贸易战能结束吗？中美关系何去何从？_风闻

贸易战能结束吗？中美关系何去何从？作者：statecraft

本文转载自：大国策智库（ID:statecraft）

中美贸易谈判几经波折，似乎终于向着一个较为积极的方向前进。尽管各界曾期待的中美首脑在三月底的会晤并未实现，但双方达成协议、为中美贸易战暂时划上一个句话似乎可期。即便如此，中美贸易关系以及双边关系显然不会一帆风顺。大国策智库《大视角》专栏特邀九位专家阐述他们对此前景的高见。

中美关系是当前世界大变局中的最大变数

当今世界正处于冷战结束以来前所未有的深刻变革之中。特朗普上台侯后，美国与外部世界的关系全面重整，与欧盟等传统盟友的关系趋于复杂，现在国际关系与运行原则受到意想不到威胁和破坏。其中中美关系的发展路径与未来走势备受瞩目。总体上看，中美关系的发展并不顺利。跌宕起伏，一波多折，始终是中美关系发展的突出特点。进入21世纪以来，中美关系沿着曲折而动荡的轨迹，继续起伏不定地向前发展。

但近年来，受美国国内政治生态和整个国际大环境发展变化的影响，错综复杂的中美关系，很快转向了艰难而复杂的发展阶段。目前，因美国发动对华贸易战而引发的中美冲突，正在向纵深发展。从两国贸易谈判情况看，美国向中国全面施压，不仅要迫使中国在经贸领域和经济政策方面对美国做出大幅度让步，同时还要迫使中国放弃或改变雄心勃勃的科技发展计划《中国制造2025》，打乱中国在经济和科技领域追赶美国的前进步伐，中断中华民族走向全面复兴、走进世界舞台中央的历史进程。虽然有消息说双方的贸易谈判已接近完成，两国元首可能签署指导中美关系未来发展的新文件，但美国对中国的偏见与成见早已根深蒂固，遏制中国发展与崛起的意图由来已久，双方因历史文化不同、社会制度不同、意识形态不同、战略利益不同而产生的分歧与差异将长期存在。中美之间的矛盾与冲突将未有穷期。

现阶段的中美关系，在某种程度上类似于冷战时期的苏美关系，是大国关系的重中之重，影响着世界局势的阴晴冷暖。牵动着国际关系的总体走势。这是由中美双方的实力地位和国际影响所决定的。美国是当今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虽然其世界霸主地位和作用较之过去有明显下滑，但综合国力、特别是科技潜能和军事实力，仍是任何其他国家无法比拟的。中国作为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改革开放取得巨大成就，国力大增，国威大振，对外部世界的影响力、感召力大幅提升，客观上对美国的全球霸主地位构成挑战和冲击。尽管中国的经济总量目前不到美国2/3，但发展潜力无可限量，在可预见的未来有望成为第一经济大国。对此国际共识，美国心知肚明。担心失去老大地位的战略焦虑，促使特朗普政府提前布局，拉开全面围堵中国的大幕。

人类社会从来都是利益攸关、命运与共的统一体。中美建交40年来，双方在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推动人类进步与繁荣方面，已经形成广泛的共同利益和责任。两国推进以协调、合作、稳定为基调的新型关系，需要在政治经济安全等各个领域坦诚沟通，在地区以及全球层面深化合作，通过有效管控分歧，及时化解危机，持续不已的良性互动，构筑符合时代潮流的大国关系新范式。双方要从世界格局、力量对比、国际关系演变的新情况出发，把两国关系置于经贸合作、人文交流、安全对话三大基石之上，而不能像过去那样，仅仅把经贸关系视为两国关系压舱石。

中美贸易冲突别解

特朗普总统出身巨贾，以商业眼光和商人本性看待并处理国家间关系和国际事务，退出几乎所有多边条约和安排，在贸易领域代之以双边重新谈判，对既有的国际关系格局造成前所未有的冲击。既打击对手，又伤害盟国，多边机制基本瘫痪。

