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小沙弥到明太祖 ——朱重八的崛起之路_风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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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身陷苦难而不甘于苦难，在苦难中汲取能量，顺势而为，朱重八才能成长为朱元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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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 元 璋（1328—1398 年 ）， 字 国 瑞，原名重八，濠州钟离（今安徽凤阳）人。朱元璋其人，《明史》记载：“崛起布衣，奄奠海宇，西汉以后所未有也。”康熙帝曾立碑“治隆唐宋”以赞誉朱元璋，并认为“明太祖天授智勇，崛起布衣，纬武经文，统一方夏，凡其制度，准今酌古，咸极周详，非独后代莫能越其范围，即汉唐宋诸君诚有所未及也”。**可以说在中国历史上，朱元璋是一个“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突出典型，**正如吕思勉先生所言：“明太祖起于草泽，而能铲除胡元，勘定群雄，其才不可谓不雄。”

明太祖朱元璋

底层生涯颠沛流离

元文宗天历元年（1328 年）九月十八日未时，老汉朱五四的小儿子出生了。在当时，平民百姓一般没有正式名字，只用出生年月、父母年岁或者兄弟排行等随便起个名字。因为在家族中排行老八，于是朱五四夫妇为这个孩子起名朱重八。作为佃农，朱重八一家“上无片瓦，下无立锥之地”，仅靠佃租的土地过活。

至正四年（1344 年）黄淮一带发生严重的自然灾害。旱灾、蝗灾、瘟疫接踵而来，彻底压垮了朱重八一家。艰难时岁，生存不易，以至于他在后来回忆这段生活时还久久不能忘怀，《明太祖实录》记载：“因念微时，皇考、皇妣凶年艰食，取草之可茹者，杂米以炊，艰难困苦，何敢忘之 ?”不到半个月的时间里朱重八的父母亲人相继病殁。亲人尽失，往昔亲情的温暖如今只能残存在睡梦中，这一场变故将朱重八毫不留情地卷入社会的洪流中，甚至将他推向了地狱的边缘。

家徒四壁，父母无处安葬，正当他感到绝望时，邻居刘继祖施舍他一块土地。多年之后，当他登上皇位后依然不忘这一赠土之情，追封刘继祖为义惠侯，以感念他的恩惠：“朕昔寒微，生者为衣食之苦，其死者急无阴宅之难。吁，艰哉！尔刘继祖发仁惠之心，以己之沃壤，慨然惠朕。朕得斯地，乐葬皇考、妣于是，至今难忘，朝夕怀之切切。”

葬地虽有了着落，然而在为父母落葬时，天降大雨，当地俗称这一现象为不吉的“天葬”。朱五四一生贫苦，死后竟也不得安稳入葬，朱重八一直耿耿于怀。多年以后，朱元璋称帝，随即命令在这里“增土以倍其封”。回想当年的凄凉与悲惨，朱元璋心中一阵刺痛，在写《御制皇陵碑》[1] 时，还觉得伤心，“殡无棺椁，被体恶裳，浮掩三尺，奠何肴浆”。

位于安徽省凤阳县的明皇陵

在彼时生活的压迫下，为了有一口饭吃，朱重八最终决定投奔皇觉寺，出家为僧。作为寺中的小沙弥，低眉弯腰、疲苦劳乏自然是少不了的，好歹温饱不成问题。但元末之际，天下大乱，灾荒不断，寺庙也渐渐无以为继，在为僧五十天后，“十一月丁酉，寺之主僧岁歉不足以供众食，俾各还其家”，朱重八最终还是被扫地出门，成为一名游方僧，头顶破毡帽，一手拿木鱼，一手拿瓦钵，各地乞讨。**在这三四年的流浪乞讨生涯里，朱重八辗转于淮西地区，生活在最底层，受尽风霜雨露，尝尽人世辛酸，亲身感受到了百姓的困苦，也更多地看到社会的黑暗。**现如今我们仍然能从《御制皇陵碑》中感受到朱重八的无奈和凄凉：“突朝炊烟而急进，暮投古寺以趋跄。仰穹崖崔嵬而倚碧，听猿啼夜月而凄凉。魂悠悠而觅父母无有，志落魄而佒佯。西风鹤唳，俄淅沥以飞霜，身如蓬逐风而不止，心滚滚乎沸汤。”

