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惕潜在“仿恐”者！_风闻

警惕潜在“仿恐”者！作者：范明强 

来源:环球

新西兰克赖斯特彻奇的枪声震惊世界，余波未平之际，荷兰乌得勒支市的枪声又起。这两个向来被认为是治安良好的国家，如今也不幸遭遇暴恐事件，让世人不得不面对一个事实——在恐怖主义、极端主义的严峻挑战下，任何国家都难以置身事外。

大部分人在片刻冷静后，往往对以下问题进行追问：恐怖主义因何产生？恐怖分子从何而来？防恐、反恐漏洞何在？

大量专家、学者已从历史、社会、环境和个体原因等方面对这些问题进行了分析和解答。但是，在绝大部分人聆听分析和解答并进行反思的时候，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却在酝酿着“仿恐”，它们“寄生”在人类“防恐”的漏洞和失误之上，正在悄然壮大着自己。此种现象，尤其值得警惕。

恐怖分子热衷模仿

在恐怖主义行为的历史中，“模仿”这一特点尤为鲜明。先不论极端思想的模仿，仅就行为模式的模仿而言，就包括古代的刺客暗杀、中世纪的投毒、上世纪中期以后的劫机和人质绑架、中东地区恐怖组织的汽车炸弹、路边炸弹和人体炸弹，等等。近年来的枪击事件也是如此，此次新西兰枪击事件就是典型的行为模式模仿。

克赖斯特彻奇枪击案的犯罪嫌疑人布伦顿·哈里森·塔兰特，在其“宣言书”中承认他读过狄伦·鲁夫和其他人的一些文章，而真正激发他罪恶念头的是安德斯·贝林·布雷维克。2015年6月17日，狄伦·鲁夫在美国南卡罗来纳州教堂枪杀9人；布雷维克则是2011年7月22日挪威奥斯陆爆炸和于特岛枪击事件的元凶，共造成77人死亡，80多人受伤。

布雷维克当年的攻击目标同样是移民，同样借助互联网拼凑了他反对移民的所谓“思想体系”，发泄其不满情绪，同样在袭击前数小时在互联网发布了一份准备了3年、长达1508页的宣言，还通过社交媒体脸书上传了一段12分钟时长的恐怖煽动视频，阐述自己的所谓“思想”、动机和行动计划。塔兰特的行为模式与布雷维克如出一辙。

3月22日，在新西兰克赖斯特彻奇海格里公园，人们参加默哀仪式

恐怖犯罪热衷模仿的理论根据是犯罪模仿理论，这一理论的代表人物是法国心理学家、犯罪学家塔尔德以及美国犯罪学家E.H.萨瑟兰。根据这一理论，人天生具有学习性和模仿性，良好的行为源于学习和模仿，不良行为和犯罪行为同理。

模仿的对象一般是犯罪个人或群体的犯罪“样板”，模仿的内容包括犯罪的动机、目的、方法、手段以及犯罪的所谓“合理化思想”和犯罪的价值观，等等。模仿过程包括寻找和关注“样板”，形成与“样板”相同的需要和动机，产生犯罪的冲动，模仿“样板”的犯罪方式方法，付诸实践，再现犯罪行为，最后通过犯罪行为得到满足和愉悦，使犯罪行为得到强化。

模仿也有规律可循。塔尔德提出模仿过程的三大法则：一是距离法则，人与人之间的情感距离越近，模仿的强度就越大，同伙之间、同辈之间、相同处境的人之间容易相互模仿；二是自上而下法则，下层人模仿上层人，青少年模仿成年人，穷人模仿富人；三是取代法则，新的流行的模式取代旧的老套的模式。

恐怖分子之所以热衷模仿，第一是因为模仿有现成的思路、模式和经验，简单易行，智力成本低而成功率相对高；第二，以同样的方式制造连环恐怖事件对社会更有冲击力和轰动效应，更容易吸引眼球，引起关注，而这正是恐怖主义要达到的目的；第三，从心理层面而言，一个在生活中遭遇挫折和打击的人，如果采取具有相同处境的他人的相同行为，可以减轻自己的压力、痛苦和罪责感。

被“仿恐”者利用的工具

模仿产生新的恐怖分子，模仿扩大恐怖效应。那么，是什么激发了他们相互效仿的欲望？又是谁为他们的模仿提供了条件和平台？

恐怖主义思想的形成、技能的获得和行为的实施，首先来自恐怖组织内部的宣传招募、培养训练和相互模仿。但国际社会特别是一些大国的反恐双重标准、部分社会舆论和社会心理的失控、一些社交媒体的推波助澜等，都是背后的无形推手。