特朗普首先对欧洲发难，称建立欧盟和实施单一货币欧元的目标就是针对美国来的，“英国脱欧是大好事，别国应该跟进”。特朗普在改动对华贸易战之前，首先对盟国下手。世界各国都占尽了美国便宜，盟国中“德国最坏”，而“日本吸血”。

特朗普的观点是，二战后美国对欧日提供军事保护，出钱出力出人,而且做出了巨大牺牲，德国和日本获益最多。德国实现了国家统一，现在仍是世界最大贸易盈余国，而且当上了欧盟领袖。日本长期稳坐世界经济第二强国交椅，现在仍在与美国贸易中获取巨额利润。德日两国还是美国在外驻军最多的国家，驻军费用及衍生利益也使两国获利颇丰。现在是“还债”的时候了。

欧洲舆论认为，特朗普发起的全球性贸易战，特别是美国和中国两个最大的经济实体间的贸易摩擦使世界不安。国际秩序已遭到严重破坏，短视行为对西方体制破坏力极大，保护主义和排外主义在所有国家蔓延。重建全球治理信誉需要许多时间，世界已为之付出巨大代价。

每当中美贸易冲突出现缓解迹象，世界各国首先是美国股市都会上扬，否则就会下跌。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法》和提出多项提振经济的措施，以及中美贸易谈判取得进展的利好消息传出后，3月15日的华尔街股市全面上扬，全球金融市场显现出一片乐观情绪。美国10年和30年债券收益下降，消费指数和信心上升。

特朗普现在所做的一切，都是在为2020年的大选造势，都在为连任预做准备。如果特朗普真正认识到“与全世界打贸易战”不会使美国“从未有过的富有”，他就会回头或至少有所收敛。2018年美外贸赤字创历史纪录，也许会使特朗普有所醒悟或悔悟。因为，商人总统的“算计”本性不会改变。

从中美贸易摩擦中的话语流变看中美关系的变化

一年来的贸易摩擦，国内就贸易摩擦的话语是在不断变化的，我们从话语的变化看出中美关系发展变化的总体趋势。所谓锣鼓听声听话听音。话语最能透露话语者的态度和立场。

“不愿……不怕……”体。2018年3月23日，特朗普签署贸易备忘录宣布对中国500亿美元的商品征收惩罚性关税。从那天开始，国内媒体出现了这样一些话语，认为“这是一场美国挑起的贸易战”，面对这场贸易战，“我们不愿意打贸易战，但我们不怕打贸易战”。“不愿……不怕……”体，实际上是模仿当年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的句式，即“对待战争的态度，一反对二不怕”。

“史诗级”体。紧随着“不愿……不怕……”体之后，国内有观察家说，如果美国不停止贸易战，中国愿意奉陪美国“打一场史诗级的贸易战”。所谓史诗有两种，一是创始史诗，二是英雄史诗。从结果来看，两种史诗都充满了悲情，大多数史诗都是以悲剧结束。

“砸脚”体。在2018年3月24日，国内有观察家指出，美国挑起的贸易战只能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中美两国贸易互利双赢，如果美国对中国出口美国的产品加征关税，首先受到损害的是美国企业。中美有共同利益，也有战略分歧，甚至都依然处在零和博弈的框架之中。然而，这种话语引导不仅不会降低紧张关系，反而是在给紧张关系添油加火。

“贸易霸凌主义”体。2018年5月20日，中美双方在中美贸易摩擦上达成了六点共识，理论上说，中美贸易摩擦就结束了。然而，由于美国感觉没有达到自己的目标，骤然变卦，从而导致贸易摩擦不断升级。这种态势进而引发了亚欧国股市急剧下挫。因此，国内的国际评论员责骂美国是“贸易霸凌主义”，官方文件也同样使用这个词来概括美国在中美贸易摩擦中的表现。这个话语表明，中国不仅在民间而且在官方都事实上承认中国不如美国，美国的行为是作为经济强国对经济弱国的中国采取的一种欺凌和压迫行为。

