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之后临摹复刻的现存《禹碑》无碍其被解读的价值_风闻

一、现存《禹碑》很可能皆为宋代之后临摹复拓

1，现今岣嵝峰上的《禹碑》实物，其来历如何，现在有三种说法:

据说有考古人士判定为春秋战国时物件、按最早有记录史料判定至迟为晋代以前已有、经论证可能为宋代官方人士所临摹重刻。

这三种说法散见于考证文章、各种网络博客文字、全国诸多衍生拓刻立碑景点对于禹碑的介绍，以及文化新闻报刊报道。

第一种说法因为缺乏权威考古机构明确背书，只可视为参考。这里着重介绍后面两种说法。

2，岣嵝二字，东汉早中期许慎著汉字第一部字典《说文解字》时尚未收录。至汉未三国曹魏时张揖著《博雅》时，始见原始记录"衡州南岳有岣嵝峰，上有神禹碑"。地址名称与石碑，都来得十分突兀。(衡州是隋代才有的地名，且汉代的南岳向来是今安徽潜山县的天柱山(霍山)，而衡山在三国时又属孙吴统治区。曹魏的张揖何由得知并记录？)

生活于公元292-372年间，东晋长沙相罗含在湖南衡阳最早的文学作品《湘中记》中记载：“岣嵝山有玉牒，上有禹碑。”这是本地人的游记散文作品，即使罗含很可能并未亲见，但至少已"听闻′过并记录了。

公元474年前，南北朝时期，“南岳九仙”之一徐灵期在《南岳记》中也记载：“云密峰有禹治水碑，皆蝌蚪文字。”“夏禹导山通渎，刻石名山之巅。”虽然两者所记的地点不一，一说在岣嵝峰（即祝融峰），一说在云密峰，但也相差不大。

而同一时期的南梁寻阳太守刘显（公元481—543年）在《粹玑录》中记载地更为详细：“萧齐高祖子铄封桂阳王，有山人成翳游衡岳，得禹碑，摹而献之。王宝之，爰采佳石翻刻，始见于世。”

这些史料均记载，湖南长沙郡国府范围的衡山上出现了禹王封禅、郊祀的玉简文书—— “玉牒”、或称“蝌蚪文字”、“禹碑”。

3、现存的《夏禹碑》或为宋代官方人士所临摹复录刻制

直到北宋末期的千百年间,无数人访遍湖南长沙衡山,谁也没有见到《夏禹碑》，即《岣嵝碑》存在的实物依据。

唐代散文家韩愈登上衡山，因未见到禹碑而大发感慨，赋诗发牢骚说：“岣嵝山前神禹碑，字青石赤形朴奇。蝌蚪拳身薤叶披，鸾飘凤泊拿蛟螭。事严迹秘鬼莫窥，道人独上偶见之。我来咨嗟涕涟湎，千搜万索何处有?”

唐代文学家刘禹锡也未曾见到《岣嵝碑》，无不遗憾地赋诗说：“常闻祝融峰，上有神禹碑。古石琅玩姿，秘文璃虎形。” 他们都为不知此碑踪迹深表惋惜。

宋朝著名金石家欧阳修和赵明诚，曾遍搜天下著名碑刻，将其汇编成文，其中也不见《岣嵝碑》的记载。

公元992年，北宋王朝完成了的最重要、最庞大的文化工程之一——《淳化秘阁法帖》的搜集和编印工作。其中，虽然有《夏禹书》的存在，但同样没有“禹王碑”，即《岣嵝碑》的记载。如此重要的碑帖不应该被北宋王朝遗漏，这只能说明“禹王碑”，即《岣嵝碑》当时还没有被发现或被认可。

直到公元一○七九年前后，才有北宋末期的朝奉郎（文散官名）刘跂将“禹王碑”，即《岣嵝碑》刻石在峋嵝山上的记载。

据明代书法理论家丰坊在《书诀宋石刻》中证实：刘跂“官终朝奉郎。临夏大帝玉册文变大，刻石在峋嵝山。”“临”为临摹；“玉册”，即“玉策”，是帝王祭祀告天的册书，旧谓“天书玉册”，为天子受命的瑞征。

可见，现在衡山的“禹王碑”，即《岣嵝碑》出自北宋王朝朝奉郎刘跂任职的开封，而不是自夏代就在衡山峋嵝山原有的。

自从居住于开封的朝奉郎刘跂将“玉册”《岣嵝文》刻石在湖南衡山以后，衡山上才开始出现“禹王碑”，即《岣嵝碑》的实物踪迹。

公元1212年，即南宋嘉定五年，四川人何致游湖南南岳衡山时，将《岣嵝碑》全文临拓复刻于长沙岳麓山云麓峰。明代长沙太守潘镒于岳麓山找到此碑，拓印后传播全国各地，自此岣嵝碑开始以拓本流传而名闻于世。

