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澜：我的人生从未有过恐惧｜十三邀完整版回顾_风闻

《十三邀》回顾计划启动，我们将以固定栏目的形式公布往期嘉宾的完整版访谈内容，通过视频和文本的结合，重新挖掘并记录每一个思考和表达的精彩瞬间。

一个享乐主义者

撰文 许知远

穿过九龙城的菜市场时，我刻意问了蔡澜一些关于蔬菜、活鱼与鲜肉的问题。很有可能，他看出了我的不自在，转而和我谈论他父亲参与北伐的经历。

很多时候，我讨厌自己缺乏日常生活之乐。我从不理解食不厌精，只要是来自云贵川、有辣椒相伴的菜肴，就让我开心；我也不讲究酒的年份、产地，只要它不那么难喝，就让我欢欣雀跃。唯一让我在乎的气氛，熟识的朋友与陌生之地点，都让我尤为放松。在仰光街头伴着缅甸啤酒，吃一碗牛肚，在亚力山大城的楼顶餐厅尝到了剁椒炒鸡蛋，都是我难忘的美食记忆。

在一个真正的美食家面前，我羞怯于自己可怜的经验。索性，我们很快就来到楼上的大排档，一炉火锅与一瓶 XO 已经等着我们，两杯酒下肚之后，我的顾虑一扫而空。

我是带着加缪的一个判断来见蔡澜的。这位英俊、早夭的法国作家曾说，一个感官主义者，必定也是一个道德主义者。一颗敏感的心灵，必然是同时对食物的味道、女人的香气与他人之痛苦开放。而蔡澜，这个倜傥的美食家、电影制作人、专栏作家，公认为华人世界最令人羡慕的享乐主义者，该怎样面对自己的道德困境？倘若你生活在一个充满了不公不义的时代，享乐意味着反抗还是逃避？

蔡澜对此避而不答。但这不影响一场美妙甚至亢奋的谈话，两个小时后，XO 已下去大半瓶，我感到自己几乎要飞起来。而蔡先生，仍保持着他老派绅士的风度。

第一季第 8 集：许知远对话蔡澜

（以下对话整理自视频访谈）

我就喜欢看虚无的小说

许知远：您父亲那一代五四青年，到南洋去，其实也蛮苦闷的吧？

蔡澜：有他们的苦闷，有他们的思乡啊，所以我父亲的笔名叫刘北岸。从那边看中国是北边嘛。

许知远：那时候郁达夫应该都在新加坡待过。

蔡澜：待过待过，是我爸爸好朋友来的。郁达夫到了南洋能够跟他聊得来的人也不多，我们家蓝天戏院，隔壁就是郁达夫住的旅馆。下面旅馆，上面是舞厅，都去跳舞啊。跟我父亲聊，送我父亲很多字。后来郁风（郁达夫侄女）说要做全集，我爸爸统统给他了。我爸爸是那种人，他没有留给我，即便知道儿子喜欢也不行，那边更亲。

许知远：郁达夫生活中是什么样的人？

蔡澜：很乱的。

许知远：所以王映霞跟他分手是有道理的。

蔡澜：有道理。

许知远：但他也是中国文人的一种性格了。

蔡澜：没问题的嘛我觉得，有什么问题？

许知远：他真的是有才华啊，写得好。

蔡澜：是，诗已经很厉害了。

许知远：我觉得很遗憾，写古体诗的传统消失了。

蔡澜：对。我父亲特别喜欢古体诗，但他又认为要有突破，所以他写新诗。但是他的新诗是押韵的。那时候我也写文章了在报纸上，我说这种什么屁诗，用笔名骂了他。他很生气，说这个人不知道是谁。我就偷偷笑。

