢？

仰韶文化的范围，在以陕西省为中心的河南、河北、山西、甘肃、宁夏一带。

这与兴隆洼文化，并不是在同一个地方啊。

另外，“中华”之“华”，就是指我们中华民族的始祖华胥氏。

而华胥氏又生活在哪里呢？

《三皇本纪》记载：“（庖犧氏）母曰华胥，履大人迹于雷泽，而生庖犧于成纪”。

“成纪”，就是现在的甘肃省秦安县一带。

这也是仰韶文化的范围啊。

所以，以“中国”，以“中华民族”这两个名号分析，我们中国的历史，又应该是从仰韶文化所在的甘肃、陕西一带开始的。

为什么“龙的传人”和“中华民族”，我们同一个国家与民族的血缘与名号之间，在对我们国家与民族的起源问题上，会打架呢？

这里，我们就不能不注意到一个特殊的文化遗址，那就是河南省濮阳市西水坡文化遗址。

河南濮阳西水坡文化遗址的文化遗层，共分为五层。

从上往下，第一层属于周代、或周代以后翻动过的扰土层，第二、三、四层，均为仰韶时期的文化堆积。

而最下面的第五层，就是一个“天盖墓”。

这个“天盖墓”里，除了一只王钺，再也没有任何其它的人造器物，全部是天然的蚌壳和人骨。

也正是因为如此，考古学家们，就根据她上面的遗层，是属于仰韶文化遗层的这个事实，而断定这个“天盖墓”，也是属于仰韶文化。

但是，这个“天盖墓”里有龙；而仰韶文化，是没有龙的。

龙，是从兴隆洼文化，遗传到赵宝沟文化，再遗传到红山文化，最后遗传到龙山文化，才传遍开来的。

在龙山文化之前，龙，只是一个地方性的文化，其它地方性的文化里，是没有龙的。

仰韶文化没有龙。

所以，这个“天盖墓”里出现了龙，她就不是仰韶文化。

而且，这个“天盖墓”，表达的是一种北斗围绕北极转的意象，体现的是一种极权性质的意识形态。

这也不是仰韶文化的意识形态。

仰韶文化的意识形态，是成双成对、对立统一，是平衡、包容。

这个“天葬墓”，体现的是赵宝沟文化。

她证明，在6400年之前，发源于辽西地区的赵宝沟文化，在这里出现过，然后，又被仰韶文化给取代了。

这就与史籍的记载相吻合了。

《三皇本纪》记载：“（伏羲氏）有龙瑞，以龙纪官，号曰龙师。作三十五弦之瑟。木德王，注春令，故《易》称帝出乎震。月令孟春，其帝太皞是也。都于陈，东封太山。立一百一十一年崩”。

与之对应，《三皇本纪》还记载：“当其（女娲氏）末年也，诸侯有共工氏，任智刑，以强霸而不王。以水承木，乃与祝融战，不胜而怒，乃头触不周山崩。天柱折，地维缺。女娲乃炼五色石以补天，断鳌足以立四极，聚芦灰以止滔水，以济冀州”。

首先，我们要明白，这里的祝融，就是伏羲。

“以龙记官”的伏羲，从辽西侵入中原，成了中原地区主持祭祀、主导农业生产的统治者，所以，他又叫“祝融”。

而被其征服的中原地区原住民，就被叫做“共工”。

共工氏“以水乘木”，“乃与祝融战”，女娲氏则乘着共工氏“乃与祝融战”的时候，去“以济冀州”——强渡激流进入河北，然后，就实现了“断鳌足以立四极”。

显然，在这场战争中起到关键作用的，就是“以济冀州”的女娲氏。

那么，女娲氏“断鳌足以立四极”，又是什么意思呢？

这就又要我们联想到“龙马负图，神龟载书”的传说了。

《洛书》的出现，是借助于“神龟”的。

《洛书》中的四个阴性偶数阴二、阴四、阴六、阴八，正对着“神龟”的四条腿。

而神龟的四条腿，则象征着天下的“四极”。

这天下的“四极”，就是辽西地区赵宝沟文化的主人，中原地区裴李岗文化的主人，陕西地区仰韶文化的主人，山东地区北辛文化的主人。

“断鳌足”，实际上不是“断”，而是收缩，是“归心”，就是劝说四方的主人，像“神龟”收缩它的四足一样，各自收缩自己的个性，以共同趋向于天下的中心，形成“天下结盟”。

“以立四极”，就是像《洛书》中的四个偶数带领四个奇数，共同拥戴一个中央的阳五一样，四大部族共同拥戴出一个大家都信赖的盟主，形成一个“天下结盟”的议事机构，以维护天下的太平与稳定。

当女娲氏“断鳌足以立四极”之后，天下，也就从伏羲时代与女娲时代，走向了神农时代。

这在考古学上，对应的就是庙底沟文化、大汶口文化、红山文化，三大文化并立的那个时代。

因为在这个时代，从女娲氏部族脱颖而出的神农氏部族，是“断鳌足以立四极”后的盟主，所以，在这个政治形势影响下，加上神农氏部族自身的实力也是强盛的，神农氏部族的庙底沟文化，就向四方扩展。

这就是河南濮阳西水坡，赵宝沟文化的“天盖墓”上面，被仰韶文化所覆盖的原因。

在庙底沟文化、大汶口文化、红山文化衰落之后，龙山文化，就统一了中原。

这是对应历史记载中的哪个阶段呢？

当然就是对应历史记载中的五帝时代。

庙底沟文化、大汶口文化、红山文化向龙山文化转变，实际上就是以辽西地区赵宝沟文化的主人，中原地区裴李岗文化的主人，陕西地区仰韶文化的主人，山东地区北辛文化的主人为四方所形成的“断鳌足以立四极”，向着更深度的对抗与融合发展；就是四方混战，最后由伏羲氏部族的后裔——黄帝部族统一天下。

当然，虽然龙山文化遍布中原，说明天下确实是统一了；但是，各地的龙山文化也是各具特色，这也说明，天下统一，还不是那么彻底，文化融合，还不是那么深刻。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原地区龙山文化大发展时，统一了天下的黄帝部族，却失去了他们的老家——辽西地区。

在黄帝部族的红山文化从辽西地区消失之后，这一地区随后兴起的，是小河沿文化以及夏家店文化。

而这两种文化不但与红山文化大不相同，也与龙山文化大不相同，说明是北方游牧民族，占据了黄帝部族的老家辽西地区。

陕西神木县石峁城的崛起，说明整个五帝时代，黄帝部族，都是在与北方游牧民族进行高强度的战争。

夏家店下层文化，正好兴起于夏朝建立，说明北方游牧民族对中原构成了威胁，而黄帝部族的拒不言和，也对北方民族构成了威胁。

在小河沿文化和夏家店下层文化之间，辽西地区出现几百年的文化空白，说明双方在辽西地区进行拉锯战，谁也不能在这里安居乐业。

夏家店下层文化，正好兴起于夏朝建立，乃是夏朝领导层，有意放弃辽西，结束战争的结果。

夏朝统治的区域，远远小于伏羲与女娲时代、神农氏时代，中华民族四大起源性部族所占据的区域，甚至也小于五帝时代中华民族所占据的区域，这是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