之后，云南大理、四川北川、江苏南京栖霞山、河南禹州、陕西西安碑林、浙江绍兴、湖北武汉均有翻刻。

以上所列示的这第三种说法，诸多资料齐备，将现存《禹碑》来历说得似乎更清楚。

而文中说到的刘跂临摹时所本照的原件，即玉牒、玉策。从一般情形推断，或许会在77个符号的结构布局上，也与现在的《岣嵝碑》有所不同，存在明显差异。

上述材料论证了宋代以前虽有若干史料记录存在此物，但两晋南北朝隋唐五代以及宋代早中期，其实长期内无人见到实物。

唯一可告安慰的，是晋代及以前，或许确实就有此碑，也有人见到。

而现在的碑刻如果是宋代之后的临摹拓刻之物，那么上面那些符号的布局结构是否与晋代以前的一致，存在疑问。

2007年衡山出土了一件据说就是宋代时的石碑原件，但已损毁太多。

二、现存《禹碑》铭符的诸多瑕疵，无碍蝌蚪天书的破译解读价值

1，解读《禹碑》的立论中心关键，只在于把各种线索归纳为《禹碑》铭文符号可视作《洪范》图集，与《洪范九畴》古文本互为对应文本。只把《禹碑》视为《洪范九畴》关键字的字符图集，而不把它看作一段一篇文字。而这一根本思路最终也直接获证到了令人满意的结果。

具体论证上，实物是否为宋代以后的摹刻复制，完全不影响更不能全然否决对两者关系的论证。

从结果来反推，《洪范九畴》与《禹碑》明白关联，这虽然在论证上是陷入循环证明怪圈，但其内在逻辑与实际比对结果，却可以直接打破这个怪圈。

《洪范九畴》文本存在王莽刘歆作伪篡改的可能、与王莽篡位事件相关联也有极大嫌疑。所以，《禹碑》或许也与他们两人发生关联，同样也就不无可能。

既然王莽刘歆死了一千多年后的北宋末年官方人士，此前五百多年内无人见到《禹碑》实物，此物存在否长期存疑，在此背景下，他却忽然能"临摹玉牒"(?)刻出了《岣嵝碑》。

那么，公元前后的王莽刘歆两人，在距北宋未年的一千多年前，伪造或同样"临摹刻录"出《禹碑》，让公元五世纪的东晋南朝人士见到它，也不足为奇。

即便现在的《岣嵝碑》是北宋末年所摹刻，它也是到几百年后的明代中期又才被人发现直至广为拓传，中间还又有动辄百几十年的间断失踪失联失录情形。

它隔几百年周期性的神出鬼没(仿佛还带有黑衣人所携光笔消除记忆记录功能)，这一特色也并不应为宋代所独有。

如果承认它的这个千年内每几百年周期式的时隐时现"规律"，反而就可直接论定:晋代南朝齐梁各朝人士等所见到的《岣嵝碑》，从时间上而言，或许就正是由王莽刘歆他们或伪造或临摹复刻的。

衡山上以及国内各地由此衍刻的诸多现存《岣嵝碑》，或许为宋代时临摹刻录实物，但宋代以前，显然早已有岣嵝峰《禹碑》存在。

宋代以前的《岣嵝碑》，仍有极大概率是经由王莽刘歆之手所制作伪造、临摹复刻、部分修改变造。究竟是完全伪造，还是完全复制，难以定论。

《禹碑》与《洪范》有重大关联，从古文、汉字变化发展历史来看，它不可能是一段一篇文章，而只可能是字符集。《禹碑》与《洪范九畴》是关键字符图集与衍生文本的两两对应关系。

对于各种疑问，诸如:现存《禹碑》是否宋代临摹物件？它与晋代以前的《禹碑》是否同一物品铭符是否一致？晋代以前的《禹碑》是否为大禹时代传承下来？是否为王莽刘歆完全伪造？禹碑上铭刻符号集合是否就是《洪范》？《洪范九畴》是否完全伪造根本无所依据？

这些疑问虽然各有所据另需作答，但从根本上来说，都不影响更不能否决《禹碑》与《洪范九畴》之间的明白联系，以及按对应方法所求证得的字符对应结果。

事实摆在那里，除非继续魔仿夏禹过家门而不入，装聋作哑视而不见。

2，结果已明结论已定已无需论证。

现在反而是可以对一切现有材料的疑点、反质证据，只需反推其成为疑点的原因，由结果来倒推其成因。

在存在诸多瑕疵、并无绝对可靠线索，没有形成完整可靠证据链情况下，自行推定出了最可能结果(姑且如此认定它最具可能性)。然后就以此结果反推各种质疑，寻找质疑材料形成的原因，乃至在此过程中再寻找可能自圆其说的证明材料、线索。用这样一种两头去凑的粗鲁办法，形成一套比较完整各种能自圆其说的解读体系。

《禹碑》与《洪范》天然就本应相关乃至同一、与《洪范九畴》必然相关联。《禹碑》所铭刻符号只要是文字，按汉字、古文发展变化历史，就最不可能是段落篇章，最大可能性只能是关键字符图形集。

这个结论与禹碑实物年代乃至真伪、《洪范九畴》真伪已脱离相关性。只要思路上能明确认识到应把这两者放在一起对比，它们就能抛开这些年份、真伪细节上的各种疑点瑕疵，而建立相互间的直接联系。

