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说中国崛起，可它到底会成为怎样的国家？_风闻

2019年第32届卡姆登年会的主题是“本世纪是否属于中国？剑桥大学高级研究员、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访问教授、清华大学“伟伦特聘访问教授”马丁·雅克发表主旨演讲《中国将成为怎样的世界大国？》。演讲日期为2月22日，故文中部分数据和细节尚未更新。（演讲视频见文末）

文：Martin Jacques

译：Kris

中国将成为怎样的全球性大国？

放在十年前，这个问题或许不会有今天这样的急迫性。当时我们虽然可以看到中国急速崛起，但还不会认为它崛起到了全球性大国的地步。十年后的今天，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首先，自从西方金融危机以来，美国衰落之相日益突出；其次，同样从那场危机以来，中国不断崛起。在这十年里，中国经济规模翻了一番；而美国经济大约增长了10%。

而这些变化也带来另外一些结果，相信大家都知道，在新一代领导人的领导下，中国的对外政策发生了变化，从邓小平时代的“韬光养晦、决不当头”发展到今天变得外向得多、开阔得多。中国不再仅仅被动地接受全球化及其规则，而成了全球化的构筑者与塑造者。

我们面临全新的情况。我们西方最大的困难是，在中国问题上我们总是处于被动防守的状态，没有跟上节奏，因为我们其实不相信中国会成功，不相信它具有可持续性。现在我们必须接受事实，世界正在发生巨变，我们无论如何也要试图理解这种变化。西方最致命的毛病在于，在我们思维深处是不理解中国的，我们的思维范式认为西方是具有普世性的，终有一天世界上所有人都应该、必需且必然变得和我们差不多，也就是说世界上只有一种现代性，这就是我们西方的现代性。

老实说，这种提法已经无法维持下去。尽管过去一段时间以来这种提法就已经出现问题，但可以肯定的是，时至今日这种说法在世界上肯定是不再成立了。因为世界上不光中国发生了巨变，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历史、政治、文化根源都和西方不一样。在这一背景下，我们必须开始尝试理解中国与西方的不同之处。

不管是过去、现在还是未来，中国都与西方存在巨大差异。我不是说中国和西方不存在关联和相似之处，但两者之间的差异是根本性的、恒久的。我在这里就说三点：

**第一，我们一提到国家就会想到民族国家，但中国绝不能被简单划归民族国家范畴。**这是幅很粗略的古中国地图，它显示的是2000多年前作为统一政治体的中国。汉朝也距今2000多年了，你可以看到它的疆域已经覆盖了大部分华东地区。直到19世纪末中国陷入很大的麻烦时，它处于高度分裂的状态，部分地区被外来势力盘踞，这时候中国才终于屈尊成为一个民族国家，也就是说它为了适应当时由欧洲制定的国际体系，才开始以民族国家自居。

那是120多年前的事了。而120年与中国作为统一政体的2000多年历史相比，不过弹指一挥间。在我看来，我们不应将中国看作民族国家，而应将其视为文明国家。它的传承是文明的传承。中国对国家-社会关系的认识、儒家价值观、个人的社会角色、人际关系，甚至中国的美食、语言，都是中国传承的文明遗产，它们的历史远远长于中国作为民族国家的历史。中国既是文明国家、又是民族国家，从这样的角度去看中国，才能真正理解它的不同之处。

第二，从图上可以看到，中国很大，这四个省的人口就超过了美国。我之所以用这个例子，是因为我们总认为中国是个中央集权化程度很深的国家，运作国家的一切决定都出自北京，这当然不是真的。中国有14亿人口，这样大规模的国家，自然不可能事无巨细都由北京决定。中国有许多种习俗、许多种文化，甚至许多种语言（尽管普通话是全国通用语）。中国在漫长的王朝历史中总结出一个经验，唯一可以既维持统一又确保国家机器正常运作的办法是对地方差异给予足够的尊重，或者说“一文多制“即”一个文明多种制度”。当代最明显的例子便是1997年香港回归，邓小平提出了“一国两制”的构想。这种思维与民族国家的思维截然不同，它来自中国悠久的文明史；民族国家绝不会有这种想法，两德统一搞的是“一国一制”，这是我们西方的传统，它源于我们的历史。而“一国两制”则源于另一种文明传统。这是非常根本性的一点。

