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望中华（41）大秦帝国的兴起与坍塌_风闻

 如果把7000年前伏羲氏部族从辽西南下中原，作为“中华民族——中国”这个民族型国家的起始，那么，伏羲氏时代，就是一个“霸主型部族性奴隶制”时代；神农氏时代，就是一个“共和型部族性奴隶制”时代；五帝时代，就是一个“贵族兄弟型奴隶制中央集权”时代；夏商周时代，就是一个“贵族君臣型奴隶制中央集权”时代。

到了秦汉时代，奴隶社会就结束了，封建社会就形成了。

那么，大秦帝国，实际上就是处在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的转折阶段。

由此，我们来看一看，大秦帝国，为什么能够快速崛起呢？又为什么会迅速坍塌呢？

首先，我们来看一看，为什么是秦国——秦始皇统一中华，而不是别的什么国、别的什么人统一中华？

中国的奴隶社会，是一个农业性的社会。

在农业社会的起初，由于农业生产的辛苦，以及农业生产所产生的消费品相对剩余，使得部族或部落之间的战争，不再仅仅是为了占领地盘，求得一时之生存；而是为了占领对方的土地，掳掠对方的人口，榨取对方的劳动价值，求得自己部族或部落更好的生活与发展。

这样，就有了伏羲氏的“霸主型部族性奴隶制”时代。

由于霸主性部族与部落的残酷压榨，导致被征服部族或部落的坚决反抗，以及其它未被征服之部族或部落的恐惧与抵制，于是，伏羲氏的“霸主型部族性奴隶制”垮台，神农氏的“共和型部族性奴隶制”时代兴起。

但是，部族或部落的共和，使得各方部族与部落、在制度设计上形成了势均力敌。

这样造成的权力分散，就使社会的公共权力机构，难以形成意志的统一，缺乏快速反应的管理效率。

于是，部族或部落之间，在缺乏公权力制约的情况下，就又是强者为王；天下，就又在失去公权制约的状态下，越来越走向混乱。

黄帝打败炎帝，战胜蚩尤，等于是消灭了部族隔阂，形成了文化统一和政治机构的集权化。

这对于抑制天下纷争，提高公共权力机构的工作效率，是一个大的促进。

但是，生产力水平的制约，导致这时的生产关系、生产制度，仍然是需要奴隶主的武装，强行压制奴隶们进行生产。

而奴隶主们的武装，在完成压迫奴隶进行生产的同时，就意外地又起到了另一个作用——帮助奴隶主部落，与代表公权力的帝王族系分庭抗礼。

代表中央集权的帝王族系，也是私人武装。与帝王族系意志相左的奴隶主部落，也是私人武装。

这要是打起仗来，谁胜谁负，还不一定。

所以，五帝时代的中央集权，名义上是帝王具有管制天下的权力，实际上，这个帝王当得也很窝囊，是吃力不讨好。

大禹制订《洪范九畴》，正是对五帝时代代表公权力的帝王族系之名不副实的总结与矫正。

要想帝王族系的武装，能够对具有异心的部落武装形成压倒性优势，从而巩固中央集权，就必须实行纳贡制度，使帝王族系的经济实力，能够在制度机制上，形成对其它族系的压倒性优势。

但是，仅仅从经济的层面着手，并不能够防止意外；并不能够防止一些具有异心的部落，仍然能够在实力上，超过帝王族系。

特别是一些共同对帝王族系不满的强势部落，形成了联合；或者，是他们勾结外邦，引狼入室。这些情况，都能够对帝王族系所代表的中央集权，形成致命威胁。

所以，帝王族系的保障自己权力巩固之终极手段，还是要回到自己作为中央集权的核心价值上，就是锄强扶弱，维护天下太平。

所以，“周初大封建”，就提出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口号。

但是，还是由于诸侯贵族具有自己私人武装的原因，即便是提出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口号，实际上并不能够落到实处。

