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思政教师的读书随笔(二则)_风闻
驱逐舰051-人民主体的历史和政治哲学。2019-04-15 11:15
“惧亵也”——读宋濂《阅江楼记》
我喜欢读明朝“开国文臣之首”宋濂的《阅江楼记》。
阅江楼,本来是明太祖朱元璋兴建在南京(明初的首都)西北郊狮子山的一座供皇帝“与民同游观之乐”的观景楼。宋濂奉旨撰文,按说写些赞扬“物华天宝、人杰地灵”之类让皇帝开心的话就够了,然而这些他只是一笔带过,却着重“指导”这位皇帝陛下:登上这座楼,面对万千景物,应当如何“游”,如何“观”,如何“想”:
当风日清美,法驾幸临,升其崇椒,凭阑遥瞩,必悠然而动遐思。见江汉之朝宗,诸侯之述职,城池之高深,关阨之严固,必曰:“此朕沐风栉雨、战胜攻取之所致也。”中夏之广,益思有以保之。见波涛之浩荡,风帆之上下,番舶接迹而来庭,蛮琛联肩而入贡,必曰:“此朕德绥威服,覃及外内之所及也。”四陲之远,益思所以柔之。见两岸之间、四郊之上,耕人有炙肤皲足之烦,农女有捋桑行馌之勤,必曰:“此朕拔诸水火、而登于衽席者也。”万方之民,益思有以安之。触类而思,不一而足。臣知斯楼之建,皇上所以发舒精神,因物兴感,无不寓其致治之思,奚止阅夫长江而已哉?
更有甚者,他接下来还举出了历史上那些亡国之君所建的高台名楼,写出了这样很有些“煞风景”的话:
彼临春、结绮,非不华矣;齐云、落星,非不高矣。不过乐管弦之淫响,藏燕赵之艳姬。一旋踵间而感慨系之,臣不知其为何说也?!
最后,他解释自己为什么要写这些,这样写,而不写那些,不那样写:
臣不敏,奉旨撰记,欲上推宵旰图治之切者,勒诸贞珉。他若留连光景之辞,皆略而不陈,惧亵也。
“流连光景”的浮词艳句,当然是人人爱看、爱听的,皇帝也不会例外。但是宋濂觉得在这里不适合写,因为那就亵渎了皇帝建这座楼的本意:不是为了像兴建临春楼、结绮楼的陈后主那样玩赏物华,极尽耳目之娱,玩物丧志,最后落一个亡国辱身的下场,而是为了纵览江山雄胜,体察民生多艰,激起自己保国安民、勤政爱民的情怀,做一个“圣德如天,荡荡难名”的仁君英主。——当然,这个“本意”其实是宋濂说的,明太祖自己并不一定这样想,但是宋濂之所以这样写,就是认为,只要皇帝读了自己的文章,就会这样想,而且会认识到:自己本来就应该这样想。
我是高中时在《古文观止》里读到这篇文章的。
从那时起,这文末的“惧亵也”三个字,就深深印在了我的心里。
后来我读书、深造,走上教育岗位,无论说话、写文章,还是上课,参加会议,都有人给我提过意见,说我太正经,太严肃,太讲原则,调子太高,太不肯“从俗”,缺乏一些“生活化”的东西。这些意见,我都觉得有道理,也确实是我自己的缺点,我也很想做一个受人欢迎而不是被敬而远之的人。
但我想说,当我还不能做到很完美的时候,我往往只能按自己的理解,“两害相权取其轻”,就像孔子说的,“与其不逊也,宁固”。这原因,就在于我最大的考虑,就是《阅江楼记》里那三个字:
“惧亵也。”
二.做戏的另一面——读鲁迅《“以眼还眼”》
我读过的文学评论里,极少有像鲁迅所引的舍斯托夫对莎士比亚的《尤里乌斯·凯撒》的评论给我那么深的印象的了:
在《攸里乌斯·凯撒》中活动的人,以上之外,还有一个。那是复合底人物。那便是人民,或说‘群众’。
莎士比亚之被称为写实家,并不是无意义的。无论在那一点,他决不阿谀群众,做出凡俗的性格来。他们轻薄,胡乱,残酷。今天跟在彭贝的战车之后,明天喊着凯撒之名,但过了几天,却被他的叛徒勃鲁都斯的辩才所惑,其次又赞成安东尼的攻击,要求着刚才的红人勃鲁都斯的头了。人往往愤慨着群众之不可靠。但其实,岂不是正有适用着“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的古来的正义的法则的事在这里吗?劈开底来看,群众原是轻蔑着彭贝,凯撒,安东尼,辛那之辈的,他们那一面,也轻蔑着群众。今天凯撒握着权力,凯撒万岁。明天轮到安东尼了,那就跟在他后面罢。只要他们给饭吃,给戏看,就好。他们的功绩之类,是用不着想到的。他们那一面也很明白,施与些像个王者的宽容,借此给自己收得报答。在拥挤着这些满是虚荣心的人们的连串里,间或夹杂着勃鲁都斯那样的廉直之士,是事实。然而谁有从山积的沙中,找出一粒珠子来的闲工夫呢?群众,是英雄的大炮的食料,而英雄,从群众看来,不过是余兴。在其间,正义就占了胜利,而幕也垂下来了。 ——引自鲁迅《且介亭杂文·“以眼还眼”》

舍斯托夫的学术思想我不甚了解,只在书店里见过他的《无根据颂》,记得他说过一句“畏惧真理是人的典型特征”,大概要算蔑视普罗大众的存在主义者。然而他上面的话,却是让一切视群众如刍狗的“精英”们读了要感觉如芒在背的:
我们随便到现在的一个什么文艺明星、励志演说家之类表演的会场去看:
表演者那边,是刻意讨好的姿态、自作聪明而愚不可及的话语
;观众那边呢?回报以无边的人潮、无数的荧光棒、疯狂的尖叫、争先恐后地献花、拥抱……颇引得有些人摇首蹙额,忧心忡忡地来发议论:群众、青年无识如此,被一群逢场作戏之徒玩弄于股掌之上,真是下愚不移,鬼迷心窍,长此以往,将伊于胡底呢?
然而读了舍斯托夫,就明白这是多虑了:
台上的固然是逢场作戏,台下的又何尝不是呢?
场面话是明星在演戏,荧光棒不也是观众的玩具吗?
以群众为刍狗,又怎能逃得脱被群众以为刍狗呢?
当时就不过是“余兴”,曲终人散之后,又岂会留下点什么呢?
所以,“要当战斗员,不当表演员”。“表演员”之所以不可当,口是心非、逢场作戏之所以不可取,除了“玩人丧德”以外,单就自尊心这一层讲,当你哗众取宠、欺世盗名的时候,那些看起来被你所欺的普通人,也不过将你当个“余兴”而已——也许他们并不是真的知道你的居心,然而你的种种作派,让他们感觉你就是一个把戏。他们不曾认为你是敌人、坏人,也真未曾想到自己是在蔑视你,然而你会知道,他们实实在在是蔑视了你。
所以,和群众打交道,和那些默默无闻,看起来毫无过人之处的人打交道,既不可漠不关心,目中无人,趾高气扬,也不可好行小惠,惺惺作态,两面三刀。一切戏,只要是“戏”,群众就总是看得穿的,看得穿而不对你讲穿,那是因为他们还没有看腻,还在拿你开心。等到腻了,而你又拿不出演戏之外的真东西,那么,你除了被和上台时一样大的声浪哄下台,就没有法子好想了。
所以:
“呜呼,可不惧哉?”!
——司马光《谏院题名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