到周朝推翻商朝，中华民族的生活区域才有所恢复，但辽西地区，是彻底地失去了。

春秋战国时代，虽然内部斗争激烈，但是，北、西、南各方的对外战争，却都是有声有色。

直到秦始皇统一中国，除了辽西地区，其它曾经失去的地方，都是恢复了统治。

但是，秦朝很快就被推翻。

西汉初年，北方游牧民族对中原王朝形成巨大压力。直到汉武帝崛起，局面才得到改观。

东汉时代，中原王朝继续西汉时期的强势地位，对北方游牧民族形成碾压之势。

三国时代，虽然各方混战，但对外扩张，还是很有起色。

特别是台湾，第一次被纳入中华民族的统治范围。

到了两晋时代，内忧就导致外患，形成了南北朝，这实际上是中华民族的又一次融合。

隋朝重新统一中国。

但是，和秦朝一样，统一了中国的王朝，注定都是短命的王朝。

初唐与初汉一样，也是弱不禁风；到了唐玄宗，就也和汉武帝一样，旗开得胜。

然而，一场安史之乱，又使盛唐转衰，直到五代十国。

北宋时期，经济文化大发展，而对外斗争，却是不堪回首。北宋末代二帝，一起被金人掳去。

南宋小朝廷，继续保持被侮辱、被蹂躏的状态，偏居一隅、奢华糜乱，直至灭亡。

短暂的外族统治之后，大明王朝兴起。

严刑酷法之下，是英宗复辟，暴露出一个封建王朝的黑暗与腐朽。

满清入关，等于是中华民族的第三次大融合。但是，满汉一家亲的口号，喊了三百年，并不能真正实现。

直到八国联军进攻中国，辛亥革命推翻满清王朝，国民党蒋介石政府被赶到台湾，末代皇帝赙仪，才和他的一干子遗老遗少，一起艰难转身，变为中国公民。

这就是中华民族的历史，是我们中国历史上，史籍记载和考古发现，所呈现给我们的一些现象。

那么，这些现象的本质是什么呢？

我们怎样来通过这些现象，看到她背后的，我们中华民族之历史演变的真实逻辑呢？

深入进去，看一看各个时代，人们的具体生活，我们就能够发现，正像马克思主义所说，是“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是具体的生活状态，决定人们的思维意识；而人们的思维意识，又反过来决定人们的行为方式，决定人们的生活状态。

我们是龙的传人，但是，我们的身上，并不只有龙血。

我们中华民族，最初是由辽西地区的赵宝沟文化、陕甘地区的仰韶文化、中原地区的裴李岗文化、山东地区的北辛文化这四大文化所在的四大部族所组成的，以后，又不断地融合进新的文化，融合进新的血液。

那么，我们这个民族，为什么在最初，会由四大部族组成呢？

为什么不是由一个单一的古老部族，直接发展到现在呢？

首先，这是得力于当时的农业生产之制约。

是农业生产，使劳动者的劳动价值，相对劳动者自己的最低消费，产生了相对的剩余，才导致了我们这个民族的形成。

在游牧时代或者渔猎时代，部族与部族之间的战争，是为了什么呢？

是为了抢地盘，而不是为了抢人口，不是为了抢劳动力。

所以，那时候的战争，就必然是要么一存一亡（逃），要么是双亡，而不会有双方相互融合的结果。

但是，到了农业生产时代，由于劳动者之劳动价值，相对自己的最低消费，产生了相对的剩余，这就使得战争中的战俘，不再是无用的敌人，而可能转变为有用的劳动力。

所以，这时候的战争目的，就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

这时候的战争，就不再仅仅是为了抢占地盘，而更多的，是为了掠夺人口，是为了将对方的劳动力，转化为自己的利益。

这就导致了部族间的融合，这就导致了中华民族的形成。

那么，为什么中华民族的融合与形成，是从辽西地区的伏羲氏部族，南下中原开始的呢？

这就得看看，当时的四大部族，他们各自的文化特点，和他们这种文化特点的形成原因了。

辽西地区的伏羲氏部族，所崇拜的图腾是龙。

这个龙的意义是什么呢？

龙与农同音。龙图腾，首先就是因为农业生产而产生。

为什么有了农业生产，就要崇拜龙呢？

我们看看最早的兴隆洼时期的龙，是什么样子？

她就是恐龙的样子。

兴隆洼文化时代的人，不可能看见真的恐龙。

但是，他们看到被洪水冲刷出来的恐龙之骨架，是完全有可能的。

这样，他们就根据恐龙的骨架，来想象恐龙的样子，从而崇拜恐龙巨大的身躯。

身大力不亏，崇拜恐龙巨大的身躯，其实就是崇拜力气，崇尚阳刚之气。

这就是说，当时的农业生产，很吃力，所以，就导致伏羲氏部族崇拜力气。

但是，其他部族当时也在从事农业生产，为什么其他部族，都不崇拜恐龙，不崇拜力气，只有伏羲氏部族，崇拜恐龙，崇拜力气呢？

因为，龙不仅仅代表力气，也代表一种阳刚之气。

伏羲氏部族身处北方草原，草原上的开放性竞争，使他们天生就具有一种阳刚之气，

而被伏羲氏部族所侵略，所征服的中原地区原住民，他们之所以被侵略、被征服，其实，不仅仅是与他们所处的这个地方有关，更与他们自身的文化特点有关。

中原地区的原住民们，崇拜的是龟。

为什么会有“龙马负图，神龟载书”的故事呢？

“龙马”，是伏羲氏部族南下中原之后，所崇拜的图腾。

它也是一种龙。但是，这种龙的意义，又有它自身的特点。

“龙马”的形象，是扬子鳄的脖子上，配上马鬃的形象。

这个形象的意义，就是以扬子鳄的水中霸主之地位，和平原上战马的奔腾之气势，来象征一种霸道的精神。

这就是说，伏羲氏部族这时是崇拜征服者的强悍与霸道。

“龙马负图，神龟载书”，就是女娲氏部族的能人们，将《河图》刻画在伏羲氏部族的图腾“龙马”的背上，将《洛书》刻画在共工氏部族的图腾“神龟”的背上，以劝说他们双方罢战言和。

