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泰国选举看华裔在东南亚参政的三个形态_风闻

文章首发于公众号：叁里河

作者： 星爸爸

作为少数民族，华人的身份和政治成就只能二选一

泰国在 2014 年军事政变之后首次选举的情况已经明朗，虽然选票的准确数字要在下个月公布，而民众和各方对于选举公证性的质疑也开始占据媒体版面。

但是公民力量党获上议会、巴育继续担任总理，民主党出局、为泰党占领下议院的局势很难会有新变化，军队和皇室代表的精英掌握了行政机器，与为泰党和年轻的未来前进党等盟友所代表的底层民意和年轻人的声音形成对峙的结果也将会未来的普遍局面。

在选举之前，各媒体描述的民声基本上都是“厌倦政治斗争，人民渴望稳定”或 “期待民选总理，泰国厌倦军队统治” 等等，一副累觉不爱的样子。选举之后，从表面上看，大家似乎都得到了自己想要的东西，但这种稳定可能只是一种暂时的停滞，而连任的巴育虽然脱下了军服穿上了西装，但军政府的底盘坚固如常，甚至在经过五年的调整之后隐藏得更好了。

如果有人说这次泰国选举是在军队所订的规则下进行的一次选举，这种说法并不算过分，连 BBC 都会用“量身打造” 来形容军政府插手规则制定的程度之深。

在去年一月份时，泰国立法机构修改了新的选举法。在新规则下，上议院 250 个席位有军方委任，因此大选的主要战区便落在对下议院 500 个席位的争夺上。

那么在以过总数 750 票一半即视为获胜的情况下，巴育阵营只需要在下议院拿到 126 票就可以胜出。同样的 376 票，对于彻底出局的民主党来说是已经是天外之物。对于还在场内的为泰党来说，375+1 也已经不是个现实的目标，有底层民意支持的他信的为泰党，原本被认为在下议院中能和盟友联手拿下半数以上席位，在结果出来之后却发现少了一百多席。

在这个军方调整制定了多年的框架中，无论过程是否公平，从结果上来看，就像开头所描述的那样，稳定和民选总理都有了。

只不过这个稳定，有点像两头不服输的大象狭路相逢、谁也不不让谁的焦灼状态。军方取得了选举的胜利和政府的主导权，而为泰党和伙伴们在下议院形成了一个强势的反对派，虽然很难在现有框架下夺回统治，但未来需要首先得到下议院半数以上议员同意才能继续推进的各项法案，恐怕也会成为双方角力的牺牲品。

就像泰国网的一篇评论所说：“……军方将来即使执政，也会在下议院遭遇强大的阻击。赢不了你，也要硌死你。”

不仅如此，在“量身定做” 的民主制度下选出的总理巴育，也至少符合了民选领导人的定义。虽然在实质上，这只不过是披着西服的军人，但这几年军政府治下的泰国各方面都有起色也是不争的事实。

从这两个角度看，泰国大选的目的其实已经是达到了，至于 700 多年初选选民对真正民主、摆脱军政府的渴望，以及为泰党同盟党部分领导人之后可能面临诉讼，以及这几天曼谷爆发的抗议游行等问题，都是以后要解决的问题罢了。

其实对于华人来说，这次的选举还有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他信的泰国总理，可能就是华裔在东南亚民主国家作为少数民族从政所能达到的天花板了，而这个天花板随着华裔占人口总数比例以及与主体民族融合度的下降而相应下降。

从人口结构上来，泰国人口中华裔比例大约在 10% ～ 14% 之间，换算成数字大概 600～900 万人左右，但在现实中，有华裔血统的泰国人要远高于这个数字。

由于宗教和民族特性的原因，泰华两族的一直处于相处融洽的阶段，即使历史上有过排华阶段，但也仅限于在文化和政策上对中华文化施以限制，而从来不会演化为东南亚领国历史上曾出现过的种族暴力事件。

反之，无论是以前的暹罗，还是后来以“泰人的国家“ 这种民族主义动机改名后的泰国，都能得到华人作为少数民族的感激和认同，很多有中华血统的移民在通婚三四代之后就都以泰人自居了。

泰华通婚的原因除了以相处融洽、日久深情等感性理由解释，也可以看作是华人为了进入泰国上层社会所做的努力。从历史上来看，就像东南亚其它地区甚至是全球范围内的华人早期移民一样，以商人和劳力的身份（或主动或被迫）去到异国，然后渐渐发挥中间人的优势，在工商业形成垄断也是泰国华人早期的生存模式。

研究机构 Minority Rights 在 1992 年的一个报告中这么说过，“华人和泰华后裔偏向于贸易和商业，而泰人，如果不去当农民的话，则会成为公务员、僧人或者士兵”。

