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彝海结盟”的背后……_风闻

双石

　　……我军正确地执行了党的民族政策。刘伯承根据彝族的习俗，同彝族沽基家族首领小叶丹歃血为盟，结友修好，帮助沽基家成立了“中国夷民红军沽基支队”，……我军得以顺利地通过了彝族地区，并动员了一批彝族青年参加红军。

——《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一》

　　篇首语所述，当然是历史事实。中央红军顺利通过冕宁彝族区，及时赶到安顺场渡口，强渡大渡河，而后昼夜飞兵，袭取泸定桥，打开了北上的通路，其意义对于任何一个粗知这段历史的人来说，都是不言而喻的，而“彝海结盟”作为民族团结的象征因此而名扬史册，当然也是理所当然。

　　然而，真实的历史，却远没有这么简单，这么纯粹，其背后蕴藏着历史多元性和复杂性的故事，也并不那么轻松。

　　这是在很多史书中回避的一段历史，理由是“会影响党的民族政策”。

　　其实这不是理由，甭管是谁的“民族政策”，在谁也不知道谁谁也不了解谁的情况下狭路相逢，出一把手切蹉一把掂量出各自的份量后再认识一把成为朋友，大概也属一种“理所当然”。

　　况且，既或是彼此成为了朋友，也并不意味着就一定永远是朋友，在什么事情上都是朋友。

　　再况且，彼此的认识，不还要不断深化么？

　　这样建立在“深化”认识上的团结，不是更牢靠么？

找了便宜，头人们狠狠壮了一胆！

　　现在而今眼目下的凉山彝族自治州，大致为清代宁远府辖地，地域南抵金沙江，北迄大渡河。民国年间建制多变，习惯上称作“宁属”。就地名来说，大凉山泛指小相岭以东地区。中央红军渡金沙江后的行军路线主要有3条。

　　⑴主力红军经会理到永郎沿安宁河北上。过菩萨岗到安顺场，行程503公里；

　　⑵红九军团经会东翻大箐梁子至西昌与主力红军会合；

　　⑶主力红军到泸沽时分一支佯动部队经越西至大树堡佯攻，后去安顺场。

　　这3条路线均为谷地，主要是汉族聚居区，各有约100余华里的彝族聚居区。

　　“彝海结盟”之地在大凉山彝族聚居区西北边缘地带。

　　这里的彝族聚居区，都还处在奴隶社会形态——这个形态一直延续到上个世纪50年代中后期。

　　什么叫奴隶社会形态？

　　奴隶社会形态有一个最本质、也是最显著的特征，那就是“抢”——什么都靠“抢”！

　　吃靠“抢”，穿靠“抢”，生产工具靠“抢”，劳动力靠“抢”，生劳动力的妇女靠“抢”，取之于 “抢”用之于“抢”的武器靠“抢”……

　　这一片儿的彝民，没有统一的领袖，各自按血缘关系分为大大小小的家支，互不统属，互不相让，彼此间时常合作去“抢”他人，也时常互相“抢”一把，当然也为“抢”结果而争来斗去。有外族来犯或奴隶造反，大家就合作对付；天下太平了，就互相浴血相“抢”。

　　不过，当时刘文辉的24军管着这片地儿，为了自己的利益，当然就得弹压这些抢来抢去“倮倮”。办法嘛，还是清同治年间传下来的规矩，让各家支头人到县城“换班坐质”，弹压的结果，是把宁雅正道也就是红军佯动部队走的那条道——宁雅正道，打扫得比较干净，比较安全，也使那里彝族家支势力，相对来说比较薄弱。所以红军第二先遣队（左权、刘亚楼率领的红五团）走这条道，麻烦很少。他们一打开越西县监狱放出“换班坐质”的头人，很快就得到了彝民头人和群众的拥护，纷纷主动给红军带路、筹粮，还积极参军。红军在越西县“扩红”，一天就扩了600多人，其中就有不少彝民。

　　后来曾任成都军区彝民团团长的王海民（彝名阿尔木呷）上校，就是在这里参军的。

　　但红军主力走的那条道，还是很不安生，一般商旅视为“畏途”，24军团以下部队，也不大敢往这条道上走——怕被缴械给掳去当娃子。一般商旅过境，都要向邓秀廷部交纳数额不菲的“保费”。

