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驱硕鼠歌麟凤，定复台澎系犬羊——缅怀人民解放战争中牺牲的英烈们_风闻

   央视公众号清明节缅怀英烈的专文《幸得有你，今日中国山河无恙》中，提到了牺牲在建国之前的我党我军如下英烈的姓名：

     方志敏、杨靖宇、赵尚志、左权、彭雪枫、狼牙山五壮士（当然，应该指出，其中有两位壮士跳崖后脱险）。

     每一个还配称得上炎黄子孙、中华儿女的人，只要看到这些姓名……只要看到这些姓名，脑海中就会自动浮现出云山苍苍，江水泱泱，乾坤朗朗，松柏巍巍，就会浮现出汉语或者其它55个民族语言中那些最美好、最崇高的词汇，胸中就会涌起一种无须张扬，却无比真切、无比强韧的骄傲：

     看哪，这就是被有些人称作“没有信仰”的民族！

     然而，你不觉得这个名单中少了些什么吗？

    确实得向央视的这位作者同志提个建议了：

     我认为，应该加上如下两位烈士，才能够完整地反映出我党我军“创业艰难百战多”的历史全貌：

      

                                          刘胡兰烈士

           

                                   董存瑞烈士

          这两位我从小就耳熟能详的英烈，都是牺牲在1946-1949年的三年人民解放战争中的。

          之所以认为应该加入他们，是因为在央视的纪念文章中，人民解放战争中的英烈一个也没有提到。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七十周年之际，国家权威媒体发布的缅怀革命英烈的文章，列举了土地革命战争和抗日战争中的英烈，却完全遗漏了直接建立了新中国的人民解放战争中的英烈。

          据统计，在三年解放战争中，仅人民解放军就牺牲26万人，负伤104万人；

          我们的军队叫做“中国人民解放军”，新中国有个响亮的“小名”叫“解放”，都是来自这场波澜壮阔意义空前的伟大的正义战争；

         毛主席在《人民英雄纪念碑碑文》中两次（“三年以来”和“三十年以来”）提到：

         “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因此，我们真的应该好好想想：

         遗忘了这场战争，将会意味着什么？

         央视的这一遗漏，如果是疏忽，那就应该予以指出、提醒；

         如果是有意为之，那就应该问一句：

         为什么？

         一段时间以来，每到清明节和烈士纪念日，各种媒体上的纪念文章和视频、图片，总是突出抗日战争，而忽略、淡化解放战争。

        讲述解放战争的文艺作品特别是影视作品例如《大决战》三部曲，在不少网站上总是遇到这样的评论：

         “老子从不看内战片！”

        “中国人打中国人，有什么好歌颂的？”

         “杀的都是我英勇抗战的国军啊！”

         我在这里发表的《战士的回忆——牢记新中国的来历》、《士兵的山河——牢记人民军队的本色》等文章中，都着重谈到了解放战争的意义。

         今天我想说一点我的家族记忆——关于“解放”的记忆：

         九年前，我的外婆去世了。

         那时，我曾写文回忆过外婆对我讲的她见证的世事变迁。

         她本是湖南乡下一字不识的农村妇女。她记忆中的抗战，战场就在她家附近不远处（那时她十六七岁），“国军”的确是死了不少人，但是从来没有挡住侵略者的铁蹄，乡亲们只好跑到山里“躲日本”——小时候听她讲起这些，她只是告诉我：

     “打仗是很惨的，要死很多人，作孽呀！日本鬼子可恨，村子里能抢的就抢走，不能抢的就砸掉，锅碗都砸掉，成心不让老百姓活！女的就更不能让日本鬼子碰上了……”

       但这些对她来说似乎并不特别，因为从她生下来开始，各种“粮子”（当时人对军阀部队和国民党军队的蔑称，比如“广西粮子”、“贵州粮子”）在湖南打来打去，抢来抢去，大家已经习以为常，见怪不怪了，日本人也不过凶一点、打仗厉害一点（中央军都打不过他们）罢了。

      让她记忆深刻，感到“世道变了”的，是“民国三十八年”：

      “广西粮子白崇禧的军队，穿灰色衣服，打了败仗，一路打抢，和日本鬼子一样，见什么抢什么，无恶不作。那个时候附近山上还有不少土匪，也是时不时抢啊，烧啊，吓死个人。”

