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7岁吴孟超院士：“虽然退休了，但我随时可以进入战位，投入战斗！”_风闻

来源：微信公众号”解放日报“

　　97岁的吴孟超是我国著名肝胆外科专家，中国肝脏外科的开拓者和主要创始人之一。从医70多年，拥有自主创新重大医学成果30多项，创建我国肝脏外科论基础，主刀完成包括我国第一台中肝叶切除术在内的16000多台重大肝脏手术，使我国肝脏疾病的诊断准确率、手术成功率和术后存活率均达世界领先水平，肝癌患者术后最长存活已达45年。如今全国肝胆外科的专家和医生中，八成以上都是他的学生。

　　采访这天，吴老身着蓝色海军礼服，胸前佩戴着党徽，精神抖擞，笑容温暖。回忆过往岁月，他饱含深情，“选择回国，理想有了深厚的土壤；选择从医，追求有了奋斗的平台；选择入党，人生有了崇高的信仰；选择参军，成长有了一所伟大的学校。”吴孟超说，这四个正确选择决定了他一辈子的幸福，“如果说有什么成功秘诀的话，就是这几条路走对了！”

　　我每天看十几份报纸，从《解放日报》到《解放军报》，还有《参考消息》《科技日报》，了解到我们国家不断取得新的成就，很自豪。

　　国家不强盛，咱们的腰杆就不硬。国家强盛了，个人才能有好的发展。我1940年从马来西亚回国，1949年同济大学毕业后就一直在第二军医大学工作，至今已经70整年。

　　现在看来，回国、学医、入党、参军，这四条路的正确选择让我能真正实现了自己的人生价值。所以，我庆幸自己的选择，也永远感激党和国家，感谢部队这个大家庭对我的教育培养。

　　用实际行动去抗日救国

　　1922年夏天，我出生在福建闽清的一个小山村里。因为家境贫寒，在我3岁时，父亲就背井离乡到马来西亚割胶谋生。5岁那年，妈妈带着我和弟弟远涉重洋，到马来西亚诗巫投奔父亲。

　　从七八岁开始，我也在橡胶园里割胶。割胶只能夜里进行，那时我们凌晨两点出发，手上戴一个灯，条件好的能戴个头灯，每天要割几十棵树，收完胶常常早上六七点才收工。

　　在异国他乡，我跟随父母卖米粉、做苦力，受尽当地英国殖民者及其帮凶的压榨盘剥，15岁时好不容易才进入一所华侨学校半工半读。这所学校就是马来西亚华侨办的光华初中，“光华”就是“光耀中华”之意。从那时起，爱国的种子，就在我幼小的心灵里生根发芽。

　　1937年，卢沟桥的炮声也传到了马来西亚。华侨领袖陈嘉庚领导华侨开展抗日救亡运动，校园里掀起一波又一波革命浪潮，我也第一次知道了“中国共产党”。

　　1939年夏天，我们初中毕业，按惯例要由校方和家长出资，安排学生聚餐。我是班长，把钱收齐后，就和副班长林文立商议：能不能取消聚餐，把省下来的钱捐给抗战将士？这个建议，得到了全班同学的拥护。

　　于是，一笔以“北婆罗洲萨拉瓦国第二省诗巫光华中学39届全体毕业生”名义捐出的抗日捐款，通过陈嘉庚送往抗日根据地——延安。

　　令人惊喜的是，在毕业典礼时，学校收到了八路军总部以朱德、毛泽东的名义发来的感谢电。校长和老师激动万分，立即把电文抄成大字报贴在公告栏上，这件事引起了全校的轰动。

　　这封电报点燃了我们的激情——到延安去，到抗日前线去！1940年春天，我约好6个同学，历时一个月经新加坡、越南，从云南入境，回到了祖国怀抱。

　　可是，我们却把困难想简单了。那时，通往延安的道路已被国民党军队严密封锁，大家不知道延安在哪儿，也不知道怎么去延安。无奈之下，我只能留在昆明当地一边打工一边上学。

　　几年的高中生活，我们是在躲避日本鬼子的炸弹中度过的。一开始没有经验，飞机一来，我就把白色的外套顶在头顶乱跑。也就是这个时候，我认识了吴佩煜，她后来成为我的妻子。

　　1943年，我和吴佩煜双双被同济大学医学院录取。接下来几年，我们随校迁转于云南、四川和上海。

　　1949年，我从同济大学医学院毕业时，恰值解放军即将解放上海。当时我正在实习，参加了救治解放军伤员的工作，三天三夜没离开手术室。

　　当外科医生也是为了争口气。毕业时，学校负责分配的那个教授说：“你的个子这么矮，能干外科吗？”我很不服气，立志非当外科大夫不可。当时华东人民医院招聘医生，我顺利考取。