所以，中原地区的原住民——共工氏部族，他们所崇拜的图腾就是龟。

龟相对于龙，个体也小，动作也慢，明显的是显示出一种阴性特征。

龟的内心是柔软的，但是，它的外表，却很坚强——它有一个坚硬的外壳。

龟的外壳，是一种防御性的武器，是用来保护它自己不受伤害的。

中原地区的人们，崇拜龟，就是崇拜龟的这种自成一统的防御精神。

但是，正是由于崇拜龟的这种自成一统的防御性精神，中原地区的人们，就又形成了一种固步自封的自闭性、逃避性。

虽然中原地区的生产与生活条件很好，但是，整个中原地区，实际上是一种分裂的状态。

在赵宝沟文化没有南下中原之前，中原地区有裴李岗文化、磁山文化等等不同的文化。

这个地区的部落与部落，或者是部族与部族之间，是没有多少联系与沟通的。

而这个没有联系与沟通，并不是由于地理环境的阻隔，而是由于部落与部落之间，部族与部族之间的心理隔断。

为什么会造成这种状况呢？

原因就是，这个地方的条件太好了。

这个地方是平原，纬度也低，海拔也低，导致这里什么样的生产都好搞。

位于河北省保定市的南庄头文化遗址，显示出这里的农业生产，早在距今10500年之前就开始了。

而辽西地区和陕甘地区呢？都是距今8000年左右才开始的。

但是，正是因为这里的生活条件好，想在这里生活的人就多，所以，这个地方的竞争，就很激烈。

这么好的地方，并不是随便哪一个松松垮垮的部落或部族，就能够前来立足的。

能够在这个地方立得住足的，那就一定是一群狠人。

然而，农业生产的特点，是否鼓励这种狠人之间的恶劣斗争呢？

农业生产，不是游牧生产或者渔猎生产，她不具有游动性和即时性。

她是一种等待性的生产，是一个连续性的劳动过程。

她鼓励的是安定、安心。

安定，安心，就有收获。

如果战争是一种一边倒式的战争，那当然，就用不着安定、安心。

然而，大家都是出来混的，哪有那么多很好对付的鸟？

哪有那么多，一边倒式的战争？

越到最后，两败俱伤、势均力敌的战争，就越多。

这样的战争没完没了，就显示出安定、安心生产的好处了。

战争的得不偿失，就自然地导致人们厌恶战争，不想主动去挑起战争。

但是，你厌恶战争，总有人不厌恶战争；你不主动挑起战争，总有人要主动地挑起战争。

于是，龟的那种坚硬的外壳，就成了人们心中的向往，人们，就自然地开始崇拜龟。

龟崇拜的这种意识形态，是一种无可奈何的被动式沉浸的结果。

然而，不论是被动还是主动，当这种意识形态浸入了人们的灵魂，制约了人们的思想之后，一当外来的，更强大的入侵势力来到，这种自闭性的、逃避性的思维意识，就必然地导致这个地区，面对外来的强敌，是一盘散沙。

整个地区，面对外来的强大敌人，就不堪一击。

伏羲氏部族能够在北方草原地区脱颖而出，成为强者，那当然也不是盖的。

而他们若是举全部之力南下，则这个一盘散沙的中原地区，面对他们，就只能是望风而倒、所向披靡。

但是，当伏羲氏部族想要乘胜前进，继续去“东封太山”时，他们的运气，就不会还是那么好了。

等待他们的，就是一场“龙马精神海鹤姿”的好戏。

“海鹤”，无疑就是山东地区北辛文化的主人东夷氏部族（姑且称他们为东夷氏部族）的图腾。

北辛文化，是一种海岱文化。这些人靠海而生，虽然也发展出了农业生产，但是，渔猎生产，应该还是他们的重头戏。

他们崇拜“海鹤”，那当然不仅仅是崇拜“海鹤”的灵活与矫健，他们也要崇拜“海鹤”那种搏击风雨的精神，崇拜“海鹤”的勇猛与顽强。

伏羲氏部族固然凶狠，东夷氏部族也不含糊。

就这样，双方你来我往，相持不下。

然后，洪水来了，共工氏部族就“以水乘木”，“乃与祝融战”。

虽然共工氏部族是“不胜而怒”，然而，当女娲氏部族又来“以济冀州”时，你伏羲氏部族，纵然是有三头六臂，又能如何呢？

所以，伏羲氏部族，就只好“立一百一十一年崩”。

那么，伏羲氏部族在山东、河北，与东夷氏部族和共工氏部族打仗，生活在陕西、山西的女娲氏部族，为什么要来“以济冀州”呢？

这当然是说明，女娲氏部族的领导者们，是具有战略头脑的，并且，还很会选择时机。

他们在这个三方相争的重要关头，果断出击，四两拨千斤，一举扳倒伏羲氏部族，不但是给别人解了难，也使他们自己，免除了后顾之忧。

试想，如果让伏羲氏部族征服了中原，又征服了山东，那么，接下来，他们会怎样做呢？

山西、陕西地区的女娲氏部族，无疑地，也会成为他们的下一个目标啊。

不过，当女娲氏部族联合其他两个部族扳倒了伏羲氏部族之后，他们就是天下最强大的部族了，为什么他们，没有乘机称王，而要搞那个什么“断鳌足以立四极”呢？

这就与女娲氏部族的意识形态有关了。

仰韶文化的彩陶文化中，显示他们崇拜鱼，崇拜蛙，崇拜花。

然而，这些，都不是他们的最根本的意识形态。

他们的最根本的意识形态，是什么呢？

他们的最根本的意识形态，就反映在他们的舞蹈纹和漩涡纹之中。

舞蹈纹和漩涡纹，表达的是一种“场”性质的思维意识。

“场”，就是一种既合作又对抗的、处于纠缠状态中的对立统一关系，是一种动态平衡的对立统一关系。

而随着动态平衡的对立统一关系之发展，这个对立统一关系，又具有低级状态与高级状态之分；这个“场”，就也有低级状态与高级状态之别。

低级状态的“场”，是一个空心性的旋涡状态；高级状态的“场”，就是一个实心性的旋涡状态。

空心性的旋涡状态，显示的是像夫妻之间没有小孩或小孩不大的那种状态。

那是一种“一生二”的“二”之状态。

那种状态下，对立统一双方，具有一定的面向孩子的向心力。

但是，这个向心力，是由环境压力提供的，不是由他们之间的孩子提供的。

孩子，生出来或不生出来，都不能对双方的关系，发生能动性的影响。

实心性的旋涡状态，显示的是像顾客与商家之间有了市场管理员的这种状态。

这是一种“二生三”的“三”之状态。

这种状态下，对立统一的双方，就不存在向心力。

因为，他们的环境压力，被新生出来的那个“三”给挡住了。

但是，这个“三”在挡住他们的环境压力的同时，却又像市场管理员具有能动性一样，会向他们施加一种能动性的支配力，使得他们，不得不以这个“三”为中心，形成一个新的对立统一关系。

