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一级的创作大师，都死后才红_风闻

在北京近郊的一座陵园中，眼前这块墓碑格外醒目。

既不是中规中矩的长方碑，也没有端方庄严的墓志铭，一块天然的大石头，只刻着5个字，“王小波之墓”。

如此特立独行，像极了墓碑的主人，王小波。

说起王小波，高晓松这样说，“他在我心里是神一样的存在。”

对于王小波的逝世，同时代的作家周国平这样说道：“我难过的是世上智慧的人本不多，现在又少了一个。”

今天是他的忌日。

他已经故去22年了，却比生前更出名，一次次地被提起，一次次地被人反复阅读，更有数十万计的读者，自称**“王小波门下走狗”**，前赴后继地怀念他，追随他。

这一点，恐怕这是他生前从未想到的吧。

一个极度讨厌“神话”的人，最终却活成了“神话”。

其实王小波小时候，并没有什么过人之处，既没让过梨砸过缸，也没五步成过诗，就是一普通孩子。

如果非得说他有什么和普通人不一样的，那就是样貌了，“丑得出奇”。 蒜头鼻，招风耳，嘴唇厚厚的，额头宽宽的。

除此以外，他有时候还特爱发呆，看起来总是和这个世界有些距离。

别的小孩子都喜欢结伴打闹做游戏，唯有他蹲在烂篱笆底下，怔怔地看着外边，能看一个多小时。

有一次小波的姐姐去幼儿园接他，老师说起这事，还怀疑王家的二儿子是不是有毛病。

不发呆的时候，他也是皮得像个猴。

父亲王方名，是搞逻辑学的，在人民大学教书，虽然是老师，但对他可没少下了狠手。这也不能怪老爷子。

给人起外号、捅马蜂窝、自制手枪，还经常和哥哥半夜溜出去，偷东西吃。

人大校园里有一片枣林，哥俩等不到枣红透，就开始偷着吃；人家自留地的萝卜，长到大拇指粗细，就惨遭他们毒手。

其实这也怪不得他们，那是1958年，正是大跃进闹饥荒、饿肚子的时候。

那时，报纸上天天登文章说，粮食产量屡攀新高，亩产达到了30万斤。

人人相信“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但现实是，能吃的东西越来越少。

虽然王小波父母都有工资，但是家里5个孩子，还有外婆，一大家子粮食每月不够吃，甚至吃起了喂猪的红薯叶子。

即使这样，还是吃不饱，王小波开始吃铅笔，后来他这样形容，“饥饿可以把小孩子变成白蚁”。

一方面亩产几十万斤，一方面全国人都在饿肚皮，这段荒诞的日子，给王小波的一生，留下了难以磨灭的烙印。

他开始怀疑，那些所有人都坚信不疑的“神话”。

多年后，在《沉默的大多数》中，他这样写道：

那一年我只有6岁， 从那些话里我知道了一亩地可以产30万斤粮，然后我们就饿得要死。

总而言之，从小我对讲出来的话就不大相信，越是声色俱厉，嗓门高亢，我越不信，这种怀疑态度起源于我饥饿的肚肠。

和任何话语相比，饥饿都是更大的真理。

除了偷吃的，王小波还偷书。

父亲柜子里有不少当时的“禁书”，小波常被哥哥忽悠着捅锁撬柜子：“你小，又瘦，爸爸不好意思揍你的。”

结果是，揍没少挨，书也没少读。《变形计》《十日谈》、马克吐温的小说，这些书几乎滋养了他整个少年时期。

每个人年少时，大抵都有一个仗剑走天涯的梦。

16岁的王小波也不例外。

正是“知识青年到广阔农村大干一场”的年代，世界那么大，他非要去千里之外的云南看一看。

这一看，几乎把命都要搭进去。

浪漫的七彩云南，并没有想象中美好，那里没有 “头顶菠萝，脚踏甘蔗，摔一跤伸手就是一大把拇指粗的花生”，只有干不完的农活，插不完的秧。

一米八多的王小波，站在一群人中，格外显眼，插秧的时候，弯腰撅着屁股，像个大炮仗。

在云南老乡眼里，这个年轻人，还有一点和别人不一样，“不爱说话，不爱搭理人”。

每天下地腰里别着书，下工回来，手脚也不洗，抬腿上床又是看书。但从北京带来的卡夫卡的《变形记》很快就翻烂了。

没书看的日子，王小波学会了抽烟，曾经满腔热血，但苦难的现实却兜头泼了他一脸冷水。

他后来在一次采访中说，“刚当知青时，我一心想要解放全人类，丝毫也没有想到自己。同时我要承认，当时我愚蠢得很，所以不仅没干成什么事情，反而染上了一身病，丢盔弃甲地逃回城里。”

