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史权威专家、哈佛大学学者文安立：中美“冷战2.0”是无稽之谈_风闻

本文章转自环球时报 记者 白云怡 李艾鑫

“对于很多人所称的‘新冷战’，或‘冷战2.0’‘冷战3.0’，我的回答是：无稽之谈。”近日，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教授文安立(Odd Arne Westad)(如图)在接受《环球时报》记者专访时如是说。过去一年，许多人对历尽波折的中美关系作出类似“中美濒临新冷战”的论断，即使随时可能瓜熟蒂落的贸易谈判也没能让类似讨论热度下降，但作为世界冷战史和当代东亚史研究领域权威专家的文安立不这么看。在专访中，文安立从历史的视角审视了当下的国际格局及中美关系，他认为，现在的格局更像19世纪末，即多个大国强国在同一个国际体系中争夺权力与影响力。对于中美关系，他希望“两国可能达成的贸易协定能成为一个起点，让两国向前迈出重要一步”。

冷战史权威专家、哈佛大学学者文安立　　

　　贸易协定是个好的开始，但不足以让两个大国团结起来

环球时报：有人认为中美“正处于新冷战的边缘”，甚至“新冷战”已经开始。作为冷战史专家，您怎么看？

　　文安立：对于很多人所称的“新冷战”，或“冷战2.0”“冷战3.0”，我的回答是：无稽之谈。冷战的一系列特殊国际环境，与当前的中美局势几乎没有任何相同之处。考虑到核武器等战略因素，尽管今天局势的危险性未必比冷战低，但很难想象美中会像冷战时的美苏一样对全球秩序产生那样规模的影响。

　　现在的美中关系和冷战时的美苏关系存在两个非常大的区别。首先是当今世界的多极化程度，其次是意识形态竞争烈度已大大下降。美中有很多不同，但两国都在同一个全球经济体系中发挥作用。当年苏联和美国并非如此，苏联被排除在当时的全球经济体系之外。

　　如果现在发生的不是“新冷战”，那是什么呢？我认为，现在的局面有些像19世纪末，即多个大国在同一个国际体系中争夺权力与影响力，问题的关键是这一竞争究竟会以什么方式进行。

环球时报：中美关系将会朝什么方向发展？有人认为两国关系“十年内都不会好转”。

　　文安立：在历史上绝大部分时间，大国之间都存在竞争，这很正常，问题是以何种方式来竞争。现在美中两国在许多问题上意见不一致，但在另外很多问题上有共识。

　　美中关系确实需要一些突破，我希望两国可能达成的贸易协定能成为一个起点，让两国向前迈出重要一步。不过，仅仅如此恐怕不足以把两个大国团结起来，它们还需要在国际事务中有一些更实质性、更具体的合作，需要有一些更具战略性的东西。

　　在这一层面，我期待朝鲜半岛问题在某种程度上的解决可以发挥作用。倘若半岛问题无法解决，我会非常担心这会成为导致美中进一步分裂的导火索。所以，朝鲜半岛现在像是一把钥匙，可以打开许多通向其他事情的大门。

环球时报：美国近来不断打击中国科技企业，“冷战”会在一两个特定领域展开吗？

　　文安立：这不是冷战，而是另一种类型的大国竞争。我想到的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美日关系。美日因地缘政治而结盟，故而美国需小心对待日本公司的扩张，但他们对日本尤其是日本企业仍然抱有非常对抗性的态度，而这恰恰是美国和中国正在发生的事情。

“重回19世纪末”——这是一个大国竞争的时代

环球时报：19世纪末的格局在21世纪“重现”，到底会是什么样子？

　　文安立：我认为这将是多个大国互相作用的局面，它们之间会结成联盟，但本质上依然是各自独立。事实上这一景象正在全球范围内出现，而且范围比19世纪末广泛得多。

　　地区主义将是理解未来局势发展走向的一把关键钥匙。未来南美、南亚和东亚等范围较大的区域可能会越来越“棘手”，因为这些区域的国家将沿着各自的方向发展，而不是过去有美国作为主导力量存在时那样。

　　2017年，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发布一份《全球趋势》报告，阐述20年后的世界。报告称，他们非常确定，20年里，一定会有一枚甚至多枚核武器被使用。这个结论存在可能性——核武器的使用很可能不是发生在美中之间，而是更容易发生在类似印度和巴基斯坦这样同一个地区的国家间。

