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所不知道的三国故事（30）董卓杀袁隗_风闻

自从董卓担任太尉后，凭借其军权的威力以及拉拢大量士人成为幕僚，最终在朝廷形成自己的势力圈。我们来看看王允，他和袁绍本是“八月政变”时的前台人物，袁绍逃亡之后，王允逐渐成了董卓所依仗的幕僚核心人物。

中平六年（189年）十月时，在尚书台为官有据可查的有：尚书令马日磾，仆射王允，吏部尚书周毖，尚书郎许靖。同时负责选举的还有伍琼、郑泰、何颙等人，这些都是董卓的幕僚，当然他们私通袁绍，出卖董卓，这是后话。

至十一月，董卓担任相国之后，王允担任太仆时还能“守尚书令”，王允从来都不是袁隗的幕僚，我们可以推出：袁隗已经失去了掌控尚书台的权力。

袁隗真没想到招来故吏董卓，原以为董卓能成为自己的助手，现实却变成了董卓反客为主，成了主宰朝政的权臣。

王允

更让袁隗无所适从的是，袁绍和袁术这两位侄子弃官逃亡不说，甚至在地方上要起兵反董勤王，此时，袁隗的位置非常尴尬。

当初“废长立幼”，袁隗是有份的，袁绍起兵的政治诉求是否定刘协继位的合法性，自然也是对袁隗政治路线的全盘否定。虽然袁隗和董卓是捆绑在一起的政治同盟，但是“血浓于水”，董卓对这位失势的太傅大人是越发看不顺眼了。

初平元年（190年）二月，在董卓的主导下，东汉朝廷迁都长安，史书上没有说太傅袁隗是否反对迁都，只能推出他只能顺从董卓，也去了长安的。

长安朝廷刚刚运作不久。三月十八日，在董卓的授意下，长安朝廷以将太傅袁隗、太仆袁基逮捕并灭族，罪名大概是“勾结乱党（袁绍）”。

范书《献帝纪》：（初平元年三月）戊午（18日），董卓杀太傅袁隗、太仆袁基，夷其族。

99%解读“袁隗之死”的史家都会认为袁隗死的冤枉，其实在史料中有个很不起眼的细节，似乎告诉我们，袁隗和关东联军（屯兖州陈留郡酸枣县这一支）是有联系的。

在广陵郡太守张超带着功曹臧洪一同前往陈留郡投奔兄长张邈时，张超把广陵郡的政务交给了本郡人袁绥，而袁绥之前的职务是：太傅掾，也就是袁隗太傅府里的官员。

陈志《陆瑁传》裴注：（袁）迪父绥为太傅掾，张超之讨董卓，以绥领广陵事。

袁隗担任太傅的时间为中平六年（189年）四月至次年（190年）三月，在这不到一年的时间里，袁绥又离开太傅府的时间未知，以张超对其信任，我们可以推出：

袁绥是在董卓为相国之后离任，返回家乡，再将袁隗对董卓的不满之情告知张超和臧洪，由此引发反董联军集结酸枣县。

​到了三月，董卓得知袁绥接管广陵郡之事，借题发挥，以袁隗通敌，将其灭族。当然袁绍、袁术也是袁隗之死的主要原因之一。

袁氏宗族共被捕杀二十余人，分别埋葬在长安青城门外与东都门内，后来又担心有人会盗走尸体，再将这些尸体转移至郿县藏起来。

范书《袁隗传》：董卓忿（袁）绍、（袁）术背己，遂诛（袁）隗及术兄基男女二十余人。

《三辅黄图·卷1》：长安城东出南头第一门“霸城门”，民见门色青，名曰“青城门”，或曰“青门”。

《三辅黄图·卷1》：长安城东出北头第一门曰“宣平门”，民间所谓“东都门”。

范书《袁绍传》李贤注引《董卓别传》：（袁氏族人）悉埋青城门外，东都门内，而加书焉；又恐有盗取者，复以尸送郿藏之。

后来，朝廷（董卓）又任命“幽州牧兼大司马”刘虞为太傅，征其入朝，但是由于反董地方势力已经形成，朝廷的诏书无法抵达幽州，刘虞依旧在幽州担任他的“幽州牧兼大司马”，而朝廷的“太傅”就成了虚位以待了。

范书《刘虞传》：初平元年（190年），复征（刘虞）代袁隗为太傅。道路隔塞，王命竟不得达。

例如同时，朝廷（董卓）任命平原相陈纪为太仆、又征拜尚书令，陈纪都没有应命。大概和刘虞的情况类同，朝廷诏令无法抵达平原国，或者是陈纪根本就不想去长安。

范书《陈纪传》：玺书追（陈纪）拜太仆，又征为尚书令。

当然，如果刘虞和陈纪若真去了长安，也只会成为受控于董卓的傀儡，不可能有任何实权的。再后来，陈纪弃官，带着儿子陈群至徐州避难（投奔陶谦），这是后话。

话说在两汉时选拔官员实行的是举荐制度，因此，“门生故吏”这种官场潜规则是世人所尊崇的。董卓作为袁隗的故吏，按照潜规则，他必须在礼节上屈于袁隗，结果，董卓根本不按套路出牌，直接把老领导给灭族了，这么霸道的事是两汉历史上的独一份。

董卓杀袁隗，其动机不过是畏惧袁隗会对自己不利，但是这件事与董卓杀伍琼、周毖一样，太轻率了，哪怕是将袁隗废其官职，将其软禁也好啊。汝南袁氏四世三公，门生故吏遍布天下，所以说，董卓此举得罪了更多的人，导致更多的人投奔两袁（袁绍、袁术）的阵营，走向了董卓的对立面。甚至于董卓被刺身亡后，很多汝南袁氏的门生都去将董氏族人挫骨扬灰以泄愤。

范书《董卓传》：诸袁门生又聚董氏之尸，焚灰扬之于路。

当然，董卓这种“嗜杀”的政治行为源自于“凉州”、“武人”这两个标签，这也证明了他成为权臣之前的“养名”行为不过是沽名钓誉，也注定了他无法真正与中原士人相容，最终以悲剧收场。

最后分析一下“袁隗之死”的时间争议话题。

范书《献帝纪》是说袁隗死于初平元年（190年）三月十八日，范书《袁绍传》也是说袁隗死于袁绍起兵之时（190年），而陈志《袁绍传》则写成袁绍得了冀州（191年）之后。

又在范书《袁绍传》中，建安元年（196年）袁绍答献帝文中却写道：“会故冀州牧韩馥怀挟逆谋，欲专权势，绝臣军粮，不得踵系，至使猾虏肆毒，害及一门，尊卑大小，同日并戮。”似乎也把时间指向了初平二年（191年）。

但是在陈志《袁术传》裴注引《吴书》中，袁术写给袁绍的信中就提到“室家见戮，门户灭绝”，而袁术写这封信的时间应在初平元年（190年）末，二年（191年）初，也就是说，袁隗死在袁绍得冀州之前。

如此，袁隗死亡时间在初平元年（190年）的可能性更大。

陈志《袁绍传》则涉及记载错乱的情况，范书《袁绍传》中的袁绍答献帝文则可能是袁绍在推卸讨董失败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