 

御制皇陵碑

**在最需要父母亲情关怀的年纪里，朱重八只能独自颠沛流离，没有依靠，缺少人生指导。再加上不安定的生活环境以及情感上的缺失，难免会造成他一定程度的心理缺陷，形成孤僻而暴力的性格。**在接触到了反元的白莲教、明教等思想后，他的心里很自然地滋长出一种对自身所受压迫与剥削的仇恨情绪和反抗意识。在极贫、极苦的生活环境中摸爬滚打、不断成长的朱重八，逐渐开始蜕变。他已经不再是那个父母死后感到绝望、无处归依的少年了，而是愈发坚毅勇敢。一无所有后还有什么可害怕的呢？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

实战造就政治手腕

在外流浪三四年后，朱重八“复入皇觉寺，始知立志勤学”（《皇朝本纪》）。此时元朝统治已经是强弩之末，官逼民反，以韩林儿为首的红巾军起义遍及全国。朱重八在寺内接连不断地得到外边的消息，内心也在不断地拷问自己。自打记事以来，他感受到的就是农民的贫苦，世态的炎凉。父母一辈子任劳任怨地经营庄稼，收了粮食却吃草根树皮，最后惨死，自己也流离失所！以前只知怨恨命运的不公，现在才发觉，只见官府搜刮不见朝廷给什么安抚，敌人是谁，现在都搞清楚了！元朝廷已经从外腐败到内里了，作为贱民想要活命，就得改变这种局面，把吃人的朝廷推翻。

凤阳县龙兴寺（原皇觉寺）

至正十二年 (1352年 )，朱重八离开皇觉寺后，投奔红巾军将领郭子兴，“被收为步卒。入伍几两月，除为亲兵，终岁如之”（《高皇帝御制文集·纪梦》）。朱重八从小兵做起，因为打仗机智勇敢，又识得一些字，很快就被提升为亲兵九夫长，留在郭子兴的身边。与此同时，郭子兴见他“度量豁达，有智谋”，讲义气，人缘好，便引为心腹，把自己的养女马氏嫁给他。此时的朱重八改名朱元璋，拥有了参谋机要的机会，得以进入领导集团。通过三攻集庆，朱元璋得以摆脱郭子兴的控制，占据江南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并以此为根据地，精心计划，在郭子兴病死后，从“倒插门”最终修成“掌舵人”。朱元璋一步步由流浪沙弥变为反元豪强地主武装首领，再到反元地主军政集团首领，最后成为大明帝国的开国君主。

郭子兴

面对陈友谅、张士诚这两个劲敌，朱元璋认为“友谅志骄、士诚器小，志骄则好生事，器小则无远图”。他制定出先除陈后除张的策略。元至正二十年（1360 年），朱元璋召康茂才密授诈降之计，大败陈友谅于江东桥。至正二十三年（1363 年）四月，两军主力于鄱阳湖决战三十六天。在决战中，朱元璋采用火攻战术，同时虚心谨慎，凭借经验丰富的谋臣和作战勇敢的将帅，上下一心，谋定后战。最终，陈友谅战死，朱元璋取得胜利。

纵观朱元璋与陈友谅的对决，“虽其间茂才作谍，韩成赴江，履尾乘危，亦烦经画，而太祖屡挫而气不折，友谅小胜而志益骄，此明之所以兴，汉之所以亡也”（《明史纪事本末》卷三《太祖平汉》）。之后，至正二十五年（1365 年）十月，朱元璋进攻张士诚，至正二十七年（1367年）九月初八，率军攻入平江城，张士诚被捕，东吴灭亡。种种战事，皆表现出朱元璋极高的军事天赋：杀伐决断、坚毅勇猛。在战争中百炼成钢的朱元璋，统一全国建立霸业的人生规划也越来越清晰明朗，尽显帝王霸气。

