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足中国 放眼世界（一）认识世界的格局（下）_风闻

大宋王朝的开国皇帝赵匡胤，也是这样，由他的部下们拥立上位，而废黜后周恭帝，灭亡了后周国，从而建立宋朝，成为宋太祖。

皇帝由部下拥立，说明这个社会，已经乱得不能再乱了；说明这个社会的大豪强们，都在你来我往的拼杀中，被耗干了精血，社会的实力，相对都转移到那些遍地的小豪强们身上了；

也说明了，物极必反，掌握了相对实力的那些小豪强们，其实也是弱者，他们也皈依于帝王专制制度，他们也具有“仰望强者”、“依靠强者”的向心力，。

当分裂得不能再分裂的时候，统一，也就水到渠成了。因为，这是人心所向啊。

大宋王朝，与大唐王朝并称为唐宋两朝。

唐宗宋祖，是中国历史上威名赫赫的两位帝王。

宋朝的经济文化，甚至还盖过了盛唐时期的大唐帝国。

但是，从另一方面来看，大宋王朝，又完全不能和大唐帝国相提并论，她其实是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一只“弱鸡”。

与大唐帝国的东征西讨、开疆扩土相比，“弱鸡”的大宋王朝，始终没有能够收复前朝所拥有的一些失地。

后来的微宗、钦宗二帝，还被金国掳去；南宋小朝廷，则被蒙古元军追击到崖山而亡。

那么，大宋王朝，为什么会在文治和武功方面，相差这么大呢？

这其实是在于，大宋时代的社会生产力水平，与春秋战国时代的社会生产力水平，具有同样的性质，都是发展到了一个零界点。

生产技术的积累，使大宋时代的工商业生产，已经十分发达。

加上和平时期经济的报复性增长，使得各行各业更加繁荣。

单就纺织行业来说，据估计，北宋时期，就约有10万个纺织机户 。

这也就催生出了一个新的、专门为纺织业服务的“包买商”行业出来。

也就是在这样的基础上，工商业的衍生品——金融业也出现了，甚至还出现了通货膨胀。

另外，宋朝工商业的繁荣，甚至使国家的工商税收入，也一度超过了农业税收入。

这就是资本主义的经济力量，已经比肩于封建主义的经济力量。

这样的社会，就是面临着一个社会形态的大转型，就是需要一个上层建筑的大变革，同时，更是要有一个意识形态上的大提高；需要有一个对于社会变革高屋建瓴的顶层设计。

遗憾的是，北宋时期，虽然出现了一个像王安石那样，从实践中来的变法家；却没有出现一个像商鞅那样，从理论中来的变法家；没有出现一个能够支持王安石变法的学术讨论氛围；没有形成一个足以引领社会变革的，更上一层楼的意识形态。