　　这不能不让人想到19世纪末，那时一些地区不稳定因素成为大国处理起来异常棘手的问题。

环球时报：关于“大国间的竞争究竟会以什么方式进行”，您有答案吗？我们需要警惕哪些问题？

　　文安立：我认为将会是伙伴式的竞争。至少，只要全球经济体系的理念还存在，人们还在一个一体化的经济体系中相互合作并从中受益(竞争就应以这种方式进行)。

　　很重要的一点是要避免这种情况，即美中之间的意识形态分歧让双方领导层认为，两国间一定会发生冲突。一旦双方这样想，那事情就变得危险了。与此相似的情形或许不是冷战，而是一战前夕——1912年时，没人预测到德法、德英间会爆发战争，尽管双方存在激烈竞争。而之所以竞争在1914年夏天演变成一场灾难性战争，很大程度上是受相当空洞模糊的意识形态差异的影响，即认为德国中央集权、专制、经济不自由，而英法在政治和经济上都是自由主义国家。事实上，这些不同之处并没有那么大，在某些社会政策和社会制度方面，德国甚至领先于英国，但这样的意识形态鸿沟却依然形成了。

　　现在，我担心同样的事情在美中间发生，双方现在都对对方存有误判。美国一些人认为，因为意识形态不同，所以中国是一个威胁。我对此有不同看法：如果40年前美中都能合作，为什么现在反而不行？而从中国的角度，一些人担心美国想推翻中国政府，这也不切实际。

环球时报：美欧之间的盟友关系会发生什么变化吗？

　　文安立：我们已经在经历巨大的变化。冷战后美欧结盟体系的框架可能还会继续，但在实质上，美欧甚至美日之间达成政治协议的潜力大大降低，合作空间在收窄。原因是这一冷战遗留的盟友体系已不再适合当下这个强调竞争的时代，这种竞争不仅存在于美中之间，也存在于美、德、法、日之间。这也更像19世纪末的盟友关系——不是面向共同的目标，而是因为共同的利益。

　　第二个原因与美国内部的变化有关。曾经，美国是一个内部相当一体化的大国，但现在随着其他国家的崛起和美国地位的相对衰落，美国必须以自身利益为先。如果你问特朗普，他的外交政策灵感是否来自19世纪末，他可能不会明白你在说什么，但在历史学家眼中，二者惊人的相似。

冷战历史留下“四堂课”

环球时报：在您提到的全球新格局中，东亚将会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文安立：我有些担心这个地区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如果美中真的走向冲突，我想很可能是因为一个和东亚地区有关的问题，而不是因为两国之间发生了什么——没有人会因为贸易问题或网络攻击而发起战争。

　　有些历史学家认为，在大国冲突中，一些具体障碍会产生严重后果，我想半岛问题可能正是这样的障碍。朝鲜半岛仍然存在真正的战争风险。

　　正如我的朋友格雷厄姆·艾利森(“修昔底德陷阱”提出者——编者注)常说的，中国的战略环境真的十分复杂：不像美国那样有加拿大和墨西哥为邻，中国的邻居是日本、越南、朝鲜和韩国，和这些国家的关系更不容易处理。中国必须从某一个“点”开始，把局势转向对中国更积极的方向，而我认为这个“点”应该是朝鲜半岛，其中的关键是中韩关系。

环球时报：今天的我们能从冷战中汲取哪些经验教训？

　　文安立：第一，大国需要规范自己的行为，换句话说，要弄清楚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以避免引发比自己想象的大得多的冲突。冷战期间，除了古巴导弹危机，美苏都没有真正以生死存亡的形式威胁过对方。

　　第二，需要加强军备控制。在我看来，今天美中关系中最可怕的事情之一是，不存在实际且有效的军控机制。有人认为，网络空间和激光等新型武器让军控更不容易有效，但军控本来就不是百分之百有效，关键在于双方的交流可以在某种程度上避免对彼此研制新式武器的误解。

　　第三，大国间需要尊重彼此的核心利益。比如冷战期间，苏联并未试图在西方世界使用自己的军事力量，而美国也对东欧在1956年的动荡保持克制。不过，要让核心利益更有意义，各国必须对究竟什么是自己的核心利益有一个明确且狭窄的定义，现在美中在这点上做的都不是很好。

　　第四，大国需要共同遏制并解决地区冲突。冷战期间，美苏在大多数情况下能够讨论自身核心利益以外地区的问题，比如非洲、中东，而今天大国间的这种协调少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