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瑞典的“6小时工作制”谈谈现在讨论很热的996_风闻

昨天风闻社区大包老师的一篇“解决996再难，也不能先解决提出问题的人”引发了网友们的热议。文章中说：

反对996制度本身，程序员也可以做点什么，比如列出执行这项制度的公司清单。建立准确的清单能比舆论更真切反映实际情况，如果一些企业或其中一些部门确实在执行违反劳动法的996，那么无论是谁，都应该被公布到名单上，成为求职者的警示。

读者评论中不少围绕着劳动法展开，其实这件事从头到尾，在国内引发的舆论效应，都围绕着程序员这个职业，但是讨论度也有限，原因也是因为此事目前还仅局限在IT行业，说白了，996是一个带有鲜明行业属性特色的工作制讨论范畴。

这就不得不提一两年前当时传遍全球的“瑞典率先实行6小时工作制”的话题了。

2017年1月12日，瑞典Sundsvall邮报报道，当地的一家湖边老年疗养院宣布“6小时工作日”结束试验，进入实质性的实施阶段。虽然瑞典公众对这条消息看似反应平淡，但其新闻背景却颇值得讨论。至少，它可以部分地宣告，其他欧美国家对瑞典“6小时工作日改革”以失败告终的论断恐怕不是那么准确。

这项从上至下的改革最早要追溯到2015年2月，当时瑞典社会民主党联合当地的左派党（Vänsterpartiet）在哥德堡市的黑谷（Svartedalen）老年疗养院开始了“六小时工作日”的社会实验，为了更好的检验试验效果，让旁边不远的另一家索兰根（Solängen）老年疗养院的护工继续实行8小时工作日，实验时间本来预期有一年左右。

社会民主党是目前瑞典的执政党，它是一个脱胎于共产国际的老牌政党，本身就带有浓重的左翼色彩。今天它虽然遭到一些右翼新兴势力的挑战，但仍然拥有瑞典最丰富的政治资源。改善劳工的工作环境，提高工人的福利保障，本就是该党驭黔首之策略（该党的施政纲领里一直把utnyttjande “剥削”视为人民福祉之大敌，而且全名是“瑞典社会民主工人党”），那么具体到该党主导的当下的工时改革，就不能说是一个平地起惊雷的突兀之举。

这已经不是第一次该党主导劳工的工时改革了。比如在1972年，瑞典伐木工人联盟在左翼革命大潮的席卷下，曾发起过多次争取自身权益的罢工运动。当时他们提出了工时改革和单位时间工资定额双向提案。

伐木工人举着“每月最低工资4000克朗”的牌子

斗争的结果是资方同意每周45小时工作制，和基本月工资3800瑞典克郎的薪水保证。可以说，当时的伐木工人们的革命斗争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

不过，相对于上次工人的反抗斗争才换来工作条件的改善，这一次的“6小时工作日”颇有些官老爷们“施舍”的味道，细细检寻这次工时改革的草蛇灰线，有一些细节很是耐人寻味。

实验结果的反差

2016年4月，也就是改革一年多以后，哥德堡邮报报道并总结了试验结果。索兰根的护工请长期病假的比例是实验前的2.8倍，短病假的比例也上升了12.2%。这和改革试点黑谷的情况（长假减少了0.6%，短病假减少了50%多！）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走访护工家庭的调查问卷显示，对“工作时你能否保持精力充沛”这一回答，黑谷持肯定比例的有77%，对比索兰根的49%。

看起来，这项社会试验的效果相当不错。

2015年，那是一个冬天，有一群白左在黑谷的疗养院画了一个圈，神话般地燃起了工作热情，奇迹般地提高了工作效率，冬雪啊洒满了厄勒海内外，冬雷震醒了约塔河两岸，啊，瑞典，瑞典，你迈开了气壮山河的新步伐……

自2015年6月起，不断有来自英国、捷克、斯洛文尼亚、日本等国官方调研团和民间学者来到哥德堡参观学习。“8小时”制俨然要成了“草上之风必偃”的历史垃圾堆的藏品。

而且，瑞典工会的一篇报道似乎对改革的前景充满了无限憧憬，并且对黑谷的实验结果做了积极正面的总结：

推动改革的当地左翼政客Daniel Bernmar言之凿凿，改革的目标绝不仅仅在职场内，也在职场之外。他举例说，大批的职场女性在周五这天分外忙碌，不仅要完成手头的工作，而且要买菜接送孩子，准备周末的各种计划。工时的缩短让家人团聚的时间更多，有助与提升整个国民的“家庭感”和社会和谐度。

不过，改革的前景真的如此乐观吗？当时瑞典全国各地有不少地区也在蠢蠢欲动跟进“6小时工作日”制，相关部门也实行了有弹性的阶梯式的改革步骤，将具体程序实施权下放到各个市（Kommun）。

