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雪松：合流的抗争与难料的宿命——1948年《闻一多全集》出版前后_风闻

内容提要

1946年7月15日闻一多遇刺身亡，清华大学校方于11月正式成立了朱自清为首的委员会整理出版闻氏作品，以郭沫若为代表的文协民主人士自愿加入，辅之以叶圣陶为代表的出版方面的通力合作，两年不到时间即告全集问世。国共两党对文集出版截然相反的态度反应了两党在社会上的得失力量对比。开明版《闻一多全集》，它预示着1940年代末期绝大多数知识分子的政治选择，标识着文学作品自由结集出版方式的结束。

本文原刊于《现代中文学刊》2014年第4期，感谢作者邱雪松老师授权文艺批评转载！

大时代呼唤真的批评家

邱雪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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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流的抗争与难料的宿命

1948年《闻一多全集》出版前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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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公朴

闻一多

1948年8月1日，开明书店出版了《闻一多全集》。虽然当时中国正处转折边缘，国共两党在政治、军事各方面激斗正酣，但这一看似普通的文集出版过程，却是一“公共事件”，吸引了各方关注。所谓“公共事件”，指它早已溢出了狭小的文学抑或出版领域，不仅有出版界、文学界的人，还吸引了包括学院派知识分子、民主人士、普通学生等抱持各种立场的人一起加入其中，更重要一点它还是1940年代末期国共两党政治、军事“明争”之外文化上“暗斗”个案。上述各种力量共同决定了开明版《闻一多全集》的面貌乃至它在彼时的接受情况，并对新中国成立后作家作品的集结出版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鉴于学界对此事件缺乏深入研究，本文拟对其做一详细梳理，并还冀望借此对知识分子抉择原因以及共产党何以获得“文化领导权”的缘由做出合情合理之解释。

一

1946年7月15日闻一多父子遇刺，清华校长梅贻琦获悉后甚为震惊，其日记留下如许记录：

“夕五点余潘太太忽跑入告一多被枪杀，其子重伤消息，惊愕不知所谓。盖近日来情形极不佳，此类事可能继李后再出现，而一多近来之行动又最有招致之可能，但一旦果竟实现；而察其当时情形，以多人围击，必欲致之于死，此何等仇恨，何等阴谋殊使人痛惜而更为来日惧尔。急寻世昌使往闻家照料，请勉仲往警备司令部，要其注意其他同人之安全。”[1]

17日，闻一多遇刺身亡一事经报纸传遍全国，各方震动。时在成都的清华同事朱自清悲痛地写道“自李公朴街头被刺后，余即时时为一多的安全担心。但未料到对他下手如此之突然，真是什么世道！”[2]。上海开明书店编译所主任叶圣陶同日日记难掩愤慨“报载闻一多亦被刺于昆明，气愤之至。当局以如此手段对付呼号民主之人，岂复有存立之道！”[3]郭沫若更写下了《悼闻一多》与《等于打死了林肯和罗斯福》两文，怒斥“那发纵指示者的一、二人，象闻一多先生这样自由主义的学者，竟连同他的长公子一道，都要用卑劣无耻的政治暗杀的手段来谋害，不真是已经到了疯狂的绝顶吗？”[4]他相信“公朴和一多为人民大众而牺牲，人民是永远不会忘记他们的；他们永远活在人民的心头，永远领导着争取自由民主的战斗。永远不会死”，他号召大家“化悲愤为力量，把恐怖还给施行恐怖政策者。”[5]

梅贻琦

朱自清

随后的一段时间各界人士、各党派以出席追悼会、写文章，联名发表唁电等形式表达自己对国民政府倒行逆施的不满和对闻一多的怀念。不过朱自清最早意识到收集整理闻氏书稿之于死者的意义。他17日就写信给闻一多夫人高孝贞，表示慰问之余还提出将以私人身份负责此事“一多兄的稿子书籍，已经装箱。将来由我负责，设法整理。家中若还存有遗稿，请交何善周先生。如何先生已走，请交叶兢根先生。我已有信给叶先生了。”[6]他给学生王瑶的信一样提及了文集的善后安排“一多先生之死，令人悲愤。其遗稿拟由研究所同人合力编成，设法付印。此事到北平再商。”[7]信中所言的“研究所”当指清华大学文科研究所。从朱自清写给高、王二人信的内容判断，他起初的想法是由清华大学文科研究所的同事自发组织起来为闻一多编订文集。