　　按理，红军主力从此过，“倮倮”们是不太敢来放“抢”的，最多也就是藏在山上打打冷枪，然后瞅空子打点掉队人员的主意，捡点便宜——这里的黑彝家支势力，远不似大凉山腹地那般强大。在大凉山腹地，就有国民党正规军去禁烟的部队整团被缴械的事情；而杨森部驰援大渡河防线拦阻红军的主力部队，在雷（波）马（边）屏（山）即被彝支武装拦截，刘湘派飞机助阵，也未能过境，最后还不得不绕道而行。

　　问题是，恰好在红军到这里的前两天，出了一件看似偶发却绝非偶发的事件。

红军渡过金沙江经会理、西昌北上后，24军驻这条道上的冕宁县城的邓秀廷部一个连就慌了神儿，马上想到的事情，就是赶紧撒丫子开溜。

　　开溜你就开溜，逃命要紧，红军主力此时还远在西昌、泸沽，跑得快，找个地儿躲起来，别出来招事儿惹事儿，一般来说，不会有啥过筋过脉的背时事儿找上门儿来。

　　可要命的是，带着这个连的邓部团长李德吾是个半路从戎的书生，对彝务很些非凡的责任心，一定要押着“换班坐质”的头人们一起走——据说是邓秀廷带话过来，说要是“红脑壳”来了放了这些“倮倮”，等二天“红脑壳”一走，龟儿又出来抢人整人，不是难球得管？还是把他们押到察罗的山洞洞头关起来，等“红脑壳”过了，再弄回来关起，少点子麻烦。

　　于是李德吾和24军那个连，带着县长钟伯琴、团练局长邱为岗的一些团丁，押着这些坐质的头人，奔察罗而去。

　　5月19日，到了大桥镇，却瞅见一街筒子都是“倮倮”，嚷嚷着要李德吾放人，说是等“红脑壳”过了，再把人送回来。倮伍家支头人还称，我们这个家支，从来不抢汉人，没做过啥子对不起人的事，你把人放了，二天你老人家啥子时候喊一声，我们啥子时候就把人送回来。

　　其实甭管这些“倮倮”们说的是真是假，李德吾要是瞅瞅这个阵仗，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把人放了得啦——你自己逃命要紧，管那么多为嘛？

　　李德吾不，他一口回绝，不放就是不放。

　　“倮倮”们一下子就火了，妈那个×，你不放是不是？你不放老子们就“抢”！

　　各个家支相互串联，分头通知，所有男丁拉出来，路上抢！

　　结果李德吾一出大桥，一路就被四面八方的冷枪打得找不着北。县长钟伯琴大腿被打断，在后边儿走着的24军那个连也被缴了械，官太太们被脱得一丝不挂，屁滚尿流地跑回大桥。

　　几十年后，尚有参与此“抢”的老者吹嘘：“那回老子打死了12个人。”

　　这时“倮倮们”又传话过来，把人放了行不行，送你们过境？

　　李德吾钟伯琴仍然不干，还口称：“是对的明天又来打嘛！”

　　第二天，人家真是来打了——打得李德吾的队伍狠狈不堪，一会儿滚木砸下来，一会儿弓箭射过来，一会儿马匹被抢走，一会儿士兵被扒了衣服……

　　李部陷入了“彝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

　　又有“倮倮”传话过来：要么不走，要么进我家碉楼躲起来，等“红脑壳”走喽，送你们回去。

　　李钟二人仍不允。

　　“倮倮”们火起，乱枪齐发，呐喊冲来，掠走人质，劫去枪支，钟伯琴邱为岗和团丁们被赶进河中溺毙。李德吾奔逃进森林，被一彝人抓获，活活灼烤数日后，被人分而食之。

　　数百人枪，仅30余人脱逃——他们多是彝兵，人熟地熟。

　　各家支得枪数百，财物亦丰。利欲熏心，胆也壮了一把：

　　今天回去抢大桥，明天一早，把“红脑壳”一哈打整了！

结盟前，一场血的见面礼……

　　红一团一进大桥，刚好和罗洪家进大桥抢掠汉民的娃子们撞了个对头。

　　娃子们一看“红脑壳”那个阵势，立马就作鸟兽散。

　　红一团侦察排手快，逮住十来个。

　　大桥的汉族群众觉得很解气，纷纷出来欢迎红军：

　　“你们要是不来，狗日的‘倮倮’就要把大桥烧球喽！大家都活不成，赶紧杀猪，请红军先生吃‘九碗’！”

