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所谓中国考古学_风闻

又一篇雅文，建议历史思维、科学精神持有者阅读。精美、精日、“自称为左派”的民科、键盘研究员自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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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转自博客 穴居的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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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我们说中国崛起也许还有点太早，但是21世纪中叶中国崛起将是可以期待的现实。中国经济的规模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2014年已经超过了美国，2035年前后按汇率计算的经济规模也会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的经济大国，中国的工业规模目前已将近是美、日、德三国之和，所以经济上有“中国模式”的说法。它代表中国独特的资源禀赋、发展思路、与管理策略。政治上很早就有“中国道路”，文化上有关“中国文化”的讨论也非常热烈，大家在讨论中国文化能够给世界带来什么不同的东西，中国传统这个老树能够发出怎样的新花。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禁不住也会想到中国考古学，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中国考古学会有怎样的发展，怎样的贡献。

             当我们说到“中国考古学”的时候，它基本有三种含义：一种是“有关中国的考古学”，中国就是个地理范围，全世界所有研究中国这片区域考古学问题的，都可以统称为中国考古学；第二种是指“中国的考古学”，它的范围要比第一种小，即中国考古学家所从事的研究，它的所指限于国家范围，没有什么特殊的内涵；第三种是在学术意义上，所谓“中国考古学”指的是一种具有特色的学术体系，有点类似上面所说的“中国模式”、“中国道路”、“中国文化”。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谈论的“中国考古学派”类似之。问题是这个特色能否成立，是否有意义。我所说的就是这第三种意义上的中国考古学。

             我们能不能说“中国考古学”呢？或者说当我们提及“中国考古学”的时候，我们能够想到什么足以支持它的特色？我们可以说美国考古学，说到美国考古学的时候，我们会想起它强烈的人类学色彩，想到目前还占主导地位的过程考古学范式，想到它世界范围视野等。虽然剥开其科学的外衣，骨子里似乎总有几分殖民主义与帝国主义的色彩。我们可以说法国考古学，它总是那么特立独行，说到它的时候，我们会想到法国的结构主义大师们，他们的思想深入到了考古学中，历久弥新，尤其表现在法国历史悠久的旧石器考古中。法国考古学的骨子里似乎总有那么一点特立独行的贵族范。我们还可以说日本考古学，它把田野考古技术推向了极致，把科学分析方法推向了极致，它把材料的细致整理推向了极致，但是其思想似乎有点迷茫……，让人想到日本文化中把身心都托付给大名的武士。

             当我们说到中国考古学的时候，我们想到了什么呢？五千年文明？两百万年的人类史？一万年的农业史？这些是中国的古史，不是我们说的中国考古学。这些古史当然是由一系列的考古发现与研究组成的，发现且不说了，研究如何呢？我们在说中国考古学的学术特色的时候，会想到区系类型理论、文化因素分析法，会想到它的马克思主义特色，会想到在黄土区域非常实用的田野发掘方法，会想到它日益发达的技术，会想到它无与伦比的文化遗产开发利用……。不知怎么，总会让人想到土豪。

            为什么想到的是土豪而不是其他的形象呢？中国考古学的“豪”特别是表现在文化遗产的开发利用上，如兴建一座国家考古公园，一下子收回几十平方公里的土地，花费上百亿拆迁，然后兴建道路、博物馆、旅游服务设施，这种社会动员能力恐怕世界上罕有。在考古发掘上也有表现，如三峡工程的抢救性考古发掘，动员全国的考古力量大会战，五十年代黄河小浪底工程也是如此。我想如果考古学研究需要兴建大型的科学设施的话，中国一定是能够首先做到的。虽然没有大型的考古科学设施需要兴建，但是我们可以搞大型的考古学研究工程，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就是最典型的例子。汇聚全国的研究力量，联合攻关，国家是集中资助。这种“豪”的项目或工程的典型特征是政府出面组织协调，国家拿出专项资金资助，研究机构各司其职。曾经参与过这个工程学者说，值得纪念的倒不是真正实现了什么，而是前所未有的多学科合作，让人受益匪浅。

            我们该怎么评价这种“豪”的做法呢？从西方以个人为本位的立场来看，无疑国家管得太多，行动太粗野，但是又不得不承认，这么做效率确实高。这种中国经验可以称为社会大协作，中国在基础设施建设上频频使用，短时间内就建起来两三万公里的高速铁路、大量现代化的机场、码头等等。中国传统上就是一个集体本位社会，只要目标清晰、合理，中国人有愚公移山的精神，就像电影《流浪地球》所讲的，为了带着地球去旅行，修建的发动机高达万米，一座不够，那就建一万座！在饱和式救援中，不要问究竟是谁是英雄，所有参与者都是。的确，集中力量办大事应该是我们的强项，前提是目标的正确、合理。

