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典人是如何打伯罗奔尼撒战争的?_风闻

伯罗奔尼撒战争是以雅典为首的提洛同盟与以斯巴达为首的伯罗奔尼撒联盟之间的一场战争。这场战争从前431年一直持续到前404年，期间双方曾几度停战，最终斯巴达获得胜利。这场战争结束了雅典的经典时代，也结束了希腊的民主时代，强烈地改变了希腊的国家。几乎所有希腊的城邦参加了这场战争，其战场几乎涉及了整个当时希腊世界。

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在他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详细地记录了当时的事件，该纪录到前411年冬中止。修昔底德分析了这场战争的原因和背景，他的分析对欧洲的历史学具有先驱作用。修昔底德之后，色诺芬在他的《希腊史》中延续了修昔底德的工作，记录了前411年后的事件。

值得注意的是古希腊人并不称这场战争为伯罗奔尼撒战争，这个名称是后来的人取的。修昔底德本人称之为“伯罗奔尼撒人与雅典人之间的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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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按照修昔底德的说法，“伯里克利战略”是伯罗奔尼撒战争初期由伯里克利建议的、雅典城邦采纳的战争策略。其要点是，避免陆上决战，掌控盟邦，战时不要扩张势力，不要采取危险行动；做到这些，雅典将轻松赢得胜利。19世纪末以来，西方学者的研究表明，真实的“伯里克利战略”与修昔底德表述的“伯里克利战略”存在很大的差异：沿海袭扰战术带有很强的攻击性，雅典的财政经得起较长时间的消耗战，拿下墨伽拉是雅典战略中的重要一环，阿提卡有骑兵和要塞的保护，波斯的金钱资助弥补了斯巴达的弱点，得摩斯忒涅斯的战略更能奏效。总之，伯里克利的战略总体上是防御性的，但具有相当的进攻性，属于积极防御的战略。修昔底德的认识出现偏差有多种原因。未来的研究要继续选取新视角，并从作者的观点(体现于其评论、分析和拟定的演说词)与其所记史料相互抵牾之处着手。

　　关 键 词：“伯里克利战略”/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伯罗奔尼撒战争

　　标题注释：本文为2015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修昔底德陷阱’与公元前5世纪希腊国际关系研究”(15YJA770005)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何元国，武汉大学 历史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2 何元国(1966- )，男，湖北应城人，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历史学博士。

　　公元前431年5月下旬的一天，伯罗奔尼撒同盟的大军在斯巴达国王的率领下入侵阿提卡，开始践踏其土地。土地上的雅典人听从了将军伯里克利的建议，早已举家迁入雅典城内，此时坚守不出。作为回击，雅典人派出100艘战舰袭扰伯罗奔尼撒等沿海地带。伯罗奔尼撒战争初期，雅典人采取的这一避免陆上决战、出动海军袭扰对方的策略被西方学术界称为“伯里克利战略”(Periclean Strategy)。这是一个扬长避短的高明战略?还是一个缺乏进取心、收效甚微的战略?甚至是导致雅典最后失败的祸根?19世纪末以来，学者们为此争论不休，讨论不断深入。这个问题还关系到修昔底德对于这场战争的理解，是整个“修昔底德研究”(Thucydidean Studies)中的关键问题之一。对此，国内学术界鲜有涉及。这篇小文将首先交待其由来，然后从沿海袭扰战术、雅典的财政、城邦墨伽拉、阿提卡的防御、波斯的资助和得摩斯忒涅斯(Demosthenes)①的将才等视角，对前人的研究成果加以梳理，最后提出几点思考。期望引发学术界的关注。

　　一、“伯里克利战略”的由来

　　战争前夕，雅典人有没有制定出一个全盘的战略?对此，修昔底德并未明言，更没有专门阐述，而是通过其记述陆续透露给读者一些信息。在战前的演说中，伯里克利建议：

　　现在，我们必须以最接近岛民的立场考虑问题，抛弃土地和房屋，在海上和雅典城设防；同时，不要因为土地和房屋而被伯罗奔尼撒人激怒，从而与之列阵作战，他们在人数上占有很大的优势……(1.143.5)②……如果你们愿意在战争期间不拓展帝国的范围，不主动招惹祸患，我相信我们将最终胜出……(1.144.1)

　　在伯罗奔尼撒同盟的军队入侵阿提卡的前夕，修昔底德又以间接引语的形式记录了伯里克利的主张：

　　对于当前的局势，他重复了自己以前的建议，即做好战争准备，将城外的财物撤回城内，不要出城列阵作战，而要入城防御，准备好他们的强项海军，置盟邦于掌控之中。他解释说，雅典的力量来自盟邦缴纳的贡款；一般来说，战争的胜利既靠智谋，又靠金钱的储备。(2.13.2)

　　在对伯里克利的盖棺论定中，修昔底德又引用了其原话：

　　他说，如果雅典人耐心应对，照料好自己的海军，战争期间不扩张自己的帝国，不做威胁城邦安全的事，就能最终胜出。(2.65.7)

　　概括起来，“伯里克利战略”的要点是：避免陆上决战；保持海军实力，牢固掌控盟邦；战时不要扩张雅典的势力范围，不要采取给城邦带来危险的行动。值得注意的是，修昔底德高度认同伯里克利的战略计划，他认为雅典最后的失败应归咎于伯里克利的继任者们“反其道而行之”(2.65.7)，如果按照其计划行事，“只对付伯罗奔尼撒人，获胜就易如反掌”(2.65.13)。在雅典，公民大会是最高权力机关，伯里克利身为雅典将军(战争爆发后2年6个月染瘟疫去世)，其建议只有被公民大会采纳才能变成城邦的决策。但伯里克利不是普通的将军，而是“一言九鼎”的雅典“第一人”(2.65.8；9)。因此，把这一战略计划称为“伯里克利战略”是有道理的。

　　二、沿海袭扰战术与“伯里克利战略”

　　早在1890年，“伯里克利战略”就引起了汉斯·德尔布吕克(Hans Delbrück，1848-1929)的注意。这位德国军事史家把这个战略与“七年战争”(1756-1763)中的腓特烈大帝(Frederick the Great，1712-1786)的战略进行了对比③。他认为，二者同为“消耗战”，即没有决战的战争。在1900年出版的《历代兵法史》第1卷中，他分析道，雅典人的陆军与对手相比太弱，必须放弃阿提卡，任由敌人蹂躏；海军则封锁敌海岸，摧毁敌贸易，突然登陆袭扰敌乡村，造成与敌在阿提卡相当的破坏。要绝对避免决战，坚持打消耗战。最后看谁首先无法忍受痛苦，筋疲力尽。德尔布吕克肯定了此战略，赞扬了伯里克利的魄力。但他也指出，消耗战摒弃决战，也伴随着危险——指挥员可能会谨小慎微，不敢利用稍纵即逝的机会进行冒险行动。这是对伯里克利战略的委婉批评。德尔布吕克同意修昔底德观点，认为伯里克利的继任者完全忽视了其忠告，在皮罗斯大捷后，四处出击，最后导致失败④。

　　德尔布吕克是一位军事史家，并不以研究希腊史见长。与其同时代的一批古典研究者(classicist)，如英国学者格罗特(G.Grote，1794-1871)、德国学者迈尔(E.Meyer，1855-1930)、英国学者格伦迪(G.B.Grundy，1861-1948)、德国学者贝洛赫(K.J.Beloch，1854-1929)、美国学者芬利(John H.Finley，Jr.，1904-1995)分别于1888年、1899年、1911年、1927年和1942年论及伯里克利的战略。他们大体上都认为此战略是防御性的、保守的⑤。造成这种普遍看法的原因是，从修昔底德的记述来看，在阿提卡，雅典人完全取守势；而从海上对伯罗奔尼撒等地沿海地区进行的袭扰似乎效果不佳，所造成的破坏远不如敌人在阿提卡平原的破坏(乡村居民全部撤入城内，引发大瘟疫，约1/4的雅典人病死；城外大量土地遭到践踏等等)。随着时间的流逝，雅典一方在此消耗战中逐渐处于不利地位。如果结果是这样，伯里克利的战略岂不是毫无取胜的希望?修昔底德何以对此战略赞扬有加?