许知远：您十四五岁写文章，那时候的偶像是谁？

蔡澜：没有特别的偶像，也没有特别想模仿。那时候看的翻译小说多，比如希腊神话，《一千零一夜》。我爸爸是身教。我们是四个儿子，他一买两大袋书。那时候的书应该不贵了，两大袋，一回来往客厅一倒，你们选。我姐姐大概受冰心的影响，我哥哥喜欢看一点商业，我就喜欢看比较虚无一点的小说。所以他就一直买，买这些给我，买那些给我姐姐，买那些给我哥哥，他知道这条路怎么走。

▲蔡澜与弟弟蔡萱合影

许知远：所以姐姐当校长是有道理的。

蔡澜：有道理有道理，绝对有道理。

许知远：什么时候开始注意到死亡的？

蔡澜：第一次接触当然是宠物死亡啊。第二次接触是我一个大舅被一个坏学生诬告，枪毙了。那是我妈妈大哥。我开始想死亡，为什么要哭成这样，就一直看死亡的书，看了很多。后来旅行接触更多了。再后来好朋友一个一个走了。大概你在其他地方也看过，我说学习怎么活很重要，学习怎么死更重要。但中国人从来不去谈。

反正是要来的事情，为什么不去聊呢？我在墨西哥拍戏的时候看到炮仗，要买来放，他们说蔡先生不可以，这个是死人才放的。我说你们死人这么欢乐？他说是很欢乐，我们常常死人，因为我们人很短命，我们医学不发达，我们还有一个死亡节。所以他们了解死亡，他们接触，他们拥抱。这些是我学习的过程。我的旅行完全是学习怎么生，怎么死，怎么活。

许知远：最初去日本上学什么感觉？

蔡澜：我从小就喜欢喝酒，我偷我妈妈的酒，很喜欢喝。留学的时候到了，我那时候画画的，我妈妈说你要去哪里？我说我要去法国，我画画。妈妈说不行不行，法国人到处喝酒，你去一定变成酒鬼。我说那么我去日本吧，我也喜欢日本嘛。我妈妈说，日本好，日本人是吃白饭的，你去日本吧。我妈妈不知道白饭可以做酒的，我妈妈不知道有一种东西叫清酒，她那时候没有去过日本。那么就决定去日本。

我最记得我在日本的时候，沟口健二死掉了。报纸上写，沟口健二死了，我们再出不了一个勾口建厄，黑泽明死了我们还有很多黑泽明。把黑泽明气死。这个也可以看得到，他们很不喜欢黑泽明，因为他是个洋派嘛。

许知远：当时日本是左派运动嘛，反《安保条约》。那个是非常激烈的时代。

蔡澜：我们那时候在学校里面已经有这些学生运动了。我记得同学中间有一个驮背的，警察来了跑啊跑，警察拿了催泪弹枪打到他的背，他不感觉到痛，他拾起来丢回去。

许知远：您看到村上春树回忆 60 年代日本学生，您觉得他写得对吗？

蔡澜：村上没有经过什么，村上很浅薄的一个人。

许知远：如果选一个朝代，您想生活在什么时候？

蔡澜：还是现在。因为现在太容易得到资讯了，新技术太多给你学了。我一直学。而且为什么这么老了还要拼命赚钱？我有什么新科技我就买啊，我很大方啊，我买一个送人一个。要是我生活很紧的话，我哪里可以得到这些快感。

▲金庸和蔡澜

许知远：金钱是自由嘛。在您心中史蒂夫·乔布斯是怎么样一个人？

蔡澜：另类，另类，外星人。好啊，你拼命做，我拼命享受啊。

许知远：但手机这个东西，它看起来有很多自由，但其实变成一个 new prison（新的牢笼）。

蔡澜：你不当它是就不是。

许知远：现在最让您感伤的是什么？不可能没有。

蔡澜：我是一个把快乐带给别人的人，所以有什么感伤我都尽量把它锁在保险箱里面，用一条大锁链把它锁起来，把它踢进海里面去。

许知远：碰没碰到某些女人特别理解你这个保险箱，理解你感伤这一面的？

蔡澜：没有。一些老朋友理解的，倪匡兄这些当然理解了，这些不必讲的。我受他影响很大，他很海派了。倪匡喝酒，在的士上吐，的士司机转过头来要骂他，他拿一千块给他，那当年的一千块等于五千块了至少。海派得不得了。

