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认识谁，决定了我是谁——对比菲佣和印佣的海外社会网络_风闻

**编者按：**亚洲不同国家家庭佣工的海外社会网络的规模、分布和构成都不相同，这是由国家还是个人原因导致的？本期推送Paul A M发表在Global Networks的Unequal networks: comparing the pre‐migration overseas networks of Indonesian and Filipino migrant domestic workers一文，通过1180个新加坡和香港的菲律宾籍和印度尼西亚籍家庭佣工的样本，揭示两国家庭佣工海外社会网络的不同。研究发现，菲佣的海外社会网络规模更大，分布更广，包含更多白领阶层。

这是社论前沿第S1260期推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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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有关国际迁移的文献充分说明了海外网络对促进迁移的重要性（Garip and Asad,2016等）。对于家庭佣工而言，海外社会网络可以帮助他们联系海外雇主，为他们提供贷款，成为他们的榜样，还可以为他们提供便利的签证机会、廉价的机票、更低的就业成本。目前，家庭佣工越来越多地依赖海外非正式的社会网络获得工作机会，而非依赖中介、劳工经纪人和放债者。然而，现有的研究常常局限于小样本和单一国家，关注第一次迁移目的国的社会关系如何帮助家庭佣工实现第一次迁移，而缺乏对家庭佣工迁移前整体的海外社会网络的关注。

以往的文献默认菲律宾籍家庭佣工的海外社会网络规模更大，分布更广，包含更多的白领阶层，但是，这到底是因为菲律宾籍家庭佣工在个体层面更具人口优势，还是因为菲律宾有更高的迁移率和更长远的迁移历史？这一问题尚未研究。

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是东南亚两个最大的跨国雇工来源国，而家政工是雇工中占比最大的职业类别，分别占2013年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跨国雇工的33%和35%。几乎所有的家庭佣工都是女性，他们在亚洲和中东家庭佣工市场上占据重要地位。本文使用对1180个新加坡和香港的菲律宾籍及印度尼西亚籍家庭佣工的原始调查数据，揭示两国家庭雇工在首次迁移前海外社会网络的不同，并通过回归分析探讨造成这一不同的个体和国家层面的原因。

亚洲跨国家庭佣工

在全球家政劳动力市场上，菲律宾人往往拥有最高的平均工资，因为他们拥有受教育程度更高、英语水平更好的良好声誉。然而，在过去的十年里，印尼家政工人在东南亚、东亚和中东的家政市场中占据了菲律宾的份额。大多数印尼籍家庭佣工是穆斯林，而大多数菲律宾籍家庭佣工是基督教徒。拥有学士学位的菲律宾人出国做家政工作并不罕见，因为他们在这些低地位的海外工作中的工资仍然超过了他们在国内从事白领工作的可能收入。印度尼西亚家政工人通常只有中学学历，这与整个印度尼西亚较低的受教育程度一致。据报道，与菲律宾家政工人相比，印尼家政工人更容易受到虐待，工资也更低，流动更不自由。印度尼西亚的劳工往往集中于低收入的职业，包括家务、建筑和农业工作，而菲律宾劳工的职业范围更广，包括工程师和护士等高技能工作，以及一些低技能和低工资工作。

社会网络研究

以往的研究发现，个体因素影响社会网络的大小和构成。年龄与社会网络相关，社会网络在50-60岁时达到峰值。受教育程度和社会经济地位对社会网络的规模有积极影响，家庭结构也会影响社会网络，与未婚人士相比，已婚人士拥有更多的亲属关系。地域也是影响社会网络的一个重要因素。居住在特定社会阶层占多数的社区或邻域的个人，更有可能与来自该社会阶层的人建立网络联系，而不管他们的社会地位如何。本文依照邻域研究假设这一情况同样发生在跨国家庭佣工群体中，菲律宾海外移民数量更多，移民历史更久，即使在控制了个体层面的因素之后，他们的分布范围更广，也包含更多白领。

数    据

新加坡人力资源部（2017）报告称，截至2017年6月底，新加坡有超过24万家政工人，每五户就有一名。其中约12.5万人是印度尼西亚人，7万人是菲律宾人，这使得这两个群体的移民很容易进行比较(Tan，2015)。香港约有33万名跨国家庭佣工(香港政府统计处，2015)，其中53%来自菲律宾，45%来自印尼，几乎所有(98%)都是女性。