这种泾渭分明的路径也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两个种族之间不会出现太过于明显和激励的利益冲突。

但是在民族主义有了市场，保守的声音出现之后，华裔也开始寻求在其它方面与主体民族“通婚”。以经济为例，上世纪中期泰国政府开始国有化之后，很多华人逐渐在军队和政治势力中寻求强有力的合作伙伴，通过股份和婚姻来形成利益同盟。

在后来的几十年，华裔又再次抓住产业引进以及加工出口业带来的两次机遇，巩固经济优势，“在横向和纵向”形成同盟，也抓住了能抓住的政治机会。根据上述报告的总结，目前泰国排名前列的三十家集团中，几乎都由华人掌控，“除了农业和计时工种”以外，横跨了大部分商业领域。

就是在这种可以说天时地利人和的条件下，才会出现向泰国前总理他信和民主党党魁阿披实这样的客家后裔的政治领袖。尤其是对于他信来说，一个丘姓客家人移民后的第四代子孙，能在他国当上总理，甚至在泰国长达几十年的反复军事政变环境中成为了第一个任满四年并通过选举连任的总理，光凭这一点，不论其后来下场如何，就可以说是华裔作为少数民族在东南亚甚至全球国家的政治生涯巅峰了。

而这个，则可能是东南亚国家中，华人作为少数民族参政的天花板了。在大选后军人获得更强的选举优势，以及由军队和皇室为代表的保守派精英掌权的泰国，这个景象恐怕很长时间内不会再现。

在其他地方，就更不用提了。如果把目光放在东盟创始五国中，掐头去尾排除了新加坡和菲律宾之后，按照华人地位以及取得的政治成就排列，泰国、马来西亚和印尼恰好能形成一个向下的阶梯。相类似地，这三国的保守程度和伊斯兰化也都以此类推。

先说马来西亚，华人是马来西亚人数最多的族裔，占总人口数月四分之一。大多数华人是十九世纪移民的后裔，这点与东南亚各国的华裔社区基本一致。

马来西亚华裔也是苦力起家，后以经商立足。这种以中间人身份发起的移民形式，在《黑人红脖子和白人自由主义者》中被作者 Thomas Sowell 称之为“中介族裔” （middleman minority ），也就是介于生产者和购买者之间，在文化、价值观、语言和习惯方面充当“润滑剂” 的外来移民，换算过来，就比如商人和高利贷者等等。

中介族裔通常都会承受歧视，尤其是在以同等贫穷的初始状态下介入，又迅速依靠中介活动致富之后，更容易遭受来自主体民族，尤其是底层的仇视，排斥，甚至是暴力对待。Thomas Sowell 举的例子之中，便有上世纪后半叶华裔移民在东南亚各国所遭受的残忍排华事件。除此之外，还有在过去混居在洛杉矶黑人社区的韩裔移民、印度的穆斯林以及南美的日本裔等等。

马来西亚华人遭受暴力排斥的痛苦虽然已经过去，但是越来越以马来人（占 69% 人口）为种族中心，以及伊斯兰化（占 61% ）为目标的马国政治环境却让华裔以及印度裔持续感受到不安。

马来西亚想来不缺华人遭受歧视的新闻。在经济上，华人公司上市需要按一定比例出售股权给马来人。上学读书，本地华人小学的数量受到限制，教学内容也被要求更改，高等教育方面，公立大学对华人有着严格的人数限制，即使被录取，也很难选到想读的专业。所以一般华人都会选择民办高校，有条件的马来华人都去台湾上学，更好点的去美国读大学。

在政治上，给华人加的“盖子” 就更多了。马来西亚独立之后，迅速马来化，过去不少华人与印度人参与的公共服务领域，其比例几十年后下降明显。“华人不能被信任，这是我们政治部长亲口说的”，BBC 2015 年一篇报道中引用某位华裔马来西亚大学讲师的话，这名政治与国际关系讲师在十年里教过了数千名学生，“极少有人成功进入大马外交部工作”。

根据马来西亚民主行动党 2017 年的统计数据，马来西亚公务员数量有 159 万人，按照公务员/人口比例来算，几乎冠绝全球。但是华人比例却只有可怜的 5.6%，与其占总人口的比例严重不对称。

向上走更是难上加难。“首相永远只是能是马来人”的设定就注定了大马华人的参政之路可能永远无法达到泰国同胞的高度。当年新加坡属于马来西亚时，李光耀也不曾表现过对首相之位的期冀，即使如此，新加坡 70% 的华人以及李有可能拉拢沙巴和沙捞越两个华裔州组成一股华裔势力的可能性也足够让马来西亚人把新加坡踢出去。