还有一个重要的差异，便是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我非常理解，个人也深有体会，我们认为治理在本质上便是普选权、多党制，而中国却不一样。正因如此，西方长期以来一直坚信中国当前的体制是不可持续的，是缺乏合法性的。但如果你关注关于中国治理的学术研究，关注皮尤中心的全球态度调查，就会发现中国人对政府治理的满意度非常高，完全具有可持续性。尽管中国体制与西方存在巨大差异，它仍然享有巨大的支持和充分的合法性。那么这种合法性的本质究竟是什么？它必然不同于西方政府的合法性，因为我们的合法性源于我刚才提到的民主程序。这种合法性差异有三个重要因素：一、中国人将国家看作社会的化身和守护者，这在西方人特别是美国人眼里简直不可思议，但中国就是这样的，而且这种传统具有很长的历史源流，远远不只追溯到1949年，而是可以追溯到2000年前；二、中国人关于国家治理的思想源于家庭，儒家认为皇帝、皇后仿佛是全天下人的父母，所以家庭便是国家的缩影；三、中国至少在隋唐时便有了选贤任能的传统。这些因素综合在一起，导致中国人对国家治理的理解不同于西方人，而这样的治理模式又是非常有效的。

最后的一个差异刚好呼应着今天演讲的主题——“中国在世界上地位”。这样说听起来有点奇怪，但欧洲和中国在鼎盛时期的确存在一个共同点。从某种意义上说，它们都认为自己具有普世性，认为自己是比其他人更优越的存在。但欧洲和中国对普世性的理解却大不一样。欧洲将普世性看作一场传播福音的布道，要改造世界，通过殖民、宗教、语言、文化等方式，把文明的讯息传到尚未开化的土地，最重要也最极端的例子便是1940年以前的欧洲殖民主义。中国对普世性的理解完全是另外一套，中国不认为普世性的表现是自身的外在化，而认为自己是中央王国，是天朝，是文明的究极形式，因此根本没必要离开中国。当中国已经是天下无出其右的存在时，离开中国有意义吗？所以中国的普世性是一种留守型的普世性，而西方的普世性是一种向海外进发的普世性，正因为欧洲文明和殖民者有这种传播福音的布道行为，才有了美国。

辨析以上这些差异，对理解中国的世界观和中国的全球角色非常重要。

所有国家的扩张都遵循一个规律，首先是经济，经济不强何以成为强国？因此不论英国、美国还是中国，现代史上所有大国都在不同程度上符合这一规律。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共同点。但在此以外，回顾中国和西方的历史便会发现一个显著的差异。在西方传统里，军事实力、政治权力和政治控制力非常重要，其鼎盛时期的表现形式便是殖民主义。中国则非常不一样，在从14世纪中期到19世纪中期的500年时间里，中国唯一一场大规模对外战争是跟越南打的，最后灰头土脸地撤退了。在那500年里，全亚洲的主要国家也就打了两场大仗。而同样在那500年里，仅仅在英国和法国之间，就爆发了142场战争。

中国有个制度，我们西方把它叫做朝贡体系，它持续了大约3000年，是持续时间最长的国际体系或次国际体系。它不是一种军事体系，除了清越战争等少数案例，中国基本不侵略其他国家，也不怎么干涉其他国家的内政，所以在某种程度上说，中国对外用兵的传统其实不深，中国人真正重视的是文化实力。如果你想成为中国的朝贡国，就必须承认中国皇帝的崇高地位，承认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以及认同儒家价值观。只要你接受这套东西，那你基本上爱干什么就干什么去。这就是中国的朝贡体系。这一来，西方传统和中国传统就走上了两条路，西方高度强调军事实力，中国高度强调文化实力，尽管两者都重视经济实力，但我们要知道，由于人口规模的影响，中国未来的经济实力可能比历史上所有大国都要强得多，甚至比1940、1950年代处于巅峰时期的美国还要强。

粗略谈谈历史后，我得回过头谈当下，否则东西太多讲不完。不过假设时间充足的话，我会谈中国作为全球性大国的七大特征。它们部分源于现实，部分是我的推测，谁知道，万一我说对了呢？