　　“九碗”者，宴席是也！

　　红一团早奉有命令，朱总司令的布告背得是滚瓜烂熟，自然来了一番“政策宣传”，把逮住的娃子们请入席间，一通猛灌，辅以“汉彝一家”的招呼，当晚放回。

　　次日一大早，红一团上路。正遇上李德吾部被扒了衣服放回的官太太们，鼻涕口水，哭天抢地。

　　红军战士扔几件衣服过去，继续走。

　　红一团主力过去后，一路在架桥修路的工兵连落在后边。

　　彝民们一拥而上，象扒官太太们一样，把工兵连也扒了个精光。

　　工兵连那个窝囊哟！有枪不敢开，有刀不敢砍，工兵连指导员罗荣被扒了后还挣扎着喊：

　　“总部有令，不准开枪！”

　　光着屁股的工兵连狼狈退回大桥。

　　前头也麻烦。

　　“彝民战争”的“汪洋大海”给红一团造成了伤亡，不断有战士被击倒，然而大家仍然“头不抬，眼不眨，只管向前”，以致于数十年后当地仍有老者称“那些先锋队红军硬是枪子不进”。

　　向导请求还击，红军战士称：

　　“上级没有命令不能打！”

　　“我们不打小蛮！”

　　……

　　先遣队进至喇嘛房，三面山上喊声不断，枪声骤密，伤亡亦增。

　　刘、聂登高一望，不得了的个不得了，到处都是彝民。向导介绍，前为沽基家支，东是倮伍家支，后为罗洪家支，……

　　红一团三面被围。

　　刘伯承命号兵吹号：部队停止前进。老聂，你让宣传队喊话，我来布置阵地，准备自卫。

　　僵持几小时，天色渐晚，喊话无效果。进也进不得，退也退不回。

　　刘聂二人一商量，妈那个×，打！不打一哈，看来是走不了喽！

　　得，让头人们见识见识红军的厉害。

　　红一团团长杨得志正不是心思，听到这个当然高兴啦。神炮手赵章成的迫击炮先砰砰两炮放过山后——故意的，尽量不伤人嘛！三挺机枪朝着东南方向一通招呼，6个红军战士抱着“花机关”泅过海子，一口气冲到山顶，哗哗哗一通连珠声儿响，把一山的正在吆喝的彝民撵得乱跑。

　　头人们哪见过这个，手忙脚乱，裤子都不提就扑下河，跑得上气不接下气，再不敢来生事儿。

　　家就在这里的小叶丹没地儿跑，也着了慌，心想这官军看来是非把寨子烧了不可。

　　不过这家伙汉语很精通，听明白了“红脑壳”喊的东东，于是叫来随身娃子沙马尔各（有资料称其为小叶丹四叔，其实不是，而是为了抬身份临是赠了个老辈子的名份）前去跟红军套近乎。

　　沙马尔各战战兢兢来了，见到两个红军（肖华？冯文彬？）。

　　红军问：“你们这里哪个管事？”

　　“小……小叶丹。”

　　“不要怕，把他喊来嘛，我们是打蒋家，刘家的！”

　　“好……好！”

　　……

　　小叶丹为了家支不被烧杀，也战战兢兢带了15个随从下山来。

　　还没到海子边，看到几个端着雪亮刺刀的红军战士，吓得随从们纷纷后退，小叶丹也不敢走了。

　　对面来了个戴眼镜的红军，笑盈盈地迎上前来。

　　小叶丹腿一软，扑通一声就往下跪，赶紧洗清自己的罪责：“打红军的是罗洪家，他是我的冤家”。

　　眼镜红军赶紧上来扶一把：“不要跪嘛，汉彝一家，刘家才是我们的死对头嘛！红军北上抗日，借你一条路，帮个忙嘛！”

　　“海子那头是罗洪家管，这边我们管，你们过路，我们保！我们吃个血酒，大家讲和不打？”

　　“要得嘛，要得嘛！”

　　没有酒，从海子舀得两碗清水；抓只鸡来，一刀跺下脑袋。

　　眼镜红军——噢，红军称他刘司令，军神刘伯承是也——端起一碗清水：

　　“上有天，下有地，刘伯承愿与小叶丹结为兄弟，红军永远保卫彝民。”

　　“我小叶丹愿与刘司令结为兄弟，我的地方永远保护红军，如果打了红军，象这只鸡一样地死。”

