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海】皇姑屯事件新考之二：苏联特工制造？_风闻

皇姑屯事件发生后，尽管日本制造说似乎已成定论，但商榷之声却从未平息。2014年6月13日的《光明日报》载文明确指出：“事实上，虽然日本关东军高级参谋河本大作承认，自己是策划‘皇姑屯事件’的幕后凶手，但1946年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却没有对河本大作以及日本在‘皇姑屯事件’上的责任作出明确裁判，这就导致中外史学界对‘皇姑屯事件’各有说法，主要观点有两种：一是认为日本人策划了谋杀案；另一种说法认为是苏联特工策划了‘皇姑屯事件’。”[1]

一、《皇姑屯事件真相》问世

2008年，远方出版社出版《皇姑屯事件真相：张氏父子与苏俄之谜》，作者在前言中说：“几年前，本人应俄罗斯境内某华文期刊社之约，撰写关于苏联功勋特工神秘死亡的专著，在寻找有关资料时，却在无意中发现了苏联军事情报部门与张作霖父子相互关系的有关史料。这一意外发现使我怦然动。”“经过几年的档案调查与实地访问，终于获取了大量的第一手宝贵资料。”[2]

（一）否定日本制造说。

该书用来否定日本制造说的主要依据有三：

一是李顿调查团的报告。 “1932年，国联派出以英国勋爵李顿为首的专案组专程来华，调查‘皇姑屯事件’。但数月后，竟一无所获。李顿的结论是:‘张氏遇害之责任，迄今无法判明。惨案内幕仍在雾中。’”[3]必须指出，该书对李顿结论的引用有颇为关键的缺失，完整的是：“张氏遇害之责任，至今尚未判明，惨案内幕仍在五里雾中，惟此事颇引起日方同谋之嫌疑，于是当时中外邦交，业已紧张之状态，至是复多一原因。”[4]

二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判决。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日本制造说也不认同：“以缺乏可信性和实际证据为由，决定不对此案进行专门立案审理。”[5]“东京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上述做法，被视作对皇姑屯案件的最后结论。那位被举报而且已经‘招供’的河本大作本人因不受法律制裁，而被东京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视为无罪人员。”[6]

三是河本的“自供”是伪证。

“该供词实际上是由河本大作的恩师冈田启介精心策划完成的。被解密的苏联军情档案《苏联军事情报局：组织与人员》中有这样一段叙述:‘有充分证据证明，首次在东京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上语出惊人地招供：皇姑屯事件系日本关东军河本大作等人所为的冈田启介，已在去东京作证之前，就被苏联国家安全部(即克格勃前身)所招募。其实，更早的时候，他就已经被藏身在东京的功勋特工佐尔格发展成苏联秘密情报人员。’”[7]

该书还说，由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表示将再次审理被判为悬案的“皇姑屯爆炸案”，这引起了苏联的担心。据莫洛佳科夫的《东京审判之秘闻实录》一书透露，1946年初，冈田启介收到了一份来自莫斯科总部的密电：“请在日本关东军存活的人员中，寻找心理和精神状态良好的弟子或属下，把我们的对对方生命有益的合作意图说清，使之同意：该案件系自己势力所为……请相信，在我相关人员的努力之下，该次审理将不会偏差。只要合作人员永不反悔，我们除履行我们的义务外，还会永远关照他的命运。”[8]

（二）暗杀张作霖的原因。

该书说，1928年春，败局已显的张作霖派于冲汉密访日本，“已经解密的《俄罗斯对外情报录纲要》第三卷披露了此次密访的有关内容：1928年张作霖派部下去日本密谋中国东北独立一事，称《满洲独立密约》。东京方面不反对张作霖的思想，但是要附加日方提出的如下条件：1.将被称为‘独立满洲共和国’，其地域范围应是整个满洲及内蒙古地区，并受日本政府的保护；2.日本政府将把外蒙古变成缓冲国；3.新成立的‘独立满洲共和国’虽不与中国的中央政府为敌，但禁止从事‘赤色’宣传和‘赤色’运动；4.新成立的满洲政府有义务与日本政府共同反对苏联政府对东北地区的蚕食与渗透。”此“密约”当即被苏联获知，“他们认为，该‘密约’已威胁到苏联远东地区的安全，威胁到了新生的红色政权的国家利益，所以，必须对变本加厉反苏反共的张作霖实施清除计划。”[9]

（三）暗杀张作霖的经过。

该书详细叙述了苏联特工成功暗杀张作霖的具体经过：

一是组织队伍。

苏联国家政治保卫总局与苏联红军军事情报局组成一个精干的四人行动小组，分别是对华情报专家萨尔嫩、暗杀专家埃廷贡、爆破专家维纳罗夫与电台报务员列别捷娃。“1928年春季，‘清除’张作霖特别行动小组成员，陆续地从莫斯科、北京、沈阳等地聚集到了哈尔滨。”[10]