于默奥（Umea）市一家养老护理中心实施了6小时工作日

从2015年11月9日开始，瑞典北部城市于默奥市在一家湖边养老护理中心也开始实施6小时工作日改革。改革方案包括每隔一周的周末照常上班。这样，工作时间原来每两周是80小时（每天8小时，周末轮休），现在是每天6小时加一个周六日，共60+12=72小时，等于比以前每半个月少工作8小时。这一改革是公共健康部下属的青少年发展组（注：Socialdemokraternas ungdomsförbund，简称SSU）推动实施的，旨在给予雇工更多休息时间，提高工作效率，尤其是会减少员工请病假的次数。于默奥市工会主席Alejandro Caviedes对这一改革表示欢迎，并且有很高的期待。

不过9个月之后，效果如何呢？据2016年8月当地报纸西博腾通讯的报道，该湖边老年疗养院的员工请病假的比例从8%，上升到了9.3%，工时的缩短也迫使资方多雇佣了30%的员工，整个工作时间改革计划共耗费450万瑞典克朗（约合350万人民币），虽然支出比预计的要少一些，但是看起来并没有达到提高员工出勤度的改革预期。

西博腾通讯的报道：于默奥6小时工作日实施一年左右之后，病假比例从8%增长到了9.3%，整个计划耗费了450万克朗

目前还没有确凿证据和数据分析，来解释瑞典南北两地的养老机构为何在改革效果上差别如此之大。社会学专家们对此也莫衷一是：于默奥这一并不成功的结果，算不算一个孤案？对此能否做一个“盈其良效而不愆其止”的解读呢？无论如何，这家湖边疗养院的案例已经被英语世界的媒体聚焦，并且做出了符合其本国劳资双方博弈的判断：瑞典的改革已经失败了，那些“职场造反派”们好好看看，就别再痴心妄想谋图推广到自身了。

有趣的是，2015年3月，德国《明镜》周刊风闻瑞典要实行6小时工作日改革，在报道中用上了“劳动使人自由”（Arbeit macht Frei）这一曾写在奥斯维辛大门上的、难以名状的“口号”。到2016年10月，该刊再度关注此事，认为改革徒有情感价值和观感价值（Gefühlswert und Anschauungswert），其初衷早已沦为一纸具文，上面写满了屠龙之技。

另外，改革之初，不少反对派的观点也被英语世界大肆渲染。比如中间党的Maria Rydén以开始就指出，这项改革会增加政府的财政预算。事实也证明她的预见不是没有道理的：改革一年来，黑谷不得不增加了15个护工，因为工时的缩短必然要增加换班的人次。工资等各项开支增加了600万瑞典克朗（约合460万人民币），即使病假的减少和工作效率的部分提升可以抵消掉大约300万瑞典克朗，也就是增加的支出的一半。

长此以往，瑞典能承受6小时工作日带来的社会成本的不断上升吗？

工时改革还是招工广告？

行文至此，细心的读者或许已经发现，为什么这6小时工作日改革的试点放在了一家老人疗养院？而且类似“养老院”、“护工”（Socialtjansten）等词语一直贯穿改革的每个环节？那么其他行业又是怎么看这个改革的呢？

问到这个问题的读者，在笔者看来，已经触到了此问题的关节点。

事实上，伴随着黑谷计划不断深入实施，在瑞典其他地方的护理行业引起的连锁反应也越来越大。从2015年夏天开始，不断传出其他各个养老护理部门要求跟进实施6小时工作日的呼声。

瑞典哥德堡护工工会的负责人 Helena Gunnarsson手里拿着当地护工们要求实行“6小时工作日”的请愿书，她5天之内就接到了300多份

在瑞典东北部城市Sundsvall，市政府仍然决定在社会服务领域推动这一改革。而这一改革的主要目的看起来已经偏离了2015年初的初衷，由提高雇员的工作效率变成招揽新员工加入。社会护理这个行业由于劳动强度大，工作时间紧，该行业在瑞典的劳工市场上求大于供，甚至很多本地失业人口包括外国来瑞典打工的人员也不愿从事这个行业。Sundsvall护工工会的负责人Eva Rönnbäck毫不讳言地道出躲藏在背后的改革的真正目的：我们缺人，我们要招新（täcker upp på de vakanser som finns）。每天工作6小时，拿8小时的工资，这变相成了该行业的招工广告。

瑞典养老护工行业的雇工缺口之大令人震惊。据《瑞典晚报》2015年4月的统计，这个行业的供求比为大约是1:4，换言之，如果必须要保持瑞典养老业的基本运转的话，需要目前的护士（半私有化部门）和护工（完全私有化部门）每个人要承担四个人的工作量。