　　……

　　“刘司令，海子那边是罗洪家的，他是我的对头……”小叶丹还是放不下要红军踏平罗洪家的念头。

　　“罗洪家有啥子了不起嘛，要打，一个下午就把他龟儿踏平罗。不过他们跟你一样，是穷人嘛，不能打噻！”刘伯承当然不会上这个套子，借着这个由头，就讲开了革命道理。

　　……

　　大家手拉手，回到大桥头，喝酒，授旗，送枪。

　　次日，先遣队和红军主力顺利通过彝区。

授了一面旗，并不意味着多了一支红军部队。

　　刘伯承陪小叶丹到大桥时，当面向毛泽东汇报说：“这里的民族斗争很复杂，彝民与我们硬打是不可能的，但在山上藏起来向我们打枪则是可能的，也可能杀害我们的同志。”

　　毛泽东称：“还是要讲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党的民族政策是早就规定下来了的，不能歧视他们！”

　　当然不能歧视，不但不能歧视，还要重视。

　　刘伯承除了给小叶丹送枪送银元外，还授了一面旗“中国夷民红军沽基支队”。

　　同时还决定，留下王首道、李井泉等一部分部队、干部，成立冕宁特委，在这里与彝民合作，成立地方武装抗捐军，建立根据地，开展游击战争。毛泽东还亲自给留下的干部和部队上课，讲“如何开展游击战争”。

　　按红军的章法，不管到哪儿，都要搞个“苏维埃”，还要“扩红”。

　　当然冕宁也不例外，也成立了“革命委员会”，也“扩红”。

　　“扩红”很成功。红军过境前后九天，据不完全统计，冕宁县城和大桥一线，有190多人参加了红军（其中21人中途跑回，数人在甘南掉队落户，152人失踪，12人走完长征到达陕北。走完长征的12人中，有3人在抗战中牺牲，其余9人幸存至解放后）。“革命委员会”还向红军输送了200多匹骡马和大批粮食。

　　建立地方武装也很容易，除了“中国夷民红军沽基支队”外，几乎在一夜之间，冕宁县就建立了有五百人枪的“抗捐军”。彭德怀红三军团还抽出一个营，配备电台，成立游击队。那架势，就是要在这儿大搞一番了。

　　这些个事儿，被有些文人儿们给狠狠铺排了一把，特别是那个“中国夷民红军沽基支队”，成了“一直坚持与国民党反动派的斗争”。

　　其实，抗捐军也好，游击队也好，苏维埃也好，乃至“中国夷民红军沽基支队”也好，其生命期也就一个多星期。而且，情况还朝着相反的方向发展。

　　这“建立根据地，开展游击战争”的任务，也就是一个多星期，就不得不“流产”了。

　　首先是王首道、李井泉那批干部和游击队，立马就瞅出来形势不妙。

　　小叶丹是沽基家支的头人，也仅仅是沽基家支的头人。这种家支，在大凉山地区，有数十上百之多，谁也管不了谁。小叶丹交了红军这个大朋友，并不等于所有家支头人都交了红军这个大朋友，嫉妒者有之，眼红者有之，忿恨者亦有之。你能从红军那里找便宜，为啥我就不能找？红军大队过了，不是还有零散人员么？不是还有后面的小部队么？

　　打他们一秋风！

　　前头的一三军团过境后，五军团的部队就常常被彝民们拦住，要钱，要东西。

　　其中也有小叶丹沽基家支的人，而且还打着刘伯承送的那面旗。

　　给给给，要借路嘛，当然就给。

　　给了，仍然不太平，五军团掉队人员常常就被抢，被扒光衣服。

　　至于游击队抗捐军什么的，头人们压根儿就不感兴趣甚至反感，你汉人都有武装喽，二天我们又抢啥子哩？找哪个抢哩？听说他们还要“打土豪”？会不会哪天就打到老子们头上来了？会不会有一天娃子们都跟球到他们跑喽？老子们又吃啥子喝啥子抢啥子哩？

　　头人们还眼红游击队抗捐军的那几百条枪。

　　最后来的红九军团军团长罗炳辉是在云南彝区泡大的，一鼻子就嗅出了这里面的火药味儿。九军团部队过境的时候，大队全部抱成团儿走，医院机关后勤裹在其中，机关枪张着口，刺刀亮晃晃，前头一色儿的“花机关”。

