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民国初年，吸鸦片和大吃大喝，哪个更容易败家？_风闻

【风闻社区原创，转载请联系作者】

为什么突然提出这个看似二逼的话题，是因为笔者在清明假期的时候听了一段评书，有一点想法。

这个话题，其实涉及到民国市民阶层的消费史和社会史范畴，有点意思。

先说一个人，这个人叫查良燮。

很多读者听到这个名字都可能会一脸懵逼，谁？没听说过啊。

但是这个名字看起来有点眼熟，因为和查良镛很像。

在网上很难搜到查良燮的照片，只有查良镛的

查良燮和查良镛什么关系？这两人是堂兄弟，也就是说两人的父亲是亲兄弟，查良镛，当然就是前不久去世的作家金庸。

老查家在民国时期，在浙江海宁是个大家族，家大业大，有的是骡马。

但是民国毕竟是个乱世，家族的命运不受自己掌握，查良镛很鸡贼，在解放前一看不好就跑到了香港，当时他还是个二十出头的毛头小伙，后来当报社编辑，成了武侠作家。

查良燮走了一条和他堂弟不同的路，他留在了大陆。但是老查家因为政治成分不好，建国后属于要被政治审查的一批，在民国期间过惯了公子哥儿生活的查良燮不得不接受人民的改造，自食其力，重新做人。

查良燮比金庸年长，重拾一门手艺不容易，沧海桑田之后，改革开放之后他说起了相声，因为他在旧社会就喜欢去戏园子跑，听戏，听相声，时间久了也会一些。

于是乎，这个查良镛的堂兄居然和郭德纲有不浅的交集。

先考考大家一个问题，郭德纲的德云社成立于哪一年？让郭亲自来回答，他会告诉你是1996年。因为2006年的时候，郭德纲搞了一个德云社十周年庆典，规模很大，北京电视台全程直播，那时候郭和北京台还没闹翻，其乐融融。

但是2006年的时候，查良燮已经死了三年了。郭德纲说德云社的前身是“北京相声大会”，成立于1996年。那个时候，查良燮就是北京相声大会的成员之一。

郭在“论相声二十年之现状”说过，说他和张文顺等一干人，是把相声重新拉回剧场茶馆的最前沿。最主要的一批人。

但是郭承认，还有人比他早，十几年来一直坚持在茶馆剧场说相声，而且说的是单口相声，这个人就是查良燮。

1991年，国家主席杨尚昆在北京西城的某茶馆里还和查良燮握过手。那时候查的年纪已经比较大了，颤颤巍巍哆里哆嗦和杨尚昆主席握手，耳朵也有点聋了，眼睛也有点花了，握完手之后他问旁边的人，刚才给我握手的老头是谁啊？

旁边的工作人员急忙说，那是国家主席杨尚昆啊！查良燮：哦，我说呢，论辈他应该叫我一声师哥。

上面这个段子有一定的真实性。

郭德纲原来的大徒弟何云伟，刚刚进德云社的时候，给他捧哏的就是查良燮。当时老头年岁实在是太大了，舞台筋骨没有了，何云伟嫌他太老，还和郭德纲闹了别扭，直到后来换了唱快板的李菁，才有了何李组合。

但是提查良燮，和标题有什么关系呢？因为根据查良燮自己的回忆，他十七八的时候，有点多动症，精力旺盛不服管教，到处乱撒野，查氏家族为了管教他，有了两个措施。

某种意义上，烟枪能让你从精神上去势，让你更顾家

1 给他说一门亲，这很正常。这是管教男人很普遍的手段，娶了媳妇也就该收心了，毕竟有了自己的家庭。

第二点，结了婚之后，查氏家族给了查良燮一个成年礼，很重要的成年礼——一杆大烟枪。

一杆烟枪在手，就能稳住你。

那个年代，大户人家的公子哥吸鸦片太正常了，而且普通老百姓也吸。

查良镛说了，吸点鸦片，之后也就逛逛园子，然后就回家老婆孩子热炕头了，确实不如以前活分了，觉得自己越来越安稳。

再根据《日军占领青岛期间的烟草专卖》一文，提到青岛守备军民政署刻意提到一组数字，日本占领青岛期间的鸦片专卖与占领财政，1918年所需烟膏的数量在当地提高到7.5克每天，这已经高于每天估计的吸食量，所以我们可以假定每人每天吸食鸦片的量大约是5克左右，一个月下来，取一个平均数计算，华北地区吸档次比较高的鸦片，每个月的花费是6-8圆，而是天天吸，烟瘾比较大的。

1922年，每两6.4银元，日人均消费5.575克，也就是说10天吸还不错（不是最上等）的鸦片差不多要6块银元。

青岛殖民当局的鸦片专卖制完全是为了活力财政收入，青岛占领军及其之谜嘟囔局是是鸦片专卖及其收入主要靠特许费维持，由陆军直接管理。

《中国禁毒史》在1929年-1934年，由于毒品数量充足，1932年中国人吸食各类毒品的有8000万，占总人口的16.8%，云南一省1700万人，吸毒者就有300万。

最严重的是四川，7000万人有4000万是瘾君子。

老夫在查阅晚清广州城市消费文化研究1878年清政府每两烟膏9个铜钱，是其价值的1.75%，每两鸦片1200钱。

江浙地区1933年烟土价格是1-3元一两。

根据1927-1929年的调查材料，当时北京的手工业者，木匠，人力车夫等等，每个家庭每年消费约200圆，合每月17圆（折合现在的人民币600元左右），这是社会下层的水准。

初出茅庐的周作人，拿的第一个翻译稿费就有5圆。 26岁的毛泽东当了北大图书馆管理员，每月工资8圆，当时北大助教的月薪约50圆到80圆之间。

行文之此，结论已经比较明显了，对当时中上层的知识分子来说，就算天天吸食鸦片，花费的费用也不过是月薪的5%左右。

但是大吃大喝就不一样了。

吃喝可不光是价格的问题，它代表了一种应酬，即社会交际，笔者认为，身边一群狐朋狗友，广泛的社会交际极有可能成为败家的主要导火索。

每桌银元3元6角，这是1928年四川成都某饭庄一顿酒宴的价格

​请四五个人吃两顿的钱（5圆），基本就相当于一个月的鸦片钱。

摘自《民国文化人的经济生活》

吃西餐那就更贵了，比中餐至少贵40%，这一顿饭不是吸几口大烟能比的

结语 吃喝主要是交际，交际是败家的渊薮

读《红楼梦》，读《儒林外史》，读《聊斋志异》……这些小说中，凡是涉及到败家人群描写的，无不精力旺盛，有广泛的社会交际，吃喝嫖赌，最典型的是《聊斋》中的辛十四娘。

辛十四娘中的冯生就是因为吃喝，败了家

可见，在民国，家里有钱的，真正因为吸大烟败家的可能性很小，最多也就是败掉自己的身体，但是一旦开了吃喝风，那就真的是大出血坐吃山空的感觉了。

民国京剧大师金少山如果当时的爱好就是抽鸦片而不是除去瞎吃瞎喝，至少能活到建国后，不会活活冻死在街头，可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