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路安全是国家安全的根本，可惜明英宗不懂_风闻

借张文木老师的标题一用，分享一下读“土木之变”的心得~

明正统十四年七月，为应对蒙古各部举兵南下的军事危机，明英宗朱祁镇率领文武大臣和近25万京军御驾亲征。大军在居庸关外土木堡遭蒙军包围，明军溃败，英宗被俘，随从文武大臣阵亡者众多。明廷陷入了重大危机之中。这一事件被称为“土木之变”。在《明史》、《明史纪事本末》等的叙述中，“土木之变”被释为司礼监太监王振擅权误国的结果。而爬梳相关史料可知，这样的话语忽视了事件背后复杂的政治因素与民族问题，而仅将过错片面地归于王振擅权。

1、

在《明史纪事本末》、《明史》、《明通鉴》等书的记载中，王振对于英宗北狩负有三罪：其一，瓦剌太师也先贡马，王振压低马价，遂构衅于瓦剌，导致也先南下。其二，英宗欲亲征，朝中文武官员均反对，而惟有王振一意孤行怂恿皇帝。其三，在班师过程中，王振随意改变行军路线，初议道紫荆关，由蔚州邀英宗幸其宅第，后因恐蹂乡稼，又改道宣府，遂至军士纡回奔走。大军至土木堡，王振为等待辎重车辆遂命就地扎营，次日瓦剌追兵至，将明军包围。

如上述三点均成立，则王振确实对于英宗蒙尘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而英宗自己也应该意识到这一点。因此，李实在《北使录》中记载了英宗的这样两段话：

“上曰：‘比先我出来，非为游猎私己之事，乃为天下生灵，躬率六军，征讨迤北，不意被留在此，实因王振、陈友、马清、马云所陷。’”

“王振无事之时，人皆不说。今日有事，罪却归于朕。我亦知此人坏大事，不能去之，念悔莫及。”

由这两段表述可以体会到英宗对于王振的责备之意，对于亲信王振的追悔之情。然而，奇怪的是，在英宗复辟之后，竟转而追思王振，祀之于智化寺，赐精忠祠。这一点让高岱、李维桢等史家颇为困惑。

不独古人困惑，如此前后矛盾的态度，着实令人费解。由此或也提示着土木之变可能有着更为复杂的历史面相。

2、

在相关史籍的记载中，王振压低马价致使也先率军南下，成为土木之变与种种危机爆发的导火线。不独官修正史有此认知，许多史家也持这样的观点。

而观事件之前因可知，王振压低马价并非是自身肆意妄为之举。自明朝与蒙古通贡以来，在厚往薄来的朝贡体制下，蒙古只需派遣使臣携带少量贡品便可换得大量的赏赐。如此巨大的利益诱使来朝使团的规模越来越大，同时也使得明朝承受着越来越沉重的财政压力。至正统年间，原先明蒙之间的朝贡贸易已然脱离常规，成为一种了讹诈。对此，明英宗深感忧虑，故而敕谕道：“往者瓦剌遣使来朝多不满五人，今脱脱不花、也先所遣使臣动以千计，外又有交易之人，朕虑边境道路军民供给劳费，……自今差遣使多不许三百人，庶几彼此两便。此后如来者尚多，尔等止遵定数容其入关，余令先回或令于猫儿庄俟候使臣同回。”这一敕谕揭示着明蒙双方在朝贡体制中的矛盾，同时也体现了对于使团膨胀的不满。

而蒙古一方并未遵循这一敕谕，正统十年又遣两千余人来朝。至正统十一年便出现了也先虚报使臣数量的闹剧。王振愠怒于其欺诈行为，不复一贯“凡所请乞，亦无不予”的处理方式，削减马价，而使“礼部验口给赏，其虚报者皆不与”。如此处理，其实并无不妥之处，一则是贯彻了英宗的敕谕，二则是期望起到震慑蒙古的作用，使其遵守敕谕，规范朝贡行为。长期在边塞蠢蠢欲动的瓦剌只是以此为借口出兵南下而已。

