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望中华（36）尧舜——好“伟大”的两位帝王_风闻

据学者研究，在大约距今6000年至7000年左右的时候，山西省襄汾县一带的文化，就呈现出向北方各地扩展的现象。

它们以山西省襄汾县的陶寺为中心，向北，然后分两个方向前进。

其中的一支，往西北方向，与鄂尔多斯河曲地区的文化相遇。

还有一支，往东北方向，与辽西地区的文化相遇。

这一文化迁徙，形成了一个Y字形的走向。

在大约距今5000年左右的时候，这一文化，又发生了一次从辽西一带、鄂尔多斯河曲一带往回迁移的现象。

这与辽西地区红山文化消失、小河沿文化兴起的时间，是一致的。

把考古发现，与史籍记载相对照，我们当然就知道，6000年前，这里的文化，就是女娲氏部族的仰韶文化，或者是她们的庙底沟文化。

庙底沟文化的扩张，当然就是由于女娲氏“断鳌足以立四极”，实现了天下结盟，使得女娲氏部族的政治势力，达到了历史的顶峰。

所以，他们的庙底沟文化，就伴随着他们的政治势力，向四方扩张。

后来的炎黄大战，黄帝取代炎帝，是属于华夏民族内部的政治变革。

所以，所有的部落，只要其政治立场不是冥顽不灵，能够因时而变，就不会受到太大的冲击。

这也就使得，这种政治变革下的社会基本面，并不会有太大的变化。

但是，辽西地区小河沿文化的兴起，显然不是属于华夏民族内部的政治变革，而是属于北方游牧民族的崛起与南下入侵。

这是一种不同层次、不同性质的矛盾斗争，当然就对北方地区的社会面貌，会产生非常严重的影响。北方的华夏民族之各个部落，在朝不保夕的情况下，只好放弃这些充满危险的地方，而纷纷南下。