　　妈那个×，谁来讨便宜，看老子杀你个片甲不留。

　　王首道李井泉也看出形势不对，当即电告中央军委：此地不宜建立根据地。

　　军委回电，游击队撤出冕宁，随九军团迅速北上追上部队。

　　王首道李井泉留下一个连队掩护留下的地方干部，而后随九军团一起，迅速北上追赶部队。

　　5月28日下午，红军主力全部过境。

　　这一下，“汉彝一家”的气氛，就彻底变味儿了。

同样是喝血酒，此时彼时，此地彼地，此人彼人，不一样就是不一样！

　　红军游击队留下的那个连队与抗捐军合编后，跟在九军团后边，准备到冕宁北部山区打游击。

　　28日下午，九军团后卫刚一出大桥，跟在后边进大桥的抗捐军就被一街筒子的彝民武装给堵住了。

　　要枪！

　　抗捐军领导人陈野苹黄应龙一看味儿不对，合计一把，认定不能在这儿打游击了，得赶紧跟上大队北上。但要贯彻民族政策，又不能与彝民们硬打，决定学一学刘司令，跟头人们喝一把血酒。

　　当晚，抗捐军领导人与罗洪、沽基、倮伍三个主要家支头人，在川主庙（今大桥小学）内喝血酒，大家盟誓保抗捐军过境。据目击者称，酒喝得极其热闹、排场（比刘伯承小叶丹那以水代酒的结盟堂皇多啦！），拍胸脯打保票，称兄道弟，大家都是义薄云天，豪情万丈。

　　29日晨，抗捐军一上路，一路上就有彝民们“热情相送”，三三两两插进队伍，共话“汉彝一家”。

　　队伍行至峨瓦村后的元宝山下，枪声骤起，队伍有红军战士倒下，队长刘彬当场牺牲。

　　红军干部黄应龙（也任抗捐军司令）大喊：“不要开枪，有话我们慢慢说……”

　　抗捐军和红军战士们严守纪律和民族政策，不发一枪。

　　插在队伍中的彝民们马上变脸，扑上去就下枪扒衣服。

　　战士们无奈，只得光着身子退回大桥。后来仅数人逃脱，辗转在泸定追上部队。

　　据额理、峨瓦村的一些老人讲：那时大路就在堡子巷口中，最伤看（最不愿看）光屁股。前头是李参军（李德吾）和刘家兵的，后头又是红军先锋队，尾后又是土红军，要数土红军多，还有官太太……

　　前头的抗捐军好容易冲过北山垭口，大部被迫佛村的北路区长李绍周带团丁和樟木沟的彝人拦截住，只有少数路熟或有亲人掩护的在晚间逃脱，其余不是被杀，就是被劫去当了娃子。

　　抗捐军领导人陈野苹脱险后在同学帮助下辗转去昆明（建国后曾任过中共中央组织部长）。

　　抗捐军和红军游击队，出生一个多星期，就解体了。

　　根据地和游击战争，当然也就流产了。

　　中共冕宁县委党史办公室撰写的《红军长征过彝区的探讨》中曾这样解释为什么同样喝血酒，结果却不一样：

　　为什么各黑彝家支间常有冤家械斗而后却又能联合行动对付红军部队?为什么头一天歃血，第二天便违盟呢？在奴隶社会中，奴隶主阶级的掳掠本性恐怕是主要原因，任何民族在奴隶制社会阶段都是如此。黑彝家支在“向外掳掠奴隶、土地及其它财物或者防御这种掠夺”，“镇压大规模的奴隶起义和抵御外民族的进攻”都采取联合行动(《凉山彝族自治州概况》）。“歃血”在当时彝族社会中是相当可靠的，但在关系到枪支问题上，“歃血”却并非绝对可靠。因为对经常冤家械斗、对外掳掠的奴隶主来说，枪是最重要的。如红三军团留在会理的另一支游击队，当地奴隶主与红军指战员一边谈判杀鸡歃血，一边却又调集武装袭击，致使这支红军队伍全军覆灭(德昌县委《红一方面军三军团游击队在会理岔河遇难经过的调查报告》）。刘伯承与果基约达（即小叶丹，下同）歃血为盟，是在击散围攻的头人武装后，英勇善战的红军被看成“神兵”的情况下进行的，方使红军大队顺利通过彝区。对抗捐军这支弱小队伍，就算喝了血酒的几个头人诚心保送，其他头人在枪的诱惑下也来必买他们的账。因为凉山黑彝家支林立，互不统属，家支间和家支内部头人对等。再有，长期的经验，使他们懂得避强凌弱的策略，对待红军也一样，工兵连、抗捐军正是其猎取的对象。