而单纯从符号与文字的形体架构与布局结构这些硬指标出发，不管其含义意义是否成句成段成篇，只看外观。再按古人客观上有限的数学知识条件，寻找他们在此条件基础下制作的各种数字密码。

循此，比对出的结果却又令人极为满意，效果远超各种强行制造出77个字字不重复雷同的史上末见的唯一文本。

在可能性真实性上，这样解读，比后者比各种强自造出各种版本文字后去附会解读，无疑更接近事实，更加可信可靠。

因为内在逻辑就是这么强悍，结果就是明白无误，所以它才能悍然进入反论证环节，用结果倒推各种疑点的成因或寻找新的硬证据完整自己的证据链，而不惧各种质疑。

这种强悍地自证其说方式，实际上也说明了它本身相当可靠的真实性。

其它编出各种文章的杨慎式解读，是不敢采用也做不来的，而这也正是因为它们远离了事实真相。

做到强行附会成文，连杨慎那样的大才子都会杨郎才尽，再反推倒推？从何着手？无从措手。

3，总之，把《禹碑》铭文，《洪范》77个符号看成中华文明第一部字典，比把它们看成一篇极尽巧妙构思之能事的古文，要更接近事实、更可靠得多。

把77个不同古字组合成一段寓意深刻结构严谨的文章，夏禹死了四千年后的饱学多才的杨慎或许能玩这种文字游戏。四千年前创字时代结绳记事时代，夏禹时代就会有人庄重其事地去玩这种文字游戏？玩出来给几千年后各大才子们解谜逗闷子玩儿？这样的思路也太离谱了。

记录夏商周时代的《尚书》，已经极尽言简意丰之能事，但也必须反复使用重复使用常用字，因为到那时候也总共都还没有几个字。夏禹时代如果已有包含了77个不同古文字的字典，那已很了不起了，基本可以概括包括囊括当时人的所有认知文化体系了。

不管禹碑是不是春秋战国或王莽刘歆等大禹之后的人所托古自制，即便是他们所为，但他们既然托名大禹，就不可能脱离大禹时代汉文字初创、数量稀少、古文一字多义大量重复使用的事实。77个古字全不重复雷同，却能组成完整意义文章，这种最高难度文字游戏他们绝对做不到。这种文字游戏只有科举推行千年之后，饱经八股文章摧残的明代科场顶级巨擘才能勉强为之。玩这种文字游戏，也是他们的惯技与日常思维。

这种思维误区本来明显得可笑，但由于杨慎极尽天纵之才之能事，硬是极有高智商含量地强行制作了这么一篇似是而非的纯粹文字游戏，让人欲舍不忍欲弃不能。后来的历代科举考试或类似.训练下的解读者，无不着意于进一步拼凑完善这类文字游戏以卖弄聪明。

一旦跳出这个圈子，扒下这层裹在大禹身上的皇帝的新衣服，高中生大约也能知晓其中关窍而找到正确的开门钥匙。

上述禹碑铭刻符号与古汉字、古文之间明白无误的内在逻辑，再加上南岳岣嵝峰上刻石这样隆重其事的举动，基本就可以直接下定论:它不是夏商周乃至任何明代之前古人的文字游戏之作，只能是当时隆重其事的一件盛典。如果确实是上古传承之物，它最大可能就是中华文明的第一部字典。

从根据它的衍生对照文本《洪范九畴》初步推断的77个文字来看，它们已包含了古人在天文、自然科学、军事政治、宗教、伦理道德、医学、哲学诸多方面认知上已取得的成就。

将它视为上古华夏文明文化的总结，丝毫没有夸大。

唯一遗憾的是，《洪范九畴》还有极大嫌疑只不过是春秋战国时代诸子中人拟文成书，乃至系王莽刘歆时为托古改制才篡编甚至全盘伪造出来。而《禹碑》蝌蚪文，也难逃与之相互关联、共同一体伪造的嫌疑。

故弄玄虚由来有自。

《禹碑》如果是刘歆等人伪造的华夏字典之祖，与第一部汉字字典《说文解字》关系其实颇大。《说文解字》的作者许慎，是东汉通儒贾逵的得意弟子。而贾逵又正是刘歆的得意门生贾徽之子，此外，贾徽还是长沙相贾谊后代。

贾徽，对汉字构造有系统研究，对汉字构造理论六书之说的形成发展有重大贡献，精通今古文《尚书》，还是长沙相贾谊后代。此人是托古伪作《禹碑》的第一作者，可能性极大。此人"贾"作真时，还真地是让人难以分辨。

正本清源，抽丝剥茧。

禹碑的作者、内容，基本上可以圈定。在没有别的考古硬证据之前，作者可圈限在刘向刘歆父子与贾徽三人身上，第一经手人应是弟子服其劳地位最低的贾徽。碑文内容则是《洪范九畴》的关键字眼。作为字典之祖，或许也是第一次具现汉字六书之说的作品尝试，选字自然相当考究。

此外，刘向贾徽对算术也有研究，在制作过程中，埋藏今人视之简单古人觉得奇妙的数字玄机也很正常。

《说文解字》作为字典并非凭空而来，从师门传承而言，由来有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