这样，在这个“三”的能动性的作用下，这个对立统一关系，就变成了另外一种事物，变成了一个更高级的事物。

正是在这种“场”思维的进一步发展下，就有了《太极图》《五行图》《洛书》《河图》。

所以，在这种“场”思维的支配下，女娲氏部族的领导者们，就不屑于像伏羲氏部族那样，去当霸王，不屑于在“一生二”中，去做那个“二”分之“一”，他们更喜欢“二生三”，他们更喜欢在“二生三”之后，去当那个“二”的操控者，更喜欢去当那个“三”。

也就是说，他们更喜欢做那个具有能动性的旋涡之中心，让对立统一的双方，都围绕着自己转，都接受自己的操控。

自己就在这个对立统一的双方之间，掌握平衡。

这就是女娲氏部族“断鳌足以立四极”的动机与目的。

女娲氏部族“断鳌足以立四极”，实现“天下结盟”，他们就成了这个“天下结盟”的盟主，这比伏羲氏部族喜欢当霸主的那种觉悟，就要高了一个层次。

他们这么做，不仅可以得到实惠，也会受人尊敬，减少对抗。

那么，女娲氏部族的这种“场”性质的思维意识，是怎么来的呢？

《三皇本纪》记载：“太皞庖牺氏，风姓。代燧人氏继天而王。母曰华胥，履大人迹于雷泽，而生庖犧于成纪。蛇身人首。有圣德······结网罟以教佃渔，故曰宓犧氏；养犧牲以庖厨，故曰庖犧”。

《三皇本纪》也记载：“女娲氏亦风姓，蛇身人首，有神圣之德，代宓犧立，号曰女希氏”。

这就是说，庖犧氏氏和女娲氏，都是华胥氏的后裔，甚至也都是宓犧氏的后裔。

他们是在宓犧氏时代结束之后，才一分为二。

女娲氏继续留在当地发展，而庖犧氏则走出成纪，辗转落脚于内蒙古辽西地区，最后变成伏羲氏。

那么，庖犧氏（伏羲氏）和女娲氏，为什么会一分为二呢？

这个原因，应该是落在他们共同的图腾——“蛇身人首”的两面性上。

蛇，本身属于强者，具有快速反应，一击致命的阳刚气质；但是，它又习惯于盘曲据守，显示出一个弱者的阴柔姿态。

如果没有那种快速反应，一击致命的本事，那么，盘曲据守的阴柔姿态，就是一种弱者的本真表现。

但是，能够快速反应，一击致命，那么，这种盘曲据守的阴柔姿态，就不是弱者的表现，而是一种智慧。

特别是，蛇往往会用一种缠绕的绵力，一步步地消耗对手的反抗能力，直至对手力竭身亡。

这是一种精于计算的，最省力的搏击之术。

当然，它也有浪费时间的缺点，性情急躁了就不行。

而伏羲氏之所以离开成纪，到外面去发展，最后落脚于内蒙古辽西地区，也可能就是，他们偏执于蛇的阳刚、急躁的一面。

看到了机会，就赶紧去抓，结果，就把自己抓到外面去，再也回不了家了。

女娲氏能够留在当地，一步一步地向外发展，也就是由于他们较好地领悟了蛇的生存之道，具有较好的忍耐性。

而以蛇的这种两面性为基础，升华出一种阴阳观念，再往后发展出“场”性质的思维意识，乃至于发展出《太极图》《五行图》《洛书》《河图》一类的思想，就是顺理成章了。

女娲氏部族能够促成“天下结盟”，这是早期农业生产的特点所造成的天下纷争，给了他们一个展示自我之智慧的机会。

但是，他们的这个“天下结盟”，是否就是完美无缺的呢？

他们的这个“天下结盟”，是以女娲氏“以立四极”的倡导为基础的，是以四大部族的领导者们之精神意志为基础的，是通过四大部族领导者之间的协商，来从宏观上调节四大部族之间的关系，从而赢得天下的太平。

但是，他们的这个以“天下结盟”来求得天下太平的愿景，与当时的生产力水平所决定的生产方式，是相冲突的。

当时的农业生产力水平，导致当时的生产劳动十分辛苦，十分沉重。

而使用奴隶这种会说话的生产工具，是当时减轻农业生产者之劳动强度的最佳方式。

所以，这种生产力水平，就是鼓励人们发动战争，鼓励人们通过战争来获取奴隶，以促进生产，扩大收益。

而“以立四极”的政治基础，决定了“天下结盟”的政治性质，是共和性质，不是专制性质；是四个部族之间共和的性质，不是盟主个人专制独裁的性质。

“天下结盟”的盟主，名义上是受四方拥戴的领袖，但是，他并没有决断权。

他只是在四方领袖之间，进行沟通、协调而已。

盟主并没有权力与实力，拿自己的部队，去进行征讨作战以贯彻自己的意志。

这个政治结构的最高权力，是来自于这个政治结构的议事机构，是来自于四大部族之间的协商。

而正是这个四大部族之间的协商，才导致这个机构，是一个腐败的机构，是一个无能的机构。

别说部族之间有可能各自偏袒，就是公事公办，一件事情发生了，领导者们一番讨论、协商下来，也只能是一个马后炮而已，对于已经过去了的事情，能有多大的意义？

所以，“天下结盟”，只能是限制战争的规模，降低战争的烈度。

她对于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对于扼制人们依靠战争来获取奴隶这个会说话的工具的欲望和冲动，是无能为力的。

而更为要命的是，不仅“天下结盟”的政治体制是共和体制，部族内部的部落与部落之间，在女娲氏部族“断鳌足以立四极”之思维意识的影响下，除了过去的伏羲氏部族之外，其他部族的内部，怕也都是共和制的政治体制。

而在各个部落内部，由于经济的发展，导致“能人”增多，各人都有自己的主张，于是，具有专制意味的部落酋长制，怕也是早已退后，带着共和性质的长老之间的“群策群力”，就会使大家面对一件事情，具有很多的想法。

结果，就是在不发动对外战争的情况下，自己部族与部落的内部，也是可以相互攻伐的。

而正是由于制造奴隶与奴隶主两个阶级的战争，在频繁不断地小规模地进行，慢慢地改变政治格局，慢慢地改变力量对比，最后，就量变引起质变，导致黄帝与炎帝之间进行阪泉大战，导致黄帝与蚩尤之间进行涿鹿大战，从而使黄帝最终一统天下。

黄帝一统天下，表面上是原来的伏羲氏部族的后裔，战胜了原来的女娲氏部族、共工氏部族、东夷氏部族的后裔们，赢得了伏羲氏部族最后的胜利。

然而，其背后的逻辑，却是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是有人要成为奴隶主，有人要成为奴隶；而不想成为奴隶、却处在奴隶地位之边缘上的人们，就不得不形成一个仰望强者，依靠强者的“向心圈”。

这种仰望强者、依靠强者的“向心圈”，就呼唤出了一个一统天下的帝王专制体制。

在这个呼唤帝王专制的过程中，由于部族内部的相互倾轧，各自为了生存的自顾不暇，现实中的家族，部落、以及个人，才是创造这个新世界的能动性的主体，部族与远祖，就只能是一个个被抛弃与背叛的招牌。