　　在这种情况下，如何评价这一战略中的沿海袭扰就是问题的关键了。1945年，韦斯特莱克发表论文指出，修昔底德对这类袭击着墨甚少，容易让人觉得它们无足轻重，但他细心记载了，实际上其规模是不小的⑥。第一次行动发生在前431年6月末，敌人尚在阿提卡，有100艘战舰，搭载1000名重甲兵、400名弓箭手，还有来自科西拉的50艘战舰，搭载为数不明的战斗人员。袭击了拉科尼亚的墨托涅(Methone)、厄利斯的珀亚(Pheia)；夺取了阿卡耳那尼亚的索利翁(Sollium)和阿斯塔科斯(Astacus)；不战而赢得了刻帕勒尼亚岛(Cephallenia)(2.17.4；23.2，25，30)。这支舰队返程时与伯里克利所率的陆军会合，入侵、蹂躏了墨伽拉(Megara)的土地。两军合计有重甲兵1.3万名，规模空前(2.31)。同年，以30艘战舰出兵罗克里斯(靠近优卑亚岛)，并在阿塔兰忒(Atalante)建立了一个永久性据点(2.26，32)。次年6月末，伯里克利亲率100艘雅典战舰，搭载4000名重甲兵、300名骑兵，还有50艘喀俄斯和勒斯玻斯战舰，在厄庇道洛斯登陆，四处蹂躏土地，差一点夺取了厄庇道洛斯城，还蹂躏了伯罗奔尼撒沿海的特洛兹顿(Troezen)、哈利厄斯(Halieis)和赫耳弥俄涅(Hermione)的土地，袭击了拉科尼亚靠海的一个城镇普剌西埃(Prasiae)；撤回后这支军队又立即出征波忒代亚(Potidaea)(2.56，58.1)。

　　修昔底德依照时间顺序记录了这些行动，但他显然不清楚这些行动的目的何在。因为根据他的习惯，如果确实知道其动机，他会记下来⑦。首先，这些行动是为了封锁整个伯罗奔尼撒半岛吗?显然不是。该半岛海岸线漫长，对古代的船只而言，许多港口都可以停泊。而且，当时的三层桨战舰呈狭长型，满载桨手等船员和战斗人员，不可能携带大量的淡水和食物，甚至连睡觉的空间都没有。一般不能远离海岸航行，夜晚还必须上岸宿营。那么，是为了封锁地峡吗?雅典在墨伽拉南面的萨拉弥斯岛(Salamis)和埃癸娜岛(Aegina)均有驻军，在科林斯湾的北岸有瑙帕克托斯作为海军基地，确有封锁地峡的架势。但南北两个方向此时都还不能有效封锁，尤其是北面，船只在夜晚可以贴着科林斯湾南岸轻易逃过雅典舰队的监视。

　　皮罗斯战役(前425年夏)后，皮罗斯(Pylos)这个要塞成为了斯巴达境内的墨塞尼亚人(Messenians)和希洛特逃亡的目的地和进行骚扰的基地⑧，给斯巴达人以沉重打击。那么，为什么伯里克利不把在敌人土地上建立要塞作为行动的目标呢?伯里克利无疑考虑过这一招(1.142.4)，但在敌人土地上建要塞，守卫、增援和补给都是难题，当地居民会不会纷纷投奔也不好说⑨。

　　既不封锁敌人，又不在其领土构筑要塞，那么沿海袭击到底用意何在?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可以提振自己士气，打击敌人的士气。阿提卡遭受蹂躏，雅典人怨气满腹，大家纷纷指责伯里克利(2.21)。此时袭击其沿海地带，既可报复敌人，又可以让敌人沮丧。但是，作为将军的伯里克利不希望自己的战略只起到心理作用，一定有其军事用意。韦斯特莱克分析道，伯罗奔尼撒经济脆弱，半岛大部粮食可以自给，但地峡地区需要从西西里、埃及和利比亚进口。仅沿海袭击就可以让这种贸易陷于停顿。不仅沿海地区会受到经济损失，就是内地也会受连累(1.120.2)。经济困难没准会引发城邦内部的党争，亲雅典的派别就有机会了，就像后来的墨伽拉那样(4.66-69)⑩。前431年的沿海袭击是试验性的，次年便将重甲兵的人数从1000名增加到4000名，并用300名骑兵代替了400名弓箭手，目的是扩大蹂躏的范围，提高蹂躏的成效。同时，沿海袭击的时机选择在敌人正撤离阿提卡，但尚未回国之时，留守军队(各邦军队的三分之一)数量不足且分散。而海军具有高度的机动性，因此袭击总是具有突然性，基本上每次袭击时雅典人面对的只有老幼。若遇顽敌，打了就跑。这种战术无风险、无伤亡、代价小。攻城拔寨，旷日持久且代价高昂，而养一支海军本身开支巨大(11)。

　　韦斯特莱克最后指出，鉴于敌人在陆军数量和品质上占据绝对优势，加上陆路从半岛到阿提卡又没有阻碍，雅典人同敌人硬拼是不行的，必须将自己的财政优势和海军优势发挥到最大限度，这种战略假以时日是可以起作用的，也许5-6年就可以达到目的。这就是伯里克利战略的真正用意。可惜的是，由于瘟疫的爆发，伯里克利过早地放弃了这种战略，其动机没有显露出来，修昔底德也就无从得知了(12)。

　　韦斯特莱克令人信服地证明了伯里克利战略中的“进攻性”，他让我们看到，伯里克利在战前所建议的仅仅是其战略的总原则而已，而其中的细节没有必要当众讲出来，修昔底德也就不知情了。不过，修昔底德都不知道的事情我们怎么仅靠其文本就能分析出来呢?这个问题留待下文。

　　韦斯特莱克的这篇文章影响不小。1949年，韦德-格里(H.T.Wade-Gery，1888-1972)为著名的《牛津古典词典》所写的条目“修昔底德”就持一种折衷观点：伯里克利的战略一开始是进攻性的，后来由于波忒代亚的叛离和瘟疫的影响，改为防御性的；修昔底德作为伯里克利的仰慕者，不愿承认这个战略遭受失败的现实，从而对后来许多事件的评判有失偏颇(13)。