从2014年年底开始，瑞典护工工会就不断地通过请愿、国会陈情等各种手段扩大发声渠道，为从业人员争取最大利益。

Sundsvall市护工工会为了争取改善自身工作条件，多次去市政厅请愿

笔者在2010年秋季也曾踏足瑞典职场，在找工作的过程中，对瑞典护工行业招工难的问题也深有体会。在公共就业办公室（Arbetsförmedlingen）官方网站（瑞典最有权威性的找工作的途径）上，会列举各类招工信息，行业目录内，“健康护理”（ Hälso- och sjukvård）这一类的缺口是各分类中往往是最大的，以乌普萨拉市为例，数量是312，远远超过某些就业热门行业比如IT业的52。

这种情况的出现，与瑞典深度的老龄化人口结构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据美国中央情报局2011年和2013年提供的世界人口结构统计信息，显示瑞典是全世界老龄化最严重的国家之一，2013年全国人口中位数为42.2岁。

世界老龄化程度分布图，颜色越深，老龄化程度越高

近来瑞典媒体不断曝露出的大批风烛残年的老人返贫现象，并且呼吁全国各界真正团结起来，正视老龄化带来的一系列棘手的社会问题。

由此，我们也许能够解开6小时工作日改革试点以养老部门为突破口，社会护工对改革反响最激烈的迷之现象。

相对来讲，其他行业对这项改革的不但反应冷淡，而且语多嘲讽。哥德堡警局发言人 Sanna Gustafsson就曾公开表示，如果在警察部门推行此政策，无异于孩子气的胡闹（barnslig）。

美国彭博社也一针见血地指出，这样一种工时改革，基本不可能在白领行业推行下去。

彭博社分析，6小时工作日很难在白领行业推行下去

此项改革还有另外一个重要的导向——就业率问题。文中已经提到，6小时工作日的试验点导致了用工数量的增加，对降低社会的失业率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瑞典政府力推这一“夕阳红”产业变成“朝阳产业”，本身也是社会结构带来的无奈之举，它就像黑格尔笔下的密涅瓦的猫头鹰，只有在黄昏后才能起飞。

《瑞典日报》（Svenska Dagbladet）和英国BBC早在瑞典推行6小时工作日后不久，就已经点明，这一举措在瑞典国内早已不是什么新鲜事。比如说早在2002年，瑞典Mölndal市的丰田销售中心为了应对销售业绩的下滑和顾客投诉的增加，已经开始6小时工作日改革。

该中心管理团队把员工分为两批轮换上班，工作时间实际上从每天8小时增加到了12小时。在试验一段时间之后，销售中心发现效果不错，提升的业绩足以抵消员工工资成本的增加。

对此，英国《经济学人》杂志（Economist）以这个例子为样本，撰文阐述了“大型跨国公司”与“小微企业”在员工工作时间安排模式的不同，毫无疑问，前者在这个问题上有着更多腾挪闪转的余地。6小时工作日显然不是一呼即灵的阿拉丁神灯，能在三教九流中铺散开来。

瑞典的“央视”SVT前不久报道了老年护理行业的培训课程也在缩短课时，这显然是为了配合更大规模的养老机构6小时工作日的推广。到2017年2月，就是改革试验两周年的时候，笔者大胆判断，会有“6小时工作日”进一步的细则出台，以应对形式越来越严峻的瑞典养老产业。

虽然各大英语媒体用了“complete failure”（完全失败）等语气强烈的措辞，形容瑞典的这项改革已经失败，但改革的倡导者十分清楚，这个社会实验的波及范围一旦被扩大化，很容易被做出“失败”的解读，但如果举措仅限在特定行业，比如养老护理，它几乎能立于不败之地。

类似“完全失败”之类的论断，频繁见于各个英文媒体

因为养老问题毕竟是刚需，工时改革配合产业的私有化，也可以把政府的财政负担转嫁到劳资双方的博弈上，“6小时工作日”也可以作为一张产业名片，提升整个行业的影响力。下图显示，瑞典国会每年用于公共健康（Hälsovård）的财政预算每年都在增长，涉及到社会护理（sociala tjänster，主要是养老护理）这一块几乎每年都能接近占到全部预算的50%：

2017年瑞典总的公共健康预算为640亿瑞典克朗（约合500亿人民币），社会护理就有307亿瑞典克朗（约合人民币240亿人民币）

余论

从瑞典的六小时工作日改革到996，本质上是某行业内部的自我调整和一种异化的“优化”，并不带有普适性。而且以此为话题扩大宣传劳资双方博弈的话题也需要有个限度。

我国目前没有向西方那种行业内部的独特工会，我们的工会带有鲜明的社会主义特色，即并非只针对某一特定行业。试想，如果IT行业发起一项改革，说这个行业从此实行“5小时工作日”，又会有什么反响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