黄帝是伏羲氏部族的后裔，却为姬姓。

而姬，是一个以龟为图腾的部落。

今天的陕西省黄陵县黄帝陵陵园内，有一座天鼋神慧像，它是黄帝陵的守护神。

天鼋，就是龟龙，就是由龟化成的龙。

她是共工氏部族的一些成员，背叛本部族的龟图腾，而皈依于伏羲氏部族之龙图腾的标志。

而黄帝由天鼋保护，也就是表示，他是投靠和依附了共工氏部族中的一个部落，他是借助于共工氏部族中的这个部落而起家的。

史籍记载，黄帝所在的有熊部落，其居住地，就在今天的河南省新郑市。

而考古发现，河南新郑，正是裴李岗文化的大本营。

裴李岗文化，当然就是共工氏部族的文化。

这就是说，黄帝所居住的地方，就是当时共工氏部族的一个大本营。

这与黄帝由天鼋保护相应证，说明黄帝投靠共工氏部族中的一个部落，就是极有可能的事了。

另外，《山海经·大荒北经》记载:“大荒之中，有山名成都载天。有人珥两黄蛇，把两黄蛇，名曰夸父。后土生信，信生夸父。夸父不量力，欲追日景，逮之于禺谷。将饮河而不足也，将走大泽，未至，死于此。应龙已杀蚩尤，又杀夸父，乃去南方处之，故南方多雨”。

这里的应龙“已杀蚩尤，又杀夸父”，又“乃去南方处之”，那么，他是一个什么来头呢？

他就是安徽含山凌家滩文化的主人，就是当年伏羲氏部族战败后，逃往湖南的那部分人之后裔。

他们从湖南转移到安徽，就是为了配合在北方的伏羲氏部族之后裔们，共同打败他们的宿敌，打败女娲氏部族、共工氏部族、东夷氏部族的后裔们。

但是，“应龙已杀蚩尤，又杀夸父，乃去南方处之”，这说明，他们为打败蚩尤和夸父，立下了汗马功劳，却没有受到黄帝部族的应有对待，于是，就与黄帝部族分道扬镳，去南方另立山头去了。

凌家滩文化消失后，随即在太湖流域，兴起了良渚文化。

这应该就是，对应龙“乃去南方处之”这个记载的注脚。

是凌家滩人离开中原，到南方去兴起了良渚文化。

“有人珥两黄蛇，把两黄蛇，名曰夸父”。

这句话表明，夸父氏这时是以蛇为图腾。

夸父氏是后土氏的后裔。而后土氏就是当年共工氏部族的领袖。他们是以龟为图腾的。

为什么这时候，夸父氏要背叛自己部族的龟图腾，转而以蛇为图腾呢？

“夸父不量力，欲追日景，逮之于禺谷。将饮河而不足也，将走大泽，未至，死于此”。

这里的“日”，就是炎帝。“欲追日景”，就是夸父氏力挺炎帝，与炎帝联合对付黄帝。

“逮之于禺谷，将饮河而不足也，将走大泽”。

就是炎帝战败，夸父氏收拢自己的部下，感觉能力不足，就打算前往山东，去投靠尚在继续与黄帝部族作战的蚩尤。

夸父氏以蛇为图腾，显然是炎帝神农氏这时候恢复崇拜他们部族的老图腾——蛇图腾，而夸父氏就追随炎帝，也以蛇为图腾。

而在炎帝神农氏恢复他们部族的老图腾时，远在甘肃的马家窑人，却将他们的蛙图腾，变为“蛙龙”。

崇拜蛙，就是崇拜蛙的繁殖能力。

所以，蛙神，就是大肚皮而弱四肢。

崇拜蛙龙，就是崇拜龙的气力。

所以，蛙龙神，就是细躯干而强四肢。

马家窑人，显然是为了逃避战争而从内地迁往甘肃的。

他们并不想投降于敌人，但是，他们又失去了战胜敌人的信心，所以，他们才选择逃避。

然而，他们虽然没有投降于敌人，却背叛了自己的部族，背叛了自己的祖先与神灵。

他们从精神上投降了敌人，在精神上皈依于了敌人的信仰。

但是，从内心上，他们真的是不想背叛，他们只是觉得自己无力。

所以，他们才要崇拜蛙龙神。

黄帝的胜利，并不是伏羲氏部族的胜利，而仅仅是“天下结盟”的失败。

是这个社会，需要有一种新的、有别于“天下结盟”之政治体制的新体制，来拯救天下。

这个新体制，就是“帝王专制”。

相对于“天下结盟”的共和体制，帝王专制的政治体制，显然是有了快速反应的能力。

但是，是不是有了快速反应能力，就一定能够保证天下太平，人们安居乐业呢？

事实上，能够一统天下的黄帝部族，却保不住他们自己的老家——辽西地区。

考古发现，就在黄帝取代炎帝成为中原地区一代帝王的同时，他们的老家辽西地区，却兴起了小河沿文化。

这个取代黄帝部族红山文化又与黄帝部族龙山文化绝然不同的新型文化，在辽西地区被发掘出来，充分证明了，就在黄帝部族一统天下的时候，他们的辽西老家，被北方其他的游牧民族夺占去了。

黄帝部族本身就是从北方而来，他们的祖先伏羲氏部族，曾经就是北方最强悍的游牧民族。

为什么他们这时候，又打不过其他的北方游牧民族呢？

一个原因，是他们对农业生产相习已久，已经彻底地转变成了农业性民族。

农业生产的定居性特点，决定了他们没有那么强的战争意志，为了一个鸡肋似的祖籍地，而去与北方游牧民族死磕。

另一个更主要的原因，怕就是“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由于当时的生产制度是奴隶制生产，这就让每个奴隶主贵族，为了维护生产，而不得不拥有自己赖以维持生产的武装力量。

但是，当奴隶主贵族们，为了维持生产都拥有了自己的武装力量时，他们和帝王家族的地位，又能够相差多少呢？

只不过是，帝王有权发号施令；贵族诸侯，没有权力发号施令而已。

但是，你帝王有权发号施令，也得要有人听啊，如果人家不听你的号令，你，又能够怎么着？

你想动武？那得看看你动不动得起啊。

人家没有实力，怎么成为贵族？人家没有实力，怎么敢跟你叫板呢？

所以，虽然是帝王专制，然而，“礼行天下”，却还是那时候，帝王与诸侯贵族之间维持关系的重要手段。

但是，北方游牧民族的领导者与被领导者之间，讲礼吗？

他们不讲礼，他们只讲利，他们之间的关系，是以利益来维持的。

于是，一支以礼来维系的队伍，和一支以利来维系的队伍，相互碰撞。

结果会怎么样呢？

从黄帝到颛顼，再到帝喾，再到帝尧，再到帝舜，五帝时代，他们一直是在与北方游牧民族对抗。

为此，还兴建了一座“固若金汤”的战时陪都——石峁城。

但是，他们的都邑，却是一步一步地从北方往南方转移，一步一步地从平原往山区转移。

这就是结果。

这叫黄帝部族的那些仍然是以礼为重的后人们，怎么样来记载他们的这些先人们，这一段“光辉”的历史啊。

所以，从夏朝往后，人们就不知道五帝时代的中原农业民族，曾经跟北方游牧民族打过仗。更不知道，北方辽西地区，曾经是我们的祖先伏羲氏部族的故土，曾经是我们的祖先黄帝部族的祖籍地。