那些祖先原本就是南方人的炎帝部族之后裔，在这样的情况下，当然就会寻根问祖，返回到自己祖先北上之前的南方故土。

原来从陶寺向北方发展出去的庙底沟文化，在北方与其它文化融合之后，这时候，就又返回到陶寺一带。

而随着北方游牧民族的经常性南下入侵，五帝时代的第三大帝——帝喾，就根据这场反侵略战争的特点，制定了长期屯兵太行山，随时反击敌人侵略的大战略。

石峁城，也就在这样一种大战略中，作为帝王亲自坐镇的战时首都，逐渐地兴起来了。

理所当然，陶寺，作为石峁城的战略依托，这时，也就成了石峁城的战时物资转运中心。

华夏民族各地，向战时首都石峁城输送的物资，就源源不断地往陶寺这个地方聚集，再从这里送往石峁城以及其它前线。

这样，不光是红山文化和鄂尔多斯文化，还有大汶口文化、良渚文化等等，所有的华夏民族系统内的文化，就都随着石峁城与陶寺城的一同兴起，而来到陶寺。

于是，大约在距今4500年左右、石峁城和陶寺城兴起的时候，中华民族最先进的文化，也是在陶寺一带产生。

后来，高辛氏帝喾战斗不利，不得不“禅位”于尧帝的时候，陶寺，作为“尧都平阳”，就又由“战时陪都”，一跃而成为了“战时首都”。

历史，虽然记载了“尧都”是在“平阳”，却并没有说，“尧都”，为什么是在“平阳”。

这个历史，其实是记载着我们“伟大”的“圣君”——尧帝的一个污点；证明了我们这位尧帝，并不是一个什么有为的“圣君”，而只是一个和南宋皇帝赵构一样，苟且偷安的懦夫。

“尧都平阳”——陶寺，位于山西省襄汾县陶寺村南，是一个以龙山文化-陶寺类型为主的城址性遗址。

遗址东、西长约2000米，南、北宽约1500米，面积280万平方米，是中原地区，龙山文化遗址中规模最大的一处遗址，也一度是中国最大的史前城址。

如今，其城址规模，依然仅次于浙江良渚城和陕西石峁城。

陶寺文化的年代，为距今4300年至3900年之间，前后共四百多年。

其同类遗址，在晋西南汾河下游和浍河流域，已发现70余处。

作为一个史前城址，陶寺遗址有着气势恢宏的宫殿、与之相匹配的王墓，以及世界上最早的观象台。

在宫城内，还有可以确定的平民区、贵族区、祭祀区、墓葬区、仓储区、手工业作坊等不同的区域，构成了比较完整的城市规制。

从遗址中大贵族的墓葬里，还出土了陶龙盘、陶鼓、鼍鼓、大石磬、玉器、彩绘木器等精美文物。

遗址中还发现一片扁壶残片，残片断茬周围涂有红色，残片上朱书两个文字，其中的一个字为"文"，另外一个字，专家们有"尧"“易"“命"等多种解释。

这个残片上的朱书文字，实锤性地表明，在比殷墟契刻早七、八百年的陶寺时期，中华民族的先贤们，就已经在使用文字，并且，是在用毛笔书写。

陶寺文化遗址分早、中、晚三期。

早、中期遗存之间，有承袭关系。

晚期，就是政权更迭之后的平民占据期。

遗址的宫殿区在整个遗址被废弃之前，为手工业者占据。

此时，一些大中型墓葬遭到破坏，有扰墓毁墓的报复痕迹。

这显示，这座都邑里，曾“闹过革命”，发生过某种“群众运动”，原政权是被暴力打倒的。

从总的方面来看，遗址的各期文化，都属龙山文化的范畴，但同时，又都具有各自的特点。

因此，考古学界，将陶寺遗址视为黄河中游之龙山文化的一种特殊类型。

太史公司马迁，在《史记·五帝本纪》中，沿袭前人的观点与做法，完全抹去黄帝部族痛失辽西老家，以及和北方游牧民族，一千多年拉锯战的历史，而将五帝时代最无能的最后两任君主——尧帝和舜帝，描绘成“其仁如天，其知如神。就之如日，望之如云”的“圣君”。

这不知道是该要有多么地厚黑，才能够做得出来啊。

那么，司马迁们，为什么要那么厚黑、那么颠倒黑白地，将两个苟且偷安的懦夫，打扮成两个令人崇拜、令人敬仰的“圣君”呢？

这其实，就是为了要宣扬他们儒家的“中庸之道”啊。

当然，他们儒家这个“中庸之道”的前提，还是他们所十分珍爱的“君主专制”。

他们的“中庸之道”，是“君主专制”下的“中庸之道”。

其实，“君主专制”，也不错啊。

“君主专制”下的“中庸之道”，那就更不错啊。

可是，“君主专制”是怎么来的？

“君主专制”的基础是什么？

谁是“君主专制”的利益攸关方？

谁才是“君主专制”的实力拥趸？

自然世界，有一个“三角定律”。

这个“三角定律”，在中国古代哲学《洛书》中，就有所揭示与展现。

《洛书》中的阴二阴四阴六，就是一个三角关系；阴四阴六阴八，也是一个三角关系。

这个三角关系，是怎么来的呢？

在惯性原理的作用下，任何主体，不论它是强者还是弱者，它都具有保持自己的状态不变，而借用环境的因素，去与对立之主体进行互动的性质与趋势。这样，当两个主体，同时与某一个主体互动时，这两个主体之间，就也会产生相互协调、相互配合的互动，从而使三个主体之间，建立起一种三角关系。

具体到中国奴隶社会，最大的贵族——君主，与其他较小的贵族之间，是具有互动关系的。而其它较小的贵族，又与下层百姓，也就是一些实力不济的小部落之间，具有互动关系。这样，君主与百姓之间，就因为同时与贵族阶级的互动，而具有相同的利益取向。他们，都与贵族阶级具有互动关系，他们就有相互协调、相互配合，从而联合起来，与贵族阶级进行互动的趋势。

这就是奴隶社会的三角关系。

这个三角关系，才是“君主专制”得以形成的原因。

贵族阶级与百姓阶层有冲突，百姓希望借助于君主实力的强大，来缓解自己与贵族之间的冲突，这就是“君主专制”的基础。

所以，贵族，是不喜欢、甚至于反对“君主专制”的；百姓，那些实力不济的弱小部落，才是“君主专制”的实力拥趸。

但是，司马迁们，不一定知道这个“三角定律”，他们更加看不到广大百姓的力量，看不到那些弱小部落的力量。

他们只是看到，他们的君主，在与贵族阶级单打独斗。

他们害怕他们的君主斗不赢。

所以，他们就要提倡“中庸之道”。

为了这个“中庸之道”，他们又要宣扬一种“礼乐文明”。

他们希望通过“乐”，来维护君臣之间的“礼”。再通过“礼”，来维护“中庸之道”，来维护君臣之间，实质性的“君主专制”的政治秩序。

当然，他们知道，贵族阶级，也不是什么好相与，是不会听从他们这些文人儒士们的任意摆布的。

所以，他们回头，也要规劝与约束那些帝王君主，让那些帝王君主们，也要讲“礼”，也要奉行“中庸之道”。

这样，就能够“感动”那些贵族阶级，使大家一同地“克己复礼”，一同地奉行“中庸之道”，从而保证“天下太平”。

而在这样一种文人思想的构建下，尧帝和舜帝的“圣君”形象，就被塑造出来，作为后来之帝王君主的行为“楷模”。

然而，这些文人儒士们的苦心经营，有没有起到实质性的效果呢？有没有实实在在地构建出一个帝王君主，与贵族阶级“相敬如宾”，“和谐共处”的政治生态呢？

答案，是否定的。

几千年来，没有一个帝王君主，能够像他们所塑造的尧帝舜帝那样，成为仁义周全的“圣君”，也没有哪一个朝代的贵族阶级，能够“克己复礼”，对他们的帝王君主，甘心地俯首称臣。

一个个都是满嘴的仁义道德，一个个都是一肚子的男盗女娼。

究其根本的原因，就是他们的“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民”、看不起下层弱势阶级的思想，使他们失去了“君主专制”的真心拥护者、和实力拥趸，从而使他们的那种“礼乐文明”与“中庸之道”，成为了空中楼阁、秋水浮萍，经不起任何的风吹雨打。