二是指导方针。

5月30日，莫斯科指示严阵以待的行动小组：“再次提醒你们，在实施‘清除’行动时，一定要把人们的视线引导到日本人或南方的蒋介石集团身上，最好能引导到日本人身上。已指示在华的相关媒体，做好宣传引导工作。”该书关于暗杀的具体经过叙述得非常详细。

三是具体分工。

“萨尔嫩负责挑选亚裔特工，做协助及外围工作。”“维纳罗夫负责准备炸药。在很短时期内，他就备妥了120公斤黄色炸药。为便于携带和隐藏，他把这120公斤炸药分解成40个小袋，每个小袋仅重3公斤。小袋的外面标上了‘洋灰粉’或‘涂料粉’的字样。”“埃廷贡负责选择行动的地点和线路。经过几天的化装踩点，他最终选择了京奉列车必经之路的京奉路(即京沈线)与南满路(即长大线)交叉处的老道口。”

四是行动情报。

5月30日夜，莫斯科总部发来密电:“张作霖拟在6月3日从北京站出发，所乘交通工具为火车。你们要缜密行事。”6月2日晚间，萨尔嫩又收到一份密电：“确认此前密电内容，并告：张作霖所乘之列车将于6月3日凌晨(时间待定)从北京站出发，走京奉路，约在6月4日凌晨(时间待定) 到达奉天新站。该列车共22节车厢，张所乘坐的车厢为第10节，其明显标志为蓝色的花车。”6月3日凌晨2时30分整，张作霖的列车启动。萨尔嫩立刻收到密电：“确认此前密电内容，并告：张作霖所乘之列车已于6月3日凌晨2时30分整从北京站发车，预计将于6月4日凌晨3时30分抵达奉天新站。”埃廷贡立刻行动，埋完炸药后到l0米外的路基下隐蔽起来，只等几个小时后京奉线列车开过时，按动手中的引爆器。

五是成功奖励。

几年后，当皇姑屯事件的实施者已经被确认为日本人后。苏联党政高层又秘密地重奖了自己的特工英雄：萨尔嫩因“忠实地完成了极特殊的使命”，而被授予苏联英雄金质奖章，并破天荒地得到一块足赤金表;埃廷贡则因“极特殊的贡献”，而被授予苏联政府最高奖章“列宁勋章”；维纳罗夫因参与“共产国际特殊使命”，而被保加利亚政府授予“社会主义劳动勋章”。[11]

​二、苏联特工制造说的争议

（一）质疑。

2003年9月29日《北京日报》刊登的《张作霖的确死于日本关东军之手》说：“近来, 某报刊登的《张作霖死于谁之手》一文中称,张作霖于1928年6月4日夜死于苏联特工的策划之下。” “可以说日本军爆杀张作霖的史实铁证如山，不容质疑。”[12]此类观点非常鲜明，但因无法有针对性地反驳《皇姑屯事件真相》所提出的各种依据，因此有说服力的罕见。

（二）存疑。

2014年6月13日《光明日报》报道：“日本参与‘皇姑屯事件’无可争议”，其中有一份日本新闻局发布的新闻材料，说：“当天早上，有一些日本人在斜道上巡逻，遇到了两名可疑的衣着寒酸的中国人并逮捕。搜身发现他们带着两枚俄国产的炸弹，还有一些广东民主主义委员会的信件。”

路透社的报道称：“中国军队事发前就希望在发生爆炸的铁路附近例行巡逻，但遭到了日本军队的阻拦。日方称，他们控制的铁路周边200米范围内禁止任何中国军人进入。”“军事家现场勘查，判断应该有4-5个人花了约6小时埋了炸药，而不是扔炸雷；

第三，日方在爆炸当天就发通报称是中国南方人所为，这不符合日本人处理火车暴恐事件常例，就算是普通人死于该类事件，日本人都会花费大量的时间请多方调查，而这次却草草结案下了定论。”报道认为：“通过这份报告，我们至少能确定，日本人肯定参与了谋杀案。”

“也有专家认为，这份调查报告提到了俄国产的炸弹，但仅凭这一信息，还不能确认爆炸案一定与苏联人有关。”报道最后说：“虽然报告并没有给出最终结论，但其大量相对中立的照片和文字材料则有利于捅破日方‘烟幕弹’，帮助史学家进一步开展调查研究。”[13]