首先当然是中国的经济实力。我们必须承认中国的经济转型令人瞩目，2015年时中国GDP在全球总量中的占比就已经超过了15%，现在已经达到了16~17%。这非常了不起，要知道1980年中国GDP在全球占比只有1%。这张图来自清华大学，它衡量的是购买力平价计算的GDP，而不是按汇率计算的，所以数据不一样。到2030年或2035年——预测不一定那么精确——中国贡献的GDP就会达到全球总量的三分之一，这个比例也是中国1820年所占的比例。所以其实这是有传统可循的。紧跟其后的是印度，以19%排在第二，中国经济规模大于美国和欧洲的总和，是美国的两倍。尽管我们不能完全排除意外情况，但这些预测总体上都会成为现实，可能会发生的慢一些，许多其他因素都会产生作用。鉴于近期的历史，我们必须高度重视这样的预测，否则可能犯下大错。正如我刚才所说，中国的经济实力可能发展得不成比例的强大，远远大于现代史上的任何强国，甚至远远大于美国，至少肯定远超英国。你知道吗，在英国最鼎盛的时期，GDP也从来没有超过全球总量的8.5%，可它却建立了帝国，控制了全球五分之一的土地和人口。英国的经济从来都不是很强。

中国作为全球性大国的第二个特征，是它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毫无疑问，在中国的认知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是中美关系，它也高度重视与欧盟的关系，但从战略角度看，我不认为这是理解中国对外关系和优先事项的准确方式。我认为中国对外关系中战略优先级最高的是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要解释这一点，关键是要理解中国从哪里来。1978年中国刚开始改革开放时非常贫穷，人均收入甚至低于许多非洲国家，所以它对发展中国家有某种亲近感，它能够理解发展中国家面临的各种问题。当然，发展中国家吸引中国的地方还不止这些。中国和日韩等东亚国家一样，自然资源相对匮乏，它要给工业转型提供动力就需要寻找大量原材料。中国与非洲的友好关系可以追溯到1950年代，这样的友好关系对中国十分重要。但更重要的是，中国认为自己能够理解发展中国家，理解它们遭遇的困难。我认为中国的这种认知也挺有道理的，中国当然比美国和欧洲更熟悉发展中国家的情况、经历和需求，因为这些富国和发展中国家的思维差异太大了。所以中国认为自己的未来与发展中国家有紧密联系，这就是为什么中国会和非洲国家往来如此紧密。许多人批评中国与非洲国家的关系，但如果你看看非洲国家的民调结果，65%的非洲人对中国的态度是比较正面的。中国对非洲国家的原材料提出稳定需求，导致大宗商品价格上涨，这也是过去十年部分非洲国家经济增长率如此亮眼的最大原因。中国和历史上的欧洲殖民者不一样，中国非常慷慨地满足非洲当地的基础设施需求。当然中国也犯了一些错误，受到不少批评，但你可以看到中国在非洲扮演的重要角色，美国与非洲的贸易关系正在不断弱化。中国正在成为非洲重要的参与者。我认为这样的趋势还会持续。

另外，非常重要的一点。1970年代中期，全球GDP总量的三分之二来自西方国家，尽管它们的人口只占15~16%，而人口占85%的发展中国家只贡献了三分之一的GDP。今天，发展中国家贡献达到了61%，发达国家占39%；根据预测到2030年，被称为“南方国家”的发展中国家将贡献67%，只有33%来自发达国家。所以，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的人口大国、一个中上收入国家，自然会高度重视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

第三，一带一路。中国在与发展中国家特别是非洲打交道的过程中学到了很多经验。相信大家都知道，一带一路是个雄心万丈的大项目，它要彻底改造欧亚大陆，其覆盖面包括许多穷国，也有一些富国，毕竟欧亚大陆的一端是欧洲，而欧洲当然不算穷。中国是怎么看待一带一路的呢？他们想，“我们是怎么改造自己的国家的？是靠经济增长，而带动经济增长的是大规模投资，往往是国家主导型投资，特别是用于基础设施的投资。”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相比，中国拥有卓越的基础设施，包括高速公路、铁路，它的高铁网络里程超过全世界其他国家总和。中国的基础设施的确是超一流的，而它对中国的发展又如此重要，它带来的连通性使市场能够长足发展。而**中国人对一带一路的想法是，“既然基建对我们有用，为什么不能应用于中亚、中东、东南亚等地区的国家呢？”**我认为中国是这样看待一带一路的。而且我们要知道，欧亚大陆聚集了全世界65%的人口。