欣慰的是，清华校方高层对此显然有所考虑。图书馆馆长潘光旦8月23日致信梅贻琦，向后者推荐闻一多的研究生、前西南联大助教李嘉言来负责整理遗稿：“刻接英士兄转到李嘉言兄来信一通，意欲回母校谋一教席，借便为一多兄整理遗稿。忆在昆明时曾谈及为此事拟设一整理出版委员会，惟整理一节，恐非经一多亲炙之人，不易办理，是则嘉言兄返校之议似亦值得学校暨院系同人加以考虑。原函未附地址，容再探询。”[8]不过，潘光旦提议聘请在西北师范学院任教的李嘉言来负责遗稿整理一事，并没有下文，缘由则无从查考。不过就此可见清华校方高层是早有预案的。

潘光旦

雷海宗

朱自清10月7日回到北平，文稿也陆续由昆明运抵北平，他查阅后留下了“一多手稿受潮，不幸之至。”[9]的话。11月手稿到齐之后，6日清华大学校方主事人在复校后的第二次评议会通过了如下决议“本校教授闻一多先生在职逝世除在政府抚恤办法未订前暂由校照支薪津外，其遗著拟请推员整理设法印行案。议决：先由校组织委员会将闻先生遗著整理编辑并筹拟印行，办法再予核定。”[10]由校方出面显然比朱氏起初的设想更为妥当，且更能整合资源，故各方都予以接受。该决议通过不久，校长梅贻琦即正式聘请雷海宗、潘光旦、吴晗、蒲江清、许维遹、余冠英、朱自清等七人组成了“整理闻一多先生遗著委员会”（下简称委员会），由朱自清担任召集人，文稿整理工作正式开始。

二

11月10日，朱自清见到闻立鹤，后者表示要把父亲手稿交给李公朴、闻一多图书馆，研究工作委托给朱自清等人。29日下午委员会召开了第一次会议，应该就是在此次会议上闻氏家属主张编全集的建议得到通过。此次会议决定工作分两项同时进行，第一项闻一多未完成的古典文学著作整理工作。因此事较为繁复，整理预计须两三年，由委员会承担。其中许维遹负责《周易》和《诗经》，蒲江清负责《庄子》和《楚辞》，陈梦家负责文字学和古史，余冠英负责乐府和唐诗，朱自清负总责。[11]第二项闻一多已完成稿件的印行工作，交由家属处理，吴晗作为家属代表负责对外接洽，朱自清被指定为这一“全集”拟目录。12月，吴晗将此中情形一并写信告知了郭沫若“一多家属已代觅屋住定，子女下期入学，立鹤已可行动，仍在疗养中。……清华已于日前成立遗著整理委员会，委员为朱自清（主席）、余冠英、雷海宗、潘光旦、蒲江清、许维遹及晗七人。并指定朱蒲许及晗为常委，在委员中晗并代表闻氏家属”。此前上海文协开会时，郭沫若表态愿意负责遗集的审定，所以信中吴晗还提出俟新诗《死水》、《红烛》、神话图腾研究、屈原问题、政论、演讲等经整理后就寄文协请郭沫若编辑，并交由翦伯赞主持的大孚出版公司印行的建议。[12]

余冠英

陈梦家

从此时开始，朱自清日常教学之外的工作就是为闻氏全集拟定目录和审读遗稿，其日记中屡有记载。1947年1月15日，委员会再次开会，通过了他拟定的初步目录。吴晗将目录分别交天津《大公报》、上海《文汇报》、《民主》、《读书与出版》等报刊发表。该目录共列有闻一多作品中69篇，分为9个部分，即一“神话与诗”、二“古典新释”、三“唐诗杂论”、四“事实与宣传”、五“诗集”、六“风诗类钞”和“易林琼枝”、七“楚辞校补”、八“唐诗大系”、九“现代诗钞”。[13]在《读书与出版》刊载的拟目之前还有署名“禹”的《闻一多遗集》一文，叙及闻氏遗集编印缘起，最后两段讲到了全集的安排与出版，以及希望提供待查文稿两事：

