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来越多中国家庭，正在放弃方言_风闻

来源：微信公众号“网易数读”

“网易数读”用你的家乡话应该怎么说？

对大多数读者来说，这并不是一个很难的问题。尽管越来越多的生活场景需要我们使用普通话乃至英语，但方言依然是难以遗忘的一部分。

许多在大城市打拼的年轻人，会在工作/学习的闲暇与父母通个电话，那一口浓浓的乡音，连接的不仅仅是信息，更是他乡和故乡的两个空间。

不过，这一情景似乎不会出现太久了。从研判未来的角度来看，方言正在离我们越来越远。

中国的方言实在太多了

方言这个名词看起来很简单，但在中国的语境里，它背后指代的类型需要以成百上千来计算。

根据通俗分法，汉语方言分为七大类：官话方言、吴方言、湘方言、赣方言、客家方言、粤方言、闽方言。每一大类方言下可分为许多次方言，这些次方言继而又细分成若干个方言片及方言点。

有一句老话是“五里不同音，十里不同调”，强调的便是中国方言类型多、区别大的特点。

中山大学徐现祥等人曾利用方言片的数据对各地区的方言多样性指数进行度量，结果显示在广西、安徽等方言多样性指数较高的省份，一些城市最多可以同时出现５种汉语次方言。[1]

以典型的“西红柿”为例，根据2008年版的《汉语方言地图集》，西红柿在全国930个方言点中有160多种衍生叫法。

Div对应数即该地区的方言多样性数量 /《方言与经济增长》

这么多种方言有利于传播、交流吗？答案通常是否定的。

莱顿大学汤朝菊等人曾选取15座代表城市，考察中国各地方言的互通性。结果显示，北方方言整体较易听懂，最难懂的是温州话和福州话，后二者分别是吴方言和闽东方言的代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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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也证实了“五里不同音”的说法——哪怕是身处同一方言区，语言也并非一定相互理解。西安话的被测双方之间可理解度仅67%，南昌话甚至只有50%。

可见，中国人的“南腔北调”虽包罗万象，且富有文化趣味，但难免让彼此的交流感到困难重重。

普通话正代替方言

难以听懂的方言通常与习得难度有关。尤其是在南方，径流纵横，地形复杂，区域流动困难，诸多方言由此独立生长，自成一派。

不过，较高的学习难度又会影响方言的传承，尤其是在普通话被大力推广的国家意志下，部分地区的方言使用率正在明显下降。

吴语爱好者@神样胡桃制作的图表“6-20岁能够熟练使用方言人群比例”此前曾在互联网上流传。数据显示，北方官话区、西南官话区能够熟练使用方言的年轻人比例依然较高，闽南语区、吴语区的使用比例则非常低。

6-20岁能够熟练使用方言人群比例 / 

6-20岁暑期社会实践《各地本土出生人士方言使用情况调查》项目

尽管这份图表并没有披露详细的调研方法，科学性存疑。不过多份研究的确对吴、闽、客家等分区的青少年儿童方言能力明显下降的现象进行了证实。[3][4][5]

为什么方言使用率下降了？

我们提到有普通话推广的因素影响——教育部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谢俊英等人结合普通话推广情况的调研数据发现，无论是在江苏（作为南方方言区样本）、河北（作为官话区样本）还是广西（作为少数民族语言地区样本），居民能用普通话交谈的比例都有明显增长，其中年轻人的掌握率远高于中老年人。[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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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务教育在新一代人中的落地和推行，让普通话的使用场景变得越来越广。一边是习得难度较大的家乡话，一边是学校“学好普通话”的大力号召，一些地区的方言自然向边缘化迈进。

此外，新城市移民的增多，也让方言失去了使用的必要性。2018年，中国流动人口规模达2.41亿，无数人从中西部向东部一线城市涌入，并努力在后者安家、生育。

当人口频繁流动，普通话会成为最便利的沟通方式，因此也不外乎在这一条件成长的下一代，早就与原生故乡切断了联系，普通话成为他们唯一的生活语言——亦或是英语。

年轻父母的“文化自觉“

无论是部分方言的习得难度、宏观教育政策的影响还是新城市移民的增多，它们都是让方言离我们越来越远的客观原因，非常容易理解。

不过一个容易被忽视的现象是，哪怕是在方言使用率较高的地区，你所看到的本地儿童也基本以普通话为生活语言了。

他们多是因为年轻父母的“文化自觉”，也就是说，是父母让他们主动放弃了方言。

南京大学的研究者王玲对305组居住在南京的中国家庭调研访谈后发现：父母之间的交流可以采用普通话、本地话或各种形式。但与孩子交谈时，普通话的使用比例会远远高于其它语言。[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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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家庭语言政策（Family Language Policy）的变化源于他们的“语言教育焦虑”。

研究进一步显示，受访父母认为，即使自己平时不说，可面对孩子时，一定会多用普通话，这可被称之为一种“教育语言”。

这并非一个地区性的孤证。中国地质大学汪卫红等人基于武汉家庭的研究发现，作为城市中产阶级的年轻父母会担心方言影响儿童的语言学习，因此有意避免让孩子接触方言。

他们把英语视为孩子们未来生活中实现阶级上升不可缺少的语言，学会方言只会成为一种障碍。[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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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个角度出发，会得出一个很有趣的推论——身为90后的父母或许是最后一批能够熟练使用家乡话的人了，因为他们会亲手把方言扼杀在孩子的摇篮里。

这句话听起来很刻薄，但它并非一种批评。“保护方言，传承文化”这些辞令人人听起来都会觉得有道理，可当自己的下一代面临与其它孩子的竞争时，害怕落后的父母会将任何一种教育尝试视为挽救劣势的方式。

因此，当我们说方言离我们越来越远，可能并非是因为这些语言做错了什么，它的核心依然是家长如何提高子女竞争力的焦虑，与择校、补课、素质教育等议题齐平。

方言本身，不过是一个“非常不重要”的牺牲品罢了。

作者 | 赵鹿鸣

设计师 | 赵鹏路

参考资料：

[1] 徐现祥, 刘毓芸, & 肖泽凯. (2015). 方言与经济增长. 经济学报, 2, 1-32.

[2] Tang, C., & Van Heuven, V. J. (2009). Mutual intelligibility of Chinese dialects experimentally tested. Lingua, 119(5), 709-732.

[3] 俞玮奇, & 杨璟琰. (2016). 近十五年来上海青少年方言使用与能力的变化态势及影响因素. 语言文字应用, (2016 年 04), 26-34.

[4] 陈燕玲. (2012). 闽南方言文化传承的问题与对策——以泉州青少年方言认知与习得为例. 东南学术, 6, 334-341.

[5] 黄南津, & 李金阳. (2017). 普通话的推广与客家方言的传承——基于广西客家方言区语言使用情况调查. 玉林师范学院学报, 38(1), 24-31.

[6] 谢俊英, 李卫红, 姚喜双, & 魏晖. (2011). 普通话普及情况调查分析. 语言文字应用, 3.

[7] 王玲. (2016). 语言意识与家庭语言规划. 语言研究(1), 112-120.

[8] 汪卫红, & 张晓兰. (2017). 中国儿童语言培养的家庭语言规划研究: 以城市中产阶级为例. 语言战略研究, (2017 年 06), 25-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