撕下“圣君”的画皮，帝尧和帝舜，他们真实的历史形象，又是怎样的呢？

“昔帝鸿氏有不才子，掩义隐贼，好行凶慝，天下谓之浑沌。少皞氏有不才子，毁信恶忠，崇饰恶言，天下谓之穷奇。颛顼氏有不才子，不可教训，不知话言，天下谓之梼杌。此三族，世忧之。至于尧，尧未能去。缙云氏有不才子，贪于饮食，冒于货贿，天下谓之饕餮。天下恶之，比之三凶。舜宾于四门，乃流四凶族，迁于四裔，以御螭魅。于是四门辟，言毋凶人也”。

注意，太史公司马迁的《五帝本纪》，千修整，万打扮，却还是百密一疏，没有把这“迁于四裔，以御螭魅”几个字去掉。

这就暴露了，帝尧和帝舜，狼狈为奸，欺压先皇之后裔的真实目的。

原来，是没有人愿意戌边，没有人愿意打仗。

他们，要这些先皇的后裔们，去“以御螭魅”，替他们打仗。

同样如此：

“讙兜进言共工，尧曰不可。而试之工师，共工果淫辟。四岳举鲧治鸿水，尧以为不可，岳强请试之，试之而无功，故百姓不便。三苗在江淮、荆州数为乱。于是舜归而言于帝，请流共工于幽陵，以变北狄；放讙兜于崇山，以变南蛮；迁三苗于三危，以变西戎；殛鲧于羽山，以变东夷；四罪而天下咸服”。

他们“流共工于幽陵”的目的，是要共工去“以变北狄”；“放讙兜于崇山”的目的，是要讙兜去“以变南蛮”；“迁三苗于三危”的目的，是要三苗去“以变西戎”；“殛鲧于羽山”的目的，是要鲧去“以变东夷”。

一个国家的防卫，一个国家的安边之大计，竟然要靠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地制造千古奇冤，来迫使那些受冤屈者，去戴罪执行。

这样的事情，该是要有多么地腐败、多么地荒诞，才能够发生啊。

反过来看，这些受冤屈者，都没有因此而叛逃，都没有因此而回避自己应有的担当，都没有因此而去引狼入室，借助外部的力量，来屠杀、报复自己的同胞，他们，又该是具有怎样的胸怀，他们，又该是怎样地对自己的祖先和族人，赤胆忠心、无怨无悔。

细细想来，帝尧和帝舜，能够做出如此之恶行，难道，仅仅是他们自己有这么恶毒吗？

这难道不是，体现了他们整个贵族集团的罪恶吗？

这难道不是，体现了中央集权的丧失、“民主共和”的胜利吗？

黄帝取代炎帝，是中央集权制取代“民主共和”制。

但是，黄帝的中央集权制建立起来了，与此配套的，加强帝王实权，削弱贵族阶级之自立地位的措施，并没有跟上。

各个部落，都还是具有自己的势力范围，都还是具有自己的武装力量。

而帝王手中的力量，真正能够实力掌握的，也仅仅是他自己所在的部落与族系而已。

其它的力量，都在其他的贵族手里，就只有依靠“礼乐文明”、依靠“仁义道德”来掌控了。

颛顼的整顿内治，只是强化了“礼乐文明”，只是通过强化贵族阶级的自觉性，通过强化贵族阶级的族群意识，来强化君臣之间的相互认同，而并没有实质性地改变君臣之间的力量结构之对比。

在这样的政治关系下，帝王，就还是处在孤家寡人的弱势地位；贵族阶级，就还是处在“民主共和”的强势地位。

如果贵族阶级不自觉，如果贵族阶级对帝王的某项决定感到不爽，因此而与帝王硬杠，帝王，除了号召其他贵族共同讨伐，其实，也没有更好的维护自己帝王之权威的办法。

也正是这种真“共和”假“专制”的政治局面，才使得旷日持久的对外战争，让一些贵族阶级在后面消极懈怠，让帝王所在的部落与族系，在前线孤军奋战，从而导致帝王所在的部落与族系，最后力所不支，直至垮掉。

同时，他们也从思想上，觉得当帝王家族划不来，太吃亏，因此，也心甘情愿地将这个帝王之位，给“禅让”出去。

这样的后果，当然就是导致后来的帝王，如尧舜之流，消极避战，苟且偷安，甚至于做出让“罪犯家族”，让“恶人家族”，在蒙冤受屈的情况下“戴罪出征”，去前方御敌的破事。

一个社会，一个政治集团，能够腐败到如此地步，这就是“民主共和”的好处啊。

这也难怪，陶寺遗址的最后，显示的是，统治阶级被暴力打倒，几十个人被砍下的人头，堆积在垃圾沟；其中一个女性的阴道里，还插着一只牛角。

这些贵族的先人之墓葬，也遭到报复性地扰墓、毁墓。

这不是外来的游牧民族所为，而是自己内部之弱势阶级的最后反抗。

醉意于外战外行、内战内行的贵族们，最后，在内战中也变成了外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