　　50年代，美国学者钱伯斯支持韦德-格里的观点，他列举了雅典人战前(约前445-431年)在北面色雷斯一带的行动，还列举了雅典人战前在西面的行动(约前462-431年)，包括墨伽拉、埃癸娜、阿卡耳那尼亚、科西拉、南部意大利和西西里等地。指出这些扩张行动极大地增强了雅典的势力。因此，伯里克利的战略显然是攻击性的，其目的是速胜。他不想要一场持久战，因为他清楚盟邦一有机会就会叛离雅典，那就会危及雅典的财源，而伯罗奔尼撒人只靠身体和意志，不需要为大量桨手支付薪金，准备打一场持久战。再说，在战争爆发时，伯里克利已经60多岁了，不情愿让城邦陷入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中去(14)。伯里克利是否改变了自己的战略?修昔底德并未明言，但他承认瘟疫对雅典的打击沉重，还仔细记下了围攻波忒代亚的花费。我们顶多只能说，修昔底德没有明显注意到韦德-格里所说的战略改变。鉴于他对伯里克利的崇敬，修昔底德是会接受这种改变的(15)。

　　到了60年代，德韦特发表论文《所谓的伯里克利的防守战略》，认为此战略从根本上说就是进攻性的，所谓防守战略或者先攻后守都是没有道理的。他指出，首先，沿海袭扰对伯罗奔尼撒的粮食生产是有影响的，这一点同韦斯特莱克的分析是一致的(16)。其次，在袭扰行动中，不仅蹂躏土地，还夺取了许多城镇(有的不在伯罗奔尼撒)，如特洛尼翁(Thronium)、索利翁、阿斯塔科斯、刻帕勒尼亚和普剌西埃等。前430年那次攻打厄庇道洛斯，使用大量步兵，还有骑兵，虽未攻下，但用意颇深。厄庇道洛斯是个较大的城邦，与斯巴达友好，但与阿耳戈斯敌对(阿耳戈斯素有称霸伯罗奔尼撒之志，且与雅典友好)，如果拿下，就打通了通往阿耳戈斯的道路。雅典人所袭扰的地区，如墨托涅、珀亚、普剌西埃都是潜在的对斯巴达抱有敌意的地区，对特洛兹顿、哈利厄斯和赫耳弥俄涅的袭扰则与对厄庇道洛斯的行动相关联(17)。第三，阿塔兰忒就是一个在敌人土地上构筑的要塞，既可阻止对优卑亚岛的劫掠，又可以限制敌人的行动，这类行动在伯里克利活着的时候没有在伯罗奔尼撒土地上实施，但确实在其考虑之中(1.142.2-4)(18)。第四，雅典战前与科西拉的结盟，它和刻帕勒尼亚、兹达库恩托斯(Zacynthus)、索利翁、阿斯塔科斯、珀亚和墨托涅都位于雅典通往意大利和西西里的航路上；在意大利，雅典的盟邦有赫瑞癸翁(Rhegium)，在西西里，则有勒翁提诺(Leontinoi)和厄革斯塔(Egesta)。雅典人的目的是阻止伯罗奔尼撒人的西面盟邦参与这场战争，并阻止她们向伯罗奔尼撒输送粮食(19)。第五，雅典人在罗克里斯采取的行动旨在保护优卑亚岛，该岛是雅典的重要粮食生产基地和牲畜、力畜的寄养地；将征服后的埃癸娜人逐出，派雅典人去居住。此举可以阻止伯罗奔尼撒人将其变为进攻雅典的基地，并反过来成为进攻伯罗奔尼撒的基地(20)。

　　有人说，伯里克利的战略是陆上守海上攻，德韦特反驳说，前431年夏末的那次出征墨伽拉，规模甚至比前415年雅典人出征西西里的军队还要大(6.43)。这难道不是一次陆上出击吗?这么一支大军出动难道仅仅是为了发泄怒气?再者，墨伽拉位于雅典与科林斯之间，扼科林斯地峡，如果雅典与之结盟，那么伯罗奔尼撒人从陆路抵达阿提卡就几乎不可能了。在所谓“第一次伯罗奔尼撒战争”(约前460-445年)期间，墨伽拉因与科林斯发生争端而与雅典结盟，斯巴达人只得凭勇力厮杀才通过地峡(1.107-108)(21)。在中希腊，忒拜(Thebes)是雅典的劲敌，也是斯巴达在伯罗奔尼撒之外的重要盟友。雅典的铁杆盟友则是普拉泰亚。雅典在特洛尼翁、阿罗珀(Alope)和罗克里斯海岸地带的行动(2.26.1-2)就是在对这一带的城邦形成压力，以动摇它们对伯罗奔尼撒人的忠诚(22)。

　　德韦特总结说，从雅典人攻击的三个主要方向(中希腊、墨伽拉和阿耳戈斯地区)看，它们都是摇摆于斯巴达和雅典之间的地区，伯里克利当然希望雅典的行动能带来最佳的效果。因此，伯里克利的战略是一个深思熟虑的攻击性战略，不过当守则守，比如在阿提卡，必须是守，否则无异于自杀。修昔底德清楚此战略总体上是攻击性的，人们的误解是因其记述偏重于某一方面(23)。

　　我们看到，从韦斯特莱克开始，学者们主要从雅典的沿海袭扰战术这一视角对前人观点提出质疑，揭示了“伯里克利战略”的攻击性。如果我们不能否认此战略在总体上是防御性的(这一点下文再论)，防御分两种——消极防御(专守防御)和积极防御，那么此战略无疑属于后一种(德韦特的观点有矫枉过正之嫌)。

　　三、雅典的财政与“伯里克利战略”

　　既然伯罗奔尼撒战争是一场没有决战的消耗战，那么双方财力的强弱就决定着战争的结果。进入70年代，奈特率先开辟了这一新的视角。他在其论文《修昔底德与伯里克利的战略》中提出一个惊人的观点：“伯里克利战略”一开始就几乎没有赢得最后胜利的机会，其后继者是否遵从了其战略其实都无关紧要(24)。原因在于，这一战略存在根本弱点：对海军的依赖和财政的不足。众所周知，维持一支大舰队开支浩大。雅典城邦年收入1000塔兰同(Talent)，其中有600塔兰同来自盟邦的贡金。因此，能否控制住盟邦关系到雅典的生死存亡。战前，雅典有6000塔兰同的金钱储备，其他各类金银价值500塔兰同(2.13.4)，似乎能够应付长期的战争。其实不然，到了前425年，雅典的财政已经吃紧，只得大幅提高盟邦贡金的额度。仅仅镇压一个波忒代亚的叛离(前432/1-430/29年)就让雅典花掉了2000塔兰同，相当于雅典两年的收入之和。因此，战争拖延越久，其财政越是困难，越会提高贡金，这又导致更多盟邦叛离，如此下去，其霸权就会崩溃(25)。