不要把包袱弄得太重

许知远：您父亲那代人身上都有中国文人的忧国忧民，包括顾炎武说的“天下兴旺匹夫有责”，您父亲讲的“读圣贤书所为何事”。这个东西怎么平衡呢？

蔡澜：后来你发现，吃吃喝喝后才可以平衡。

许知远：我很喜欢这句话——“读圣贤书所为何事”。这个事情困扰您吗？

蔡澜：不要把包袱弄得太重，没有必要。我要是一个人可以改变的话，我就去洒热血，断头颅。我可以去。我认为有时候我没有这个力量，改变不了。所以我就开始逃避喽，吃吃喝喝也是一种逃避嘛。三十几岁，我已经回来在香港，我已经明白，这个大局我改变不了。

▲蔡澜的父亲蔡文玄

许知远：那这过程应该有点痛苦吧？

蔡澜：有。但是不讲了。

许知远：我觉得应该讲的，我希望您有一天写出来，这个对下一代非常重要，对您自己也重要。西方有很强烈的自我分析的清教传统，自我分析可能不一定解决，但也会解决一部分。

蔡澜：解决不了。这个是我跟你最大的分别。

许知远：您一直向前看，识时务者为俊杰，要捕捉时代精神；但是中国传统文人又是很崇拜失败的。“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一个失败君王啊，大家觉得美。您对中国文人崇拜失败这事是什么感觉？

蔡澜：我从前很欣赏，现在不会了。从我要买最贵的器材，从我要穿最好的衣服开始。我开始做生意了，以前我听到生意两个字我说脏得要死嘛，我不要。以前很多朋友很多机会给我做，统统不要。后来我开始做生意了，我那些朋友骂，谁说的做生意是不好的？谁说的无奸不商？谁说的？回头来看，生意这两个字是活生生的意思。我朋友又来讲了，奸商怎么讲？我说，商者，商量也，我先跟你商量，你愿意了我才奸你嘛，我没有拿枪指着你嘛。这个过程很好玩的。

许知远：您觉得邵逸夫先生身上最厉害的是什么？

蔡澜：不停地学习，不停地动脑筋。他有一本笔记本来的，很大年纪了用笔记本，字写得很小。我从来没看过这么努力的一个人。我那种努力完全是学他的，一件事情要努力做好它。他说蔡澜啊，生意不好了，我们的戏都已经开始不卖钱了，怎么办？我说那怎么办？我们拍点色情片吧，我们这行如果要活久一点，我们什么戏都应该拍的。后来我想想也有道理。

许知远：你觉得他最大的弱点是什么呢？

蔡澜：他的问题是他一面倒地去搞那个（商业片），他不知道文艺片也可以赚钱。他的思想还没有到那个层次。我说邵先生，我们一年拍四十部戏，四十部都赚钱——那时候黄金时代嘛，我们拍一部不赚钱的怎么样？第四十一部，不赚钱又怎么样？他说，第四十一部也赚钱更好。因为他没有这种观念。你给他看英格玛·伯格曼，他说什么东西，他不能接受。

▲照片正中为邵逸夫

许知远：为什么很多外地人会觉得金庸有点伪君子呢？

蔡澜：你总要讲人家一点不好那才像人嘛对不对？他很厉害，很多人物都给他写尽了，很多人性都给他写完了，很难。外国也没有几部小说可以把你想象中的人写尽的。

许知远：您最早读金庸是在新加坡，报纸上连载的吗？

蔡澜：报纸一来，我姐姐先中毒，我第二个中毒。报纸一打开，这半边是一个小说，那半边是另外一个。报纸一到我家里，撕一半，你看一半，我看一半，急成这样。金庸是大师，到现在我也始终认为是大师。他们把我们拉在一起，弄成“四大才子”，不是胡说八道吗？人家大师了，我们是三个小流氓。