诸侯的实力，仍然能够超过帝王族系的实力。大小诸侯之间，仍然能够无视帝王的存在，而大打出手、相互兼并。

总而言之，生产力水平，是制约生产关系、制约社会形态发展的决定性因素。

而到了春秋战国时代，生产力水平，就恰好发生了大的改观，导致奴隶制的大生产，越来越没落，农奴制的小生产，越来越当道。

于是，随着奴隶制大生产的没落，压迫奴隶们进行大生产的奴隶主武装，也没落了。

这，才是大秦帝国能够快速崛起的背景性因素，也是这一社会现象能够产生的根本性因素。

在东方那些老牌诸侯国的眼中，西方的秦国，当时还是一个被人蔑视的“蛮夷”之邦。然而，正是那些老牌诸侯国眼中的所谓“蛮夷”，正是她的“落后”，才是那些老牌诸侯国的催命符，才是大秦帝国能够后来居上，一统中华的“运气”所在。

我们都知道，变法与改革，是秦国由一个落后的“蛮夷”之国，一跃而成为天下霸主的根本原因。

但是，其他的诸侯国，也都进行过改革，却都不成功；只有秦国的变法，最后成功了，这是为什么呢？

并不是穷则思变，而是因为，穷与落后，就使得秦国喜欢“共和”的贵族集团，相对地势力单薄，喜欢“专制”的百姓和君主之间的联合势力，就相对地势力强大。这就使得秦国上下，能够说改革，便改革。

这在今天，也是一样。

尽管马克思主义学说，是产生于西方的资本主义世界。但是，社会主义的运动，却是成功于东方的封建主义国家。

不是因为，东方的封建主义势力支持社会主义运动，而是因为，东方的资本主义实体不发达，没有足够的实力，对抗社会主义运动。而西方国家，因为资本主义实体发达，导致其势力强大，所以，他们那里的社会主义运动，就难以成功。

在春秋战国时代，变法图强的主要内容与途径，是什么呢？

就是先进的生产力要取代落后的生产力，新生的农奴制，要取代固有的奴隶制。

农奴制，就是劳动者租种地主的土地，向地主交租。

这样，劳动者具有了人身自由和发展的希望，也就具有了劳动积极性以及主观能动性。

而另一方面，地主，也因此不必承担因为荒年歉收，而白白养活奴隶的风险；也不必因为管制奴隶，而和奴隶们发生面对面的对抗。

这就是你好我好，大家都好。

奴隶制，就是劳动者没有人身自由，只管劳动，也不必关心劳动效果的好坏。

因为没有出头之日，也受人管制，劳动者的劳动积极性，当然就不会很高。

至于他们的主观能动性，那就是是集中精力思考，怎样才能够既破坏了主人的劳动工具，又不会让主人发觉到，是自己有意破坏的。

另一方面，对于大地主来说，许多奴隶集体劳动，他好管理；而农奴制的小生产，太分散了，不好管理，还要他提供先进的生产工具给农奴，万一农奴带着生产工具逃走了，他就亏得大。

最关键的还是，我不对奴隶进行直接的管理，怎么显示我是主人，他是奴隶啊；怎么能够显示我和他不是一个等级啊；能够让那些奴隶，显得和我是平等的，是没有什么区别的吗？

所以，越是大地主，越是大贵族，就越喜欢落后的奴隶制生产；越是小地主，越是小贵族，就越喜欢先进的农奴制生产。

但是，小地主的农奴制生产，效率比大地主要高得多，这就必然地会将经济优势，累积成政治优势，对大地主的贵族特权地位，构成威胁。

所以，大地主就要压制小地主的农奴制生产，要千方百计地限制这种生产方式的发展。就像今天的资本主义必须压制社会主义；自由经济，必须反对宏观调控一样。

而秦国由于底子薄，小地主多，贵族阶级少，所以，改革，就没有多少阻力。

商鞅之所以被车裂，不是由于贵族集团的强大，而是由于当时的君主一时糊涂，站错了队。

商鞅虽然死了，但是，他开创的变法路线，并没有停止，而是继续向前发展。这就显示了，新兴的地主阶级，力量是强大的。

这是秦始皇所在的秦国，能够成功崛起，最终统一中国的根本原因。

然而，秦始皇统一了中国，为什么统一了中国的秦王朝，又迅速垮台了呢？

这就是因为，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主要矛盾，而当人们一心一意地关注前面一个主要矛盾时，不提防以前的次要矛盾，这时候，就突然地转变为了主要矛盾，以致于搞他们一个措手不及。