　　关于抗捐军的失败与果基约达的问题，抗捐军政委陈野苹(曾任中组部部长)有多次谈话、信函和文章谈及。大致是：队伍开到大桥场，彝族人已塞满这个小镇，约达的一些人打着刘伯承给的那面旗帜来向我们要枪。当晚，罗洪家说，约达不可靠，有反心。喝血酒时，约达不肯发誓。第二天队伍出发后，彝族人三个两个插进队伍中来。途中，罗洪家又说，邓秀廷部从枧槽到前边截击抗捐军去了。到了峨瓦山脚后，决定转向西去罗洪家的地区，约达说与罗洪家有冤家不去。队伍原地休息，不一会彝民开枪了。红军游击队长刘彬当即牺牲。红军指战员思想上无准备，鱼龙混杂中队伍乱了，失去指挥，抗捐军瓦解。

　　关于沽基小叶丹是否参与了这次事件的策划，他们是这样分析的：

　　作为主要当事人的陈野苹，从40年代起便多次写过有关材料，当地目睹者的回忆也能与之相印证。约达是否参加和阴谋袭击抗捐军(红军游击队)，省、州联合调查组《调查报告》在肯定其“对中国革命是有功绩”的同时说：“现有材料还作不出定论”，“可能性不大”。我们在此试就自事人的材料结合其它资料作一分析。

　　其一，罗洪家提供的情况不正确。据亲历人资料，邓部直开冕宁县城，并未派队去枧槽方向，且30日才到县城。薛岳中央军都不敢紧追红军，川康军刘元琮旅在沪沽刚吃败仗，才叫邓部追红军。老谋深算的邓秀廷自然不会冒风险。罗洪家的情报，很明显是想将抗捐军引到自家地盘而独吞其枪支，而峨瓦为汉族村，是果基家的势力范围。

　　其二，约达的人要枪是明要。约达歃血时不肯发誓，可看作其心境坦诚，他已保不了抗捐军。当时的情况是，冕宁北部各黑彝家支武装聚集大桥场一带，雅砻江畔的黑彝家支也来了(据省、州《调查报告》）。这些人来的目的都是盯着抗捐军的数百支枪。前一天红九军团通过，便虎视耽耽，当发觉其力量强大后，才未动手。《王首道回忆录》中说：“红军主力北上后”，彝族头人“甚至企图缴我们的枪”。如前所述．在彝族奴隶主社会中，黑彝家支搁私仇联合行动、对“官兵”避强食弱及对枪看得很重，如此大势所趋，约达保抗捐军近乎不可能。

　　其三，约达管辖的仅是果基家支的—部分，力量有限。尽管有“彝海结盟”，后卫红五军团“在彝区就损失不少人”。红军战士一掉队、“彝人就闪电般扑过来”。黑彝家支无论力量大小都互不统属，都为各自的利益所着想。对果基家支内的其他支头人．约达是约束不了的，更何况还有本家以外的罗洪、倮伍家支武装。红军先遣团歃血后顺利通过，有其自身的军威震慑，抗捐军就没有这个先决条件。因之，可以理解为，约达是爱莫能助。

　　至于各黑彝头人的图谋计划，约达为什么不向抗捐军领导及时透露，是迫于压力，还是想从中分一杯羹，因资料有限，本文就只好存疑了。

　　笔者对这个分析，大部同意，小部分持保留态度。

　　保留部分为：小叶丹参与策划或默认这个策划的可能性，极大。

对小叶丹来说，一面旗帜，是封号，还是信物？

　　彝族头人们得了李德吾的枪，又得了红军抗捐军的枪，也只在手中玩儿了几天。

　　5月30日后，国民党军队打来了，邓秀廷也回来了。

　　国民党军队一打回来，首先就是搜捕红军掉队人员和抗捐军人员、苏维埃干部，天天设杀场杀人。

　　抗捐军中，仅在解放后被追认为烈士的，就有24人之多。

　　冕宁、大桥一带的老百姓都说，这些人，都是汉子，宁死不屈，就义前高呼口号，慷慨赴死。其中有的烈士是红军过境时才发展的新党员，党龄不过几天，还有一些帮红军办过事带过路的群众。