张士诚

但在长期的战争中，朱元璋的性格中也染上了浓浓的血腥味，对于权力越来越珍视，害怕部将夺权的心也越来越敏感，稍有迹象，随即暴力镇压。至正二十二年（1362 年）七月，处州苗军叛变，朱元璋命邵荣统兵平定。回应天之后，邵荣、赵继祖因战功恃宠而骄，萌发叛乱之心，意图合谋暗杀朱元璋，不久被人告发。叛乱触动了埋藏在朱元璋内心的敏感神经，遂将他们锁在一间房内，置以酒菜，“问曰：‘我与尔等同起濠梁，望事业成，共享富贵，为一代之君臣。尔如何要谋害我 ?’荣答曰：‘我等同年出外，取讨城池，多受劳苦，不能在家与妻子相守同乐，所以举此谋。’不饮酒，止是追悔而泣。太祖亦泪下。赵某呼邵荣曰：‘若早为之，不见今日猎狗在床下死。事已如此，泣何益 ?’”最终两人都被缢死。这一件事给朱元璋的内心带来了不可磨灭的创伤，再加上不久之后，其亲侄朱文正的妻父谢再兴投靠张士诚事件，让朱元璋深深地感受到，在权力的面前，人人都是魔鬼，一起起事的战友是靠不住的，亲戚好友也靠不住，唯一靠得住的只有自己！必须牢牢掌握军权，只有将权力掌握在自己的手中，严密监视将领，将不专兵，才能得到最终胜利。从此，多疑的种子开始在他心中生根发芽。

勤政爱民开国天子

经过长期的奋斗，南方得以平定。洪武元年（1368 年）正月初四，朱元璋定天下之号曰大明，建元洪武。这一天云开雪霁，红日照临，在山呼万岁声中，过去的乞丐、贫僧登上了他梦寐以求的象征着至高无上权力的皇帝宝座。一朝登帝，四海为之私有。坐在皇帝宝座上的朱元璋，回首过去，内心不禁充满感慨。事在人为，他终于从一个小沙弥走上了人生的巅峰，完成了从赤贫到暴富的跳跃。**不同于中国古代历代帝王的显贵出身，朱元璋以赤贫的姿态从最底层一跃而起成为天下最富、最有权势的人，这种巨大的反差构成了朱元璋复杂的性格特征。**伏尔泰有言 :“造就政治家的，绝不是超凡出众的洞察力，而是他们的性格。”正是这样一种复杂的性格特征，对他的未来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徐显卿宦迹图》所反映的明代官员上朝情景

佃农出身，经历过穷苦日子的朱元璋深知物力艰难，不似和平年代的皇帝那样讲究闲情逸致，几十年的艰苦环境使他一直保持着平民的生活习惯，一生勤俭朴素。他曾对臣下们说：“朕富有四海，岂吝于此。然所谓俭约者，非身先之，何以率下？且奢泰之习，未有不由小而大者也。”朱元璋以言传身教的方式践行俭朴的人生信条。同时，作为皇帝，朱元璋贵于勤政，事必躬亲。他每天要看或者是听两百多件报告，要处理四百多件政务，“寝不安枕，忧悬于心”。洪武三年（1370 年），朱元璋在酒席间对功臣们说：“今天下已定，朕日理万机，不敢斯须自逸。诚思天下大业以艰难得之，必当以艰难守之。”**如老农一般辛勤耕耘的朱元璋之所以如此勤勉治国，就是因为他经历了艰难得天下的过程，深知天下必须艰难维系的道理。**在家庭方面，他感念马氏于他微末时期的相许，即便日后显达，夫妻之间也是伉俪情深。洪武十五年（1382 年），马皇后病死，朱元璋恸哭，不再立皇后，其情可谓深重。