直到今天，我们从这片土地上挖出了一些东西来，才知道，那遥远的过去，曾经发生过什么。

大禹制定《洪范九畴》，算是为这段历史，揭开了新的一页。

中原民族，放弃对辽西祖籍地的主权；北方游牧民族，也不再南下袭扰中原。

大家各安天命，从此相敬如宾。

然而，痛定思痛，造成中原民族这段屈辱历史的根源是什么呢？

就是尾大不掉，就是帝王没有绝对的实力，来约束那些不听号令的贵族诸侯啊。

于是，利用进贡制度，维持与夯实帝王家族的实力，持久性地保持帝王家族相对各个贵族诸侯的优势地位，就在制度设计的情理之中了。

夏启取消“禅让制”，建立“家天下”，这在帝王之家来说，是为了捍卫自己的家族利益；而在天下公道来说，就是减少了一个因为权力更迭而导致天下大乱的祸源。

然而，这样一来，就又把权力斗争，从家族外部，引向家族内部，导致为了夺得王位而兄弟相残，父子反目；导致帝王身边，再也没有可信之人。

太康失国，寒浞杀羿，难道不是因为帝王身边没有可靠之人，才导致鹬蚌相争，渔翁得利吗？

但是，少康中兴，夏家王朝的失而复得，又证明了“家天下”的深入人心，证明了人们对于政权稳定、天下安定的期盼。

不过，还是由于“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还是由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尽管进贡制度能够让帝王家族，相对一些诸侯贵族形成一定的优势，但是，诸侯贵族，并不是因此就不能对帝王家族的权力构成威胁。

毕竟诸侯贵族都有自己的武装，毕竟靠天吃饭，能够让有些人会一直得到老天的照顾，有些人又会频频地被老天所玩弄。

这就导致有些人越来越强，有些人又会一下子垮掉。

垮掉了的部落，就不能再向帝王进贡，而暴富了的贵族诸侯，也不可能因此就向帝王多进贡一点。

于是，帝王的收入就会越来越少，帝王的优势也会越来越小。

《史记·夏本纪》记载：“帝桀之时，自孔甲以来而诸侯多畔夏，桀不务德而武伤百姓，百姓弗堪。乃召汤而囚之夏台，已而释之。汤修德，诸侯皆归汤，汤遂率兵以伐夏桀。桀走鸣条，遂放而死”。

这个记载说明，还是在孔甲时代，就有许多诸侯背叛朝廷；而到了帝桀之时，君主与贵族之间的离心离德，就导致“商汤灭夏”，导致整个华夏民族，被“玄鸟生商”所征服了。

也正是因为如此，到周朝推翻商朝，华夏民族重新建立政权的时候，就开始了大封建，开始提倡“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

这就是为了防止土地兼并，就是为了防止诸侯势力恶性膨胀，威胁王权。

然而，“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在奴隶制生产不能更绝，在各个诸侯贵族，还具有自己武装的情况下，你口号喊得再响，也只是一个口号而已。

所以，就有《史记·周本纪》记载的“申侯怒，与缯、西夷犬戎攻幽王。幽王举烽火征兵，兵莫至。遂杀幽王骊山下”。

也有《史记·周本纪》记载的“平王立，东迁于雒邑，辟戎寇。平王之时，周室衰微，诸侯强并弱，齐、楚、秦、晋始大，政由方伯”。

秦始皇统一中国，取消分封制，实行郡县制，让地方上再也没有除皇家武装之外的其它武装，这才是将王权落到了实处，这才让地方贵族，再也无法与君王对抗了。

虽然秦王朝很快被推翻，但是，郡县制，却被后来的历代王朝沿袭下来。

这当然是因为，她有她的好处，她是巩固王权，维护天下稳定的一项必要措施。

那么，为什么之前不能搞郡县制，只有到这时候才能够搞郡县制呢？

这时因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是因为，以前的生产力水平，支持的是奴隶制生产，她让奴隶主们，必须要有自己的武装；而这以后的生产力水平，支持的是农奴制生产，她让地主的武装，失去了为维护生产而存在的意义。

生产方式不一样，导致地主贵族，再也没有保持自己私立武装的理由。这样才能够推行郡县制，才能够使天下除了帝王掌握的军队，就再也没有其它的军队。

然而，秦始皇为中国的历史立下了开世之功，为什么他的王朝，却会短命呢？为什么他和他的王朝，会被后来的历史叙述者描述为“残暴”呢？

秦王朝会短命，内部原因，是权力的高度集中，政治运作的极端形式化，埋下了政权体系如果一时不能上呼下应，就会导致鱼目混珠、桃僵李代的隐患，从而至使宦官赵高得以乘机篡权，彻底搞乱了秦王朝的军政系统，等于是从内部就已经杀死了秦王朝。外部原因，则是贵族复辟，六国诸侯死灰复燃。

陈胜吴广所领导的大泽乡起义，其实并不是什么“农民起义”，只不过是一种换了形式、显示了一些政治手腕的诸侯贵族之复辟行为而已。

因为，陈胜吴广两人，原本就是两个前朝诸侯贵族的余孽，他们鼓动农民们造反，其实就是为了做他们的复辟梦，是为了还回他们过去的贵族身份。

而农民们之所以受到他们的蛊惑，这和宦官赵高鱼目混珠、桃僵李代，乘机篡权，是一条藤上的两个苦瓜，都是因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都是因为享受帝王专制之好处，忠心维护帝王专制制度的人们，由于地位的差距，不能和帝王上呼下应，只能是听凭横档在他们和帝王之间的坏人恶意欺诈。

参加大泽乡起义的农民们，耳目闭塞，不了解朝廷的规章制度，而他们又见识有限，知识水平有限，所以，就容易上当，还以为真像陈胜吴广所蛊惑的那样，不能限期到达工作地点，就会被朝廷处死。

从现在发掘出来的秦代竹简上看，朝廷关于派遣劳工出差的规章制度，是只惩罚误事的官僚与官府，并没有规定针对民工的处罚；而且，即使是处罚官僚官府，也没有他们所说的那么严重。