遗集拟分九个部分，所有神话与诗的研究，古代经典的新的笺释与补注，唐诗杂论，政论及文化批评，诗作，和楚辞校补等，搜罗得相当完备。第一部分的编印工作已经委托了上海文协。

遗集拟目内注有“待查”的，是知道闻先生有这稿子，而委员会还未能得到，亟望知道在什么地方有着或自己保存着的朋友们能够借给抄录。如果有拟目内漏列的文稿，也盼告知遗集整理委员会（委员会诸先生大都是清华教授）。[14]

校方高层通过委员会的报告了解工作进展，梅贻琦将前后相关情况写进了《复原之后清华（续）》一文，告知校内：

八年中本系最不幸者厥惟去年闻一多先生在昆明惨遭杀害一事。闻先生研究中国语文，工力深，造诣高，又能运用人类学等新知识，其贡献于中国神话及文学史者甚大，壮年被难，不特本校本系之损失，抑亦中国学术界损失也。

    ……

闻一多先生遗稿，去年开学后经梅校长指定一委员会整理，委员会计有朱自清、雷海宗、潘光旦、吴晗、蒲江清、许维遹、余冠英七位先生，由朱先生召集。委员会开会两次，决定完整各稿即由朱先生负责收集缮写并编辑全集初稿，请何善周先生助理其事，初稿编成后即交闻先生家属付印，付印时须重编与否由家属决定。其未完成各稿，委员会请许维遹、陈梦家、蒲江清、余冠英诸先生分别负责整理，并请朱自清先生负总责，何善周先生协助。此类稿本整理需时，俟竣事再商印行办法；其全集初稿则已在编辑中，不久当即可交闻先生家属也。[15]

社会各界，特别是中国共产党对全集的出版高度关注。2月16日的《人民日报》特别转引1月30日天津《大公报》的消息以《闻一多全集整理中》为题做了专门报道，介绍了委员会组成及拟定的目录，此举表明了中国共产党对此事件的重视。[16]此外，身居香港的民盟成员吕剑《关于<闻一多先生全集>》一文尤其我们值得关注。这篇文章对闻一多全集的初次拟目提出了意见。吕文认为“我们亲眼看到，他去世之前两年，已经不单是一位诗人，一位学者，一位教授，而且尤其是一位民主勇将，一位人民战士了。……因此，当编订全集时，我希望除了着重作为诗人，学者，教授的他的著述之外，尤要特别着重作为人民战士的他的作业及其精神之一面。”故他明确提出要加入闻一多“言论精确、切中时弊”的演讲，“代表了闻一多先生生活后期的真精神或人民精神”的昆明领导民主运动起草的文件与宣言，“更能看到这位真人”的书简。此外他建议能有一详细年谱，因为“有了这一份年谱，也许使人更容易看出他的发展历史，使青年人更容易认识他们的先驱，那意义是匪浅的”。[17]考虑到吕剑此时在香港《华商报》担任副主编一职，而此报纸是由中国共产党秘密主持，不难推断，通过篇目选编来彰显闻一多民主斗士形象，应是中共和民盟共同的心愿。

国内局势的变化客观上促使委员会加快了整理的进程，是年朱自清日记中出现事关闻一多的条目多达13则。5月15日朱氏特别记下“昨借千帆来信，建议加快编辑一多著作，他提醒我时局动荡。”25日的日记中，他发出“十二位同仁阅一多手稿，并作校正。重新编排一多全集目录，觉一切均甚仓卒，恐不能做得很好。但环境又需早日出版，实无他法。”[18]的感叹。7月9日，全集终于初步编辑完成，朱自清同日写毕编辑记，以《闻一多全集编辑记和拟目》为名发表在7月20日的《清华周刊》社编辑的《闻一多先生死难周年纪念特刊》。这次的拟目增加了“郭沫若先生序”、“朱自清先生序”、“年谱（季镇淮先生编辑中）”，全集编排如下一“神话与诗”、二“古典新义”、三“唐诗杂论”、四“诗与批评”、五“杂文”、六“演讲录”、七“书信”、八“诗选与校笺”。此目录收入的作品增至115篇，数目增加一半多，但最大的变化在于“年谱”的加入，“杂文”、“演讲录”和“书信”三集的新设。前述吕剑文章发表于9月，迟于这一拟目，不过吕文后面注明完成于3月，虽尚未有直接证据表明朱自清等人一定看过该文章，但就闻氏全集拟目的改动情况，以及吕文所载的第4辑《文汇丛刊》同时还收录了郭沫若、吴晗、叶圣陶的文章等两点来看，应可推断或许吕剑提出的相关意见通过有关方面使得朱自清等人有所耳闻的。