因为患上了严重的黄疸型肝炎，身体一天天虚弱下去，王小波终于从云南回到了北京。

再后来，他又去过烟台牟平插队，挖过壕沟，推过猪粪，当过民办教师。

这些灰色的经历，几乎成了他整个人生的底色，他无数次的在文章中描述那段苦难的岁月。

他写云南的红土、彩云和阳光，也写那些荒诞又真实的经历，写得幽默又有趣，轻快的好像这些苦，不过是一段玩笑。

比如这段关于 “斗破鞋”的描写，本是一场悲愤受辱的场面，他却生生写成了一场娱乐狂欢。

“每当斗‘破鞋’和‘野汉子’时，陈清扬的表现非常熟练，一听见说到我们，她就从书包里掏出一双洗得干干净净用麻绳拴好的解放鞋，往脖子上一挂，等待上台了。”

这就是特别的王小波，他说：什么样的灵魂就要什么样的养料，越悲怆的时候我越想嬉皮。

缓慢受捶的日子，他却说，这是我的黄金时代。

即使再特别的灵魂，也渴望被读懂，比如王小波遇见李银河。

李银河说，《绿毛水怪》那篇小说，是他们俩的媒人。当时在《光明日报》做编辑的她，第一次在同事那里，读到王小波这篇文字，“小说中显现出来一个美好的灵魂，对我的灵魂产生了极大的吸引力。”

后来她还特意借着向王小波父亲请教问题的由头，见到了他，结果吓了一跳，没想到本人这么丑。

但在撩妹方面，咱们王小波同学也是不靠颜值取胜，不走寻常路。

单独见第一次面，王小波就问李银河：“你有朋友没有？”

“还没有。”

“你看我怎么样？”

直接的不像那个年代的五好青年，丝毫没考虑自己还是一街道工厂的工人，人家女生是全国青年政治偶像。

不管，只要“一想起你，这张丑脸就泛起微笑”，我要给你写情书，用五线谱写，天天写。

简直浪漫的不像话！

虽然情书攻势十分奏效，但一想起王小波的脸，李银河还是难以接受，她对他说“算了吧，王先生，你太难看了，不成。”

这可把王小波气坏了，他喝了竹叶青、二锅头，要去爬行馆和动物比比谁更丑，还大胆写信反击李银河，“你也不是那么好看嘛。”

就这样，两人第二天就和好了。这一好，就是20年。

有人曾说，李银河配不上王小波。

但是看过这段话，或许就会明白，李银河对王小波来说，不只是爱情，更是命运。

王小波在信里说：“你一来，我就打算正经地、不马虎地生活下去，哪怕要费心费力呢，哪怕要我去牺牲呢。

我要向你靠拢，我真心决定放弃以前的一切，只要你说怎么办。我有了良心，我的良心就是你，真的。”

李银河也热切地回应着：“你这把钥匙就是开我这把锁的。”

他们的爱情，没有始于精致的五官，却陷于一致的三观，相契的灵魂。

最好的爱情，也不过是两个灵魂的势均力敌。

往后的几千个日夜，无数次证明，世上最懂王小波的，只有李银河。没有李银河，或许也没有天才王小波。

婚后，王小波读完了大学，当上人民大学的讲师，还以伴读的身份，跟着妻子留学到美国。

刚到美国的时候，两个人仅靠李银河每个月400美元奖学金过活，虽然他们对生活要求特别低，但还是过得很苦。

无奈之下，王小波只好去餐馆打工。

因为他的英语口语不好，只能在后厨洗碗，一天下来累得要死，也只赚到20块钱，每周工作6天都不够，这让他连写作的时间都没有了。

这段时间，王小波感觉又陷入了之前没有价值、没有尊严的插队生活，他厌恶极了，也沮丧极了。

看到他这样，李银河心里也不好受，“你踏实在家写小说吧，我来想钱的事儿。****”

此后，王小波再也没出去打过工，李银河一边上课，一边在餐馆打工，还包揽了所有家务，她独自支撑起整个家庭，只为了让王小波能专注写作。

后来，小波的母亲知道了，还埋怨他们，李银河却说，“我坚持小波必须写小说，因为他的文学才能荒废太可惜了。

文学是他的生命，不写小说他这个人就成了行尸走肉，那样的物质生活水平再高有何意义呢？”

在爱妻的庇护下，小波写出了《唐人故事》《黄金时代》等多部小说的初稿。

回国后，李银河进了北大教书，作为“买一赠一”，王小波也进了北大，只呆在计算机室里，用他自己的话说：我在北大帮闲。

呆了三年，他嫌在这里混得没劲，又去了人大教书。

在人大求职时，他给会计系的主任朱小平，展示了那本《唐人故事》，因为这，朱小平留下了他。

其实无论在哪里，王小波都是最特别的那个，他很少讲话，也从不求荣誉，评职称，他剔除了生活中所有的细枝末节，只专注于写作。

1992年，他终于决定辞职，做一个自由撰稿人。

当时家里人都反对，母亲担心没有固定收入，怕是要饿死这个“傻儿子”；父亲曾因言获罪，家人担心小波一不小心会闯出大祸。

只有妻子李银河坚定地支持他：“好好写小说吧，你是无价之宝。”

