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海】皇姑屯事件新考之一：日本制造？_风闻

皇姑屯事件是指奉系军阀首领张作霖1928年6月4日遭谋杀的事件。皇姑屯事件是苏联与 日本秘密谅解的产物，张作霖其实是大国博弈中的牺牲品。

日本制造了皇姑屯事件似乎是长久以来已经约定俗成的说法，但其依据却不够扎实。

日本制造说的主要依据

认为日本炸死张作霖的主要依据绝大部分是回忆与传闻，较有价值的史料主要有五：

（一）河本大作的密信。

河本在皇姑屯事件之前有两份密信：1928年4月4日致矶谷廉介的信与1928年4月27日致荒木贞夫和松井石根的信。

矶谷当时在日军参谋本部中国班任职，系河本挚友。荒木时任日军参谋本部作战部长，松井时任日军参谋本部情报部长。

河本在致矶谷的信中说：“死他一两个张作霖有什么了不起！ 这次一定要干！ 即使受到阻止 ，无论如何也要干！”在致荒木与松井的信中说： “如蒙二位阁下关照，暗示中央有必要于内蒙方面进行某种策动之意思，余者皆由我方适当解决可也。”[1]

这两份密信有三点值得注意：

皇姑屯事件发生在6月4日，河本写就密信的4月头尾正是策划阴谋的时机；

河本是日军参谋本部的军事间谍，他给参谋本部两位最关键领导人，尤其是情报部长的信，显示河本正在执行极其重要的机密任务，必须直接请示；

密信的内容其实是河本表达自己的决心与忠心，也表明河本的任务非同寻常。

今天看来，这个重任显然就是除掉张作霖。因此，河本的行动并非是自作主张而是奉命而为。

（二）现场照片。

按说暗杀张作霖如此机密之事应该掩之唯恐不严，但日军竟然保留了一套关于皇姑屯事件的照片甚至影片，从列车的爆炸到张作霖的葬礼。如果日军不知道皇姑屯的炸药即将爆炸，就不可能事先安排了摄影师。如果日军当时不在现场，更不可能留下现场爆炸的影像。

（三）万斯白的书。

意大利人阿曼勒多·万斯白，又译为范士白、范士柏、樊思伯等，1916年入俄军情报处，1920年9月入张作霖的情报机关。据其自述，九一八事变后因家人受日军威胁而入日特机关。

他于1936年9月初逃往上海，写就《日本在华的间谍活动》一书，1938年元旦在伦敦出版。1939年4月，该书作为上海的《译报丛书》之一，由上海国光印书馆出版。

该书有一节的标题是“张作霖是怎样被暗杀的”，其中写道：“1928年5月19日，北京日使警告张氏勿回满洲。”“5月31日，张作霖将军的东京特派员司温哈特急促地警告张氏，万勿搭火车上沈阳，因为他已得到某种情报，张氏将在路上给暗杀掉。但张氏对此谣传并不相信。我也在那车上，这班车判断了张将军的命运，但我自己因为要在天津调查某项问题，所以到了那里就下车了。日军是暗杀张氏的主动者，这是毫无疑问的。炸药是放在那桥下的钢架下的，这里中国护路守卫本来是值岗的，但在几天前却用日军去代守了。”[2]

该书在序中还刊有一封叫盛嵩的读者来信，讲述在东北上映的一部纪录影片：“一行列车载着张作霖，在将近一座桥洞时，日人预先布置妥当了的大量炸药放置在铁道上，有一条长的药线接连着，一端由一个日兵把持着，待到张作霖所乘一节火车经过时，药线着了火，炸药就爆炸起来了。结果那节车竟被震动得直站起来。”[3]该书的影响不小，1945年的11月与12月发行了再版与三版。

（四）河本大作的“自供”。

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撰的《近代史资料》所刊载的 “自供”，仔细看一下河本是如何具体操作的。

其一，东方会议的决议。

河本说，在会上“我力陈关于奉天军阀对满铁采取的包围态势，仅仅是外交抗议已经不够；武藤将军在会议上强调了武力解决。对此，田中首相也同意，确立了以武力解决的基本方针”。[4]其实东方会议根本没有除掉张作霖的内容，河本的谎言只是为了掩盖真正起因。

其二，选择地点。

河本说：“满铁线与京奉线交叉的地点——皇姑屯比较理想。这是因为京奉线在下面，满铁线在它的上面通过，所以日本人稍微走来走去，也不会引人注意。结论是：只有此地为最好爆破地点。”