如今情况如何呢？经过大力推动，中国已经投入了巨额资金，沿线许多国家的热情也非常高涨，尽管不是所有国家都很积极，但已经有71个国家排队加入了一带一路。绿线和红线是陆上的丝绸之路经济带，蓝线是海上丝绸之路。“带”是陆路，“路”是海路，我知道这与我们的直觉不一样，能想象吗？我不知道为什么不用丝绸之路这个名字，毕竟我们都知道它的意义。不管如何，许多国家对这项工程展现出巨大热情，因为它们看到了改善当前处境的机遇。两个关键国家还没有加入一带一路，它们是日本和印度，两年前的一带一路高峰论坛它们也没有出席，但许多国家的高级领导人甚至国家元首都参与了那次峰会。当时西欧国家基本都派出了代表，但不是最高领导人。我想这大约能反映出各国对一带一路的态度。和对亚投行一样，美国对一带一路基本抱着不参与的态度，不久前还公布了另一套战略与其竞争。我个人认为这是一个错误。我认为美国应该参与一带一路，因为如果它不参与就无法塑造相关规则、制度；美国提出的替代性计划在资金方面严重不足，不论目前还是在可预见的未来，都无法与中国的巨大投入相比。

但另一方面必须承认，中国的一带一路在某些国家遇到了一些严峻的问题，比较突出的是缅甸、斯里兰卡、马尔代夫和马来西亚，在巴基斯坦也遭到了一些批评。问题到底出在哪里？最近这段时间中国被批评得最厉害的是向这些国家提供贷款，利息一般非常优惠，在2%左右。于是这些国家背上了债务包袱，可能会遇到一些问题。中国的问题在哪里呢？一带一路是个大工程，所以某些中国企业急急忙忙地奔赴前方，希望尽快谈成交易，它们在国开行等银行的支持下，有些时候许下过多承诺，有时候急于求成，却对目标国家的政治环境缺乏了解。马来西亚是个经典的案例，该国历史上一直都和中国走得比较近，马哈蒂尔这个人我认识，他本来是相当亲华的，但在一带一路问题上他却批评中国，为什么？因为上一届纳吉布政府承诺得太多太多了，向中国借了太多太多贷款，导致马来西亚负债过高。纳吉布又是个特别腐败的人。所以现在马哈蒂尔搁置了某些关键项目比如新马高铁。我认为这个问题是贪婪、腐败、仓促、莽撞等因素综合形成的，中国欠缺对沿线国家政治环境的了解，低估了民间组织的重要性。未来会出现什么情况？我认为压力会促使中方就这些协议重新进行谈判，但这些困难肯定压不垮一带一路，中国不会也不能允许这样的事发生。但至少现在敲响了警钟。

长期来看，我认为一带一路会取得成功。有多成功？我不知道。要记住，一带一路是一项长期工程，这里的长期不是10年、20年，而是50年甚至更久，这是全世界最不同寻常的使命。

将来有一件事必然会发生。这幅图来自（原）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教授（现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院长）柯成兴，他通过复杂的计量经济学方法确定全球经济的中心点，据他估算1980年时全球经济中心是图上非洲海岸旁边的黄点，然后这个中心点不断东移，今天大约到了阿拉伯半岛附近。他预测到2050年，全球经济中心点将落在中印边境线附近。一带一路给欧亚大陆带来的转型只会使全球经济中心加速东移。

我还想说另外一点，不要低估一带一路可能给治理模式带来的巨大变化。目前欧亚大陆还没有真正强大的地区性组织，我认为未来民族国家的概念可能会发生变化，新的地区组织可能会诞生，也就是说整个地区的治理方式会发生革命。我现在无法预测它的性质究竟如何，但我认为它会无可避免地导致一些后果。