吴晗

相较朱自清领导的清华诸人有条不紊的整理工作，关于闻氏全集的印行出版却遭遇了波折。最初联系的大孚出版公司实际上是中国共产党暗中领导的第三线书店，[19]随着国共关系的交恶该书店境遇日渐不佳，出版全集显然不再合适。[20]最后，家属代表人吴晗出面与上海的叶圣陶联系，询问其主持的开明书店可否愿意接手印行。叶圣陶主持的开明编辑室和范洗人为首的经理室商议后，决定接受出版。3月7日，开明书店与作为闻一多家属的吴晗签订了《闻一多全集》版税协议，版税额订为15%。[21]虽然全集转与开明书店付印，但郭沫若信守诺言，依旧愿义务担任稿件的初校工作。他8月19日给吴晗的信中提及所校结果“稿中文字颇多夺误，所引用甲骨文金文及小篆等多错或误，已一一查出原字补正。全书标点符号，已为划一。”[22]他还专门写了《论闻一多先生做学问的态度》一文，论及自己的编后感：

全稿的字数我没有细计算，大约总在一百万字以上吧。在这里面关于文化遗产的要占四分之三，关于近代学识，特别是参加民主运动以来的著述，仅占极少数。因此从这整个的遗稿上便给了我一个这样的印象：一颗茁壮的向日葵刚刚才开出灿烂的黄花，便被人连根拔掉，毁了。[23]

郭沫若随后还结合闻一多学术研究态度的转变，给闻一多做了如下带有较强政治色彩的结语“闻一多先生由庄子礼赞变而为屈原颂扬，而他自己也就由绝端个人主义的玄学思想蜕变出来，确切地获得了人民意识。这人民意识的获得也就保证了《新月》诗人的闻一多成为了人民诗人的闻一多……闻一多毫无疑问是永生了。他真真是‘求仁得仁’，他不仅在做学问上获得了人民意识，而在做人上更保障了人民意识的确切获得。”需提请注意的是，郭文后来直接做了开明版《闻一多全集》的序言。

开明书店方面自9月12日起开始正式编审校订工作，叶圣陶其日有详细记载：“一多全集之原稿已由沫若处交来，尚缺一部分。其已来者将近七十万言。此书甚富学术性，宜为仔细校雠。而发售之际，人震于一多之名，亦必能畅销也。”[24]开明内部具体分工如下，叶圣陶全面负责，同时摹写全集中的金甲文字及部分集子的点校，周予同、王伯祥、徐调孚、朱光暄四人校对。开明方面用心之细从叶圣陶在给朱自清的信可见一斑“闻氏全集已付排，缮钞之稿，实多错误，当初以为《死水》《红烛》必无问题，孰知钞者所据为排印本，颇累了排字工友。其考据文字，引用处如有可疑，皆检原书查对。”叶圣陶在好友面前甚至有点自负地讲到“此集交开明，为其幸事”。[25]对于开明方面的工作效率，清华诸人显然是非常信任的。朱自清在8月就提前写好序言，以《闻一多先生怎样走上中国文学的道路——<闻一多全集>序》为名在10月的《文学杂志》发表。吴晗则在11月4日写好了跋，并在跋文后以附言的形式明确告知读者“闻集正在开明书店排印中，大约明年三四月间，可以出版，因为一年来关心这部书的朋友们纷纷来信探询，借这机会作一总的答覆。”[26]