因此，相关历史记述中将也先南下归咎于削减马价，是片面的。

3、

应该说，即使明廷不削减马价，明蒙也迟早会有交锋。对于瓦剌，英宗早已生防备之心。正统九年八月，英宗敕边塞诸将曰：“使臣自瓦剌回，备言也先为人凶狡桀骜，信谗多疑，专行诡道，而兀良哈头目掘赤等又在彼请兵，图为报复，沙州赤斤皆与结亲，哈密忠顺王兄弟亦为所劫制，其心盖昭然可见矣，今虽朝贡，安知非诈，卿等宜同心协力，经画方略，为先事之备。”此后，瓦剌兵侵兀良哈，英宗又敕提督辽东军务的王翱等曰：“尔宜遥振军声，使虏闻风不敢近塞，斯为全策，谨斥堠，饬将卒，毋贪微利，以启衅端。”十月，再次敕曰：“瓦剌也先以追捕仇人为名，吞噬诸部，往者既自北而西，又自西而东，今又东极海滨以侵女直，女直自开国以来役属中国，一旦失之，是撤我辽海藩篱，唇亡齿寒，不可不虑……卿等亦宜严兵为备，毋恃其不来，恃吾有以待之，毋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不来不攻，尚须有恃，况其必来必攻者乎，卿等其慎之。”如此频繁的敕令，揭示出了边塞形势的日趋紧张，同时也体现出瓦剌早已成为英宗的心腹大患。

此外，在外交事务的处理上，英宗也表现出了好战尚武的军事思想。在也先南下之前，明廷刚从西南边患的漩涡中抽身而出。为平息云南麓川宣慰司的叛乱，自正统四年至正统十三年，英宗四次下诏出兵征讨西南。结果，大费财力，扰动天下，间接地导致了对蒙古瓦剌的防御空虚。在正式出兵之前，对于是否应该兴师麓川，还是行怀柔招抚之策，朝廷上下持论各异。而英宗则坚持用兵，王振为迎合英宗力赞其议。由此也可看出，作为少年天子的英宗有着尚武的军事思想，其对于外邦的挑衅并不愿示弱。

所以，在亲征这一决策的制定上，相关史籍记载仅言王振胁迫圣驾亲征，而未明言瓦剌威胁的重大与英宗对于边塞形势的关切，实则是隐没了亲征决策制定背后的许多因素。

4、

明军自京城出发，西行过居庸关经过宣府、大同。后因天降大雨，供给困难，军心紊乱，不得已才决定班师回朝。途中遇到瓦剌突袭，大军欲入保怀来。据《明史》等文献记载，此时大军因为要等待王振的辎重车辆不得不驻军土木。结果瓦剌截断水源，使得明军受困于土木，英宗北狩。

其实，对于明军为何驻军土木，不同的文献给出了不同的解释，但每种解释都将矛头直指王振。《明英宗实录》便如是说道：“辛酉，车驾次土木。先是每夕驻跸，必预遣司设监太监吴亮相度地势。至是，振以军失利，惭恚，即止于土木。地高无水，掘井二丈，余亦不得水。其南十五里有河，已为虏所据。绝水终日，人马饥渴。虏分道自土木近旁麻峪口入，守口都指挥郭懋力拒之终夜，虏兵益增。”

依照这一说法，王振是因为行军失利，心生“惭恚”而错误地驻军土木。并且此时其南十五里已被瓦剌控制。对于这一说法，有学者指出驻跸土木堡，并非是王振主观肆意导致的军事失误，而是迫于形势不得已的抉择。其原因在于，当时宣府镇东面和东北，包括怀来城在内的十一城守备明军，在参将杨俊的带领下，于七月中旬瓦剌发动第一波攻击时便已奔逃，由此使得宣府镇北路、东路几同无人之区，陷入瓦剌铁骑之手。因此，当英宗部队回师之时，怀来和土木堡之南的水源已为瓦剌骑兵控制。并且，宣府镇北路、东路的失守，使得怀来等城的城防尚在恢复之中。所以当英宗大营陷入瓦剌包围之后，难以得到侧翼的援助，自然毫无胜算可言。这一点在《明英宗实录》的相关记载中也可得到印证。如正统十四年十一月辛卯条记于谦等奏：“曩者逆虏犯边，俊望风奔溃，将独石、永宁等十一城并弃之，遂使边境萧然，守备荡尽，虏寇往来如在无人之境，闻者无不痛恨。”

因此，在传统的历史记述中，言及驻军土木时，只言王振错误指挥，而模糊了怀来失守的背景，是有失公允的。

历史人物往往是复杂而多面的，而历史记述则通常只言及其某一种面相。关于土木之变的历史叙述，在“宦官误国”话语的形塑下，王振的影响有被放大的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