“持久战”体。整个夏天，中美贸易摩擦都处于升级之中，观察家提出与美国在贸易摩擦上展开“持久战”的论调。那一段时间国内各种媒体都在推送毛泽东的《论持久战》一文，并把这篇文章与中贸易摩擦直接联系起来。诚然，抗日战争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中国通过打持久战的发你将日本拖累、拖垮，最终赢得抗战胜利。如果把对日战争与对美的贸易摩擦联系起来显然是十分牵强的，尤其是各种情形都不可以将二者进行类比。

“脱钩”体、“新冷战”体。实际上有两种态度的，一种是要准备与美国脱钩和开展新冷战；另一种是担心中美脱钩和最终陷入新冷战。但是，后来国内经济指标出来之后，国内观察家的更多的是后一种态度。也即是说，国内开始认识到中美关系的重要性和尽早结束中美贸易摩擦的必要性。

“只争朝夕”体。两国领导人在二十国期间达成了积极的共识，特朗普明确了一个时间表，即给两国谈判的专业团队90天的期限，这期间还有中国的春节长假。因此，国内观察家对中美贸易谈判的积极期待转化为一种从未有过的紧迫感，感觉到：中美事，已很急，90天太短，只争朝夕，这就是所谓的“只争朝夕”体。

从上述话语的流变可以发现以下几点情况：其一，话语在流变过程中从时间来看，对美国的语气是有强变弱的，是从对抗到缓和的，最后甚至是对中美关系抱有高度的期待。其二，话语从民族主义色彩的对抗转化为对中美共同利益的诉求。其三，从极力反美到软化最后到希望与美国进行合作，期望两国尽快达成协议。这表明都认识到中美关系的重要性。

中美贸易谈判的难点

中美之间真正达成一个双方都十分满意的结果还有许多困难。谈判的难点至少有三。

第一，双方的期望相去甚远。中方对于美方提出的贸易逆差问题十分关注，愿意通过大量增加美国商品的进口来逐步解决。而美方则更关注美中贸易的结构问题，希望通过调整美中贸易结构来促进美国制造业的振兴。

第二，双方磋商的焦点绝不仅仅限于贸易摩擦，而且涉及到中美双方在新兴科技领域的竞争。美国试图打掉中国科技发展战略的“中国制造2025”，但与此同时却大力发展人工智能等“未来尖端产业”，以确保美国的科技领先地位。

第三，中美之间的磋商表面上是贸易谈判，实际上是对中美关系今后发展定位的谈判。中方一直想把中美关系打造成为一个建立新型大国关系的典范。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与美国总统奥巴马曾经一度就构建“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达成共识。但美国总统特朗普却把中国作为竞争对手，准备在贸易、外交、安全和科技等领域与中国展开全面竞争。

真正解决这些难点，需要双方展示出更高的政治智慧。从中方来看，有三点值得参考。

首先，在贸易谈判中，应当反复强调“共赢”原则。任何双方之所以能够进行贸易，就是因为对双方都有利。贸易的基点就是“非零和游戏”，而贸易战是试图把“非零和游戏”变成“零和游戏”。美国总统特朗普跟中国和许多其它国家打贸易战，在更大程度上是一种手段，而不是目的。中方不必为此而过度反应或过快让步。中方应当努力通过谈判，促成共赢，从而加深中美之间的经贸往来。

其次，中美贸易谈判应当常态化。应当把贸易谈判的内容扩展到经济发展和贸易相关的各个领域。既要包含美国所关切的议题，如知识产权问题、技术转让等，也要包括中国所关心的议题，如可持续发展、环境保护、气候变化、扶贫等。应当力争求同存异，一方面不要过度意识形态化，一方面要尽可能在价值取向上寻找共同点。

最后，可以考虑恢复胡锦涛主席和奥巴马总统所倡导的“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机制或重新建立一种对话机制。从战略角度来规划中美未来的外交、安全、人权、金融、教育等各个方面的关系。

总之，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建立一种互利共赢、和平共处的中美关系有利于两国的共同发展、也有利于亚太地区的和平、更有利于整个世界的繁荣昌盛。何乐而不为？