这一年，王小波40岁。

王小波常说，自己写作是从40岁开始的，他把这一年，当做生命新的起跑线。

从此，在老旧的筒子楼里，一间逼仄的小屋中，王小波敲打着一台老旧的电脑和吱呀作响的针式打印机，开始了他的写作苦旅。

过去的十几年里，他也曾在刊物上发表过几篇杂文或是小说，但都没有激起什么浪花。

那一部他自己最满意的小说《黄金时代》获奖了，却是在台湾，还是和别人并列一等奖。

后来，《黄金时代》出版了，在香港。被改名为《王二的二三情事》，被当作黄色小说刊登。

3年后，国内一位女编辑，趁着社长不在家，把这部小说出版了。

结果却因为被认定有大量“不合时宜”的描写，很快就受到了上头批评，不能参加订货会，也不能在书店公开发行。

小波只能和妻子，推着自行车，后座绑上两捆书，一个书摊一个书摊地推销。怕别人不要，总是先白送几本，以后再要的话，再给钱。

其实，这本小说，还算是他生前作品中，命比较好的一部。

长篇小说《红拂夜奔》，被《北京文学》的编辑一眼看中，她如获至宝般的带回了杂志社，社里却要求想发表就要大幅删减，从18万字，删到3万字。

王小波很顺从的，逐字逐句的删，像是把自己一块一块的肢解。

但最终，删减后的版本，被领导看过后，还是没有发表出来，因为里面写到了“避孕套”。

还有前前后后改了3年的剧本，电影拍出来，却一直被禁播。

直到他去世之后，最重要的作品集《时代三部曲》才首次在中国大陆出版。

尽管王小波在那几年，十分高产，不但写出好几篇优秀的长篇小说，还在《三联生活周刊》写评论专栏，但是主流文学从来没有接纳过他。

按照当时的文学套路，要想被接受，就要进入一个圈子，但王小波却说，“都说有个文学圈，我也不知道在哪儿。****”

同时代的作家，一般是先在权威期刊发表作品，再去官方举办的某某培训机构参加培训，结交人脉，融入圈子，最终被文坛认可。

可王小波偏不这样做。

李银河曾提议要不加入作协，以后发表作品，好歹也有筹码，出书更容易些，却也被他断然拒绝。

他说，我从没想过加入什么作协，也根本不会加入作协。

王小波像是游离在人群之外的“局外人”，独自一个人在路上走着，与整个文学圈格格不入。

1997年4月10日晚11点多，王小波独自一人，走了。

他走时，无人相送。

死前，因为剧烈的疼痛，他用牙齿啃墙皮，墙上留下了他的牙印，他的牙缝里还遗留着墙上的白灰。

他死于心脏病突发。

4月11日下午3点，才被邻居发现，他冰冷的身体蜷缩在地板上，已无生机。

彼时，他的挚爱，李银河还远在英国剑桥做访问，几个月前的拥抱，竟是诀别。

葬礼当天，有300多人来和他道别，有传媒界、学术界、文学界的好友，还有许多喜欢他的读者，不远千里而来。

然而，追悼会上，官方的文学机构，却没有一个人出席。

讽刺的是，从1997年4月11日开始，王小波去世了，也红了。

他去世前，“时代三部曲”因为各种“原因”无法出版；他去世后，书卖的特别好，订书单像雪片一样飞来。

当时的编辑说，10年来，她亲眼目睹了一个作家从生前的孤清冷寂，到死后的洛阳纸贵。

当时，报道他死讯的只有远在广东的《南方都市报》，二指宽的版面；如今，每年王小波忌日，无论是主流媒体、还是杂志小报都会大篇幅报道，做专题，出访谈。

生前，无人知晓王小波，有几个听说的，“哦，写黄色小说的那个”；去世后，人们纷纷扼腕，“他是中国最有希望获诺贝尔奖的作家”。

这些年，人们称他为“中国的卡夫卡”。

这些年，他的书一再出版，再也不愁卖不出去。

这些年，他的拥趸成千上万，甘做“门下走狗”。

如今，二十二年过去，爱他的人却是越来越多，甚至有许多的90后，00后年轻人，粉上了王小波。

知乎上曾有一份问卷，关于王小波为什么会有这么多追随者？

有人说，因为他有趣；有人说，因为他纯粹；有人说，因为他特立独行，是非主流的代表。

如果此刻，王小波还能醒来，不知他又会用怎样有趣的文字，给自己评价？

但或许，多年前，他已经给自己写过墓志铭了：

死掉以后的事我看不到，但在我活着的时候，想到这件事，心里就很高兴。

我对自己的要求很低，我活在世上，无非想要明白些道理，遇见些有趣的事，倘能如我所愿，我的一生就算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