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监管失效：企业行贿行为分析_风闻

编者按：

本文采用析因调查—实验法，研究了成本效益因素如何影响企业家向政府官员行贿的倾向。进一步考虑到了企业家遵守法律标准（规范内化，Norm internalization）以及商业道德与利益权衡（审议，Deliberation）的中介作用。

这是社论前沿第S1271次推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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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引  言

腐败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对社会和经济都有负面影响。近年来发生了一些引人注目的腐败案例，例如西门子或大众汽车案件。据估计，腐败行为造成的全球财务损失占3.7万亿美元。企业行贿是政府权利运作的典型。但是，这种规范性方法并不能反映出企业家的特殊情况，企业家通常会面临巨大的财务压力并且特别容易受到外部力量的影响。

要了解企业家面临潜在腐败情况时所涉及的道德问题，有必要分析他们坚持法律标准（规范内化）的程度，并仔细审视他们在多大程度上考虑具有道德挑战性的商业行为（审议）。由于害怕损害声誉或由于存在法律制裁风险，个人通常会否认不道德的行为。因此，现实与受访者关于道德问题的自我报告数据之间可能存在差异，从而引起社会期望偏差。本研究使用析因调查—实验法来研究哪些因素会影响企业家参与行贿的倾向，尽量避免社会期望偏差。

本文侧重于行贿倾向；即参与行贿的意愿，可以视为行为意图的指标。

（1）行贿的预期成本和收益如何影响企业家的行贿倾向？

（2）企业家的规范内化和审议是否在中间起到调节作用？

02

析因调查—实验方法介绍

该方法的核心是根据各影响因子设置虚拟案例，自变量水平随机分配，并要求受访者在情境框架内进行评估。虚拟案例是精心设计的对人、物，或所处情景的描述，是对影响因素各种特征的系统组合。设计虚拟案例的第一步是挑选要用到案例中的影响因子，也就是研究者认为会影响到结果变量的自变量。本文的虚拟案例及自变量设置如下。

03

假  设

理性选择

理性选择理论可以用来解释个人决策行为。如果预期收益高于替代法律活动的收益，企业家或公司将更有可能行贿。这意味着预期益处（B）高于被监测概率（p）和罚款（C）的期望。

假设1a：如果预期收益B增加，行贿倾向会增加。

假设1b：如果预期的成功概率q增加，行贿倾向会增加。

假设1c：如果预期成本C增加，行贿倾向会降低。

假设1d：如果预期的监测概率p增加，行贿倾向会降低。

  法律规范和商业道德权衡

理性选择的模型通常不包括规范内化及企业家对商业风险的权衡。商业决策也受到个人对社会规范和道德价值观的态度的影响。

假设2a：个人的规范内化程度越高，行贿倾向越低。

假设2b：个人对行贿利弊的审议越高，行贿倾向越高。

假设3a：个体的规范内化越高，B和q的影响越弱，C和P的影响越大。

假设3d：个人对行贿利弊的审议越高，B和q的影响越强，C和P的影响越弱。

04

模型估计及讨论

该调查一共联系了990家公司。共有169名企业家参加了调查，其中148名企业家完整填写了调查问卷（有效应答率为14.9％）。样本中公司主要涉及能源行业（31％），机械工程（10％），工业技术和生产（10％）等。每位企业家被调查了若干个虚拟情景，最终得到来自148位企业家的740个虚拟案例数据，本文采用多层回归模型进行估计。

回归结果表明，企业家对收益变化的反应非常敏感，这表明财务收益对于行贿决策至关重要（假设1a成立）。此外，预期的成功概率和预期成本的影响也显著存在（假设1b和1c成立）。令人惊讶的是，监测概率的影响并不显著（假设1d不成立），政府监管力度并没有改变企业家的行贿倾向。

规范内化的影响指向理论预期的方向，但不显著（假设2a不成立）。然而，审议程度显著增加了行贿倾向（假设2b成立）。规范内化与其他变量的交互作用不显著（假设3a不成立）。预期收益和预期成功概率与企业家个人审议相互作用显著存在，但与监测概率的交互并不显著（假设3d不完全成立）。

本文的研究表明，企业家表现出一种基于预期收益和成本以及行贿成功概率的激励结构。由于企业家不会受到更高政府监管力度的影响，因此传统的监管措施可能无法有效预防该群体的行贿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