        “白崇禧的军队跑了以后，追过来的队伍穿黄衣服。经过我们村，我们也怕呀，把门关起来，偷偷从门缝里往外看。这些部队讲北方话，人很和气，见你外公喊大哥，见我喊大嫂。有个部队还驻到我们家，人人都规规矩矩，天天帮我们挑水干活儿。后来开拔了，临走时，这部队把院里院外打扫得干干净净。我们没谁见过这样的队伍。”

      “这就是解放军，是毛主席的队伍。我们就是这样知道：共产党来了，解放了，穷人翻身了。”

        她说的“穷人翻身”包括这样一件事情：

        解放前，一个地主用“小秤大砣”的手段把外公卖给他的一头大肥猪少称了几十斤的重量。外公年轻气盛，和地主理论，被地主的手下打伤，乡亲们出来劝解，外公才没有吃更大的亏。

        解放后，乡亲们用箩筐挑着外公的母亲到了斗争这个地主的现场，这才好好地出了这口恶气。

        外公参加民兵，投入了保卫土改果实和剿匪的斗争，他的主要任务就是夜间看守粮仓。

        不久，附近山上的土匪被清剿干净，以后再也没有听说“土匪”两个字了。

        这就是外婆说的“世道”变了。

        “世道”变成什么样了呢？

         外婆几乎一字不差地多次向我复述过那时还一字不识的她在大喇叭里第一次听到的毛主席的话：

        “我们正在前进。我们正在做我们的前人从来没有做过的极其光荣伟大的事业。”

        “我们的事业是正义的。正义的事业是任何敌人也攻不破的。”

       “我们的目的一定要达到，我们的目的一定能够达到。”

          外婆也许还不能完全听懂这些话，但她就是感觉毛主席的话讲得人心里劲鼓鼓的。

         从此以后，毛主席就是她最信服最崇拜的人（她还信佛，但那就不是人了），甚至谁长得像毛主席，那就是最好的相貌——她许多年后还曾经跟子女们说外公头发生得太靠眉毛，哪像毛主席额头那么宽广，一看就是了不起的人物啊。子女们听了乐得合不拢嘴，纷纷说：“邓小平、胡锦涛额头也不宽啊，还不是也当一把手？”

          毛主席的相貌不容易学，但毛主席的话是一定要听的——毛主席说：“妇女能顶半边天”；毛主席还号召扫除文盲。

          于是外婆积极参加了识字班，学会了看报、写信；

          五十年代中期，外公外婆一起招工进城，成为了新中国第一代工人阶级。

          ——这就是一位普通劳动妇女记忆中的“解放”。

        

         被某些人吹到天上去的“国军抗战”，她虽然也知道是打日本，是正义的，但实在没让她觉得和“粮子”间打来打去有多大区别。

       而被某些人不屑一顾甚至大肆攻击的“解放”，才真的是她命运的分水岭：

       她挺直腰杆做人了；

       她认字了；

       她听广播了——这个国家的领袖告诉她，一个农村妇女也可以投入“极其光荣伟大的事业”。

       她一直信佛，可这一点儿也没有妨碍她教育她的子女以及她的孙辈“要听毛主席的话，干社会主义，奔共产主义。这个改革开放，也还是干社会主义，奔共产主义，不会变的。”

       这对她来说不是官样文章，而是她确信从“解放”的那天起她就走上的一条光明大道，就投身其中的“我们的前人从来没有做过的极其光荣伟大的事业”、“任何敌人也攻不破的”“正义的事业”。 

        外婆大概不知道，抢掠了她的家乡的“广西粮子”——白崇禧的桂军——在1949年底，被那些临行前将她家院子打扫得干干净净，叫老乡们“大哥大嫂”的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指战员们追进了自己的广西老巢。

这些穷途末路的“粮子”已经完全顾不上“兔子不吃窝边草”的古训，在自己家乡的土地上也毫无顾忌地烧杀抢掠，甚至抢劫和凌辱那些和丈夫失散的桂军军官家眷。

跟随四野采访的苏联作家西蒙诺夫写道：广西全境到处贴着“共产党要杀光六十岁以上的老年人，强迫兄弟姊妹乱伦，强迫寡妇嫁给小叔子”之类的国民党标语。然而，就在解放军向钦州湾追击桂军第1、10、11兵团残部的路上，一大群桂军家眷竟然跟在丈夫告诉她们是“共匪”的队伍后面，无论爬山过河，一步不敢落下，战士们怎么劝也不肯离开。到解放军开饭的时候，这些国军军官太太们也站了过来。因为她们连碗也没有，战士们只好把米饭倒在她们手里……