秦王朝被推翻的表面原因，是陈胜吴广所发动的大泽乡“农民起义”，导致天下诸侯蜂起，秦王朝应变不及。

而其背后真正的原因，则是宦官赵高阴谋夺权，粉粹了秦国君臣之间的政治关系，导致了秦王朝的名存实亡。

天下诸侯，只不过是在和一个死了的、没有魂灵的秦王朝之尸体作战，焉有战之不胜的道理。

必须说明的是，陈胜吴广所领导的大泽乡起义，并不是所谓的“农民起义”，只不过是一种换了形式、显示了一些政治手腕的诸侯复辟行动而已。

《史记·成涉世家》记载：

【陈胜者，阳城人也，字涉。吴广者，阳夏人也，字叔。陈涉少时，尝与人佣耕，辍耕之垄上，怅恨久之，曰：“苟富贵，无相忘。”佣者笑而应曰：“若为佣耕，何富贵也？”陈涉太息曰：“嗟乎！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二世元年七月，发闾左谪戍渔阳，九百人屯大泽乡。陈胜﹑吴广皆次当行，为屯长。会天大雨，道不通，度已失期。失期，法皆斩。陈胜﹑吴广乃谋曰：“今亡亦死，举大计亦死；等死，死国可乎？”陈胜曰：“天下苦秦久矣。吾闻二世少子也，不当立，当立者乃公子扶苏。扶苏以数谏故，上使外将兵。今或闻无罪，二世杀之。百姓多闻其贤，未知其死也。项燕为楚将，数有功，爱士卒，楚人怜之。或以为死，或以为亡。今诚以吾众诈自称公子扶苏﹑项燕，为天下唱，宜多应者。”吴广以为然。】

陈胜吴广，是两个所谓的“农民起义”之“领袖”吗？

“陈胜者，阳城人也，字涉。吴广者，阳夏人也，字叔”。

《礼记·曲礼上》：“男子二十,冠而字”。

这就是说，人之“字”，源于“礼”。

而“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民”。

一般庶民，是不讲“礼”的，是不会有“字”的。

所以，有“字”的，就不会是庶民，而是贵族。

陈胜吴广两个人，都有“字”。

这说明，他们的出身，绝对不会是什么庶民甚至于农民；而应该，是属于或大或小的、某一个阶层的贵族。

那么，为什么又“陈涉少时，尝与人佣耕”呢？

这就正是陈胜吴广，之所以仇恨秦王朝，要煽动大泽乡起义，反抗秦王朝“暴政”的根本原因。

他们，原本是被秦王朝灭亡的、某个诸侯国的“遗少”，是某一个诸侯国之贵族的后代。

他们先前所在的诸侯国，被秦始皇的秦王朝消灭了，他们就因此而失去了贵族的地位，沦落为了庶民，就“尝与人佣耕”。

所以，他们的心中，就充满了对秦始皇，对秦王朝的刻骨仇恨。他们就时刻都在想着复辟——“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

那么，他们复辟的手段，又是什么呢？

那就是——无所不用其极。

“吾闻二世少子也，不当立，当立者乃公子扶苏。扶苏以数谏故，上使外将兵。今或闻无罪，二世杀之。百姓多闻其贤，未知其死也。项燕为楚将，数有功，爱士卒，楚人怜之。或以为死，或以为亡。今诚以吾众诈自称公子扶苏﹑项燕，为天下唱，宜多应者”。

这还有“立场规则”吗？这还有“礼义廉耻”吗？

只要能煽动造反，那是——什么都顾不得了。

至于“会天大雨，道不通，度已失期。失期，法皆斩”，这就——只能是秦王朝的“暴政”了。

然而，我们今天发现，从湖北云梦睡虎地出土的秦简中，清楚地写着：

“御中發徵，乏弗行，貲二甲。失期三日到五日，誶；六日到旬，貲一盾；過旬，貲一甲。其得（也），及詣。水雨，除興”。

翻译一下：

“为朝廷征发徭役，如耽搁不加征发，应罚二甲。迟到三天到五天，斥责；六天到十天，罚一盾；超过十天，罚一甲。所征发人数已足，应尽速送抵服役处所。降雨不能动工，可免除本次征发”。