随着全集即将付排，署名问题却费了一番周章。1948年1月28日，吴晗专门致函已在香港的郭沫若来讨论该问题。朱自清和吴晗原先想以文协名义署名出版，但后来认为这样不行，文协人员构成分散，难以一一征求意见。署清华遗著整理委员会同样不妥，因为除他们外，其他人负责的是闻一多的未完稿，并没有参与由开明印行的文集整理工作。吴晗和朱自清觉得用个人署名为好。因此他们建议署郭沫若、叶圣陶、吴晗、朱自清等四人。吴晗信中解释此举“隐含一代表文协，二代表书店，三代表家属，四代表学校及中文系方面”[27]郭沫若去信表示对此安排没有异议，随即朱自清函告叶圣陶“春晗云郭来信谓可列名闻集编辑，只要我们觉得无问题。”[28]北平的朱自清此时已病入膏肓，但他恪尽职守在7月15日召集了最后一次委员会会议，做了《整理闻一多先生遗著委员报告》。此报告主要内容有二：一是关于《闻一多全集》的出版发行情况。二是未收入全集的遗稿及处理。他建议遗稿由中文系先行保管俟后交图书馆保存，业已整理的4种著作可在学报陆续发表。第三申请结束委员会工作。[29]不幸的是，朱自清于次月12日逝世，没能等到《闻一多全集》的出版。

1948年8月18日，《闻一多全集》正式发行，是书分为精装4册8集，卷首收入照片13幅，印章12方，前有郭沫若、朱自清二人的序，事略（选自《联大八年》），年谱（季镇淮撰），后有吴晗的跋与朱自清的编后记，全集里甲集《神话与诗》收文21篇，乙集《古典新义》收25篇（册），丙集《唐诗杂论》收9篇，丁集《诗与批评》收21篇（册），戊集《杂文》收17篇，已集《演讲录》收12篇，庚集《书信》收37封，辛集《诗选与校笺》收5种。初版不久9月即再版，11月第3版，1949年12月出第4版，其受欢迎程度可见一斑。

三

1948年开明书店版《闻一多全集》是中国现代出版史上一寓意深刻的出版事件，它在1940年代末乃至1949年以后的中国的文化与政治领域都刻下了自己的烙印。

整个全集出版过程，朱自清为代表的学院派主持其事，以郭沫若为首的文协成员自愿加入，配合叶圣陶领衔出版人士的积极参与，三方通力合作，使得该书在两年不到的时间内即告出版，用吴晗的话讲“这部书的精善，这里面不止是学术的共鸣，也包含了崇高的友情。”[30]但叶圣陶多年后回忆为什么大家执意要把这部不全的“集子”取名“全集”时讲过如下的话“我回想当时大家都有这样一种情绪：闻一多先生被反动派看作死敌，他当然是咱们的英雄；反动派消灭了他的肉体，咱们就得拥护他的精神的永生——包括他的道德和文章。给他编集子当然应该编全集，不编全集就感到不满足，不够劲，不能给敌人一种威慑力量，不足以向全世界控诉反动派竟杀害了这样一位正义的有成就的学者。当时用‘全集’这个名称实在是势所必然。”[31i]可见对这群文化人而言，他们更希望通过出版故人全集来寄托对逝者的哀思和对国民党政府的无声抗议。

但《闻一多全集》的影响不仅仅止于此。闻一多遇刺后，国民党政府陷入国内外声讨之中，为了摆脱舆论被动，从速处决了嫌犯。[32]西南联合大学闻一多教授丧葬抚恤委员会在丧葬问题采取回避政治的态度，申明“丧葬抚恤等费，已由本校负责筹措，本会不另向外界捐募。”罗庸主笔的祭文展现的是闻一多学术的一面。[33]与以上两者做法迥异的是，开明版《闻一多全集》从整理、编排到出版，乃至接受，从国共两党方面讲，可以说是典型的争夺“文化领导权”个案。政治学家谢·卡拉-穆尔扎说过：

“领导权的建立和破坏是个‘分子’过程。它不像阶级力量冲突那样展现，而是看不见地、一点一滴地改变着每个人意识中的观点和意向。……这是‘巨大数量的书籍、小册子、报刊文章、不断重复的谈话和争论以及存在于其庞大的总和中的长期努力，由此方能长生某种程度上完全一致的集体意志，而达到这种程度，才能出现在时间和地理空间上协调一致并同时发生的行为’。”[34]