其三，观察效果。

河本说：“轰隆一声，在爆炸声响的同时，空中升起了高达200公尺的黑烟。我想张作霖的骨头是不是也飞上天了，对于这猛烈的黑烟和爆炸声，连我自己都惊讶和害怕。药力实在太大了，的确如此！”[5]

其四，成功后的结果。

河本说，炸死张作霖事件“终于导致田中内阁垮台，进而使参与策划这一事件的我受到停职处分；村冈军司令官、斋藤参谋长、水町袈裟独立守备队司令官也相继受到这样那样的行政处分”。[6]值得注意的是，河本认为自己只是“参与策划”，暗示了主谋另有他人。

河本在“自供”中最后说：“总之，‘皇姑屯事件’的重大问题，其全部责任应归我担负。”[7] 现在看来，河本这份大包大揽的“自供”显然是为了急于掩盖某些不能曝光的秘密。“皇姑屯事件当时轰动了世界⋯⋯但由于关东军司令官及关东厅长官木下谦次郎，授意宪兵司令及警察局长不准调查检举，河本受到了保护，不了了之。”[8]

（五）法庭供词。

远东国际法庭审判日本战犯时，日本前田中内阁海军大臣冈田启介出庭供认了关东军策划炸死张作霖的经过；日本原陆军省兵务局长田中隆吉当年在法庭上作证称，他查过卷宗，是当时关东军高级参谋河本大佐计划并实施的。

上述依据虽然有效，但主观性过于明显。

日本史学家的观点

日本史学家也认为皇姑屯事件系日本所为，代表作是大江志乃夫的《炸死张作霖—昭和天皇的统帅》。

（一）皇姑屯事件的起因。

大江说：关东军 “村冈司令官⋯⋯同日本的华北驻屯军(又称天津军)联系，计划暗杀张作霖。但是，得知该计划的河本高级参谋说服了村冈司令官，理由是：如果刺杀张作霖不可能成为武力占领满洲的开端，那就毫无意义，从而使村冈采纳了河本自己设计的暗杀计划”。[9]大江显然认为最初对张作霖动杀机的是“村 冈司令官”，这一观点与台湾史学界高度一致。

（二）现场勘查的证据。

大江在叙述皇姑屯现场勘查结论时说：“爆炸时喷发出来的火药粘在南满铁路的陆桥上，这是中国军队所没有的日本军用的高级黄色火药。所谓‘南方的志士’的尸体其实是鸦片中毒患者，这是一目了然的。他所携带的暗杀宗旨书，一眼便可看出是日本人写的日本式汉文。还有关键性的证据，这就是炸药和连结起爆电门的电线忘记拿走，而这根电线是从离陆桥稍远的日军铁路监视所里拉出来的。这都是无法制造借口的证据。”[10]

（三）大江志乃夫的结论。

大江认为：“张作霖被炸死事件因为是以关东军的河本大佐为核心的少数人所实行的阴谋计划，故连陆军中央部也很难知道其真相。”[11]其主要依据来自田中首相1928 年12月24日就皇姑屯事件调查结果给日本天皇的奏折:“这是关东军参谋河本(大作)大佐独自的主意，在他的计划下利用少数人干的。”[12]这一结论影响广泛，《剑桥中华民国史》、《日本大陆政策史（1868-1945）》、香港中文大学版的《中国近代史》都采用了这个观点。

对日本政府不知情的质疑

尽管大江等学者强调皇姑屯事件是“河本大作独自的主意”，但确实有些史料形成了相反的佐证。

（一）张联棻的回忆。

张联棻是曾任北洋政府内阁总理、张作霖亲家靳云鹏的密友，他回忆当时靳云鹏与张作霖同车回东北：“可是当专车开到天津站停下来的时候，忽然靳宅（靳当时家住天津)来了一个副官，上车报告靳云鹏说，日本领事馆派人送信，今晚九点钟，有靳的好友板西利八郎由日本到天津同他商量关于山东鲁大公司的重要问题(靳是山东鲁大公司的董事长)，请他即刻回家。靳云鹏听了，只好下了火车，随他的副官回家。他到了家里，静候一夜，并没有这回事，心里非常纳闷。

第二天早晨，靳接到电报，才知道张作霖在皇姑屯被炸身死，很是惊异。他细加思索，心中才明白过来，原来日本领事馆送的是个假信，分明是把他骗下车来，免得随张作霖一同被炸死。这一件事是靳云鹏亲口对我说的。”[13]这一回忆与前述提及的张作 霖事先得到日本要人的警告显然已经形成互证。

