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陈平｜探寻繁荣真意 评介林毅夫的新作“繁荣的求索”_风闻

按：昨日在林毅夫一篇文章下面看到有不少网友对林毅夫颇有微词、甚至有非议。笔者稍怼了一下这种调调。今日偶遇眉山剑客陈平一篇旧文，评价林毅夫及其著作的。与各位分享。

先将笔者“怼”非议林毅夫者的评论放在前面，算作抛砖引玉吧。

非议、批评，太容易了，但打烂一个杯子很容易，制造一个杯子就困难的多得多了。

理论尤其如此，批评一个理论很容易，毕竟就连最强科学物理学都还没建立起大统一理论，要批总是有的批的。创构一个新的理论是极为困难的，只能如智能手机那样迭代发展完善。

我自己的体会，要想批，谁的东西我都可以也都能言之成理的批，但是如果要自己去构建一个新的认知框架，那就太艰难了。

来点干货：

看过温铁军的东西的朋友，想必都知道温老师对林毅夫还是挺推崇的，尤其是90年代提出当时的经济已经是“双重过剩下的恶性循环”，并建议中央“唯有借鉴罗斯福新政，启动增发国债来搞大规模基本建设，才能缓解产能过剩”，这才有了新世纪自加入WTO后中国经济的真正奇迹中的精华一段。

所以，可以说，在实际政策上，林老师是清醒的，也是对国家发展起到在关键时期发挥了关键作用的，人家改开100人的荣誉可不是浪得虚名，你不清楚，但中央是清楚的。

我猜林老师的难处在于：

1、构建的新理论必须得与西方同行交流，那就得用对方大致能接受也听得懂的规范，所以其创新唯有退而求其次的在西方既有范式内做优化，这叫饭得一口一口吃。

你就是再是革命性创新，但对方听不懂或一点都不接受，那也白搭啊，毕竟即使是话语权——话语说出来是要让人听的，也得人家听不是嘛？

2、太高大上的理论，广大发展中国家也学不了啊，只能给个基本款，让兄弟们做出成绩，证明这理论有用，然后才能逐步提升理论层次，通过农村包围城市的策略迫使西方主流学界正视并接受其新理论及更高层次的新理论。

下面是陈平的文章。

探寻繁荣真意

评介林毅夫的新作“繁荣的求索”

陈平

《第一财经日报》2012年11月9日

      林毅夫是首位把中国经验推向世界舞台的中国经济学家。他在2008-2012年间出任世界银行高级副行长和首席经济学家期间，不但卓有成效地和西方经济学家进行了合作，而且和发展中国家领导人和经济学家开展了对话。林毅夫把他在中国改革过程中观察总结的比较优势发展战略，在更大的国际视野下进一步发展为《新结构经济学》，不但突破了传统发展经济学的局限，也为理解发达国家面临的结构调整困境提供了启示。他的工作值得国内外的经济学家深入研究，以理解当代经济发展面临的基本问题。  

      林毅夫的博士学位来自于美国以倡导市场经济著称的芝加哥大学。林毅夫的人生经历成长于中国的改革开放之中。他用西方主流的新古典经济学的语言和方法，来总结中国发展的经验，强调政府与市场之间的良性互动而非恶性对抗，他的主张成为东西方经济学界交流的桥梁。  

林毅夫把经济发展理解为不同发展阶段，如何利用本国的比较优势和国际市场的机遇，循序渐进地解决发展过程中面临的资本、技术、基础设施的瓶颈，一步步实现产业升级。他的研究既有理论和历史的依据，又有各国务实的案例。这和象牙塔经济学的纸上谈兵，有极大的不同。 

       新古典经济学的创始人马歇尔曾经说过：经济学的麦加是生物学而非力学。新古典经济学的基本框架是静态的力学均衡模型。然而，林毅夫引入的企业自生能力和发展战略的概念，却闪耀生物学演化思想的光芒，超越了新古典经济学只是解释现状，无力指导变革的局限。  

        现代经济学的一大特征是理论模型的数学化，其代价是经济思想的破碎化和工匠化。林毅夫工作的引人之处，是直面当代社会的难题，抓住基本的经济观念，而非玩赏优美的数学模型。林毅夫在世行工作期间出版的几本书，几乎每本书的标题都有闪光的思想：  

《新结构经济学》一语道破新古典经济学理论只重视状态、不重视结构的通病。

《繁荣的求索》跳出亚当-斯密“国富论”的迷途，因为用金钱衡量的“富裕”往往把国家和人民引入拜金主义和金融泡沫的歧途，共同发展才是“繁荣”的真意。  

       《从西潮到东风》突破了启蒙运动西方中心论的阴影，从东亚和中国的视角来重新观察世界格局的巨变。  

       《本体和常无》则是东西方思维范式的对话。除了西方读者熟知的“阴阳”观念，林毅夫又把老子“道德经”尊重现实的研究心态 --“常无”的观念 -- 介绍给西方知识界，和西方根深蒂故的宗教情结恰成对比。这使得诺奖经济学家加里-贝克尔这样的大家，也对“常无”的认知境界大感兴趣。随着中国经济的崛起，中国人的智慧也将走向世界。  

        历史上任何重要的工作，总是开始于问题的提出，从而打开而非终结对未来的探索。假如要批评林毅夫工作的不足，我提出两点疑难向林毅夫求教。  

        第一，林毅夫似乎对发达国家的善意估计过高，对利益集团的阻力估计过低。这次金融危机表明，发达国家结构调整的困难，可能比发展中国家更为严重。当然，作为世行的首席经济学家，其发言的地位自然和其他国际组织不同。  

        第二，对小国而言，比较优势可能是现实的发展战略；但是对大国而言，赶超战略如果能利用大国的规模优势，未必没有后来居上的可能。这是中国比德国、前苏联、日本和韩国，可能走得更远的重要原因。“东风”要超越“西潮”，可能和中国改革的双轨制一样，中国的发展也要两条腿走路：一边用比较优势战略积累外汇、更新技术，一边用赶超战略占领科技制高点，才能确保中国独立自主的发展战略，不受“西潮”的制约和干扰。中国近三十年改革开放的成功，离不开中国建国初头三十年奠定的科学技术基础。这一历史经验，也应得到发展中国家的重视。即使没有规模优势的小国，也可以在发展区域合作的过程中，取得国际竞争的话语权。如能是，中国方有可能在21世纪带领世界建立后美国时代的国际劳动分工的新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