许知远：其实食物和社会心理、政治结构都有关系的。香港的食物跟它背后的社会心理是什么关系？

蔡澜：香港不想那么多，香港人就是说：我这么辛苦，我吃一顿好的可不可以？那么就开始吃一顿好的。吃一顿好的很贵，不要紧，我们这么辛苦，我们花多一点钱，一花钱的时候，这个好的东西来了。而且香港是一个很特殊的地理环境，非常之集中的地方。泰国菜来了，日本菜也来了。日本人来了以后说，我们在日本开寿司店，一个礼拜从筑地进货两次，你们进六次。筑地两次，九州两次，北海道两次，我们特别肯花钱。人家说我们上海有钱，我们追得上。不能，因为你不能自由进口。

许知远：日本人的食物跟他们的民族性格是什么关系？

蔡澜：他们是一个爱干净的民族，所以他们对食物的安全意识比别的地方强。他们对食物的观念，像开一个餐厅，他们有一句话，你把我的“のれん”保住。什么叫“のれん”？就是开门的时候挂上去的那块布——暖帘。他不要赚得太多，只要开得久，就胜利了。他们比较把功利主义摆在一边，是说我这块老招牌做得久一点，好胜的个性比赚钱还要厉害。所以百年老店那边很多。

有一些特色，在有些地方特别明显，有些地方就不那么明显，因为生活节奏慢。比方说有些东西新加坡没有了，吉隆坡有的。吉隆坡有一种“沙嗲”嘛，有一个饭。这个饭是用竹叶编的，把饭包在里面，很香，切成一小块一小块，蘸酱吃，很好吃。现在嫌编这个竹叶麻烦，结果放在一个塑胶袋里面。我说你拿一个保险袋给我干什么？被我破口大骂。我说新加坡的东西没有吉隆坡好吃，新加坡人又骂我了，不爱国。事实是不好吃。人家节奏慢，小贩的东西才好，节奏一快，完了。

▲香港街道

许知远：您怎么看英语世界的美食批评家呢？

蔡澜：When you cannot, you teach.（越做不到越指手画脚。）

许知远：这个太刻薄了吧！您感觉美国的、英国的、意大利的、西班牙的、日本的、香港的美食评论家，差别非常大吗？ 

蔡澜：还是有某个地位在那边。这些人也不是白白成为评论家的，他们也是争取回来的。但是这些人往往一变质就完蛋了。我说好吃，大家去吃，因为大家相信我。为什么大家相信我？因为我自己给钱，不是人家请的，所以我可以畅所欲言。

你去香港看，很多餐厅都有我的照片。是因为大家说蔡先生拍一张，我就拍一张。我吃了不好吃我也没有办法说我不拍。我吃过了，非常喜欢，我就报答人家。（指旁边一家店）这个几十年了，我写一张给他——“胜过鲍参翅肚”。这种很普通的东西我更喜欢。周润发跟他们拍一张照片，你去看。这些都是老街坊、老朋友。