即使有华人能做到高级职位，也只能是所谓的当家不当权的交通和人力等部长。那么再降一级，州里的核心高官还是轮得到华人的。十三个联邦州里，槟城和沙巴都有过华人任部长，前者更是自 1957 年独立之后一直由华人掌舵，目前则由同样是客家后裔的曹观友出任首席部长。

而他的前任，林冠英，则更上一层，现在出任马来西亚财政部长和民主行动党秘书长等要职。但在一些马来华人看来，这也是因为马哈迪要借助华人势力推翻巫统而做的权宜之计，在坚定的马来人面前，华人可能永远只是个棋子。更何况，林冠英的信仰的“马来西亚人的马来”，并没有显示出对华人的特别关注，反而是在一些场合说出过令华人沮丧的言论。

例如，在 2015 年接受 BBC 专访时，他曾说自己为马来西亚全体谋福，并不是只为华裔；另一边，他在宗教方面倾向于伊斯兰教，比如曾呼吁允许在马来文版圣经中使用“安拉”。在其出任槟城首长期间，伊斯兰各项活动获得的拨款为 4.6 亿令吉，而其它宗教总和则仅有 711 万令吉。

这也使得华人中很多人将其称之为叛徒。

在泰国，华人与主体民族分享宗教，两者充分融合，使得华裔参政时无需考虑最为棘手的种族问题。马来西亚华人则没有这么幸运，马来人虽然只是勉强过半，但在文化和宗教上都与华人明显分离，政治势力也时常挑动民族情绪作为吸引选票的手段。华人参政，要么安心在华人为主的区域内做个山头的老大，要么就放弃一部分华人的信仰和身份认同，换取政治资本，但即使如此，也基本不可能像他信一样做到政府首脑的地位。

不过，在这种受到中等压制，又保有一定数量的状态下，马来西亚华人却爆发出可能是所有华裔社区最强的政治力量，从规模和对结果的影响上，都足以引起马来华人引以为傲“华人海啸”。

从这个角度看，马来华人的上升渠道虽然有限，但是其政治活力却是异常充沛。与马来西亚的情况相比，印尼华人的状况就要更下一层楼了，可以说是与泰国相比的另外一个极端。

从数量上论，印尼是东南亚国家中华裔最多的国家，但是具体数据很难界定，原因是通婚、归化以及高压政策下因为害怕受到迫害而隐藏华裔身份等因素。和其它国家一样，印尼华人的祖先也都以广东和福建地区客家人为主，进入路线以及从事的事业变迁也都大同小异。

只说去前两个国家的显著区别的话，那就是华人占总人口比例只有 5% 甚至有可能不到的程度，此外便是印尼的伊斯兰化程度更高，穆斯林人口占总比接近 90%。

华人同样是经济地位高于政治和社会地位，曾经有统计称华人只占总人口 4%，却拥有超过 70% 的财富。这种差距也使印尼土著对于华人有着严重的怨恨，而且历史悠久。早在荷兰殖民期间，作为中间人的华人就经常成为印尼本土人发泄不满的对象，这些怨气不只是针对华人在经济活动中的主导地位，还包含了部分对殖民者的恨，华人作为直接接触的中间人也都承担下来了。

这作为中间族裔所要承担的风险虽然在其它地区也有，但印尼人排外的姿态显然更加极端。早在 1740 年，雅加达就发生过针对华人的屠杀，死亡数量超过一万。

除了无需描述的种种标志性暴力事件以外，历史上有过的其它大大小小的压制和歧视，还包括了种族隔离、入籍歧视、文化压制、禁止通婚以及对语言使用的限制等等。

华人在印尼参政有参考性意义的应该就是钟万学了。祖籍广州的他（又是客家后裔）在 2014 年成为雅加达省首位华裔省长，以奥巴马为偶像的钟万学曾经乐观地说，宗族和宗教问题正在印尼蓬勃发展的经济下失去作用。但不到两年后，他就因为引用古兰经而被保守穆斯林抓住机会，最终以亵渎宗教罪入狱。

在印尼这个比马来西亚更保守更极端的国家里，华人的政治力量再次被削弱、压制。一个高官可以因为不当言论而失去官职，进而入狱。钟万学在今年一月份出狱之后，“暂别政坛”。

不过，印尼的选举结果已经揭晓，钟的政坛盟友，同时也是现任总统的佐科几乎已经连任。后者在钟出狱后，第一时间在脸书上向钟万学示好。

但钟万学自己却似乎已经学乖了，打算回归华人的本质工作，他对一位前国会议员说，“出狱后只想做生意，不想再碰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