　　奈特的研究虽然不够细致，但引发了学术界强烈的兴趣。1974年，美国学者卡根发表了他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研究“四部曲”中的第二部《阿耳喀达摩斯战争》(26)。在这本书的第一章，卡根为伯里克利的战略算了一笔细账。战前，雅典有6000塔兰同的储备，但把其中的1000塔兰同拿出来以应不时之需，不得擅用(2.24.1)，那就剩下5000塔兰同。再加每年盟邦缴纳的贡金600塔兰同。有铭文资料表明，雅典为镇压萨摩斯的叛离和拜占庭叛离，花费了1404塔兰同，但是卡根着重指出，这笔钱肯定是用完盟邦的贡金之后才动用的(27)，因此这一年雅典的战争支出就是2004塔兰同(600+1404)。这个数字为我们估计后来雅典每年的战争开支提供了一个基准。何以见得?卡根接着算账。拿前431年来说，雅典出动100艘战舰去伯罗奔尼撒，30艘去罗克里斯，再加早前派出围攻波忒代亚的70艘，总数就是200艘。1艘三层桨战舰在海上服役1个月开支大约在1塔兰同左右，1艘战舰按1年服役8个月计算，海军支出就是1600塔兰同(200×1×8)。围攻波忒代亚的重甲兵不会少于3000名，后来增援了1600名，我们保守估计按照日常围攻人数3500名来算，城邦付给每个重甲兵1天1个德拉克马(drachma)，其仆从1个德拉克马，一年按360天计算就是3500×1×2=7000德拉克马=塔兰同；×360=420塔兰同。1600+420=2020塔兰同，这就是雅典这一年的大致开支。还有1.6万人守卫雅典的城墙和长墙，他们是否得到报酬不得而知，暂且不算在内。因此，两种方法计算都显示每年开支在2000塔兰同左右(卡根还举出了一种计算方法，此处不赘)(28)。

　　雅典的财政收入是多少呢?6000塔兰同减去1000塔兰同的紧急储备就是5000塔兰同，加上每年得到的贡金600塔兰同，按3年算就是1800塔兰同，3年雅典的总收入是6800塔兰同(5000+1800)。每年开支2000塔兰同，那么雅典可以支撑3年，到第4年就不够了(需要8000塔兰同)(29)。难怪修昔底德在第7卷说：

　　……在战争之初，有的希腊人认为，如果伯罗奔尼撒人入侵其领土，他们能撑1年，有的认为2年，还有的认为不会超过3年……(7.28.3)

　　也就是说，这笔并不复杂的账，当时的人们都会算的，伯里克利不会不知道。换句话说，伯里克利原本打算在3年之内达到目的，根本没想到打到第4年。3年之内当然不可能耗尽伯罗奔尼撒人的资源，因此，卡根的结论是，伯里克利的战略只是想从心理上拖垮对方，让对方相信，你们3年也战胜不了雅典(许多斯巴达人以为他们一蹂躏阿提卡，雅典人就要么闭城不出，遭受巨大损失；要么出城决战，遭受失败)，从而改变斯巴达内部的舆论，好让主和派(如阿耳喀达摩斯)占上风，与雅典人和谈(30)。这样，雅典与斯巴达两霸共存，伯里克利坚信，这个目标是雅典人能够实现的，对雅典人来说也就是胜利(31)。从卡根的观点出发，我们不难得出结论：伯里克利的战略完全是防御性的，这个战略到他去世时，就已经失败了；如果不改弦更张，恐怕避免不了失败的结局。

　　卡根看似天衣无缝的证明，远谈不上一锤定音，反而引起更多的疑惑：伯里克利这么一个保守的、注定要失败的战略如何赢得雅典人的支持?修昔底德对他的崇敬不显得很愚蠢吗?而且，伯里克利在战前说雅典城邦如何富有，可其总收入连4年的战争都支撑不了，不是自欺欺人吗?还有，一笔几乎人人都会算的帐，修昔底德为何不在开始向读者交待，而要压到第7卷才说出来?那雅典战前的财政一定另有隐情。

　　19年后，卡根的观点受到了卡莱特-马克斯的有力挑战。她首先指出，若按近代经济和财政的观念，修昔底德的著作是不及格的，因为书中找不到财政收支比率(32)。但是，重视财政在战争中的作用恰恰是修昔底德的首创(33)。

　　我们知道，伯里克利在敌人入侵阿提卡前夕，列举雅典城邦拥有的巨额金银(2.13.3-5)；而伯罗奔尼撒人“耕种自己的土地，无论私人还是公家，都没有多少财产可言。”(1.141.3)既然伯罗奔尼撒人那么贫穷，怎么还赢得了最后的胜利?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之前，传统的陆上战争是不需要城邦花钱的。因为能自备武装者就是公民，武器和给养公民自己负责，金钱不是必需的。同时，这个时期的战争是间歇的、短暂的，围城和长期的作战都是罕见的。等到金钱广泛使用，也就是说交换广泛发展，再加上海军的成长(尤其是海上霸权的出现)，战争就离不开金钱了(34)。战舰的建造和维护，大量的桨手，长时间的训练，都需要大笔的开销。修昔底德一开始在所谓“考古篇”(35)中就将“chremata”(“金钱”)与“dunamis”(“力量”)联系起来。因为有了它，就有了“nautikon”(“海军”)，然后带来“arche”(“霸权”)(36)。这种情况不适用于沿袭传统作战方式的斯巴达，所以修昔底德在列举雅典城邦的财富时，对斯巴达方面未置一词。

　　我们迫切地想要知道的是，雅典的财政到底能否支撑长时间的战争?是不是像卡根所说的只能打3年?卡莱特-马克斯认为，战争进行了到第4年(前428/7年)，雅典的财政远未枯竭。这一年，除墨堤谟娜(Methymna)之外的勒斯玻斯岛叛离了雅典人，次年被镇压。雅典人本可以继续让勒斯玻斯缴纳贡金，甚至增加其数额，但雅典人另来一套：将其土地分为3000份，拨出其中300份献给神，其余2700份分给了雅典人，“勒斯玻斯人耕种这些土地，每份地每年向雅典人缴纳2谟那(Mina)银子。”(3.50.2)这些银子流入了雅典个人的口袋，而不是国库。这说明决策者有意满足由于搬进城内而受苦的雅典人的愿望；同时，由于征收贡金容易遭袭(3.19)，这种方式更有效，这笔钱虽然到了个人手里，城邦可以通过财产税的形式再收回来(37)。不管怎么说，这类收入都属于雅典城邦。

　　有铭文显示，在战争的头5年，雅典向神庙大举借债(38)。按照今天人们的想法，借债意味着自己的钱告罄，但在古代并非如此。神庙的财富名义上是属于神的，实际上来源多样，是属于全体雅典人的。向其借款，是正常的举动，只是记住要还(39)。这并不能说明雅典此时财政枯竭，只是说明财政吃紧。

　　金银矿山也是雅典的收入之一，安庇波利斯(Amphipolis)、塔索斯岛和其对岸的色雷斯海岸有金矿银矿。所以，雅典人对布剌西达斯在这一带的活动高度重视，反应迅速。铭文显示，伊俄尼亚(Ionia)地区贡金数额较低，但第3卷说那里是“雅典收入的主要来源”(3.31.1)，可能有些夸大其词，但不应是空穴来风(40)。还有战争赔款，塔索斯和萨摩斯都曾被迫赔付，萨摩斯的赔款高达近1500塔兰同(41)。

　　由此可见，伯里克利战前列举的金银财富，远非雅典财政的全部，只是其中最显眼的部分，他想借此鼓励雅典人。修昔底德记述雅典财政状况(其他如征收财产税等)的目的，无非是想从财政方面证明他的观点：伯里克利的战略是英明的，其后继者不如他(42)。