另外一件无可避免的事情是，由于欧洲和美国参与度不高，人民币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重要性将越来越突出，中国在相关项目上的法律话语权将越来越大。如今深圳和西安已经开设了两个国际商事法庭，专门受理一带一路等跨境商事纠纷案。

以上就是一带一路，非常重要的宏伟工程。

接下来还有几点，我简要地谈一谈。我认为在讨论中美关系的时候，我们过度夸大了中国军费开支的重要性。中国不是苏俄，苏联高度重视军事竞争和军备竞赛，即便今天的俄罗斯无论在规模还是实力上都远不如当年，它却仍然保持着与经济实力不匹配的军事开支。中国就完全不一样，这又映证了刚才我说过的一点，历史上的中国一向不像西方和俄国那样看重军事实力。

在谈中美关系之前，我还想说几件事。中国未来不会大肆干预其他国家的政治，为什么呢，因为**中国觉得自己是特殊的，独一无二的，别人学也学不来的。**中国人在看待各国的政治体制时，怀有一种近似不可知论的心态。

最后一点，中美关系。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中美关系已经驶入了未经勘测的水域，从1972年尼克松与毛泽东会晤至今的这个时代已经结束了。为什么结束了？因为美国的立场变了，这种改变不仅是特朗普造成的，也是美国社会发生了全面改变。为什么美国会改变立场呢？因为许久以来美国一直没有把中国看作自己的敌手，所以这种关系是非常不平等的。我们可以看到，这种不平衡状态已经发生变化。美国人现在有种心态，觉得中国是个威胁，或者至少也是个挑战。

我要说的是，美国不可能阻止中国崛起，除非它发动核战争，但那样我们就都死了。中国崛起是一个伟大的、非同寻常的历史时刻，它背后是世界的根本性转变。17世纪和18世纪的欧洲崛起与中国衰落也曾经代表着历史的大趋势。美国无法阻止中国崛起，它做不到。因此美国在这种情况下必须找到新的出路。**中美竞争最根本的问题不在于贸易，而在于创新。**西方有种非常流行的观点，认为中国没有真正的创新能力，认为中国善于抄袭和模仿，但无法做出创造性和激进的改变，因此中国无法取得成功。我认为这是个很严重的误解。从1978年开始往后一段时期，中国的确主要靠把现成的技术应用到中国的环境中来，但即便是这种行为，也不是简单的抄袭，而是渐进式创新。它不是彻底的创新，但也是某种创新。中国社会各个阶层的渐进式创新积累了巨大的创新思维能力。经过了一个长期的积累过程后，中国现在已经具备了极强的创新能力，创造了许多我们无法想象的东西，成为了世界创新大国。美国——尤其是硅谷——可以说在许多领域处于技术垄断地位，但就在很短的时间内，大约就是过去10年里，腾讯、阿里巴巴飞速崛起，基本可以与美国的明星技术企业平起平坐，这个名单里当然也包括华为。中国的经济崛起会对美国构成严峻的挑战，但美国诉诸保护主义的应对办法是错误的。我不是说美国完全不必采取保护措施，但总的来说保护主义的危险在于，它是一种防御性措施，但实际上随着中国经济激烈竞争、迸发活力，美国企业应该投身加入其中，向中国学习，这是非常重要的。西方对中国崛起的回应很大一部分也应该是学习。

最后一点，对于西方特别是美国而言，最关键的问题在于如何找到另一种与中国打交道的方式，它的基本假设不同于以往。西方不能继续自以为是天下第一，不能固步自封，因为情况变了，中国在各个领域都成了美国强有力的竞争者。我们要做的是我的祖国英国特别不擅长的一件事，那就是跳出长期以来习以为常的世界，学会在新形势下生活。英国在这方面遇到了很大困难，关于脱欧的大辩论十分能说明问题，我们很难调整自己往前走。我认为美国最大的挑战在于学会适应新的世界，接受中国作为一个实力相当的竞争对手，确定新的合作形式和对抗形式。格雷厄姆·艾利森在他的“修昔底德陷阱”中提出了类似问题：除了竖立壁垒、威胁恫吓和兵戎相见等决不会奏效的手段外，美国未来要怎么应对挑战？这便是中国崛起为全球性大国时，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所面临的挑战。

非常感谢！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