中美双方都承受不起“无协议”的结局

首先，中美双方肯定会达成一个协议，因为双方都承受不起“无协议”的结局。

其次，这个协议仅仅是个阶段性成果。中美经济关系已经转向“竞争为主、合作为辅”，美国对两国经济合作的关键词是“对等”（reciprocity），重点是：中国企业在美国所能享受的待遇，中国也要给予美国企业。

第三，美方向中方提出的问题清单中，肯定会包含一些主要是有利于中国消费者与私营企业、而与美国消费者、美国企业没有直接利害关系的条款，以便占领道德制高点，并争取中国消费者、私营企业与知识精英的“人心”。

第四，中美所处的经济发展阶段不同，不可能对美方的要求“照单全收”，于是，中国必须把美方的要求分为“可接受”、“可谈判”、“不可退让”三类项目，并提出反建议。谈判的重点是“可谈判”部分，但攻防的难点是如何确定“不可退让”项目。

第五，中美可能都比较关心协议条款落实情况的监督与检查。中方要求这方面“对等”是必要的，但中方需要调整的经济规则很可能多于美国，因此“监督与检查”方面将面临更大的压力，如何满足美方的“结构性改革”要求，将决定下一阶段中美经贸关系的走向。

最后，中方应该力求在经贸关系上对美国实行“冷缠斗”方略，不能让美国主张“中美脱钩”的势力的主张轻易实现。

美国并非整个朝野反华

特朗普政府两年来特别是2018年以来，压制中国立场非常强硬。两国相当多的专家认为，这并非特朗普个人现象，而是近年来美国各派对华基本认识和态度发生了根本变化。这引起更深层次的关注，即中美会否脱钩、发生冷战甚至战争，无法逃脱修昔底德陷阱。还引起另一个判断，即经贸关系曾长期是中美关系的压舱石，现在却成为中美对峙的主战场。

上述分析必须引起我们高度重视、密切关注并有效应对。但也必须进行客观、全面的科学分析，避免片面性。

一．美国并非整个朝野反华和主张中美经济脱钩

首先，美国许多地方政府支持发展对华合作。其次，美国广大工商界仍然支持对华合作。第三，即便特朗普政府，除了对华打压的一面，还有寻求合作的一面。最后，美国精英也不是一边倒反华和主张中美经济脱钩。

以上事实说明，并不是美国朝野一致，或全社会地对中国的态度发生了根本转变。

二．中美脱钩的前景可以基本排除

1.中美两国产业结构，均已深深融入全球产业链。例如半导体和信息通信、航空器制造和汽车等。 

美国高技术和制造业跨国公司业对中国市场依赖相当大。美国高科技巨头必须向中国市场发展，才能保持足够的收入规模，支撑起巨大的研发投入。反之，美国对中国产品的依赖也相当大。

2.美国无法承受与中国经济脱钩的后果

中国已是世界1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最大贸易伙伴，也是亚洲产业链的中心（美国处于边缘）。中国制造业总规模接近美国的两倍，而且具有世界上所有产业部门。美国则不具备完整的产业链，也不拥有所有产业部门。如果美国与中国经济脱钩，它与世界任何国家和地区都不可能构成完整的产业链。因此，美国经济所受打击将是极其严重的。这也是谢淑丽称为“灾难性后果”的理由。

3.贸易政策无法改变经济规律

 特朗普政府关于中美科技、经贸脱钩的威胁、战略和政策，都仅仅是上层建筑，不是经济规律；是反全球化的思想和政府强力，却不是全球化经济规律本身。

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告诉我们：“不是上层建筑决定经济基础，而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三.经贸仍是中美关系的压舱石

正因为中美之间经贸合作规模巨大，才在一定程度上牵制了特朗普政府的无限度打压，并最终坐到谈判桌前。中美两国地方、企业之间以市场为基础的大量日常经贸活动，及由此带来的对美方的利益，仍然为艰难地维护中美关系稳定起到了压舱石的作用。