明太祖之妻马皇后

**在国策的制定方面，朱元璋也贯彻抑强扶弱的理念，表现出关心百姓疾苦的强烈政治诉求。**早年的流浪生涯让他饱尝了饥荒之苦，对农民的贫苦生活可以说是感同身受，因而对农民也格外亲厚。他常说：“民富则亲，民贫则离，民之贫富，国家休戚系焉。”他深知民以食为天的道理，为此竭力主张通过发展生产，给民实惠，以此达到长治久安的目的。他强调以农为本，注重休养生息，面对“民窘于衣食，或迫于苛政，则逃”的状况，主张采取移民屯田的政策，“即听其随地占籍，令有司善抚之”，加大力度蠲免赋税徭役，规定“若还乡复业者，有司于旁近荒田内如数给与耕种。其余荒田，亦许民垦为己业，免徭役三年”，同时大力恤灾赈贫，凡是地方因灾歉收，都下令蠲免徭役赋税，对于地方官隐瞒灾情的，严惩不贷，大力鼓励农民安定生产，最终达到了“田野辟，户口增”的效果。

**在抚恤百姓的同时，朱元璋十分厌恶贪官污吏剥削贫苦百姓。**这种咬牙切齿的厌恶，主要来自童年和青少年时代所受到的贪官污吏的侵害而形成的心理创伤。想起当年本该发给自己父母的赈灾粮食被官吏贪污，导致父母惨死的情景，朱元璋就会忍不住咬牙切齿——这些人个个该杀！**这种对整个官员群体的仇视以及不信任的心理，随着朱元璋登上皇帝的宝座，拥有完全的生杀大权之后开始慢慢地发酵，最为典型的外在表现就是使用严刑峻法对待贪官污吏。**朱元璋在打击贪官污吏上态度坚决、刑法严厉，其成果创造了中国反腐史之巅峰。

洪武十八年（1385 年）郭桓案爆发。这年三月，户部侍郎郭桓伙同北平布政使司、按察使司官贪赃舞弊，盗卖官粮被告发。被触到逆鳞的朱元璋怒不可遏，这再一次触发了他内心对于官员贪腐的憎恨，遂即下令严刑追赃。郭桓案牵扯范围广、处置力度大，由官到民。《御制大诰》[2]记载：“如六部有犯赃罪，必究赃自何而至。若布政司贿于部，则拘布政司至，问斯赃尔自何得，必指于府。府亦拘至，问赃何来，必指于州。州亦拘至，必指于县。县亦拘至，必指于民。至此之际，害民之奸，岂可隐乎？”《明史·刑法志》记载：“自六部左、右侍郎以下，赃七百万，词连直、省诸官吏，系死者数万人。”这是一场很大的血案，也是朱元璋重典肃贪的典型。在面对议论时，朱元璋正言道：“当诸司酷害于民，有能恻隐民艰，不与同类；科敛之际，或公文不押，或阻当不行，或实封入奏，以恤吾民。此际不分轻重，岂不妄及无辜？每每科无阻当，征无恻隐，混贪一概，又何分之有哉！”不跟贪官同流合污，出面阻止或者举报贪官搜刮民财的行为才是对老百姓最大的爱护！你们在当时选择视而不见，等到事发后说三道四，和贪官又有什么区别！言语之中无不包含了对贪官的愤恨以及对百姓的同情爱护。

《御制大诰》内页

鸟尽弓藏滥施刑狱

朱元璋以小沙弥的出身而至君临天下，坐上了从前做梦都不敢想的皇帝宝座，**经历了社会地位的巨大转变，在暴富和滔天权势长久的浸润之下，他的性格缺陷得以充分暴露。**朱元璋的少年时期在动荡的环境中度过，漂泊无依，四处流浪，**他的内心对安定有着极度的渴望，并对一些不安定因素保持着高度的警惕。**登上帝位之后，在他夙兴夜寐的治理下，政权逐渐走上正轨，原先的开国功臣几乎都成了潜在的不安定的危险分子，威胁着社会的安定，也威胁着朱元璋对权力的把控。在权力的纠葛中，洪武十三年（1380 年）正月甲午，“御史中丞涂节告左丞相胡惟庸与御史大夫陈宁等谋反及前毒杀诚意伯刘基事，命廷臣审录”。随即，丞相胡惟庸以擅权枉法的罪状伏诛，揭开了一场惊天大案的序幕。