我的人生没有恐惧

许知远：您有多少个女朋友？蔡先生要如实交代。

蔡澜：一年一个不过分吧。我从 14 岁懂得性。

许知远：61 个总是有的。

蔡澜：有了，最少吧。

许知远：我现在特别崇拜蔡大嫂，她好厉害，她怎么看这些事情？

蔡澜：她也明白怎么一回事。她明白这个人有所有男人的缺点，但是他有一个他爸爸教的好处，那就是：我说我会照顾你的时候我就会照顾你，我的承诺是有的。她明白的，就够了。

许知远：被人打过耳光吗？

蔡澜：我打过日本人。

许知远：我说跟女生搭讪，被女生打过耳光吗？

蔡澜：我的女朋友都很斯文。不怀恨你心的，才可以做女朋友。我选到的那些女朋友是不会的。忽然间遇到一个疯疯癫癫的，他妈的完蛋了。

许知远：您人生最大的恐惧是什么？

蔡澜：没有。

许知远：真的没有？

蔡澜：我很喜欢讲一个故事，不知道你听过没有，听过了，容许我重播一次。

我曾经去外国旅行，在飞机上。你会遇到 air vortex（气旋），所谓 air vortex 是忽然间飞机到一半有一个真空的状态，这个飞机会一直降，不停的，可以持续五分钟，是蛮恐怖的。我旁边坐了一个澳洲来的大汉，抓住扶手两边。等停下来了，这个澳洲大汉很讨厌我的眼神，说你死过吗？我告诉他，No（不），No（不），我活过呀，你活过你何必怕死呢？我相信我活得比一般人精彩一点，所以我不怕。

▲蔡澜与某餐厅店长的合影

许知远：您说香港当时黄金时代，70 年代末到 80 年代末，您怀念吗？

蔡澜：我不能。太怀念的话，你就要沉迷了，不可以。你永远要新一点，新一点的东西总是比怀旧的多一点。而且学习的过程，从学习到变成专家的过程很过瘾。我们练书法，从不会练到会，到最后写草书的时候，我的老师说可以像滑艇桨，等于是在一个小艇上，用桨。我们写的时候整个身体都在摇动，多过瘾的一件事情。

许知远：您的书法跟美食有关系吗？

蔡澜：我发现写文章不可以醉的，因为你的思维就不精密了。但写诗可以的，写书法可以的。醉的时候特别自由奔放，尤其写草书，真的，最近我开始对草书着迷。

许知远：您最着迷谁的草书？

蔡澜：黄山谷，一流，元稹，一流。 

许知远：王羲之的字您喜欢吗？

蔡澜：基础，等于素描，你要打好基础。不要说基础没打好就坐直升机来了。

许知远：如果您生在晚清会是什么样的生活？

蔡澜：抽鸦片，多快活的一件事情。没有钱，抽不起的叫作败家子，有钱的话怎么败都败不了，不然怎么叫福寿高呀？

许知远：您抽过吗？

蔡澜：一次。九龙城里面是什么都有，脱衣舞、吸毒，什么都有。我最近要拍一部戏，要去里面考察一下。因为我说不进去不行，进去才知道。就带着导演，跟一个在那边很吃得开的人，还带了一个探长。到了九龙城去看人家抽鸦片是什么情形，一看，他们说蔡先生来一口吧，没有试过的东西总要试一试。在那边烧烧烧，拿一个灯，拿一个鸦片，烧到发泡。忽然间这个罩得住的探长罩不住了，上来说快点走了，有警察来抓。我说你不是警长吗？他说走啦，我说好。当时已经烧好了，拿起来吸了一口就丢掉了，就跑，越跑越高兴。腾云驾雾，就是这种感觉。

倪匡跑到香港大学去演讲，问你们放学了以后，有没有去喝酒？他们说没有去。有酒吧没有？很少。这个是什么大学！你们有没有抽过大麻？这个不可以。你们大学来干什么的，来我家吧，就带到家里去。

大麻是一种种子，在广东是一个药，叫火麻仁。把它磨了以后就是一个饮品，很香，在药店就可以买到。我们在药店买了一把，才两三块。就到邵氏后面一个山，一撒，第二年就收成了，拿了很多给倪匡。他把这大学生叫去了，抽啊。你们经历过吗？经历过了。其中有一个跑去报告，从此倪匡再不受邀请去大学演讲。