　　四、墨伽拉与“伯里克利战略”

　　我们知道，伯罗奔尼撒战争不是雅典与斯巴达之间的“单挑”，双方都有众多的盟友。其中，地峡上的墨伽拉对于雅典尤其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但奇怪的是，在修昔底德的笔下，它显得无足轻重。这一点让许多研究者迷惑不解。

　　1979年，美国学者T·E·威克和T·T·威克合写了一篇短小精悍的论文。作者首先指出，雅典人早就明白墨伽拉的重要性，故当时人普遍认为，墨伽拉与雅典的关系是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的首要因素。修昔底德不仅不同意此观点，反而还激烈反对它。他轻视“墨伽拉法令”(1.67.4；1.139)，强调他认为的战争的“真正原因”(43)。事实上，在战争头十年的大部分时间里，墨伽拉在雅典人的战略里面，起着关键作用。这个观点的证据仍然来自修昔底德的记载，尽管他贬低这个作用，有时甚至到了耍滑头的地步，但他不会说谎(44)。

　　在第2卷的第31章，修昔底德第一次记载了雅典针对墨伽拉的军事行动，伯里克利亲率规模空前的大军蹂躏墨伽拉的土地，然后撤回。接着说：

　　此后，在这场战争期间，他们每年，还要再入侵墨伽拉一次，有时用骑兵，有时用全部步兵，直到尼赛亚被雅典人夺取时为止。(2.31.3)

　　尼赛亚(Nisaea)被占是在前424年，皮罗斯大捷以后，斯巴达人被迫放弃出兵阿提卡。也就是说从前431年至前425年，有6年的时间，每年以庞大的兵力两次入侵墨伽拉。这是多么重大的军事行动!可是修昔底德似乎把它忘在脑后，到了战争的第7年，才旧事重提：“他们每年两次以全军入侵其领土。”(4.66.1)反观伯罗奔尼撒人每次入侵阿提卡，修昔底德都郑重其事地予以记载，为什么这里却一笔带过?(45)

　　还有更奇怪的。前430/429年冬季，雅典人在瑙帕克托斯驻防了20艘战舰，“以防船只进出科林斯和克里萨海湾”(2.69.1)。“防止船只进入科林斯”是不必说的，瑙帕克托斯就位于科林斯湾的北岸，雅典人防的就是科林斯人；克里萨海湾是科林斯湾中的一个小海湾，墨伽拉的西部海岸位于此海湾边，为何不明说还防着墨伽拉人?前429年夏，斯巴达人及其盟友想要发动针对瑙帕克托斯的攻势，其舰队有两支，其中一支来自“科林斯、西库翁和那一带其他城邦”(2.80.3)。西库翁(Sicyon)和墨伽拉分别位于科林斯的西东两侧，“那一带的其他城邦”只有墨伽拉!但修昔底德就是不提其名字。看来，修昔底德不想让读者知道墨伽拉与瑙帕克托斯有什么瓜葛。还是在第2卷，修昔底德又透露一点信息：在萨拉弥斯岛的“岬角上有一处要塞，还有3艘战舰防守，不让任何船只进出墨伽拉。”(46)(2.93.4)

　　综合上述信息，我们可以得出结论，雅典人每年以大军蹂躏墨伽拉的土地两次，同时以瑙帕克托斯为基地封锁其西海岸，以萨拉弥斯岛的要塞为基地封锁其东海岸。还用所谓“墨伽拉法令”封杀其贸易。多管齐下，想要迫使其在3年内屈服。这就是伯里克利战略的根本目标。在这种情况下，墨伽拉势必缺粮。在谈及雅典在西西里的行动时，修昔底德说其目的之一是“想阻止伯罗奔尼撒从西西里输入粮食”(3.86.3)。表面上看，这里的“伯罗奔尼撒”是个地理概念，而墨伽拉在地峡之外，不属于伯罗奔尼撒。实际上，指的是“伯罗奔尼撒同盟”，当然包括墨伽拉。修昔底德再次避免提及墨伽拉。瑙帕克托斯的警戒作用在能见度差的夜晚和雾天很有限，于是雅典人要在西西里采取行动，从源头减少粮食的输入(47)。

　　到了前424年，雅典的种种努力终于有了回报，墨伽拉出现内乱，亲雅典派与雅典人里应外合，若不是布剌西达斯及时驰援，墨伽拉肯定全部落入雅典人之手(4.66-74)。皮罗斯大捷后，斯巴达人不敢入侵阿提卡，墨伽拉的战略地位立即大大降低，雅典努力多年的目标以另一种方式实现了。

　　修昔底德有意压低、甚至抹杀墨伽拉的重要性，是因为担心读者将雅典与墨伽拉的关系当作战争的根本原因，从而怀疑他对战争根本原因(雅典与斯巴达的关系)的合理判断。他觉得这样做可以让战争的原因更加清晰，因而是值得的。修昔底德可能低估了大多数读者的能力，他们了解墨伽拉对于雅典的重要性后，不会将其当作战争的根本原因(48)。

　　五、阿提卡的防御与“伯里克利战略”

　　在“伯里克利战略”中，阿提卡要被完全抛弃，任由敌人蹂躏吗?到了上世纪80年代，学者们对此产生了怀疑。美国学者奥伯第一个提出质疑。他首先肯定，按照修昔底德的记载，伯里克利的战略极富创新，完全合乎逻辑(49)。但是雅典人大部分住在乡下，全部迁入城内，既要遭受巨大的财产损失，还要忍受离乡背井的痛苦。伯里克利用了什么办法让雅典人服从自己的战略计划?第一，他让雅典人抱有一线希望：伯罗奔尼撒人此番不会深入阿提卡。因为前446/5年那次的入侵就是半道折返(1.104.2)。即使深入阿提卡，也希望他们不要大肆破坏，因为雅典人有手段报复，即对敌人领土进行袭扰(50)。第二，他指望骑兵和据点有效限制敌人蹂躏土地。当时，重甲兵是主力军，骑兵只是辅助兵种，在方阵作战时，用以保护侧翼。骑兵的优势是速度，用它来对付散开蹂躏土地的步兵是很有效的。这一点，修昔底德在记述雅典远征叙拉古时反复强调(6.21.1；6.22；6.23.3)。雅典人有骑兵1200名，还有忒萨利亚的骑兵来援助。在阿提卡，雅典人有好几处要塞：厄勒乌西斯(Eleusis)、俄诺厄(Oenoe)、帕那克同(Panacton)、俄洛波斯(Oropos)等。它们可以在敌人入侵后发挥牵制作用。修昔底德的零星记载也说明了这一点：“他(指伯里克利)不断派骑兵出城阻止敌人小股部队冲到雅典城附近破坏。”(2.22.2)(51)战争的第二年，伯罗奔尼撒人在阿提卡待了近40天，大肆破坏，伯里克利保护土地的计划完全落空。原因是，瘟疫开始肆虐，到前427年有300名骑兵病亡(3.87.3)；忒萨利亚的骑兵没有来助战；伯里克利自己带了300名骑兵出海征战。

　　伯里克利死(前429年)后，他的不出城决战的策略仍然沿用。雅典的骑兵“照常”出动阻止敌人蹂躏土地(3.1.1)；就是斯巴达人在得刻勒亚(Decelea)构筑要塞后，雅典的骑兵：