     桂系第三兵团司令张淦在博白被俘时，四野43军128师382团政委王奇对他说：“只要你不再与人民为敌，做有益于人民的事情，我们是会宽待的。”

     让王奇制止不及的是，张淦年轻的女儿流着泪向这位解放军“长官”磕了一个响头。

     张淦立即起草电文，命令所属第7、48、126、129军放下武器……

     ——这些事，信佛的外婆如果知道了，一定会毫不犹豫地认为：毛主席就是佛，解放军就是菩萨。

        

而在一年前的淮海战场上，除了举世闻名的“用独轮车推出胜利”的山东支前民工 ，国民党的一份情报显示，追击“”国军”精锐黄维兵团的，竟然有一支来自桐柏山区的名曰“王老汉游击队”的武装。——“国军”八十万精锐，正是陷入了无数“王老汉游击队”和他们的子弟兵的天罗地网。

中原野战军的一位叫桑金秋的连长，在阻击黄维兵团第18军时身负重伤。父亲从河南老家赶来看他，他告诉父亲：

“儿子打仗就是为了所有的穷人都不挨饿！”

“军迷”们应该都知道：“名将”胡琏曾任军长的18军是被网上很多“果粉”吹上天的“国军”精锐，抗战时曾经立过功，在内战中也确实给刚刚挺进中原的晋冀鲁豫野战军造成过不小损失。

然而，在刘伯承、邓小平、陈毅都准备好“烧铺草（湖北方言，人死了就烧掉他的铺草）”的逐鹿中原的决战关头，在无数桑金秋这样的指战员的铿锵誓言面前，这支“铁军”、“钢军”的结局又能如何呢？

  1948年12月15日，“钢军”和整个黄维兵团一起在安徽宿县双堆集全军覆没。

     “让爸爸们把新民主的地基铲得平平的，让你们后一代能够在我们的国土上建筑起一座自由、快乐、文明、进步、华丽的世界。” 

——这是在追击国民党军残部的路上，一位解放军指挥员写给女儿的信中的话。 

……

这场伟大的战争，就是由无数这样的浪花汇成的大江东去。

新中国，就是在这样一场摧枯拉朽的正义战争中，排山倒海、势不可挡地向我们走来。

而海峡对岸那位写作《大江大海》的“著名作家、知识分子”（和外婆一样是湖南人），恰恰分不清什么是大江，什么是阴沟，什么是大海，什么是泥潭。

真正看清这大江大海的，是我那不识字的外婆，以及无数和她一样的普通人。

比如，石家庄的一位名叫朱桂芳的纱厂女工，1949年她才15岁，就满怀热情地写出了一首《纱厂女工歌》发表在当年1月的《石家庄日报》上：

“一台细纱车长又长， 四百个锭子转的忙， 姐妹三人来看车， 一个更比一个强。 大姐姐真不错， 一分钟接头十五个； 二姐姐真是行， 把车清洁的很干净； 三妹妹手艺巧， 二十个毛棍看的好。

……

当模范，真光荣， 名字都在报上登， 千万人儿都看报， 都说我们生产好。 争模范，多生产， 多多生产支援前线， 早早打垮蒋介石， 全国工人把身翻， 建设新民主主义新中国， 大家美满的过太平年。”

她说：

“我从小没有姊妹，父母看我很亲。九岁上叫我上学，到十一岁上，母亲死了，到十三岁上，父亲也死了，光我一个人，没有人关照我，跟着一个亲戚家，到他家里，就不叫我上学了。十三岁上就上了工，一天十二小时，困的不行，回家还不停的做这做那，一天到晚受着压迫，我抽空再回家看书，他们也不叫。到解放军来后，把我救出了火坑，我从他们家里出来，自己好好的学习，也有人帮助我进步，帮助我学习，自己也走上光明的道路。我知道只有共产党，我才不受压迫，我知道共产党是为受压迫的人民办事，共产党比我父母还亲，教育的我很好，所以我拥护共产党，我要一心一意的学习，虚心学习，在厂里要好好地生产，生产多了，支援前线，还给那受压迫的人们报仇。我是经过斗争出来的孩子，我知道受压迫的苦难的，我现在比在家里进步多了。”