许知远：您小时候喜欢看雷马克，后来呢？

蔡澜：起先是看所有最晦涩的东西，《战争与和平》，每天看。经过那个时代以后就开始什么都看了。

许知远：小时候看《约翰·克里斯朵夫》，非常英雄主义。这种英雄主义在您心中是什么样的？肯定还在，不可能丢掉的。

蔡澜：丢掉，丢掉。《战争与和平》怎么会记得，没有了。年纪一大通通没有了。而且发现不值得。

许知远：您会觉得背叛了自己的青春吗？

蔡澜：没有什么背叛，每个阶段都不同，那个阶段你就要经过，看你经过得高级不高级。

▲蔡澜与倪匡

许知远：您今年七十五，人生可以分成几个阶段呢？

蔡澜：就是一开始到现在。就是很好奇地把这一生活完。我说人生有烦恼是因为 A 和 B 你通通要爱，你两个都爱，因为你很贪心，所以烦恼就来了。我们现在就是把所有烦恼的事情弄成最简单，像电脑那样，0 和 1，有了一个答案你就不会烦恼，我现在的情形是这样。

食物是本能嘛，但我们常常忘记

许知远：年轻时候有过选择困难症吗？什么时候开始比较自在地做选择了？

蔡澜：现在比较可以放下。我看到很多人办公室都写“自在放下”，但是都放下不了，自在不了。弘一法师最厉害的一句：自性真清静，诸法无去来。他已经讲得很明白了，你不必去搞那么多。

去看丰子恺吧，就会回归自然。他二十几岁写了一篇文章，叫作《渐》。这个已经解释了很多了。这个“渐”字，他说在无形中渐渐地在转变，但是我的理解是一下子的转变。我很年轻的时候出道，十几二十岁。一桌人一坐下来，我永远是最年轻的。一坐下来，忽然间我已经想到了，有一天我一坐下来我是最老的。果然，这句话好像昨天在讲，我现在已经是最老的。

许知远：中文作家您都读谁呢？

蔡澜：中文作家，当然把所有名著都看一遍。

许知远：喜欢鲁迅吗？

蔡澜：看完了以后，我更喜欢他弟弟，没有那么尖酸刻薄。亦舒早期就受一个作家的影响，叫他看鲁迅，把亦舒看坏掉了，看得尖酸刻薄。我跟亦舒讲，我说那个年代，你看他弟弟的话有多好，到现在她还尖酸刻薄。我喜欢周作人多一点。鲁迅的小说无可否认，经典的经典，但是他那些散文，那些骂人的东西不欣赏。真的是没有他弟弟那么可爱。

许知远：那您怎么看他弟弟跟日本人合作这个事情？

蔡澜：后面这个真的很难讲。你说是汉奸也好，怎么样也好，我认为他的著作是好的。你不能够用这个来批评人家，你只能够用他留下的东西来讲他当年，而且你只能够讲你喜欢不喜欢，批评都没有资格。

▲蔡澜画像（苏美璐 画）

许知远：加缪说，一个人如果是个感官主义者，一定是个道德主义者。或者说如果这个人想成为一个道德主义者，必须是一个特别敏感的人。您怎么看？

蔡澜：食物是本能嘛，我们常常忘记本能。吃得好的话自己高兴，对别人也好，再简单不过的道理。吃得好就很健康的。我认为健康有两种了，一种是精神上的健康，一种是肉体上的健康。不敢吃这个不敢吃那个，怕来怕去就是怕出毛病来了。你吃一块不要紧嘛。而且要减肥最好吃好东西，吃了好东西就不能吃坏东西了，就可以减肥了。

许知远：您说很多黑暗的东西，把它放到箱子里沉下去，以及很多东西无法改变。我记得是宋代哪幅画里的：森林着火了，小鸟去衔一点点水浇火。您怎么看中国文人的这种传统？

蔡澜：也是也是，基本上都要这样。但是要有一个过程，你做过，这种事情也做过了，那么就做另外一种事情。不冲突的。匹夫有责，我明白。你可能做的时候你就去做了。你要重点出击，不能够牢骚几句，有什么用呢？对吗？