这篇报道起码有三点与以往的传统观点不同：日本是“参与”，而非“单干”；“不能确认爆炸案一定与苏联人有关”，但不排除可能性；需要“进一步开展调查研究”。必须指出的是：河本“自供”也是说“参与”。

《20世纪20年代苏联情报机关在中国》也认 为，除了河本大作，“日军驻中国北方的司令部仍然受到怀疑(尽管有传言称，其他国家，包括苏联情报机关可能与此案有关)。”[14]可见包括苏联在内的相关研究并不排除当时苏联参与的可能性。

（三）支持。

《炎黄春秋》2004年第10期发表文章直接引用《中德日三角关系研究》一书中的观点，认为抗战前期苏联最大的噩梦是遭受德日两国夹击：“苏联的主要对策，便是挑动中日冲突，并使中日冲突升级为全面战争，让日本这股祸水在中国泛滥，以牺牲中国为代价挽救苏联。皇姑屯事件现在被证实为苏联间谍所为，张作霖并非死于日军之手而是死于苏联间谍之手，从这个逻辑来看是完全合理的。”这样的支持显然也是缺乏说服力的，因为虽然证明张作霖死于苏联间谍之手合乎“逻辑”，却没有证明张作霖死于日军之手为何就不合 “逻辑”。

三、苏联特工制造说的不足

苏联特工制造说与日本制造说相比较，其依据无疑要扎实得多。更重要的是，该书在证明苏联特工制造说时提供了反证，给出了日本制造说不成立的证据。但是，该书的反证很不全面，关键漏洞除了上述对“逻辑”反证的缺失，还起码有四：

（一）日军为何在现场。

既然苏联特工制造了皇姑屯事件，为何众多证据都表明日军当时就在现场，否则日本怎么可能拥有现场爆炸的照片和影片。可见苏联特工制造说由于无法否定日军就在现场的事实，因此只能视而不见避而不谈。

（二）河本为何要“自供”。

既然苏联特工制造了皇姑屯事件，河本为何要代人受过？如前所述，苏联特工制造说的理由是河本在审判前因被苏联收买而作伪证，其“自供”也完全由他人捉刀代笔。也就是说，如果不是临时收买，河本就根本不

可能“自供”。这种收买的情况当时完全可能发生，但这种解读却完全错误，因为河本在当年皇姑屯事件发生后不久就主动做了“自供”。据大江志乃夫说：“河本对前来调查的陆军中央部始终隐瞒真相，但对出兵山东、关东军出兵附属地外给予积极支持的堪称陆军中央部同志的上司荒木、小矶以及盟友小畑则说出了实情。”“这意味着河本本人选择这三人作为他吐露真相的对象。”[15]可见河本早就承认自己是皇姑屯事变的制造者，根本无需被收买。

（三）日本政府为何会担责。

既然苏联特工制造了皇姑屯事件，日本政府为何反应激烈，并主动承担责任，还处分河本等人。当时日本“民政党总裁滨口雄幸认为事件重大得令人吃惊，他说：‘这是超党派的事关国家的大问题，希望一切交给总裁处理，要慎重对待。’有关事件的真相很快就直接传到田中内阁的在野党的耳中，不久便以‘满洲某重大事件’之名成为政治斗争的火种。”[16]河本等人受到的处分，表明日本政府最终默认皇姑屯事件由河本制造。如果说河本的“自供”是被收买，难道日本政府的默认也是被收买了？

（四）日本学界为何都承认。

既然有大量新证据证明苏联特工确实制造了皇姑屯事件，日本史学界为何至今依然认为制造者是日本军方。面对完全有可能自证无罪的良机，日本却甘愿认罪甚至“死不悔改”的奇怪反应，完全违背日本学界的一贯作风，背后一定有其难言之原因。

参考文献：

[1][13]日本参与皇姑屯事件无可争议[N].光明日报.2014-6-13.

[2][3][5][6][7][8][9][10][11]托托.皇姑屯事件真相：张氏父子与苏俄之谜[M].呼和浩特：远方出版社，2008：前言.1-2.240.240.243.241.242.207-208.212.212-219.

[4]国联调查团报告书.中英文合刊本[N].上海：申报馆.1932.15.

[14](苏)维克托·乌索夫.20世纪20年代苏联情报机关在中国[M].焦广田.冯炜初译.赖铭传重译.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07：201.

[12]王希亮.张作霖的确死于日本关东军之手[N].北京：北京日报2003.9.29.

[15][16]（日）大江志乃夫.田中义一内阁的对华政策与张作霖被刺事件[A].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26）[C].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94-95.93.

作者丨孙果达   解放军南京政治学院上海校区教授    

出处丨上海党史与党建2015年9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