　　由于每天都出去袭击得刻勒亚，守卫土地，他们的战马有的为敌所伤，有的在坚硬的地面连续不断地奔波劳累，跛了腿。(7.27.5)

　　阿提卡的雅典要塞也发挥了作用，截击了返回途中的科林斯人(8.98)(52)。

　　可见，修昔底德关于雅典人骑兵和据点作用的记述是一贯的、清晰的，但在其分析文字和拟定的演说词中，却完全没有提及。奥伯就此提醒我们，修昔底德跟所有历史学家一样有自己的偏见和固有观念，它主要体现在作者的分析文字和拟定的演说词中，而其不经意透露的零零星星的证据说明了事情的真相(53)。

　　奥伯的论文启发了另一位美国学者斯彭斯，他于1990年发表论文《伯罗奔尼撒战争中的伯里克利和对阿提卡的防御》。他指出，在修昔底德笔下，阿提卡似乎完全被抛弃，任由敌人蹂躏，这种说法过于简单化。他集中讨论所谓“流动防御”(mobile defense)在该战略中的地位(54)。首先，当时的希腊，绝大多数城邦粮食没有多少剩余，损失一年的收获就要饿肚子。重甲兵——辅以骑兵和轻装兵——首要职责就是保护收成。敌人若来蹂躏，一场方阵作战在所难免。除了在境内以方阵迎敌，还有打出国境、边境防御和流动防御三种作战方式(55)。近邻墨伽拉和玻俄提亚地区是雅典人出境作战的首选，得利翁(Delium)之战(前421年)说明，雅典人连玻俄提亚人都打不过，更不用说伯罗奔尼撒人了。御敌于国门之外是个好办法。阿提卡边境虽有不少山丘，但仍有多达7条通道，派兵驻守断不可行。唯一可行的是流动防御，即以骑兵和阿提卡的据点为手段，阻止敌蹂躏，骚扰敌殿军，最大限度减少损失(56)。这一观点与奥伯是一致的。

　　前428/7年夏，斯巴达一方第三次入侵阿提卡，“雅典的骑兵像过去一样，一有机会就发动攻击，阻止对方大批的轻装兵离开营地，到雅典城周围破坏”(3.1.2)。“雅典城周围”一语表述模糊，斯彭斯结合修昔底德的记载，研究了阿提卡的地形地貌，得出结论：应该是以雅典城为中心，西至埃伽勒俄斯山(Aigaleos)，东至许墨托斯山(Hymettos)，北至阿特摩农山(Athmonon)的一片区域。这片不小的区域是安全的(57)。而且，在皮罗斯大捷前的几年当中，伯罗奔尼撒人每年在阿提卡待的时间不超过40天，也就是说，一年中大部分时间，雅典人还可以利用其土地。

　　斯彭斯最后说，在当时的情况下，流动防御是当时雅典人最为可取的办法，伯里克利和其后继者都采取了这一方法——阿提卡并没有拱手让给敌人(58)。

　　斯彭斯的论文又启发了美国学者亨特。斯彭斯认为伯里克利对骑兵的运用不是事先就策划好了的，但亨特认为，有丰富的证据证明，运用骑兵来防守阿提卡是伯里克利计划好的，也是这么执行的(59)。亨特举了一例：前455年，雅典人与其盟友出征忒萨利亚，结果受挫，原因是，“他们控制的地域不超出其营地附近(因为忒萨利亚骑兵的阻挠)”(1.111.1)。“此后不久”，伯里克利率军出征。亨特由此得出结论，伯里克利肯定知道了雅典人受挫的事，明白骑兵能对宿营的步兵构成威胁(60)。亨特还提及一处不起眼的记载：伯罗奔尼撒人第一次入侵阿提卡时，抵达厄勒乌西斯后，“在名叫‘赫瑞托’的溪流群附近打败了雅典的骑兵。然后，他们前进，埃伽勒俄斯山在其右手，经由……到达阿卡耳奈”(2.19.2)。亨特认为，“埃伽勒俄斯山在其右手”一语颇值得注意。重甲兵方阵的弱点在其右侧(左手持盾，右手持矛，最右侧的士兵身体右侧无保护)。这说明，这句话不是指前进方向，而是说明骑兵对他们的骚扰已经够严重了，因此借右侧的山地保护自己(61)。作者的结论是，伯里克利不仅是一位战略大师(master strategist)(62)，而且是一位骑兵战略家(a cavalry strategist)(63)。

　　亨特的论文是对斯彭斯论证的补充，但上述所举的两个例子都显得牵强，尤其是后一个，查遍修昔底德书中的“……在其右手”的表述，都是指前进的方向，怎么这里就有“微言大义”?作者似乎过高评价了伯里克利的战略谋划能力。

　　在伯罗奔尼撒战争期间，敌对双方都把“蹂躏土地”作为主要作战手段。伯罗奔尼撒人入侵阿提卡，雅典人袭击敌沿海地带，都干着同样的事情：砍葡萄藤、油橄榄树，割掉或烧掉庄稼，拆房子，抢东西，宰杀牲畜(如果贵重财物和牲畜没有及时转移)等等。这一招大概很厉害。读者大多熟视无睹，学者们也没有深究。美国学者汉森于1998年出版了专著《古典希腊的战争与农业》(第二版)(64)，很好地回答了此问题。汉森家住加利福利亚，那里属地中海式气候，自己和家人经营农场。在自家地里种植葡萄、油橄榄树、果树、麦子等。他亲自试验古人的蹂躏方法，发现耗时费力，效果不佳。葡萄藤很结实，油橄榄树更结实，而且只要不连根拔起，就会长出新枝。放火烧麦子，也不容易(65)。在当时的阿提卡，农业是劳动密集型的，没有投入大量资本的基础设施，田野里只有庄稼，房屋里只有一些坛坛罐罐，这些东西即使被毁也容易再生产出来(66)。因此，这一招效果不像人们想象的那么大。况且，蹂躏者的时间有限，还要面对骑兵等的骚扰。

　　但为什么战时雅典人对敌人的蹂躏怒火中烧呢?有学者对汉森的解释作了补充：敌人的蹂躏是随机的，如果哪个农户碰上了，就倒霉了，冬季就要饿肚子，这些倒霉的农户就要鼓动别人出城反击。此外，他还提醒，年复一年反复蹂躏，就很厉害了(67)。

　　六、波斯的资助、得摩斯忒涅斯的将才与“伯里克利战略”

　　英国学者考克韦尔以研究修昔底德和伯罗奔尼撒战争史见长。他在1997年出版的一本专著中辟有专章《修昔底德与伯罗奔尼撒战争的战略》(68)，提出了许多独到的见解。

　　他首先分析了雅典的战略目标。他指出，当时，一般希腊城邦的陆军都是兵农合一的业余队伍，而斯巴达则是一支职业队伍，他们的战斗力不在一个层次上。战前的前457年，雅典全军加上1000名阿耳戈斯人助阵(合计1.4万人)，在塔那格拉(Tanagra)战役中被人数少于自己的敌军击败，这支敌军的核心竟然只有区区1500名斯巴达人!因此，“伯里克利战略”中的关键词是“生存”(69)，即不被打败就是胜利。其目的不是击败斯巴达，而是要斯巴达承认雅典及其海上霸权是撼动不了的。从军事上说，这是一个消极的结果，但从政治上说，这是巨大的收获(70)。前425年，斯巴达因为在皮罗斯战役中遭受失败，低声下气向雅典求和。雅典本有机会实现伯里克利所说的“生存”目的，修昔底德相信雅典人拒绝这个机会是个错误(71)。