本调查2014-2015年开展，调查地点在受跨国家庭佣工欢迎的购物中心、公园、教堂、寺庙等进行。尽管没有性别限制，但受访者全是女性。对于海外社会网络，问卷中的问题是“请列出在离开祖国之前，你所有在国外的亲戚和朋友”。被访者被要求说明其与海外联系人的关系、联系人的居住国，以及他们出国时联系人的职业。个别样本的海外联系人数目较大（一个国家20-30人），为避免这些异常值对回归结果的影响，本文把联系人数目限制为10个。此外，为了避免回顾性调查和幸存者偏差，本文排除了1990年之前首次迁移的样本。最终的样本包括1180人跨国家政工人，其中431个是印尼人，749个是菲律宾人。

变    量

本文用5个指标测量跨国家庭佣工迁移前的海外社会网络。①首次迁移之前在海外是否至少有一个联系人（HadNet，二分变量），②海外网络的大小（SizeNet，连续变量），③网络中是否包含白领（WhtColNet，二分变量），④网络分布的国家数量（CtryNet，连续变量），⑤网络分布的地区数量（RgnNet，连续变量）（亚洲、中东、澳大利亚、北美、欧洲）。提出5个假设对这5个变量进行检验，期望在控制了人口统计变量之后，所有变量都与移民的国籍显著相关。更确切地说，在控制了人口统计变量之后，菲律宾籍家庭佣工拥有更大规模的迁移前海外社会网络，网络分布更广，包含更多白领。这些期待都与菲律宾更高的跨国务工率及其分布和职业的多样性相关。

自变量包括国别、年龄、首次迁移前的就业情况、婚姻状况、受教育程度。

结    果

描述统计显示，在第一次迁移时，菲律宾籍家庭佣工比印尼籍家庭佣工更年长，更多地接受了高等教育，更有可能已经结婚，更可能至少生育了一个孩子，并且更可能在本国有工作。

菲律宾籍家庭佣工在首次迁移之前就至少拥有一名海外联系人的比例大于印尼籍家庭佣工，海外社会网络的规模也更大。更多的菲律宾籍家庭佣工的海外社会联系人从事护理、工程、教学、咨询、医药等白领职业。对于海外社会网络的分布，更多的菲律宾籍家庭佣工在亚洲之外的地区有联系人，而印尼籍家庭佣工的联系人几乎都在亚洲。

为了探讨造成两国家庭佣工海外社会网络不同的原因，本文使用回归模型分析国家和个体两个层面对海外社会网络的5个指标的影响。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在控制了人口统计学变量之后，国籍对前三个变量，即是否至少拥有一名海外联系人（HadNet）、海外联系人的数量（SizeNet）、是否包含白领（WhtColNet）都有显著影响。此外，对于HadNet，首次迁移的年份对其有显著影响，迁移越晚，拥有海外联系人的可能性越大。对于SizeNet，首次迁移之前在本国有工作，受教育程度更高的家庭佣工，拥有更大规模的网络。对于WhtColNet，首次迁移之前在本国有工作，受教育程度更高增加了他们网络中有白领的可能性。对于CtryNet（网络分布的国家数量），首次迁移之前在本国有工作，受教育程度更高的家庭佣工的海外社会网络分布更广。对于RgnNet（网络分布的地区数量），首次迁移之前已经结婚以及在本国有工作也对RgnNet有显著的积极影响。

讨    论

菲律宾籍家庭佣工首次迁移之前的海外社会网络优于印尼籍家庭佣工，这种优势对菲籍家庭佣工的迁移经历和目的地愿望有双重影响。对于迁移经历，丰富的海外网络可以为他们提供情感和经济支持，解答他们有关迁移的问题，帮助他们迁出祖国，而印尼籍家庭佣工在国外更加孤立。对于目的地愿望，海外联系人为他们提供目的地和就业信息，鼓励他们迁往联系人居住国，或考虑迁往多国的可能性。菲籍家庭佣工的海外社会网络分布更广，这使得在亚洲工作的菲籍家庭佣工未来可能表达出迁移去西方国家的愿望，而印尼籍家庭佣工的愿望目的地却局限于亚洲。跨国家庭佣工海外社会网络的差异存在于国家层面，而不仅仅是由个体层面的原因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