综上所述，判断美国全社会反华和中美脱钩危险，仅仅是根据华盛顿和部分精英的言论、主张和政策。这并不是事实的全部。认为美国少数精英的主观意志可以决定中美关系的未来，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是英雄史观的反映。我们应当认真避免。

中美经贸谈判久拖不决对两国关系不利

本来各方预期会在三月底出现一个“小阳春”的中美关系近来又变得令人捉摸不定。中美经贸谈判未能如愿收官，拟议中的“习特会”自然也就无从谈起。从美方官员的一些言论来看，中美贸易谈判似有陷入胶着的“持久战”之虞。美国总统特朗普似乎对中美达成经贸协议的期望值有了明显的降低，从一开始对中美达成“伟大协议”的盼之心切，溢于言表，到现在的意兴阑珊，反差十分明显。或许在“通俄门”解套之后，特朗普已没有达成协议的迫切需要；或许特朗普认为押后和中方达成对美国更为有利的协议，对其竞选连任会更有帮助，又或许他还没有从河内特金会的重挫中缓过气来。同时美方不断提高价码，抛出新的要求，譬如要求在签署协议后还要继续保持对中国输美商品加征的关税，以确保中方执行协议。果真如此，那谈判就失去了本来的意义，而贸易战还会以另一种形式延续下去。另外美方似乎对所谓的“执行机制”着了魔，但又苦于找不到一个万全之策，所以有一种焦虑感，试图寻求单方面的“惩罚机制”，自然很难得到中方的认同。其实世界上本来就不存在什么万无一失的执行机制，双方还是需要有一点基本的信任，否则再好的执行机制恐怕也无济于事。

除了经贸谈判本身的复杂性之外，中美之间当前的地缘政治氛围似乎也于事无补。最近美方在台湾问题上动作频频。台湾军方高层秘密访美，美国军舰高频率通过台湾海峡，特朗普政府拟对台出售F16v战机等等。另外美方在渲染“中国威胁”方面又出新招。一批前高官和智囊仿效冷战时针对苏联的，“当前危险委员会”发起成立“应对当前中国威胁委员会，”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国会作证时将中国升级为美国的头号对手。凡此种种显然都不利于中美在经贸问题上取得进展。如果中美经贸谈判久拖不决，很可能会受到地缘政治突发事件的干扰。举例来说，如果美国宣布对台出售F16v战机，很难想象中美能在经贸问题上把酒言欢，习特能重温海湖庄园的友情。反过来说，如果中美在经贸谈判上陷入长期僵局，美方或许更有动因在地缘政治问题上挑动中方神经。因此中美必须努力避免两国关系中经贸和安全问题之间的负面互动，而是用经贸问题上的突破来缓解双方在地缘政治问题上的紧张态势。正是基于此，我们期盼中美第八第九轮高级别磋商能够不负众望，踢出“临门一脚”从而使中美关系“久旱逢甘霖。”

中美贸易战的系统性应对

中美贸易战以来，我国出现了投资、消费、贸易、金融、技术、预期等六大领域的困境。虽然2019年可能缓和关税战，但是美国在不同的时期将会有不同的遏制策略。面对上述困境和随时可能出现的新的黑天鹅事件，我们最关键的是要有理性的基本判断和系统应对，要坚定信心，要有战略定力。

第一，通过培育外贸竞争新优势提升世界工厂。中国加工贸易政策使城市崛起、经济崛起、产业工人崛起，但是没有随之带来技术崛起和人才崛起，因此在金融和贸易双重危机打压下，我们必须继续推动工业化进程，推进工业化与城市化、市场化、现代化的高质量发展，全面提升外贸竞争新优势。

第二，通过提高整体社会福利和发展吸引力成就世界市场。对于成本而言，可以通过税费减免和阶梯性实现免费教育、免费医疗、等社会主义福利，加快刺激社会消费推动经济内循环，培育世界第一大市场。对于贸易投资而言，稳步推进三零三停工作。即逐步实现零关税、零壁垒、零补贴，停止知识产权盗窃，停止强制技术转移，停止严禁外国人在华拥有公司。