许知远：嗯。

蔡澜：吃吃吃，尤其是你。（对服务员）有没有大包啊？

许知远：您觉得做这么多不同的事情，哪件事情最有天赋，最得心应手？

蔡澜：我对食物很了解，我知道西方人的口味，中国人东南西北的口味，所以现在最好是有一个大财团，想开发新产品，我一天可以帮他开发十种。我自己开发很辛苦，现在这个年代先给租金压死了，给百货公司、超级市场，把你掐得死死的，我从来不喜欢给人家掐死的感觉。这是做事情要快活的年代嘛，为什么要给你那么剥削。好在有互联网。

许知远：您现在最想开发的产品是什么？

蔡澜：我什么都想开发的，食物我最了解嘛。饮品啊（举手中杯），又好卖，送人又高兴。我主要的是拿来送人。送女孩子，很高兴的知道吧。

▲蔡澜微博里的美食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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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知远：在香港住了这么多年对它的归属感还是不强吗？

蔡澜：很强，香港还是最好的地方。我选择，如果香港住不下去我只有住纽约了，只有这两个地方住得下。要不然就去巴塞罗那，那我是喜欢的。

许知远：您觉得香港精神是什么呢？

蔡澜：拼命嘛，拼搏嘛，节奏快嘛。你到电梯看，那有一个“开”一个“闭”，那个“闭”给人家按得模糊了。你看到过马路的时候那个红绿灯滴滴答答的吗，世界上从来没有这么快的。以前我在纽约我追不上人家，现在纽约人来这里追不上香港。我是一个性子很急的人，因为是我妈妈急嘛，所以我也急。所以我要做东西很快，一定要做十几样东西。

许知远：最有野心是什么时候？

蔡澜：当然是在邵氏那几年了，一直想说拍一部好一点的戏啊，一直说对不起自己，太商业了。

许知远：后来怎么想通的呢？

蔡澜：我说你要对艺术有良心，要对老板有良心，对人有良心嘛。这些王家卫作品，有多少个人死在你脚下啊？有多少老板亏本啊？有多少人在支持，才会有王家卫作品？我就明白了一个道理，你如果太有强烈的个人主义，你不要拍电影，因为电影不可能是一个人，是全体创作。所以我开始写作，写作一张纸是我的，没有人控制我，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做不好我撕掉了。

许知远：从 80 年代初写了三十多年，您最顺利的是什么时候？

蔡澜：刚开始的时候比较精力旺盛，同时写两份报纸，《龙门阵》一个专栏，《明报》一个专栏。《龙门阵》那边写故事，《明报》那边我就写人物喽。黄霑、林燕妮、倪亦舒，那时候什么都是最鲜活的，能够在那边写是很光荣的一件事情。

许知远：金庸的管理能力也很强吗？

蔡澜：很强，他江浙人那一套，节省啊。金庸其实人蛮幽默的。亦舒说加稿费加稿费，金庸很木讷，讲不过她。吃了饭回去写了八张纸，解释今年怎么困难，所以不能加稿费。我会告诉亦舒，我说留下来拿去拍卖，那才值钱呢。

亦舒又抱怨了，《明报》那时候在七楼，没有电梯，要走上七楼才能到出纳拿稿费，所以我本来想住八楼的。当年古龙很狂，说我现在写什么就卖什么。我问比方说呢？他说，比方一个爸爸一个妈妈，生了七个女儿，嫁了七个丈夫，这样就卖钱了。我就讲给金庸听，金庸说我也可以，我问那你怎么写？一个爸爸一个妈妈，生了七个女儿，嫁了八个老公，文章来了。

2019 年，许知远创立新的个人品牌“十三”。十三，意味着百无禁忌，它包罗万象，但一定会挑战你的固有观念。十三，带着偏见看世界，让观念去冒险，在行动中思考。十三，Time to explo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