为什么呢？

这是因为，我们的中华儿女们，都是九斤老太太，一代不如一代。

我们的祖先们，给我们留下了他们的智慧，留下了他们所创作的《易经》。

但是，炎黄以来，世世代代的不肖子孙们，却都理解不了《易经》，不能够利用我们祖先留下的《易经》，来指导他们的思想与实践。

《易经》的最根本的思想，在内，是阴阳平衡，在外，是天道轮回。

所谓天道轮回，用现在的话语说，就是系统转换。

就是一个运动系统结束了，就进入下一个运动系统，而前后两个运动系统的性质和面貌，是不一样的。

像《五行图》中的“金、木、水、火、土”循环性的相生相克，上一轮的“金生水”，和下一轮的“金生水”，是一回事吗？

形式虽然相同，本质，却绝然不同。

宋朝所面临的社会变革，是由秉性上与农业生产完全不同的，工商业生产的质变性爆发所带来的。

这个社会变革，就意味着宋朝的社会，要由农业性的社会系统，进入到工商性的社会系统。

因为本质不同，所以，社会的结构、社会的关系就大不相同。

改革后的社会结构、社会关系，要由工商业生产主导，而不能继续由农业生产主导。

而由工商业生产主导，就要接受由工商业生产所决定的意识形态——价值观。

在中国的历史上，从战国时代开始，历朝历代，就“重农抑商”，想尽办法阻止土地的兼并。

这是因为，工商业和农业，是两种完全不同性质的产业，她们决定着她们的生产者们，会产生两种完全不同的价值观。

农业生产，要求的是关系稳定，相互合作；工商业生产，要求的是，捕捉商机，投机取巧；农业生产是要求政府协调管制，工商业生产是要求政府开放自由。

如果任凭这两种生产自由发展，相互竞争，就会导致社会的思想对立、矛盾发展，从而影响到社会的稳定，影响到政权的巩固。

在这种二选其一的选择题中，由于农业生产，是当时社会的主导性生产，是必须鼓励的生产，所以，政府就只能是选择“重农抑商”。

但是，宋代开始，政府不但不“重农抑商”，而且还实行恤商政策。

北宋初年，在唐代带有抑商色彩的坊市制度，被完全取消，商人们可以自由地选择交易地点。

北宋还首次在县以下的商业繁荣地，设立镇市，将军事防区变为商业贸易区。

政府不但不歧视商人，还尽量地保护商人利益，有时还允许商人做官。

然而，这是不是宋朝的决策者们，高瞻远瞩，看到了工商业发展的前景，所以，就高屋建瓴，在“重农抑商”与“重商轻农”的这道选择题中，重新选择了答案呢？

不是的，这是由于常年的战乱，导致民不聊生，政府为了休养生息，而不得不放任和鼓励各种生产，听凭它们自由地发展的结果。

在鼓励民间各尽所能自由地发展的同时，能官办的行业，宋朝政府，还是尽量官办，如“盐铁专卖”等等。

这也就表明，宋朝政府，仍然保持着“重农抑商”的执政思路。

不过，民间的生产，在政府尽量地自由放任的情况下，发展的势头，还是十分迅猛。

当这种生产进行到一定的程度的时候，各种矛盾，就油然而生。

宋神宗即位的时候，大宋王朝，表面上一派繁荣，其实，内部已经蕴涵着各种深刻的问题和矛盾。

由于土地兼并现象严重，大批农民丧失土地，加之富豪隐瞒土地，导致财政收入锐减，出现了立国以来少有的财政赤字，“百年之积，惟存空簿”。

于是，改革的呼声，就日益高涨。

王安石作为一个一线官员，肯定是看到了各种社会弊端。

但是，他看到了这些弊端背后的真正原因吗？

他的境界，站到了足以看清问题之实质的高度吗？

他的变法，是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吗？

变法，实际上就是变礼为法。

而法与礼的本质，都是秩序。

只不过是，法家是要打破旧秩序，建立新秩序；而儒家就是要维护旧礼制，反对新变革。

然而，王安石所面临的社会变法，虽然还是要建立一个新秩序，但是，她的这个新秩序，却是超出了所有的传统中国人的想象之外，是为所有的传统中国人都不能够理解与接受的新秩序。

她这个新秩序，不要“仁义道德”，不要“三纲五常”，而要解放个性，而要自由竞争。

这不是传统的中国人，所能够接受得了的价值观。

这种价值观，即便是王安石这样的变法家，也接受不了。

而且，相对于春秋战国时代的商鞅变法，王安石所面临的变法，还有一个更大的难点。

商鞅变法，是地主阶级和奴隶阶级同仇敌忾，联合起来对付奴隶主贵族阶级，变法的方向十分明显；王安石所面临的变法，是工商业主和大地主相争，失地的农民与政府相争。

而且，表面上相互对立的工商业主和大地主，实际上，又往往是一拨人。

只不过是，在与政府的博弈中，什么身份对他们有利，这波人，就使用什么身份。

所以，社会的表面矛盾，就表现为富人和穷人的矛盾，表现为大地主和农民的矛盾。

这也就极大地掩藏了所要变革的方向，掩藏了工商业生产与农业生产相对立的这个根本性矛盾。

但是，如果不能透过现象看本质，如果不能够抓住工商业生产与农业生产相对立的这个根本性矛盾，来着手解决问题，而是就事论事，头痛医头脚痛医脚，那就注定是要失败的。

而王安石的变法，显然是没有达到应有的境界，就是就事论事，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所以，他就根本不可能成功。