             这里就涉及到另一个我们有点不大愿意去谈的方面，“土”。什么是“土”呢？为什么会“土”呢？我小时候是在农村长大的，刚进小城镇，就显得很土。因为我对外界了解太少，无论是衣着，还是行为习惯，都显得与周围格格不入。就中国考古学而言，还是在不久之前，我们的主要研究形态还是20世纪上半叶的，我们信奉的一些前提还是19世纪的，比如社会的单线进化。在这个基础上形成中国考古学派，无疑是难以成立的。我曾经著文说，中国考古学本来是可以有自己的特色的，其中之一是中国的历史考古，中国古人在文化意义上塑造了中国的物质遗存，包括中国的山山水水，而那些物质遗存也形塑了中国历史文化、中国文化精神，但是我们利用“科学”阉割了中国物质遗存的文化意义。另外一个是马克思主义考古，因为历史的曲折，我们曾经犯了“以论代史”的错误，把马克思主义原理当成了历史本身，结果两条本可以有特色的路都没有走出来。

            西方后现代主义兴起之后，对考古学也产生了巨大影响，后过程考古学形成。后现代思想对于科学的反思，后过程考古学之于物质遗存文化意义的关注，都促使我们开始关注中国的思想文化传统，关注中国物质遗存的文化意义。李泽厚先生著《该中国哲学上场了》，最近读到的张岱年、张世英、楼宇烈等老先生的著作中都开始肯定中国思想文化的现实合理性，在21世纪，在面对中国与世界的问题时，我们的思想方法、价值观是有重要意义的。就好像中医一般，面对新世纪产生的大量心脑血管、糖尿病等慢性病，它仿佛就是为21世纪存在的医学（上个世纪大量的是感染性疾病，中医的效率并不高）。在21世纪，面对世界存在的种种问题，中国文化似乎找到了用武之地。这么说显得很笼统，中国文化究竟能给21世纪贡献什么呢？将可能通过什么来影响中国考古学的发展呢？中国考古学若能扎根于新的思想方法，就像法国考古学有结构主义思想传统一样，那么中国考古学就可以成立。

             确切地回答这些问题，目前还不现实，我们已经在政治、经济、社会、哲学等诸多领域看到了一些端倪。比如说对实践的重视，这里实践是指一种融合体验与理性认知为一体的、人与物相互交融、并处在社会背景关联中的人的行动。这类似于王阳明所说的“知行合一”，跟那种把人置身物外、人与物相互分割的所谓客观认识论相区别，它对于我们理解人与社会更有效。再比如说对总体性的关注，它有些模糊，但是不失大体，相比那种条分缕析，最后不知所云的研究，其实更准确。对于人类社会这样的复杂巨系统，总体性的把握是更有效的研究方式，就像西方反恐，越反越恐，因为它总体上就错了。的确，我们有关的思想还不成熟，但我们似乎可以觉察到，网络与信息时代非常有利于基于中国文化的思维与行动方式。生活在我们这个时代的考古学家，有必要从中国文化中去汲取营养，而不能再像从前那样，在文化上挥刀自宫。

           在考古学领域，我们可以看到后过程考古学与中国文化本身的一些契合，我也注意到年轻一代似乎天然地喜欢后过程考古学。如果未来中国考古学在理论上有所突破的话，似乎首先应该发生在历史考古领域。但是矛盾的是，考古学理论研究似乎一直是史前考古领域的事情，目前的研究也是如此。旧石器考古领域完全为科学思维所主宰，虽然目前也呈现出明显的社会考古转向，强调人类社会认知发展的重要意义，但是总体上还没有达到把握人类社会与人本身复杂性的程度。旧石器考古需要重新理解人与物的关系（如艺术品），尤其是这种关系的起源与基础（社会与心智等多方面的）。新石器-原史考古处在两者之间，是考古学的典型代表，一直是理论的主要生发地。当前的研究趋势就是社会考古，这也是一个适合开展社会考古的领域，就像在讨论中国文明起源或社会复杂化这一类问题的时候，需要考虑其历史意义，而这是我们能够更好理解的方面，或许我们能够在这个考古学分支领域获得突破。究竟真正意义上的中国考古学会是怎样的，会在哪里获得突破，现在还只是一种朦胧的猜测。

              当然，科学仍然是不可忽视的。认识到科学的重要性跟认识到科学不是解决人类社会问题的唯一途径一样重要。当前特别引入注意的是，除了科学与人文之间固有的矛盾之外，在中国学术界与一般民众之间，由此引发的中国与西方之间争论都十分对立。其中需要注意的是，中国是作为一个新生的力量出现的，而且越来越自信，越来越有力量。同时值得注意的是，中国文化中似乎固有一些玄谈、索隐的毛病，这在各类民科研究中很普遍，又让我们感觉到，中国的科学道路还有些遥远。学习科学与批判科学，我们是在同步进行的，如此矛盾，自然也就引发了非常对立的情绪。

              我在说什么呢？好像是在说一件子虚乌有的事情，然而我又仿佛看到中国学术的影子，听到中国考古学来到的脚步声，还有些遥远，有些轻微，但是越来越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