　　当地袍哥佩服这些汉子，卖通行刑人，给他们扎上英雄结，披红挂彩，让他们死得热热闹闹轰轰烈烈。

　　他们都表现得大义凛然，临刑前高呼口号：

　　“红军万岁！”

　　“红军二天要回来的！龟儿子等到起！”

　　“你们不要楞格凶，老子要拉你来作伴！”

　　“过二十年，老子又是一个小伙子，再来干！”

　　……

　　据说，有“勘乱善后委员会”的头目，硬是被这些人吓得卧病在床，整夜梦见“索命鬼”，最后吓断了气儿。

　　国民党薜岳部队其实没什么可怕，他们人生地不熟，两眼一抹黑，又被红军拖得很苦，打不起什么精神头来。彝民们对他们的散兵游勇照抢不误，对部队也多有骚扰——彝民们把他们也当“刘家军”。说实话，如果不是蒋公严令，他们自己根本没那个勇气和力气跟着红军撵。

　　可怕的是邓秀廷，这家伙是个彝人，刘文辉“以彝治彝”的活标本。

　　此公本来也不是什么大角色。刘文辉兵出康巴寻找生存之地之时，曾被由英军顾问指导的西藏藏军阻击于甘孜，相持数年毫无进展。1932年，这邓秀廷指挥一支彝兵参战，他们爬上甘孜城东之鸭盖山，附敌侧背，打开僵局，解决了刘文辉数年未决之问题，是以功耀升，官做到了团长。后来，又被刘委以旅长重任，称“彝务指挥官”。这家伙，对彝家那些东东的根根梢梢，一清二楚，以离间之法打拉之策胡萝卜加大棒整治之，比较奏效而又得心应手。这里的大大小小的家支头人，对其是又恨又怕。

　　邓被薜岳委以冕宁县代县长之职，邓部参谋谢如东代其行事。

　　这谢如东人称“谢屠夫”，杀人不眨眼，冕宁县城牢房都塞满了被俘红军、抗捐军战士和被株连九族的百姓、彝民。

　　谢勒令各彝支将掠去的李德吾部和红军、抗捐军的枪支和财物缴出，否则灭村毁寨，杀无赦。

　　各彝支大多不敢抗拒，交回了枪支和财物。

　　应该说小叶丹还是有几分血性的——也许刘伯承播的那点雨露还滋润着他。

　　沽基家支武装——也就是“中国夷民红军沽基支队”，占据着峨瓦山垭，举旗不缴枪。

　　邓部两个连进驻峨瓦村，整日攻击，你来我往打了好几天。最后还是小叶丹不支投降，缴回了枪支，为保家支平安，还给邓部缴纳了一大堆银元。

　　就是小叶丹本人，还被拉到邓部当了一年多的大头兵。

　　就这么着，“中国夷民红军沽基支队”也消亡了。

　　老红军陈靖重走长征路后撰文所说：“如果说彝民生来就和红军有骨肉之情，红军一到，作为奴隶社会的头人小叶丹就晓明大义，那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天方夜谭。”（《解放军报》1987年9月12日）

　　的确如此！

　　中共冕宁县委党史办公室的文章《红军长征过彝区探讨》认为：“红军以‘统战政策’‘收编’的这支‘游击队’，就当时红军匆匆北上和彝族自身奴隶制度特点而论，这仅是一个封号而已。”

　　不过有一点还是值得一提：小叶丹没把刘伯承所赠“中国夷民红军沽基支队”那面旗帜交出来。而这面旗帜，当时知道的人很多，沽基家支的人也雄纠纠气昂昂地扛着到处显摆过，邓秀廷没有理由不追这面旗帜的下落——这是邀功请赏的资本。

　　再者说啦，对小叶丹们来说，那年头，这沾“红”的东西，就是杀头灭九族的罪。

　　个中缘由，既有前川军名将刘伯承个人声威的作用——川人呼之为“神龙”，也有彝家“歃血习俗留下的信物必须保存”的传统习俗的作用，当然是不是也有在事过境迁祸事落在自己身上之时所产生的对那支真正平等对待彝民的队伍的感念和愧疚之情，也未可知。向邓秀廷认输缴枪之际，小叶丹未必在心中就没有如此思衬或推理过：如果几百人枪的红军游击队和抗捐军存在且自己能够与之联手，互为犄角，彼此呼应，邓秀廷两个连就能缴我的枪？