　　我亲身经历了上海解放的时刻。那天早晨非常安静，我走到街上一看，一排排的解放军战士睡在街道旁，没有任何扰民行为。我的决心更加坚定了：我要加入中国共产党，我要成为解放军的一员！

　　1951年，华东人民医院改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军医大学，我成为了一名军医。1956年3月28日，我被批准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6月12日，我正式参军，被授予大尉军衔。穿上军装的那一刻，我忍不住流泪了。

　　让中国肝脏外科领跑世界

　　上世纪50年代，中国是肝炎、肝癌高发地区，但肝胆学研究长期是一片空白，直至新中国成立时，中国还没有单列的肝脏外科，肝脏手术更被视为禁区。1958年，某外国医学代表团来医院参观时傲慢地预言：“中国的肝脏外科要达到世界先进水平，起码要30年。”

　　当晚，我彻夜难眠，“国不强、遭人欺”的滋味袭上心头。我连夜向院党委赶写一份向肝胆外科进军、成立攻关小组的报告。报告完成之际，窗户正透进第一缕晨光。报告写完，我意犹未尽，又提笔写下16个字：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奋发图强，勇攀高峰。

　　此后，不管遇到怎样的艰难曲折，我始终充满战斗的激情、保持冲锋的姿态：创造性提出“五叶四段”解剖学新见解，奠定了中国肝脏外科的理论基础；首创常温下间歇肝门阻断切肝法，改变了西方沿用已久的传统技术；成功完成世界上第一台人体中肝叶切除术，勇闯肝脏手术“禁区里的禁区”……仅用时7年，我的团队就将中国的肝脏外科水平提升至世界前列，创造了世界外科医学界的奇迹。

　　在1979年召开的第28届国际外科学术会议上，我做了主题报告。当我提到“切除治疗原发性肝癌181例、总手术成功率91.2%”时，大家纷纷为我这个“中国小个子”鼓掌，之前发言的两位外国医生加在一起的肝癌切除术共18例。

　　会议休息时，许多外国专家拥到我身边，想知道我究竟是如何完成那么多肝脏手术的。会议后期，我被增选为国际外科学会会员。国际医学界用这种方式肯定了我，肯定了中国肝脏外科！

　　从医70多年，从五叶四段理论到间歇性肝门阻断切肝术，从第一例肝癌手术到世界第一例中肝叶手术，从肝癌切除手术年龄最小到术后存活时间最长，从当初的肝胆外科三人小组到今天世界最大的肝胆外科专科医院和国家肝癌科学中心，我培养研究生260多名，主刀和参与救治了近16000个肝胆疾病病人，履行了一个老师和医生的职责，我还当选了中国科学院院士。

　　我曾问自己，如果不是选择跟党走，如果不是战斗生活在军队这个大家庭，我又会是一种怎样的人生呢？我可能会有技术、有金钱、有地位，但无法体会到为人民服务的含义有多深，共产党员的分量有多重，解放军的形象有多崇高。一个人找到和建立正确的信仰不容易，用实际行动捍卫信仰，更是一辈子的事。

　　虽然退休了，但只要组织需要，只要病人需要，我随时可以进入战位，投入战斗！我觉得我身体还可以，所以我有信心，也有决心。

　　我是党的人，有63年党龄，我也是部队的人，也有63年军龄。党和部队培养我这么多年，其它的不敢说，但政治意识、大局意识、号令意识早就融进我的生命里了。所以说，无论进退，不管去留，坚决听党的号令，坚决听部队的命令。

　　如果有一天倒在手术台上，那就是我最大的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