  

还有济南的一位女工，1948年济南解放时她才18岁，就当选为全市妇女大会的代表。她的经历是这样的：

薛玉兰，家里有四口人，父亲在四年前病死了。活着的时候，穷得没有办法，逼的当了道士。薛玉兰十二岁上就帮助她父亲看摊做买卖。父亲死的那年，哥哥又被国民党押在监狱里，说他有什么共产党嫌疑。薛玉兰一面要看小摊，一面又要冒着风雪给狱中的哥哥送饭，每天跑来跑去，忙个不停。后来，她哥哥又给国民党枪毙了，撇下他们母女三个，光靠她摆小摊过日子。当时，邻居们都称赞她说：“小姑娘可真能干，父亲病死了，哥哥被枪毙了，要没有她，全家人可怎么活，不都要饿死吗？”前年，济南还被国民党统治着，物价天天一股劲往上涨。摆小摊的薛玉兰，全家的生活实在没有办法维持了，天天挨饿。她听说仁丰纱厂招收女工，就设法进了工厂做工，但是她没有想到，每个月领到的工资，还不够维持她一个人的生活，更谈不上养家了。母亲和妹妹只有去讨饭吃。工资少还不算，每天都要受排长的打骂。排长依仗着国民党的势力，凶极了，一点理也不讲。有一次，工厂的棉花发生了恐慌，用坏棉花当原料，而且是刚落底的纱，木架上的线头全都断了，她没有来得及摇。这时候，碰巧排长走了过来，恨命地用脚踢她。薛玉兰内心感到不平，为了生活，也不敢反抗，只是小声哆哝了句，冷不防，排长就给了她一木棍，正打在脸上，眼睛被打的冒火星。那个排长还不肯罢休，把她推来推去，口口声声非要开除她不可。三年来，薛玉兰不知受了多少气，挨了多少打。

　　去年秋天，济南解放了。薛玉兰真像个出了笼的小鸟，说不出的高兴。她常用这两句话来形容她自己的心情，她说：『不挨打，不挨骂，心里舒坦敢说话。』薛玉兰现在是抬起头来了。有什么意见都可以向工厂方面和排长提出来，也正因为心里舒坦，生产效率也增加不少。解放以前只看三十五个木棍，现在能看五十五个。她还劝女工们说：『咱们大伙千万好好生产，不要叫人家说咱们没有出息，光知道解放，不知道好好生产。』仁丰纱厂已经复工三个月了，她一个班都没缺过，也没有一次迟到或者早退。她每月都得到了工厂奖给的袜子。现在细纱间的女工们，在薛玉兰的影响下，一个个都兴致勃勃的积极地生产着。

　　以往在国民党统治时期，高压在工人头上的厂方，为了分裂工人阶级的力量，制造了很多的帮派和小团体，女工们常常受这种愚弄，她们形成了一种找知心、拜干姊妹的风气，大家拉拉扯扯闹不团结。可是，就在那个时候，薛玉兰却和每个人都很好，没有跟谁红过脸，所以很多人有什么事都愿意和她商量。现在，她成了她们的组长。女工们有什么事都乐意告诉她。她常常把加紧生产支援前线的道理讲给别人听。这次年节分红，有人嫌少，生产情绪不高，她反覆解释说：“现在南京、上海那些地方还没有解放，那里的工人姐妹，还是在挨打挨骂。老百姓还不是跟从前咱们父母一样的挨冷受冻。咱们该拿出气力来生产，支援前线，好让解放军早些解放南京、上海的工人姐妹。解放军在前方为咱们流血，咱们在后方就应当流汗来支援前线。”细纱间的女工们听了她的话都很感动。大家对薛玉兰有一个评论，说“她又出色，又不出色！”意思就是说，薛玉兰的衣服和外表看起来非常简单朴素，而她的工作和进步却真出色。

——希望“工业党”们从这些火热的人和故事中能够明白：是人的解放，才带来了生产力的解放——我们之所以会有王进喜，之所以会有陈永贵，之所以会有无数不计代价舍生忘死的艰苦创业者为我们这巨大而落后的国家打造了强韧健全的工业骨骼，就是因为这一场前所未有的人民大解放，让亿万被侮辱践踏的普通人第一次掌握了自己的命运，昂首挺胸地走到了历史的前台和C位。