（二）日本顾问的安全。

当时与张作霖同车出发的有两位日本顾问町野武马与嵯峨诚也，但町野却与靳云鹏一样，在天津下了车。确实，日本使馆提前通知了靳云鹏，岂能不通知町野和嵯峨。但如果两位日本顾问同时下车，张作霖肯定要起疑心。因此嵯峨继续留在车上陪同张作霖，结果只受了点轻伤。据《辽海讲坛》第十八讲“张作霖之死”的资料，嵯峨于当天午后的会议上向日本驻奉天总领事林久治郎报告，当时他正在张作霖车厢，“那时张作霖和吴俊升相对，靠坐在椅子上，正在他向张、吴问早安的一瞬间，发生了爆炸”。嵯峨明显是在说谎，张作霖和吴俊升在巨大的爆炸中身亡，所乘车厢亦彻底摧毁，正在“问早安”的嵯峨岂能安然无恙。对此，万斯白是这样说的：“火车将到沈阳前十分钟，那个同车的日本官佐和张氏一路上是同在一节车上的，到了此刻他才站了起来，说要到隔壁房里去佩好戎装军帽了。事后发觉，他是跑到最后一节车里去的。”[14]

（三）田中义一的谈话。

1928年5月13日，田中在济南惨案后会见殷汝耕时对北伐军绕道北上表明了态度，与随后发生的皇姑屯事件密切相关。田中认为：“张作霖不久必处决，请注意勿使满洲化为战区，否则日方舆论颇难抑制。”[15]此时正是苏联决定除掉张作霖，河本写信誓死效忠后不久，距皇姑屯事件的发生正好三周。

由此可见，要完全切割河本与日本政府的关系并不合乎史实。

日本制造说的不足

日本制造说的不足起码有四：

（一）缺乏客观实证。

河本的“密信”并非行动证据，其“自供”也没有提供可以自证互证的客观依据或客观线索，更遑论不可或缺的相关文件与往来电报等可以实证的档案资料。而且，河本还有别的说法：“1930年河本来奉，住奉天满铁医院时，满铁本社情报课课员野田兰藏是河本密友，向他问炸车事始末，他回答说:‘这事就算我干的吧，否则牵连过多’。”[16]河本显然有难言之隐。

（二）缺乏证据链。

如果以河本的“自供”为皇姑屯事件定性不仅片面和单薄，甚至是不可靠的。也就是说，“自供”如果不能形成或促成证据链，显然也就不足为凭。

（三）不合逻辑。

不合逻辑是日本制造皇姑屯事件的一大特色。“为什么张作霖刚刚签定了新五路协约，却在返回东北途中被关东军炸死在皇姑屯。协约的实现必须在几个月之后，日本帝国主义有什么必要在这个关键时刻抛弃张作霖，再给自己找一个新的对手呢？而且日本帝国主义对张作霖还是寄与希望的。”[17]尤其是张作霖当时正在全力反苏，与日本秘密签订的《满洲独立密约》也墨迹未干，因此，按照正常逻辑，动手除掉张作霖的显然应该是苏联而不是日本。

（四）缺乏反证。

纵观日本制造说，仅仅证明日军制造了皇姑屯事件。但有苏联制造说存在的前提下，如果缺乏反证，日本制造说也就难以立脚。这正是目前所能见到的日本制造说的一大短板。

参考文献：

[1]张劲松.从河本大作的密信剖析“皇姑屯事件”之 阴谋[J].辽宁大学学报，1998（4）.

[2][3][14]万斯白.日本在华的间谍活动[M ].文缘社译.上 海：国光印书馆，1939：15.序12.16.

[4][5][6]河本大作.我杀了张作霖[M ].中国社会科学院 近代史研究所编撰.近代史资料（47）.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115.119-120.122.

[7]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九一八事变[M ]. 北京：中华书局，1988：50.

[8]张志.狂热的日本军国主义分子河本大作的罪恶史 [J].中央档案馆丛刊，1986（1）.

[9][10][11][12](日)大江志乃夫.田中义一内阁的对华政

策与张作霖被刺事件[A].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26）[C].北京：中国社会科 学出版社，1994：92.93.94.99.

[13]张联棻.皇姑屯炸车案侧闻[A].全国政协文史资料 委员会.文史资料选辑（11）[C].北京：中华书局，1961：102.

[15]陈谦平.济南惨案与蒋介石绕道北伐之决策[J].南 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版），2011（1）.

[16]周大文.张作霖皇姑屯被炸事件亲历记[A].全国政 协文史资料委员会.文史资料选辑（5）.北京：中华书局，1961：134.

[17]徐玲.从盯野回忆录看张作霖之死[J].东北师大学 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5（1）.

作者丨孙果达   解放军南京政治学院上海校区教授    

出处丨上海党史与党建2015年9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