一切的“惩”与“罚”，都是针对官僚与官府的，并不关老百姓什么事啊。

至于要——“法皆斩”吗？

有那么严苛吗？

当然，不论复辟者们采用什么欺瞒哄骗的手段，秦王朝，总算是垮台了，灭亡了。

这就说明，秦王朝，还是确实是不行。

然而，秦王朝虽然是不行，可她，真的是被这些复辟者们打垮的吗？

如果复辟者们真的能够打垮秦王朝，那么，他们又为什么不能够推翻秦王朝所建立的各项制度呢？

为什么楚霸王项羽，会被十分弱鸡的刘邦给打败呢？

为什么刘邦所建立的汉朝，会沿袭秦王朝的各项制度呢？

这一切都说明，秦王朝，不是败于复辟者之手，而是败于她自身的制度不够完善。

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就取消分封制，实行郡县制，将地方上的军政分开，从而强化中央集权。

这也就是总结历史经验，吸取历史教训的结果。

这就是为了阻断诸侯雄立之路，防止中央权力被再次架空，从而导致天下纷争，战乱不断的历史悲剧再次重演。

另外，在阻断外部势力架空及夺取中央权力之路的同时，秦始皇也在探索，阻止王族内部成员，利用机会非正常地篡夺权力的路子。

所以，对于接班人的问题，他就没有提前宣布。

而这，也就造成了一个制度上的隐患，制造了一个因为帝王的一时不能行使权力，而形成权力真空的的情形。

在这样的情形之下，宦官，帝王的身边之人，就能够假帝王之名义，而发出非帝王之本意的命令，使得天下，不得不服从一个篡权者的命令。

这个问题的产生，本质上还是一个“人治”与“法制”的矛盾，是一个“情感”与“理性”的矛盾。

人类社会之内部的根本矛盾，就是强者与弱者之间的矛盾，是少数强者与多数弱者之间的矛盾。

多数的弱者，为了对抗少数的强者，就必然地要组织起来，就要形成一个统一。

而这个统一，就必然地要有一个中心。

这个处在中心之人，他就必然地要取得大家的信赖。

这就是一个感情的问题。

它就形成一个“人治”的政治氛围。

但是，感情并不能包办一切。

人们的生活，特别是政治生活，还是必须要有理性，必须要由理性指导。

这就导致，在“人治”的基础上，人们，又不得不引入“法制”。

而且，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的理性，是越来越强；“法制”的氛围，也就越来越浓厚。

但是——又一个但是，“法制”，虽然是更有利于人们的政治生活，它的本质，却又是理性。

而理性的本质，又是什么呢？

理性的本质，就是人们的知识，就是人们对于客观世界的真切认识。

理性是知识——可人们，又有多少知识？

理性是人们对于客观世界的真切认识——可人们对于客观世界的真切认识，又有多少？

秦始皇所制订的皇帝与官僚系统之间的关系，当然是属于一个“法制”系统。

但是，这个“法制”系统，是完善的吗？

当赵高利用秦始皇的突然去世，而窃取王朝大权之时，恰恰是这个“法制”系统，阻止了王朝大臣们，因为感情因素而能够起到的作用，扼制了“人治”因素，所能够发挥出的对于这个王朝的挽救能力。

人类是高级的，但是，一个人的头脑，一旦遭到袭击，这个人，就必然是呜呼哀哉。

蚂蟥是低级的，但是，即使你把蚂蟥切成了两段，蚂蟥不是死了，而是一只变成了两只。

这就是高级与低级的辩证法。

大秦王朝的覆灭，不是因为她太“低级”，而是因为她太“高级”。

是她高级的“法制”，搞死了她自己。

所以，信奉“法制”，信奉“理性”，往往是失败的肇始；而讲究人情，讲究世故，恰恰是成功的开端。

人啊，不能够见风就是雨，总还是得悠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