我们看到，中国共产党出于统战需要，大幅度报道全集编排进展，《人民日报》、《读书与出版》、《民主》、《文汇丛刊》等中国共产党主导的报刊对此事件都予以关注，同时更对全集编排，闻一多形象定位等通过各种方式提出重要建议。这些建议都委员会被逐一吸收，闻一多才得以学者、诗人、斗士的多重身份呈现于世人面前。通过此合作，这群知识分子加深了对共产党的了解和认同，正是这样的原因易代之际吴晗、潘光旦、蒲江清等人才拒绝南下，留守北平迎接解放，而叶圣陶、傅彬然等则选择离开上海北上参加建国大业。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国民党政府下属文化机构、期刊报纸及其知识分子群体在全集出版上的缺席与沉默，[35]恰恰是其在文艺界彻底孤立与失败的标志。

彼时读者对《闻一多全集》的“阅读期待”同样带着强烈的时代色彩。全集问世后，教会大学燕京大学的学报刊发了一篇书评。文章虽是介绍闻一多在古代文献研究领域的成就，结尾却总结如次“煌煌巨著，蔚为大观；闻先生的天才与学问，这集可以见其大凡。然而闻先生思想的进步，在后来已超出了考证学家和文学家的范围，他的理论与实践完全一致。这样，他跑上了革命的征途，遂遭反革命者的暗杀。我们读了他的全集，除佩服外，还不免感忿也。”[36]从这些毫不掩饰著者个人情感的言词，我们可以了解到《闻一多全集》对当时的读者而言，其价值所在不仅仅是体现在文学抑或学术层面，而是由这一全集联想到闻一多革命的一面，乃至由闻一多的早夭而激发的“感忿”。

当然，由更长的纵深去观察，我们却遗憾地发现，开明版《闻一多全集》是中国现代文学文人作品自主结集出版的奏雅终曲。朱自清认为：“闻一多先生为民主运动贡献了他的生命，他是一个斗士。但是他又是一个诗人和学者。……学者的时期最长，斗士的时期最短，然而他始终不失为一个诗人，而在诗人和学者的时期，他也始终不失为一个战士。”[37]在他看来，闻一多斗士、诗人、学者的身份是“三位一体”的，没有高下之分，其各式作品不存优劣之别，甚而朱自清还有“（闻一多）为民主运动献出了生命，再也来不及打下这个中国文学史的基础了”的惋惜。但1949年后闻一多诗人、学者、斗士成为了一个逐次递进的身份排序，相应地其作品价值需要反应这一变化。1951年开明书店承印出版“新文学选集”之《闻一多选集》，李广田负责，其标准自与朱自清不同。“在文选中，较多地选取了后期的杂文”，缘于他深信“因为这些文字是富有战斗性的，是闻先生的一种斗争武器，是闻先生道路的终点，也就是最高点。没有这些文字，就不足以认识闻先生之所以为闻先生了。”[38]当郭沫若、吴剑等所作的叙述，日后更演变为闻一多的唯一面相时，作品就不再是单纯的选取多寡问题，而是遭遇了遮蔽、修改乃至否认的命运。《最后一次的讲演》中涉及到司徒雷登段落的长期删除即是一例。[39]这无疑是文学与出版纳入体制轨道后政治选择的结果。今天来看，如此方式必然掩盖作家乃至文学自身的丰富性，在一定程度上它甚至影响到中国文学自身的发展与研究，这不得不说是历史的反讽与教训。

本文原刊《现代中文学刊》2014年第4期

注 释

[1] 黄延复,王小宁整理：《梅贻琦日记（1941—1946）》，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236—237页。

[2] 朱自清：《朱自清全集》第10卷，朱乔森编，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413页。

[3] 叶圣陶：《叶圣陶集》第21卷，叶至善,叶至美,叶志诚编，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4年，第98页。

[4] 郭沫若：《悼闻一多》，《民主》周刊第40期，1946年7月20日。

[5] 郭沫若：《等于打死了林肯和罗斯福》，《群众》（上海版）第11卷第12期，1946年7月21日。

[6] 朱自清：《朱自清全集》第11卷，朱乔森编，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207页。

[7] 朱自清致王瑶信，转引自王瑶：《悼朱佩弦师》，《中建》第3卷第7期（北平航空版第4期），1948年9月5日，第15页。

[8] 潘光旦：《潘光旦文集》第11卷，潘乃穆、潘乃和编，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189页。