第三，通过互补性竞争原则和提高反制力稳定双多边关系。中美双方由于禀赋不同，一个是最大的发达国家，一个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对等开放不可能，互惠开放最实际，因此中美双方构筑基于规则的互补性竞争关系，才是一种“双赢”“多赢”“共赢”，

第四，通过支持非公经济发展和实施竞争政策来繁荣中国实体经济。先进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一个关键，经济发展任何时候都不能脱实向虚。公有经济为主，非公经济为用，这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一体两翼，必须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在当前语境下，特别需要旗帜鲜明地支持民营企业发展。

第五，通过金融创新建立产业化、城市化和金融化合作共同体。不仅仅是稳金融的问题，还得金融创新金融突围突破。稳金融主要是稳外汇、稳股市、稳杠杆，稳中有变主要是做好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建立“金融+”战略机制。二是建立区域性离岸金融创新中心。三是推动建立一体化资本市场。

第六，通过总结经验教训推动全面深入改革开放。一是发挥配置资源中的市场决定性作用和政府积极作用。二是处理好先富与共富的关系破解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现象。三是要处理好社会福利与经济发展的良性互动关系。

中美关系转型及其前景

当前，中美关系正处于结构性变化的关键阶段。一方面，由美国对华“贸易战”所引发的中美贸易僵局仍在发酵，中美关系处于阶段性的低潮之中；另一方面，中美关系的变化并非仅是贸易摩擦等具体事件和特朗普政府对华政策单一变化所导致，而是有着更为宏大的历史背景和结构性原因。

首先，美国对华认知正在经历“范式转换”，对华政策调整势在必行。一方面通过合作、对话、接触解决现实问题，同时改变中国；另一方面也不放弃对华防范，通过军事威慑、外交施压、意识形态渗透等约束中国的发展方向。从奥巴马政府后期开始，美国开始认为中国是“有限的修正国家”，中国“渐进性”、“切香肠式”的方式正在“侵蚀”美国主导的国际体系。

特朗普上台意味着“美国优先”的“本土主义”与战略界长期发酵的对华消极判断合流。一方面聚焦经贸问题，以服务于特朗普“公平、互惠”贸易目标。另一方面充分调动台湾、南海等抓手，打造美国主导的“印太战略”。从更宏大的战略目标看，美将中国定位为最主要的“竞争对手”，其实就是在全面对华展开竞争的同时，要求中国合作配合美议程。

其次，从中长期看，美国对华政策仍有回调空间。第一，民主党对华政策应有较强的确定性和可预期性。第二，民主党会更加注重全球问题合作。第三，民主党会重视多边机制和国际规则。但另一方面，也应看到，有一些趋势是结构性、甚至是难以逆转的。目前美对华全面竞争的新定位是一个倾向于更加竞争性关系的起点。

未来，无论是共和党还是民主党执政，在以下方面仍会继承甚或加强。一是印太战略。二是在经济上对华脱钩的趋势会强化。三是美对华思潮可能长期固化。当前，美国对中国制度竞争极为敏感，如果中美竞争长期化，其所伴随的意识形态冲突仍可能激化。

第三，中国外交政策有塑造美对华政策的空间。中美关系不是美国对华政策一条单行道，中国作为当事一方是中美关系的重要变化。尽管有美国国内外环境变化、美国对华政治偏见等原因，但不可否认中国外交政策的调整也是原因之一。

美认为中国的挑战是全方位的：经济上“一带一路”和亚投行建设旨在通过投资、贷款等建立地缘联系；政治上宣扬“人类命运共同体”和“走向世界舞台中心”愿景；安全上通过控制地缘关键国家的重要战略资产；文化上通过外宣影响别国舆论与政治环境；国际机制上，填补美国等西方在国际机制中的“真空”。在未来几十年的磨合期中，双方需要探索在全美竞争态势下共处的方法和模式，最低程度上要管控关系、防止冷战，中等程度上要达成战略默契和相互克制，在高级程度上应该谋求共存共赢，这应是未来中美关系的应有之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