胡惟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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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武二十三年（1390 年），朱元璋以“元勋贵戚，知谋逆不发举，犹疑观望怀两端，大逆不道”的罪名，诛杀韩国公李善长。因胡惟庸一案，“词所连及坐诛者三万余人”。洪武二十六年（1393 年），蓝玉案爆发。朱元璋为此再颁《逆臣录》，“凡列名《逆臣录》者，一公、十三侯、二伯”。经过这一次清洗，“于是勇力武健之士芟夷略尽，罕有存者”。 胡蓝党案波及范围大、影响广，经此一案，明朝开国勋臣几被诛杀殆尽。

蓝玉雕像

**极度低下的出身也造成了朱元璋极度自卑的心理，无可凭恃的家世使他深感胆怯与心虚，这几乎困扰了他一生。**尽管他也一而再地宣称“朕本淮右布衣”“农夫”云云，但这话只是作为标榜自己努力的语句，自己能说，旁人触及就成了大忌。这种极度自卑，外在表现就成了极度自尊、极度敏感，怕被别人看不起。在这些心理的积蓄与共同指导下就产生了强烈的压制和暴虐于人的念头，拥有权势的他可以任意地杀人，以任意杀戮来“捍卫”任何可能对他自尊的侵犯，最终造成了洪武时代的文字狱。他的禁忌十分广泛而且敏感，和尚的经历一直是作为皇帝的朱元璋内心最难言的隐晦地，因而有关和尚的一切文字，都是绝对禁止的。不仅“光”和“秃”是他的忌讳，“僧”“生”也都成了刺眼的字。

晚年朱元璋

在文字上吹毛求疵，编织莫须有的罪名，迫害作者的例子比比皆是。如：常州府学训导蒋镇为本府作《正旦贺表》，内有“睿性生知”四字，因“生”与“僧”读声相近，被杀；祥符县学教谕贾翥为本县作《正旦贺表》，有“取法象魏”四字，因“取法”与“去发”二字读音相似，被杀；杭州府学教授徐一夔《贺表》有“光天之下，天生圣人，为世作则”，也被朱元璋理解为“生者僧也，骂我当过和尚。光是薙发，说我是秃子。则音近贼，骂我做过贼”。类似种种，不一而足。

自卑而多疑本身就是性格上的一大缺陷，更不幸的是多疑者却恰好拥有滔天权势，如此，洪武时代文字狱屡兴不止。即便是像朱元璋这样扭转乾坤的人物，依然没能够跳脱性格缺陷的桎梏，晚年陷入孤家寡人之境。

洪武三十一年（1398 年）闰五月，统治明帝国三十一年的铁血帝王朱元璋在皇宫病逝，庙号太祖，谥号高皇帝。谁能想到当年那个来自社会底层、落拓不已的小沙弥最后会成长为拥有至高无上权力的一代帝王，他是靠命运推手的助力，还是依靠个人的奋斗？纵观朱元璋的一生，可以发现，只有身陷苦难而不甘于苦难，在苦难中汲取能量，顺势而为，朱重八才能成长为朱元璋。在他身上，有着农民的朴实品质，有着领袖的果敢品格，也有着帝王的多疑天性，正是因为这一复杂的文化性格构成，朱元璋才能成为朱元璋！

注释：

1. 《御制皇陵碑》，此碑位于安徽省滁州市凤阳县境内，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感念其父母和兄嫂,为其修建明皇陵，《御制皇陵碑》上的内容由朱元璋亲自撰写。

2. 《御制大诰》又名《明大诰》，由朱元璋亲自编纂，是一部带有特别法性质的重刑法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