至于秦始皇和他的王朝，会被后来的历史叙述者描述为“残暴”，这有两个原因。

一个原因是，后来的封建社会的当权者们需要社会稳定，就要崇儒尊孔。

而秦始王和他的秦朝，却是靠着法家治国而取胜的，这与当权者所推崇的崇儒尊孔的价值观念严重不符。

那么，法家和儒家，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呢？

法家和儒家，两家都是以促进社会的繁荣与稳定，而宣扬一种社会秩序之建立方式的学术派别。

但是，法家，是站在新兴阶级的立场上，主张前进一步，来达到建立一种新秩序的目的。

所以，他们就要改革旧的社会制度，推出一个新的社会制度。

儒家，是站在当权阶级的立场上，反对新生事物，主张维护既有的秩序，所以，他们就面对天下大乱，要主张“克己复礼”。

所以，法家学说，是适应于社会质变时代的一种学说。这是秦始皇和他的秦国，重用法家治国的理由。

因为，整个春秋战国时代，就是一个大质变的时代。

而儒家，就适应于社会的量变时代，这是封建社会的历朝历代，都推崇儒家思想的理由。

在国家统一的前提下，哪一个王朝，不希望社会稳定、自己的王朝也因此而巩固呢？

其实，法家的法，和儒家的礼，本质上是相通的，都是一套治国之术的不同用法，都是为了维护秩序，稳定社会关系。

只不过，法比较刚，礼比较柔。这也正是质变时的摧枯拉朽和量变时的来回摇摆，所必然要显示出的特征。

而这两种特征，实际上也是在每个历史阶段，都是相辅相成的。

也就是说，在质变时代，也有礼；在量变时代，也有法，只不过是，不同时代各有侧重而已。

但是，相对地，人们相见，更愿意以礼相迎，更愿意接受对方的礼，而不愿意诉诸于法律，不希望将对方送上法庭。

所以，法家与重用法家的政治人物，就一般人地不受人待见，而更容易被人污蔑。

秦始皇和他的王朝，被后来的历史叙述者描述为“残暴”的另一个原因，就是封建社会的文人，取代了奴隶社会的贵族，他们要和奴隶社会的贵族一样，与帝王争权，可他们又没有奴隶社会的贵族那样的硬实力，所以，他们就只好使用他们的软实力。

在封建社会，帝王，是依仗一群文官来帮助自己治理天下。

而文官们，凭什么能够帮助帝王治理天下呢？

是凭他们的文化知识。

因为帮助帝王治理天下的官员，都是凭自己的文化当官的，所以，文人，就显示了他们的社会价值，他们就取代原来的贵族，成为这个社会的一个重要阶层。

有了社会地位，当然就要张扬自己的个性，当然就要表达自己的意志。

可是，帝王在上，一切权力都在帝王手里，你一个小文人，怎样才能够表达自己的意志呢？

这就得和帝王争权，和帝王争夺话语权。

可是，帝王是那么好惹的吗？

跟他争权，不是找死吗？

这就要先想个办法，让帝王不能轻易地杀文人。

于是，秦始皇“焚书坑儒”的反面典型，就被炮制出来。

反正秦始皇作为法家人物的代表，在儒家学派的眼里，就是个暴君形象，再给他多加一条罪名，他也仍然就是一个暴君而已。

复辟势力推翻了秦朝，却并没有实现他们的复辟梦。

楚霸王项羽，以他的个人之勇，率领一帮诸侯，却完败于泼皮似的刘邦之王治之下。

刘邦与项羽的斗争，是体制与体制的斗争，是刘邦的君王之制与项羽的霸王之制的斗争。

结果，屡战屡败的刘邦，却最后战胜了“力拔山兮气盖世”的项羽。

这就是不同的体制，造成了不同的向心力，从而显示了不同的体制之优劣。

但是，战胜了项羽的刘邦，却战胜不了屡屡寇边的匈奴，甚至还上演了一曲“白登之围”。

之后，西汉王朝面对匈奴，就成了一只“弱鸡”，不得不采取和亲政策。

为什么刘邦，内战内行，外战外行呢？

因为，尽管刘邦走的是王治路线，但是，为了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去对付项羽，他也不得不封赏了一些诸侯，使得王朝之外，还有一些对王朝构成潜在威胁的武装力量。

这实际上，是一批比外敌匈奴，还要可怕的力量。

外敌匈奴，仅仅是寇边而已；而内部的这些凶神恶煞，不动则已，一动就是地动山摇。

攮外必先安内。要想战胜匈奴，彻底解除边疆寇患，必须先把这些内部的隐患点；一一地予以拔除。

而在与外姓诸侯慢慢周旋的时候，为了不让朝廷过于孤单，刘邦在当初封赏有功的外姓诸侯之时，也有意地封赏了一些同姓诸侯，以平衡外姓诸侯的力量。

然而，当外姓诸侯一一剪灭之后，这些同姓诸侯，又该怎么办呢？

好办不好办，就看“七王之乱”。

当“七王之乱”解决了之后，西汉王朝，才是真正地没有了内部威胁了。

于是，就有了汉武帝决战匈奴。

到东汉时期，窦宪燕然勒功，北方匈奴，就一部分归降汉朝，一部分远走他乡。

这就是说，中原农耕民族，并不是打不赢北方游牧民族，只是看自己的内部体制如何而已。

但是，“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帝王专制制度的建立，是依赖于社会各阶层弱势成员“仰望强者”，“依靠强者”的那种向心力，所形成的一层一层“向心圈”的衬托。

可在这一层一层的“向心圈”之中央，代表着专制制度的帝王，并不是这个中央里的唯一。

在这个中央，与帝王相伴，因此也有机会接近皇权的，还有那些直接为帝王服务的王公、大臣，宦官、外戚、后宫、禁军。

处在各层级的“向心圈”上，拥戴帝王专制制度的那些社会弱势成员们，他们以他们的一层一层的向心力，衬托起了中央权威，但是，他们并不能够打造或者拥有中央权威所形成的中央权力，他们进入不了中央权力的运作中心，不能亲自监督中央权力的运作，只能是任由帝王去支配那些王公、大臣，宦官、外戚、后宫、禁军，来行使和护卫帝王手中的中央权力。

