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望中华（33）黄帝部族的镜子——小河沿文化_风闻

小河沿文化，是由1977年发现于内蒙古自治区敖汉旗小河沿乡(现四道湾子镇)的南台地遗址而得名的一种文化。

她的分布范围，与红山文化大体相同，年代，正好与红山文化消失的时间对接。

红山文化消失于距今约5000年，而小河沿文化，则存在于距今5000年-4500年。

可以说，是小河沿文化，取代了红山文化在辽西地区的存在。

小河沿文化的遗迹，有房址、灰坑、墓葬等。

其墓葬的墓穴，呈不规则的长方形，多为单人墓，葬式多为仰身屈肢。

也有男女合葬墓。

合葬墓都是二人脚相对，头向相反，下肢屈而相互交错。

这种特殊的埋葬方式，很罕见。

在内蒙古、东北一带，更是首次发现。

由此可见，小河沿文化的主人，不可能和红山文化的主人是同源同宗。他们是移民性的、新的外来民族。

墓葬中，还有无头骨之墓、和无骨架之墓，显示他们，经历了战争。

在小河沿文化到来时，红山文化，却正好消失了。

那么，红山文化的主人们，去了哪里呢？

他们，又是因为什么原因而离开辽西的呢？

我们把目光放大了看。

在红山文化消失之前的距今5500年，红山文化，发生了一次大的转变。

而伴随着红山文化之巨大转变的，是山东地区的大汶口文化，也发生了很大的转变。

还有安徽含山的凌家滩文化，这时候，也从湖南来到巢湖之畔，对河南与山东，形成了背后插刀的架势。

那么，这种大范围的转变，其背后的实质是什么呢？

我们来看《五帝本纪》：

“轩辕之时，神农氏世衰。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而神农氏弗能征。於是轩辕乃习用干戈，以征不享，诸侯咸来宾从。而蚩尤最为暴，莫能伐。炎帝欲侵陵诸侯，诸侯咸归轩辕。轩辕乃修德振兵，治五气，艺五种，抚万民，度四方，教熊罴貔貅貙虎，以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三战，然后得其志。蚩尤作乱，不用帝命。于是黄帝乃征师诸侯，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遂禽杀蚩尤。而诸侯咸尊轩辕为天子，代神农氏，是为黄帝。天下有不顺者，黄帝从而征之，平者去之，披山通道，未尝宁居”。

这一段记载说明了，首先是神农氏时代的天下结盟之政治局面，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神农氏时代的政治体制，已经应付不了这种深刻的变化。

于是，炎帝、夸父、蚩尤，不约而同地在各自的势力范围内，实行政治变革，加强本部族内部的中央集权。

而黄帝所在的伏羲氏部族，则乘势起事，呼朋唤友、招降纳叛。

红山文化与大汶口文化的巨大变化，以及凌家滩文化从湖南转移到巢湖之畔，就都是这种天下局面大改观的具体表现。

这种天下大乱，到了距今5300年的时候，就有一个初步的结果。

《山海经·大荒北经》记载：“大荒之中，有山名曰成都载天。有人珥两黄蛇，把两黄蛇，名曰夸父。后土生信，信生夸父。夸父不量力，欲追日景，逮之于禺谷。将饮河而不足也，将走大泽，未至，死于此。应龙已杀蚩尤，又杀夸父，乃去南方处之，故南方多雨”。

这里，我们要重点理解，“夸父追日”故事之中的“日”，到底是指什么？

从“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这首我们曾经广为传唱的歌曲中，我们应该理解得到，“日”，她并不仅仅是指天上的太阳，她有时候也能够指代一个政治人物，指代一个在人们的心目中具有崇高地位的政治人物。

而“炎帝”之“炎”，本来就具有“日”的意思。

所以，上面的《山海经》中所谓“夸父追日”的故事，如果这样理解的话，她实际上就并不是一个凭空想象出来的虚幻神话，而是一段真实的历史故事。

这一段故事的记载说明，本来居住在北岳恒山脚下桑干河边，专门防备东北辽西伏羲氏部族南下入侵中原的共工氏部族之后土氏的后裔夸父氏，因为抵挡不住东北辽西红山文化之主人的南下入侵，而不得不退往中岳嵩山地区（成都载天），与炎帝部族结成同盟，共同对抗黄帝部族。

但是，炎帝部族最后还是战败。

夸父氏就又前往山东，准备去与东夷氏部族的首领蚩尤氏汇合，继续对抗黄帝部族。

不料，他们还没有到达山东，蚩尤氏也已经战败。

他们在菏泽湖的西边，就被黄帝部族的偏师应龙部队所截杀。

应龙在连续打败蚩尤氏和夸父氏之后，并没有在黄帝部族中得到他们所希望得到的地位，于是，他们与黄帝部族分道扬镳，南下太湖，去建立良渚城，开创了良渚文化，不再过问中原之事。

这个时候，就是距今5300年的那个时候。

而由于黄帝部族的分裂，炎帝、夸父、蚩尤氏的旧部，就又看到了希望。

于是，他们卷土重来，再战黄帝部族。

于是，“天下有不顺者，黄帝从而征之，平者去之，披山通道，未尝宁居”。

正是在这样一种变势之下，由于辽西地区的伏羲氏部族，大举南下，帮助中原地区的轩辕氏黄帝夺取天下，造成了辽西地区伏羲氏部族之势力的空虚，就使得原来游荡在这一地区的外来游牧民族，有了可乘之机。

于是，伏羲氏部族之后裔的红山文化，被迫退出辽西。

小河沿文化，在这里兴起。

当然，伏羲氏部族的后裔黄帝部族，是绝对不会甘心他们的祖籍地辽西，被外来民族给夺去的。

所以，黄帝就“东至于海，登丸山，及岱宗；西至于空桐，登鸡头；南至于江，登熊、湘；北逐荤粥，合符釜山，而邑于涿鹿之阿”。

显然，黄帝部族“邑于涿鹿之阿”的原因，是由于北方游牧民族，对他们的辽西老家、以及中原地区造成了巨大的威胁，他们不得不在“涿鹿之阿”建立起政治中心，以就近指挥对北方游牧民族的防御性作战。

但是，严重的外患，牵制了黄帝部族大量的精力，导致内部的炎帝、夸父、蚩尤氏的旧族，又死灰复原、四处搞事。

于是，黄帝“迁徙往来无常处，以师兵为营卫。官名皆以云命，为云师”。

这样，终于到了距今5000年，黄帝部族，最终还是彻底地失去了他们的老家辽西。

失去了辽西老家，黄帝部族的当世之领袖们，也就失去了享有部族之大位的资本。

于是，他们不得不以有熊氏之正宗一脉的身份，“禅位”于有熊氏的另一个支脉——颛顼。

这当然不是依据传说，而是依据考古学的证据据，推断出来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