变法失败，矛盾继续恶化，所以，看上去欣欣向荣的大宋王朝，实际上是不堪一击。

当然，除了这个经济基础上的矛盾之外，上层建筑方面，一心想专制的帝王，在摆脱了门阀士族的掣肘，军阀豪强的威胁之后，本想着由帝王有意抬举起来的文官集团，既没有经济实力，也没有武装实力，应该就是一群可以任意摆布的“弱鸡”。

却不料，这些文官集团，也不是什么好相与，把他们抬上了一定的地位，他们也会作妖，也会使用各种心机，来与帝王明争暗斗。

甚至在官僚集团内部，也会产生派性，形成“党争”，致使本来就与经济基础不相适应的国家上层建筑，更加是徒有其表，流于空转。

这也是导致大宋王朝，一直“弱鸡”的原因。

“崖山之后无中国”。

宋朝的灭亡，对炎黄子孙们的心理打击是极大的。

然而，有没有人找到宋朝之所以灭亡的真正原因呢？

有没有人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方面找原因呢？

没有人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面找原因，只有人从经济基础所产生出来的意识形态上面找原因。

宋朝上下自私自利，一盘散沙，这就是人们所能够看到的宋朝灭亡的表面原因。

所以，针对这种自私自利，“宋明理学”就大行其道。

伴随着“宋明理学”大行其道的，就是朱元璋的严刑峻法。

但是，不着手解决经济基础的问题，严刑峻法，又有什么用呢？

所以，自私自利，在工商业畸形发展的情况下，就继续像妖风一样横行，继续腐蚀着整个社会。

土木堡之变、英宗复辟，是明朝腐败的结果，也导致大明王朝由盛转衰，使得中原王朝，再次败在北方游牧民族之下。

总而言之，统一，是好事；然而，统一的基础是对立。

没有对立，就没有统一。

而在对立的前提下，矛盾的变化与转换，总是有的。

所以，统一的形式，也要随着矛盾的变化而变化。

汉唐之盛，是统一带来的好处。

而宋朝一败，明朝再败，就是不知道矛盾变化，不知道及时地随着矛盾的变化而主动地改变统一之形式的结果。

由于打败中原王朝的，是两个在文化上比中原还要落后的北方游牧民族，所以，这种一败再败，也没有给中国带来什么促进。

这也是大汉民族败一次，还要再败一次的原因。

如果没有西方文化的入侵，不知道推翻清朝后的大汉民族，会不会还是没有长进，会不会还是要继续败于北方游牧民族之手。

但是，西方文化总算是来了，西方文化的高层次，让大汉民族知道自己错在哪里。

所以，资本主义革命开始了，封建礼教被推翻了。

但是，是不是这样就够了呢？

在接受西方文化，领教西方文化的同时，我们还要认识到，我们不是西方民族，我们有我们自身的民族特质。

西方文化的到来，就像卵细胞遇到了精细胞一样，让中华民族开始了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两种文化的融合。

这是一种基因组合，是强强联手，淘优汰劣。

但是，并不是只要是西方的，就是优的；并不是只要是我们的，就是劣的。

不然的话，我们怎么能够对抗西方，我们怎么没有像北美洲的印第安人一样，被屠戮殆尽呢。

所以，在这种强强联手，基因组合的过程中，我们要认真地比较，分析，认识到西方文化的优和劣，也认识到华夏文化的优和劣，然后，再来融合、统一、提高。

这是一种“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的对立统一过程。

认识西方文化与东方文化，主要是要认识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不同的思维方式。

人类的思维方式，总的来说是靠比较，是靠焦点与视域之间的相互比较，来认识事物，认识世界。

而在这个基础上，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又朝着两个不同的方向发展。

东方文化是阴阳性的，就是主动地将焦点（阳）与视域（阴）对立，在通过视域（阴）认识焦点（阳）的同时，也反过来通过焦点（阳）认识视域（阴），从而更进一步地认识焦点（阳），以求达到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同时，也认识到事物的本质与来源。

西方文化是对立统一性的，就是放弃视域，深入焦点，通过焦点内部之个性与个性的对立统一，所形成的相互比较，来认识焦点，以求得事物的本质与来历。

那么，如今，我们吸收了西方文化之后，我们的思维方式，就要比以前更丰富一些。

我们既要讲阴阳，也要讲对立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