这样，就避免不了在帝王个人发生某种意外的情况下，这些王公、大臣，宦官、外戚、后宫、禁军们抓住机会鱼目混珠、桃僵李代。

作为一种上层建筑，依托于封建时代的那种经济基础，这个上层建筑，也只能是这个样子。

而在王朝外部呢？

尽管封建王朝，具有强力的手段，能够将土地收归国有，以平等地分配给种地的农民。

然而，农民得到了土地，并不能够旱涝保收，更不能够避免，因为种种原因，而无力耕种国家分配给他们的土地。

尽管朝廷可以禁止土地的买卖，但是，却禁不住一些人，真的是无力继续耕种。

于是，土地的集中，不可避免。

而一旦土地集中到了一定的程度，贵族威胁，流民造反，这个封建王朝的寿数，也就到了。

王莽篡权，未必不是一场政治改革。

可惜，他的改革不成功。

到东汉王朝，虽然汉家江山又延续了几百年的国祚，也不过是重复昨天的故事罢了。

有所不同的是，西汉，是具有改革精神的王莽篡权；而到了东汉，就是直接来了一个恶人——董卓。

这就是说，社会已经失去了礼制观念，变成了强权当道。

这样，我们就可以回忆一下，前一次的社会失去礼制观念，是在什么时代？

就是在孔子念念不忘“克己复礼”的那个春秋战国时代。

为什么春秋战国时代会失去礼制观念呢？

因为那个时代，生产力水平大发展，诸侯势力快速膨胀，从实力上，碾压了中央王朝。

而东汉末期强人挡道，实际上也是快速发展的生产力，充实了豪强贵族们之腰包的结果。

我们可以发现，三国时代和春秋战国时代还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两代诸侯，都是内战很内行，外站不外行。

诸侯之间，谁输谁赢暂且不论，反正他们的对外战争，都是打得可圈可点。

这就是实力的表现啊。

虽然后面有五胡乱华，南北朝对立，可那并不是五胡自身有多么强大，而是在汉族人的内战中，有人企图借助外部势力来壮大自己的实力，从而引狼入室。

况且，即便是胡人立国，也大多是受到汉人百姓的拥护的，本质上还是阶级矛盾被民族矛盾所掩盖而已。

总而言之，于国家而言，于民众而言，失去礼制观念，就意味着门阀士族势力做大，就意味着代表弱势群体利益的皇权跌落。

先是曹丕篡汉立魏，后是司马炎篡魏立晋，然后，八王之乱、永嘉之祸、五胡乱华，直至南北朝，整个都是一个混乱的时期。

这样的局面，对于身处这个时代的，那些不走运的草民们而言，当然是可悲的。

但是，正像春秋战国也很混乱，可人们的思想活跃啊，社会文化大发展啊。

从东汉末期直到魏、晋、南北朝，虽说是十分混乱，但她的文化也是多元发展，人们的思想也是更加开放了啊。

混乱，意味着个性的张扬；混乱，意味着思想的开放；混乱，也意味着新局面的开创。

隋朝和唐朝，两个王朝都是由门阀士族所建立。

但是，隋朝，因为“开科取士”而亡。

唐朝，则通过“开科取士”，消灭了她自身的来源，消灭了自东汉末期，横行中华几百年的门阀士族势力。

隋朝开国，为了扭转门阀士族势力强大，压制中央皇权的局面，就开始了“开科取士”。

实际上，这也不是隋朝自己的发明，而是在南北朝时期，就有一些皇帝，试图通过取用寒士，来平衡门阀士族的势力，以增强皇权。

只不过是，隋朝比以前的那些皇帝，做得更大胆一些，是试图将这种操作，制度化。

这就引起了一些门阀士族势力的恐慌与不满，从而借助民变，来推翻了隋朝。

和秦始皇一样，隋炀帝也成了一位“暴君”，因为他“大兴土木”、“四处征战”，搞得“民不聊生”，“民怨沸腾”，甚至还“荒淫无道”。

假如今天的共产党垮台的话，那么，共产党毛泽东，就也是和秦始皇、隋炀帝一样，会是“暴君”，会是“荒淫无道”了。

因为，共产党毛泽东也“四处征战”，也“大兴土木”，也是搞得“民不聊生”，“民怨沸腾”。

事实上，隋朝所储存的粮食，到唐朝还在享用；隋朝所发展出的户口，唐朝盛世也没有超过。

只不过是，隋朝的“开科取士”制度，让那些门阀士族子弟当不了官，威胁到了他们的长远利益，所以，他们就要反攻倒算罢了。

然而，“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正如商鞅死了，商鞅的变法还在；秦朝亡了，秦朝的郡县制还在。

隋朝虽然在门阀士族势力的反击下，四分五裂了，但是，隋朝的“开科取士”制度，却被唐朝继承下来了。

因为，这是巩固皇权，维护中央权威的根本措施。

而正是因为巩固了皇权，摆脱了门阀士族势力的掣肘，继强汉之后，中华民族，就又迎来了一个盛世唐朝。

然而，帝王专制制度，固然是代表了弱者们的利益，但是，她也确实不是一个那么完美的政治制度。

比如说，她避免不了皇帝的专横跋扈，一意孤行，会让一些事情变得很糟糕；避免不了皇帝的愚蠢与昏聩，会给这个社会，带来极大的伤害。

正所谓不作死，就不得死。

唐玄宗，这个开创了“开元之治”，引得很多晚唐人士，时不时地要回想他那“天宝当年”的“英明”皇帝，为了便于管控他所治下的那些辽阔的疆土，就不假思索地设置了九个节度使与一个经略使。

如果作为一种临时性的措施，一事一议，干完即撤，这倒也没什么。

然而，他的这些节度使，都不是临时性的，而是长期性的。

其实，长期的，也还是可以的，将他们军、政分开，也不会有什么事啊。

可是，在我们这位唐玄宗的“英明”决断下，这些节度使，都是军事、民政、财务一把抓。

这不就是从前奴隶社会中的那些地方诸侯吗？

那么，我们回想一下，奴隶社会中的那些代表着中央集权的王族，都是怎么衰落的呢？

不就是由于地方诸侯军事、民政、财务一把抓吗？

所以，安史之乱，并不是偶然的，而是唐玄宗这个“英明”的皇帝，自己作死搞出来的。

正是因为安史之乱再一次地让地方豪强做大，削弱了皇权，所以，就迎来了后来的五代十国。

五代十国和魏晋南北朝一样，也是一个大分裂，大动乱的时代；也是有外族入侵中原，并且形成了割据政权。

所不同的是，魏晋南北朝时代，是门阀士族们调戏皇权；而到了五代十国，就变成了军阀豪强们控制皇权。

正是由于门阀士族与军阀豪强们，一个是以财富撑腰，一个是以武力壮胆，军阀豪强们的根基，没有门阀士族们的根基那么深厚，所以，他们就相对那些门阀士族，更浅薄，更浮躁。

他们没有当初的门阀士族们那么高深的城府，他们不是像从前的那些门阀士族那样，通过操控皇帝，威胁皇帝，来谋取自己的最大利益；而是动不动就搞政变，自己亲自上位。

甚至一些小的军阀，明知自己上不了位，就通过联合起来废旧立新，拥立新帝，来求得自己的百丈竿头，更进一步。

后周皇帝郭威，就是被他的部下们背弃后汉，拥立上位的。

可是，他所创立的后周国，却同样是以这样的一种形式，被灭亡的。

大宋王朝的开国皇帝赵匡胤，也是这样，由他的部下们拥立上位，而废黜后周恭帝，灭亡了后周国，从而建立宋朝，成为宋太祖。

皇帝由部下拥立，说明这个社会，已经乱得不能再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