前面提到的苏联作家西蒙诺夫，在1949年参加了上海天津等地的新中国建国庆祝活动。

     一位刚刚学了一点俄语的穿着蓝色工装的中年工人认真而困难地问他：

“同志，你爱新中国吗？”

西蒙诺夫异常激动地回答了他：

“是的，同志，我非常爱新中国！”

——“是的，同志，我非常爱新中国”、 “我是经过斗争出来的孩子，我知道受压迫的苦难的”、“不要叫人家说咱们没有出息，光知道解放，不知道好好生产”…..今天的读者请不要忘记：这就是经历着那个年代的亿万普通人一句句从心底里掏出的话，好像无数清亮纯洁的水珠一样，映射着旭日初升的新中国的万丈光芒。

         当年那位工人的问题，变换一下称呼和措辞，也可以提给今天那些有意无意地淡化甚至抹黑这场伟大战争的人们：

      “公民，你恨新中国吗？你恨这些和新中国一同站起来的用他（她）们全部的热情、智慧和汗水为今天我们每一个人的幸福奠定了最重要基础的勤劳、质朴、勇敢的人们吗？你能说清楚自己为什么要恨他们吗？”

      希望他们老老实实，直截了当地回答这个问题。

       几年前我在骊山华清池读到了郭老的题诗：

“骊山云树郁苍苍，

历尽周秦与汉唐。

  一脉温汤流日夜，

几抔荒土掩皇王。

 已驱硕鼠歌麟凤，

定复台澎系犬羊。

捉蒋亭前新有路，

游观士女乐而康。”

其中“已驱硕鼠歌麟凤， 定复台澎系犬羊”一联告诉我们：

这场伟大的战争还没有完全结束。

70年前的4月，被迫求和的南京国民政府代表团在北平与中共进行谈判。

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摄制的电视剧《北平和谈》中，时任国民党代表团首席代表的张治中将军说：

“国共之争是兄弟之争。”

周恩来同志回应道：

“如果我们和代表团诸位先生之间可以说是兄弟之争的话，我们和蒋介石就不是兄弟之争，我们和国民党反动派也不是什么兄弟之争，而是革命和反革命之争，正义和非正义之争，进步和倒退之争，爱国和卖国之争！这已经由历史和全国人民作了结论，是不能轻描淡写，更不能颠倒黑白的！”

希望那些以“对台统战需要”为名千方百计淡化解放战争，冷落解放战争的烈士、英模、老战士的“同志”们、“智囊”们，好好重温一下这段话。

你们的“统战策略”会比周恩来同志更高明吗？

解放战争无可辩驳的进步性和正义性，是新中国立国和共产党执政的重要历史基石。

为了讨好对方而丢失自己基本立场的“统战”，是最愚蠢的“统战”:不但那些拥护你的人会痛心疾首，这种自轻自贱也会让你的“统战对象”心生鄙夷——试问有谁会尊重和信任这种动辄双膝发软放弃自己原则的人呢？

更何况，你又怎样面对当年朱桂芳、薛玉兰们清亮的眼睛，甚至怎样面对那些虽然“民国范儿”十足，却不齿于“国军”的禽兽行径，而宁愿紧紧地跟随着打败了她们丈夫的解放大军跋山涉水的“国军”军官太太们呢？

据说党内有一位“开明学者”曾经到美国政界、学界面前撒娇说：“我们都已经这样开明，这样和国际接轨了，你们还想要我们怎么样呢？”他的意思是，再要我们“怎么样”，恐怕“臣妾真的做不到啊”——这种自甘臣妾的态度，反映了国内甚至党内少数人从阶级投降主义到民族投降主义的堕落趋势，这不是值得我们高度注意的吗？

          1948年10月，周恩来曾给自己的黄埔学生郑洞国写了一封信——此时他正被黄埔师弟林彪的大军围困在长春孤城——信中说：

“届此祸福荣辱决于俄顷之际，兄宜回念当年黄埔之革命初衷，毅然重举反帝反封建大旗，率领长春全部守军，宣布反帝反蒋，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赞成土地改革，加入人民解放军行列……”

这样是非分明，晓以大义，才是真正的“统战”。

多年前，胡绳在《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中，这样评论了帝国主义借款支持袁世凯篡夺辛亥革命胜利果实，孙中山领导的南京政府财政陷入困境，不得不向袁世凯低头的历史事实（无法找到原书，凭记忆引用，大意当无误）：