　　然而，就海军而言，情况刚好相反。雅典海军比一般希腊城邦要先进50年(72)，这正是伯里克利自信之所在。如果斯巴达一方没有外援，其海军就没有能力战胜雅典海军。因此，从一开始斯巴达人就寻求波斯国王的金钱资助(2.7.1)。波斯方面最低要求是，希腊人承认波斯国王拥有小亚，包括海岸地带的希腊城邦。斯巴达人在战前宣称自己要从雅典手里解放希腊，因此不可能让希腊城邦接受波斯人的奴役，所以犹豫不决。等到雅典远征西西里惨败后(前421年夏)，斯巴达看到绝佳的机会来临，抛开顾虑，与波斯国王合作。斯巴达缺乏金钱的劣势得以弥补，“伯里克利战略”就暴露出弱点来了(73)。

　　波斯国王固然希望雅典失去海上霸权，但他也不想让斯巴达势力坐大。因此，提萨珀耳涅斯(Tissaphernes)与斯巴达人虚与委蛇，不给他们足够的资金，应该就是波斯国王的旨意(74)。按道理说，战争越是拖下去，斯巴达和雅典越是两败俱伤，就越符合波斯国王的利益。然而，一个偶然因素出现了。前404年，波斯国王大流士二世去世，他的小儿子小居鲁士(Cyrus the Younger，?—前401年)想要夺取其兄的王位。他想要借重强大的斯巴达重甲兵，于是自掏腰包，让斯巴达人很快取得胜利。因此，若无波斯人的资助，斯巴达确实无法取得战争的最后胜利；即使这样，胜利也是偶然的(75)。

　　除了伯里克利的战略，有没有其他战略让雅典取胜呢?有的，那就是得摩斯忒涅斯(Demosthenes)的战略。从修昔底德的叙述中，我们可以隐约发现，得摩斯忒涅斯对这场战争抱有主见。皮罗斯大捷一举扭转了战局，就是他的杰作。他发现斯巴达致命弱点不在其希洛特，而在墨塞尼亚人(见前文脚注)。墨塞尼亚人前8世纪被斯巴达人征服，他们有民族自尊。他们从皮罗斯出发的游击战让斯巴达人难以忍受(76)。此后，他率军偷袭墨伽拉，差点得手；接着，又策划从东西两面夹击玻俄提亚地区。这两个战役如果成功，斯巴达恐怕难以再入侵阿提卡。

　　得摩斯忒涅斯是军事专家，他尝试的轻装兵打重甲兵、夜袭、埋伏、火攻等战术卓有成效。他是那种前4世纪才出现的专才，而伯里克利身兼演说家、政治家、将军等。修昔底德认为得摩斯忒涅斯的成功是撞了大运，不给予赞誉，甚至不予评论，不让他有陈述自己战略机会。他欣赏伯里克利这样的全才，对于超越他那个时代的人物所展现的军事才能，他不具备识才的慧眼(77)。

　　考克韦尔的意思是，伯里克利之后，雅典实际执行的战略在很多情况下，是优于其战略的。也就是说，雅典最后的失败几乎不是伯里克利的后继者背离了其战略导致的，其中有很多偶然因素，包括小居鲁士抢班夺权。至于远征西西里——这个在修昔底德看来巨大的战略错误——雅典人也是一步一步陷进去的，直到大港决战之前，雅典人掌握着制海权，仍然有全身而退的机会。

　　考克韦尔在文中称“伯里克利战略”是一个“纯粹的防御战略”(a purely defensive strategy)(78)，但这只是针对修昔底德对此战略的表述而言，不是最后的结论。他的研究并没有否定以前的研究成果。但他对得摩斯忒涅斯将才的观察和评价，是以前的研究者未曾注意到的。

　　七、几点思考

　　首先，从以上学术梳理来看，真实的“伯里克利战略”与修昔底德表述的“伯里克利战略”存在很大的差异：沿海袭扰战术带有很强的攻击性，而不是成效甚微；雅典的财政经得起较长时间的消耗战，而不是仅能支撑3年；拿下墨伽拉是雅典战略中的重要一环，而不是无足轻重；阿提卡有骑兵和要塞的保护，并没有完全抛弃；波斯的金钱资助弥补了斯巴达海军力量的不足，暴露了“伯里克利战略”的一个重大弱点；“伯里克利战略”不是雅典唯一的选择，得摩斯忒涅斯的战略更能奏效。

　　其次，修昔底德对于“伯利克里战略”的理解出现偏差，其中原因较多。主要是，作者的认识是在看到战争结果之后形成的。这一方面让作者平添了一双慧眼，所谓“后见之明”；另一方面则让作者陷入所谓“后见偏误”(Hindsight Bias)，即从事情的结果去推断其原因，似乎一切都是必然发生的。这场战争的结果是，斯巴达方面借助强大外援才得以战胜本已无还手之力的雅典，可见，雅典海军实力的强大。因此，只要这个实力不被完全毁掉，雅典断不至于落到战败的境地。有了这个想法，修昔底德就没有深入了解“伯里克利战略”的具体细节，对其积极防御的一面缺乏认识。再者，就是作者出于伯里克利的崇敬和对后继者之一克勒翁的鄙夷，使自己带上了偏见。还有，作者对伯里克利本人了解有限(伯里克利去世时，作者大约不到30岁)。最后，这部书是一部论战之作。时人认为伯里克利就是这场战争的罪魁祸首，固执地坚持“墨伽拉法令”，雅典本来就无胜算，如此等等，作者都要反驳。在强调自己观点的同时，必然有所忽略。

　　第三，为何自韦斯特莱克以来学者们不断有新的发现?从上述回顾来看，不断选取新视角很重要。沿海袭扰战术、雅典的财政、城邦墨伽拉、阿提卡的防御、波斯的资助和得摩斯忒涅斯的将才等等都是这样的新视角。新视角不能说已经穷尽了，未来仍可以继续开辟。

　　最后，我们不难发现学者们种种质疑的证据几乎都出自修昔底德的著作，那么，他的书中为何有与其观点相左的记载?修昔底德在战争一开始着手记载(1.1.1)，这里“记载”应该是“做笔记”(79)。因此，其著作中很多史料是在事件发生不久记下的。有些史料尽管与其观点(体现于其评论、分析和拟定的演说词)抵牾，但他仍忠实写进去。他对史料有选择，有省略，但不会篡改和伪造，这是他作为“良史”的可贵品质。两相对比，便可发现问题，这仍是未来研究的重要入手处。

　　注释：

　　①本文部分专有名词的中文翻译可能与读者熟悉的有所不同，故加了英文拼写。

　　②本文引用的修昔底德文本均系笔者从古希腊文本自译，原文见“牛津古典文本”(Oxford Classical Texts)，即H.S.Jones,J.E.Powell,Thucydidis Historiae,Oxford University Press,First printed 1900.Reprinted with Emended and Augmented Apparatus Criticus 1942.这里依据惯例仅注明原文的卷、章、节序号，下文引用修昔底德的原文均循此例。

　　③Hans Delbrück,Die Strategie des Perikles.Berlin,1890.