[9] 朱自清：《朱自清全集》第10卷，朱乔森编，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429页。

[10] 《国立清华大学复校第二次评议会》，《清华大学史料选编》（第4卷），清华大学校史研究室编，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7页。

[11] 朱自清：《朱自清全集》第10卷，朱乔森编，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431页，第433页。同时参见朱自清：《〈闻一多全集〉编后记》，《朱自清全集》第4卷，第496—500页。

[12] 吴晗致郭沫若信，转引自苏双碧：《郭沫若与吴晗的诚挚交往》，《百年潮》1999年第1期，第43页。

[13]《闻一多先生全集拟目》，《读书与出版》，1947年第2期。

[14] 禹：《闻一多先生遗集》，《读书与出版》1947年第2期，第28页。

[15] 梅贻琦：《复原之后的清华（续）》，《清华大学史料选编》（第4卷），清华大学校史研究室编，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36—37页。

[16] 《闻一多全集整理中》，《人民日报》1947年2月16日。

[17] 吕剑：《关于<闻一多先生全集>》,《文汇丛刊》1947年第4期，第16—17页。

[18] 朱自清：《朱自清全集》第10卷，朱乔森编，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455页，第457页，。

[19] 参见王大象：《陶行知与大孚出版公司》，《出版工作》，1987年第6期，第106—108页。

[20] 吴晗后来特别提及此事“在叶绍钧先生提出开明愿意印行此书之前，伯赞先生曾经告诉我，陶行知先生办的一个印刷所，由他主持的，可以印这部书。虽然后来印刷所发生变故，没有成为事实，这意思是值得感激的。”见吴晗《跋一多遗集》，《观察》，1947年第3卷第12期，第19页。

[21] 《开明书店版税登记簿》，内部档案，第6页。

[22] 郭沫若致吴晗信，转引自《吴晗全集》第9卷，常君实编，北京：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78页。

[23] 郭沫若：《论闻一多先生做学问的态度》，《大学月刊》，1947年第6卷第3、4合期，第11页，第14页。

[24] 叶圣陶：《叶圣陶集》第21卷，叶至善,叶至美,叶志诚编，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4年，第216页。

[25] 叶圣陶致朱自清信，转引自吴晗《跋一多遗集》，《观察》，1947年第3卷第12期，第19页。

[26] 吴晗《跋一多遗集》，《观察》，1947年第3卷第12期，第19页。

[27] 吴晗致郭沫若信，转引自苏双碧：《郭沫若与吴晗的诚挚交往》，《百年潮》1999年第1期，第43页。

[28] 朱自清：《朱自清全集》第11卷，朱乔森编，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113页。

[29] 朱自清：《朱自清文集》第4卷，朱乔森编，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537页。

[30] 吴晗：《跋一多遗集》，《观察》，1947年第3卷第12期，第19页。

[31] 叶圣陶：《<闻一多全集>重印后记》，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编:《我与开明》，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85年，第276—277页。

[32] 参见闻黎明：《李闻惨案之善后》，《近代史研究》，2011年第4期。

[33] 参见闻立树：《1946年闻一多治丧经过》，《百年潮》，2009年第11期。

[34] (俄)谢·卡拉-穆尔扎：《论意识操纵》，徐昌翰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78—79页。

[35] 国民党的主流媒体没有任何关于《闻一多全集》出版的报道，不过在《闻一多全集》出版后，循例向南京内政部注册时，内政部有职员告知开明书店表示不需注册尽管发售，若有问题该部门会做好解释工作，双方以此作为口头协定，但此事是内政部职员良心选择，抑或内政部的自己决定，因没有旁证，尚难判断。参见钟达轩：《开明书店的经营方式和作风》，收《我与开明》，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编，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85年，第261页。

[36]容媛：《书评<闻一多全集>》,《燕京学报》，1948年第35期，第271页。

[37]朱自清：《闻一多先生怎样走上中国文学的道路——<闻一多全集·序>》，《文学杂志》，1947年第5期，第6页。

[38]李广田：《闻一多选集·序》，《闻一多选集》，北京:开明书店,1951年，第7页。

[39] 参见庄桂成：《论<最后一次的讲演>的版本变迁》，《闻一多殉难60周年纪念暨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06年7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