“孙中山和资产阶级革命派在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压力下屈服，这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软弱性、妥协性的表现，然而，帝国主义支持袁世凯而不支持孙中山，是因为孙中山和资产阶级革命派想在中国独立发展资本主义，让中国成为和欧美列强一样的国家。这诚然是他们所做不到的，他们诚然也对帝国主义抱有幻想，然而他们想让中国走的道路，毕竟是和帝国主义的愿望完全相反的。孙中山因为得不到帝国主义的支持而失败，这却并不是他的耻辱，而实在是值得他和资产阶级革命派引以为骄傲的。”

这是一段发人深省的话，它说明了周恩来几十年前那封信讲的“黄埔革命初衷”的由来，也深刻揭示了中国近代史的一个规律：

近代以来，帝国主义为了“以华制华”，总是扶植中国最腐朽最反动的政治势力作为他们的爪牙和代理人；

而中国那些反动统治者，由于丧尽民心，也必然托庇于一个或几个帝国主义的卵翼之下。

两者一拍即合，互相勾结，这才形成了我们耳熟能详的三位一体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

因此，反对帝国主义，争取民族独立，就必须反封建，反官僚买办资本，就必须有暴风骤雨洗涤乾坤的人民大革命。

没有解放战争这样伟大、坚决、彻底的国内革命战争，中国的任何变革与进步都只能像辛亥革命一样半途而废（实际上是不到半途即废），中国就永远处在帝国主义操纵下的积贫积弱和内乱纷争之中。

那些叫嚷着“内战无义战”、“内战无英雄”来否定、抹黑解放战争的人，从来都不敢正视这样两个事实：

1.正是解放战争一劳永逸地结束了中国大陆上的内战，并且消除了酿成内战的一切根源；

2.解放战争所奠基的新中国，在国际舞台上曾经被仇视，被恐惧，被围堵，被封锁，但再也不被鄙视，被欺侮，再也不被随意践踏和出卖了。

     坚持对这样每一个有眼睛的人都能看到的巨大事实视而不见的人，只能是一些无知加无耻的伪“爱国主义者”。

近年来，确实有一些“学者”和其他“精英”向西方磕头跪拜，然而因为他们背后是一个经过彻底革命而站起来的英雄强大的新中国，西方的反华势力不能不总是按照正常的逻辑怀疑他们这种病态得不可理喻的输诚、谄媚是不是“来真的”。这大概给他们带来了极大的困扰，因此他们不得不更加歇斯底里地咒骂解放战争，以便一方面打着“民族主义”、“中国人不打中国人”的幌子来欺骗、麻痹中国人民，一方面来向洋主子剖白心迹，表明他们的的确确是被解放战争所彻底扫荡的蒋家王朝等帝国主义走狗、帮凶、代理人的嫡传子孙，希望帝国主义能让他们“认祖归宗”，骨软筋酥地享受和今天台湾国民党、民进党一样被点名摸头的待遇。

此辈心术，不过如是而已，岂有他哉？！

大家想一想：被这样一帮丑类所刻骨仇视，所疯狂诋毁的人民解放战争，该是多么伟大，多么光荣，多么正确！

在这场战争中牺牲的英烈们，永远值得我们以最高的敬意铭记、缅怀和歌颂。

王树增《解放战争》记载：

1949年夏天，四野48军在当年中央苏区的南大门江西信丰，与红军长长征前留在这里的游击队会师了。

战士们问其中一位女游击队员：

“你多大了？”

“你们离开江西根据地那年我二十岁，你们走了十五年了。”

“二十岁加十五年，是三十五岁，有几个小孩了？”

“中国不解放，我就不结婚。”

战士们说：“全国快解放了，你该结婚了，祝你今年结婚。”

女游击队员对战士们说：

“我们祝全国解放！”

  

后来四野一直打到了天涯海角，而书中并没有写那位女游击队员后来结婚了没有。

而那一句“我们祝全国解放！”穿透了历史的风云，仍然回荡在我们的耳边：

“同志们整齐步伐奔向解放的战场；

同志们整齐步伐奔向祖国的边疆！

向前！向前！

我们的队伍向太阳，

向最后的胜利，

向全国的解放！”

向着太阳，就是向东进发——共和国的每一个军人都明白：

这是70年前的那场战争留给今天的最后一个课题。

这个课题的解决，已经不会太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