　　④Hans Delbrück,History of the Art of War,Vol.Ⅰ,Warfare in Antiquity,tr.by Walter J.Renfroe,Jr.,Reprint Edition,Lincoln: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1990.pp.135-145.

　　⑤转引自B.X.de Wet,The So-called Defensive Policy of Pericles,Acta Classica,1969.p.103.

　　⑥⑦H.D.Westlake,Seaborne Raids in Periclean Strategy,The Classical Quarterly,Vol.39,No.3/4,1945.p.75; p.76.

　　⑧希洛特(Helots)是斯巴达城邦的奴隶，为斯巴达人耕种土地。作者这里的“希洛特”居住于拉科尼亚(Laconia)，这里的“墨塞尼亚人”指的是被征服的墨塞尼亚人，一般也被成为“希洛特”。前者与斯巴达人关系略好，墨塞尼亚人则一直在反抗斯巴达人的统治。

　　⑨⑩(11)(12)H.D.Westlake,Seaborne Raids in Periclean Strategy,The Classical Quarterly,Vol.39,No.3/4,1945.p.79; p.82; pp.82-83; p.84.

　　(13)Oxford Classical Dictionary,Oxford at the Clarendon Press,1949,Reprinted 1953.p.904.

　　(14)(15)Mortimer H.Chambers,Thucydides and Pericles,Harvard Studies in Classical Philology,Vol.62,1957.pp.83-84; pp.86-87.

　　(16)(17)(18)(19)(20)(21)(22)(23)B.X.de Wet,The So-called Defensive Policy of Pericles,Acta Classica,1969.p.105; pp.105-106; p.107; pp.108-109; pp.110-111; p.115; pp.115-116; pp.116-119.

　　(24)Donald W.Knight,Thucydides and the War Strategy of Pericles,Mnemosyne,Vol.23,1970.p.152.

　　(25)Donald W.Knight,Thucydides and the War Strategy of Pericles,Mnemosyne,Vol.23,1970.pp.160-161.

　　(26)Donald Kagan,The Archidamian War,Ithaca and London: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74,Third Printing,1996.其他三部是《伯罗奔尼撒战争的爆发》(The Outbreak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尼喀阿斯和约和西西里远征》(The Peace of Nicias and the Sicilian Expedition)和《雅典帝国的覆亡》(The Fall of the Athenian Empire)，分别出版于1969、1981、1987年。所谓“阿耳喀达摩斯战争”(Archidamian War)，指伯罗奔尼撒战争的头十年，当时斯巴达国王阿耳喀达摩斯二世(约前476-427年)在位，故以其名字命名。

　　(27)Donald Kagan,The Archidamian War,Ithaca and London: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74,Third Printing,1996.p.37.另见Russell Meiggs,David Lewis(ed.),A Selection of Greek Historical Inscriptions,Oxford:Clarendon Press,Revised Edition,1988.pp.149-151。此事发生于前440-439年，共三笔开支：128+368+908=1404(塔兰同)。

　　(28)(29)Donald Kagan,The Archidamian War,Ithaca and London: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74,Third Printing,1996.pp.37-40; p.40.

　　(30)(31)Donald Kagan,The Archidamian War,Ithaca and London: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74,Third Printing,1996.p.35,40; p.25.

　　(32)(33)(34)(36)(37)(38)(39)(40)(41)Lisa Kallet-Marx,Money,Expense,and Naval Power in Thucydides’History 1-5.24,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3.p.2; p.205; pp.10-11; p.3; pp.188-189; pp.194-195; p.196; pp.198-199; p.199.

　　(35)修昔底德著作第1卷追溯希腊早期历史的部分(1.2-19)，被西方学者称为“Archaeology”。

　　(42)Lisa Kallet-Marx,Money,Expense,and Naval Power in Thucydides’History 1-5.24,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3.p.204.

　　(43)“我相信，战争真正的原因，尽管不太为人所知，是势力壮大的雅典人，引起了拉刻代蒙人的恐惧，从而迫使他们开战。”(1.23.6)

　　(44)(45)(46)(47)T.E.Wick,T.T.Wick,Megara,Athens,and the West in the Archidamian War:A Study in Thucydides,Historia,Bd.28,H.1,1979.pp.1-2; pp.2-3; pp.3-5; pp.5-8.

　　(48)T.E.Wick,T.T.Wick,Megara,Athens,and the West in the Archidamian War:A Study in Thucydides,Historia,Bd.28,H.1,1979.p.14.

　　(49)(50)(51)(52)(53)Josiah Ober,Thucydides,Pericles,and the Strategy of Defense,in John W.Eadie and Josiah Ober(eds.),The Craft of The Ancient Historian:Essays in Honorof Chester G.Starr,Lanham: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1985.p.172; pp.174-175; pp.178-179; p.180; p.183.

　　(54)I.G.Spence,Perikles and the Defence of Attika during the Peloponnesian War,The Journal of Hellenic Studies,Vol.110,1990.p.92.

　　(55)(56)(57)(58)I.G.Spence,Perikles and the Defence of Attikaduring the Peloponnesian War,The Journal of Hellenic Studies,Vol.110,1990.p.93; pp.94-95; p.103; p.106.

　　(59)(60)(61)(62)(63)J.H.Hunter,Pericles’Cavalry Strategy,Quaderni Urbinati di Cultura Classica,New Series,Vol.81,No.3,2005.p.101; p.104; p.105; p.108; p.103.

　　(64)V.D.Hanson,Warfare and Agriculture in Classical Greece,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8.作者在该书前言中说，此书最早的版本发表于1983年，但第二版改动很大。

　　(65)(66)V.D.Hanson,Warfare and Agriculture in Classical Greece,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8.pp.219-224; pp.176-177.

　　(67)Iain Spence,Book Review,Bryn Mawr Classical Review,1999.06.20.

　　(68)George Cawkwell,Thucydides and the Peloponnesian War,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1997.

　　(69)修昔底德书中有3处提到，伯里克利认为雅典人依照他的战略，将“periesesthai”(1.144.1; 2.13.9; 2.65.7)。这是个将来时不定式，意思含糊，兼有“赢得胜利”(win)和“生存下来”(survive)之义。英国学者布伦特似乎第一个(1965年)注意这个词的涵义，他翻译为“to win through”，后来被很多学者接受。见P.A.Brunt,Studies in Greek History and Thought,Oxford:Clarendon Press,1993.p.88.

　　(70)(71)(72)(73)(74)(75)(76)George Cawkwell,Thucydides and the Peloponnesian War,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1997.p.43; p.43,55; p.44; pp.48-49; p.48; p.49; p.52.

　　(77)(78)George Cawkwell,Thucydides and the Peloponnesian War,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1997.p.54; p.43.

　　(79)“记载”原文是“xynegrapse”(阿提卡方言拼写)，即“synegrapse”“syn—”的基本意思是“伴随”、“与……同时”等。“graphō”的意思是“写”、“记”。它们合起来的意思比宽泛的“写”显然有所不同，即在事件发生之时就写，相当于我们所说的“实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