　　彝族头人小叶丹与后来那位为汉藏民族团结和祖国统一牺牲在昌都的格达活佛还不太一样，格达在藏民族中算“高级知识分子”，出家人又没有头人领主那么多的利益牵挂，在与朱总司令等亲密相处的好几个月中，耳濡目染，不能不为这些盖世英杰的磊落风范以及他们那支队伍奉行的“民族政策”和对藏民族平等相待的真诚所熔化。而且，格达对中国共产党和红军这种感性认识，后来已经升华到对中国革命事业的一种理性的投入——十多年后为了祖国统一民族团结，活佛甘冒斧钺而慨然请命赴昌都为使，不正是这种由“士为知已者死”的心态和“各民族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团结起来完成祖国统一是藏族人民的福祉”的认识驱使下所产生的当然行为么？

　　而小叶丹作为一个奴隶主，能象他已经表现出来的这么着一把，好象那意思也就算差不离儿了——我们总不能用“革命战士”的要求，去苛求一个与红军领袖接触不过几小时的奴隶主吧？同理，我们当然也不能随随便便潇潇洒洒地就赋予这位奴隶主以“革命战士”的身份、地位和荣誉吧？

　　参照后来中央红军与张国焘会师后“北上”与“南下”之争，除了政治军事战略方面的高下优劣之分外（这是最重要的），不能不说，毛泽东等之所以坚持北上方针，反对南下在少数民族地区“建立根据地”，还含有从这些在少数民族地区开辟根据地的切身经验教训中得出的警示！“民族政策”，必须在有彻底贯彻实施并使各方充分认识和理解的时间和空间的前提下，才具有真正解决历史千百年来遗留下来的“民族问题”之可能性。笔者曾在大凉山区插队落户数年，据老人们讲，这里的真正“解放”，是在1959年，而不是1949年，解放后，这里还整整打了10年仗。头二年稳定局势，然后三年进剿国民党残匪、然后五年民主改革剿灭叛乱奴隶主，完成彝区土改，人民公社化，调整和解决汉彝关系……

　　笔者乡里许多彝族群众，改革开放以后，就长期不能理解为什么要对毛泽东“一分为二”——没有毛主席，哪儿来娃子们的今天？娃子们哪有地种有衣穿？哪儿来彝汉团结和眭相处的太平盛世（汉族群众说，没有毛主席，谁敢大摇大摆在大路上走而不怕被“倮倮们”抢？——笔者乡里有老人逾60而未到过20里外的县城）？县里那位“娃子县太爷”每逢节日，就要穿上当年参加“西南少数民族进京致敬团”时毛主席亲手相赠的一套毛料人民装（他也亲手献给毛泽东一件“察耳瓦”），进京拜谒“毛主席纪念堂”，见着毛泽东的遗体就下跪，谁也拦不住——有一次，“娃子县太爷”与人喝酒吵架，喝着喝着俩老头就摔酒杯，为的就是能不能对毛泽东“一分为二”。

　　既或是抽去“毛泽东”这个符号的“个人崇拜”部分，这个符号的本质内涵会有什么改变么？

　　不会的，因为至少在这个符号存活的时代，它代表着中华民族各民族团结统一的新国家！

　　这一切，不经过长期艰苦的工作，是不能想象的——这不正是从“彝海结盟”这种粗浅形式的雏形发祥，从而逐步完整完善的么？

　　而在红军自己生存都成问题的情况下，根本不可能有这个时间和空间来耐心细致地解决“民族问题”。再好的“民族政策”，不也要给人以认识和理解的时间和空间么？

　　然而，“彝海结盟”仍然不失为民族团结的一面旗帜。在彼时彼地的历史环境和历史条件下，这毕竟是真正实现彝汉民族和解民族团结的一个范例和始端。而且，也的确是中国工农红军认真贯彻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的一大胜利。我们以多视角去观察历史现象的多元性的目的之一，不也正是为了深化对多元历史现象的最本质属性和特征的把握，从而加深对中国革命和建设道路的艰巨性、曲折性和复杂性的认识和理解么？

　　小叶丹本人于1942年5月18日死于一次家支间的械斗，时年49岁。

　　1950年3月冕宁解放之时，“中国夷民红军沽基支队”的旗帜，由其夫人交给了解放大军。

参考文献：

　　1.《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史》，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史编审委员会。

　　2.《冕宁县文史资料选辑》第二辑，马文忠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