恐怖主义是人类社会共同面临的问题，对世界各国而言都是一大威胁。表面看来，每个国家都声称要反对和打击恐怖主义，但直至今日，各国对什么是恐怖主义都还没有形成统一的认知。根本原因在于，许多国家特别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并没把恐怖主义作为一个学理概念，而是将其作为一个政治利益概念，从自身的利益出发坚持双重标准。

3月19日，在荷兰乌得勒支市，悼念花束被放置在电车枪击事件发生现场

历史上，美国政府曾暗中支持多国反政府武装，同时又将一些宗教武装组织打上“恐怖组织”的标签。类似本·拉丹在美国政府眼中由“反苏英雄”变为“头号恐怖分子”的案例，不胜枚举。在这样的大环境下，一些反人类、反社会的行径，在某些时段却得到某些西方大国的所谓“理解”“同情”甚至是暗中支持。这样的反恐双重标准，成为反恐防恐的一大软肋与漏洞，为恐怖主义制造了地理空间，为其生存发展增添了腾挪的余地。

从社会舆情观之，“9·11”事件之后，痛恨恐怖分子、谴责恐怖行径，已成为主流舆论，让人欣慰，但是，其中也存在一些令人担忧的声音。

“理解”者有之，即认为恐怖分子有自己的政治主张和政治理想，只是极端的手段错了；“同情”者有之，即认为恐怖分子是弱者，而恐怖行为是“弱者的武器”，不得已而为之；“赞赏”者有之，即把亡命之徒当作“英雄”，甚至还有人和恐怖分子产生了移情反应，对其顶礼膜拜。

凡此种种，都为滋生和助长恐怖主义提供了舆论和心理空间。社会心理学有个“他人在场”理论，即观众越多，行为者就越亢奋。这种心理场和舆论场虽不是主流，但暗流涌动，无论是对恐怖分子还是对潜在的恐怖分子，都是一种巨大的暗示和怂恿。

印度尼西亚国会2018年通过反恐法修订案，授予印尼警方在打击恐怖主义行动中更大权限。图为2018年6月1日，在印度尼西亚爪哇省井里汶，警方人员在行动现场警戒

从媒体观之，总体而言世界各国主流媒体在反对、抵制和打击恐怖主义上，旗帜鲜明、立场坚定，但也有一些无意中的不当报道产生了负面效应。比如，对恐怖主义的政治主张和理论形态批驳不力，反而导致扩散了这些主张和理论；对恐怖事件铺天盖地的过度报道和大肆渲染，反而让一些恐怖分子达到了社会传播、提高影响力的目的；一些所谓反思性的报道，将事件归因于恐怖分子个人的境遇和社会的不公，使部分受众对恐怖分子产生同情；对恐怖活动策划、实施过程的过细报道，在满足人们知情权、好奇心的同时，也无意间成为了一些潜在“仿恐”者的“教材”。

互联网在信息传播中的优越性使它在应对恐怖主义问题上的双向作用表现得淋漓尽致：用于反恐时，它是利器，是“天使”；被“仿恐”者利用时，它又可能是“教材”，是“恶魔”。特别是一些监管不力的互联网社交媒体，已被恐怖组织用来作为传播极端思想、招募恐怖分子、传授技能经验、组织实施恐怖活动的平台。一些潜在的恐怖分子通过这些社交媒体平台进行学习、交流和模仿，使其成为培训“独狼”式恐怖分子的工具。

在此次新西兰枪击事件中，凶手塔兰特通过脸书进行了现场直播并扩大影响。

如何亡羊补牢？

要避免恐怖事件造成的悲剧，首先要加强反恐的国际合作，压缩恐怖主义的空间。多年来国际社会在这方面已经取得了许多积极的进展。但其中最关键也是亟待突破的一点，是抛开狭隘的利益藩篱，统一判定恐怖主义的标准，增强合作的诚意。

世界各国都要真正认识到恐怖主义是个全球性的问题，将其纳入全球治理范围。以此为基础，其他如机制、法律和力量的合作便可迎刃而解。各国加强共识、行动一致、全方位奋力进行反恐防恐，恐怖主义生存发展的空间将大大缩小，很多蠢蠢欲动想步其后尘的“仿恐”者也就知难而退了。

争夺社会舆论和社会心理一直是恐怖主义的重要策略。对此，要加强对社会舆论和社会心理的引导，占据舆论和道义的制高点，形成打击恐怖主义的高压氛围。

这其中的核心工作就是要通过教育引导，使全体社会成员都充分认识到恐怖主义是全人类的公敌和文明社会的毒瘤，所谓的弱小和抗争绝不应该是滥杀无辜、灭绝人性的理由，和恐怖主义的斗争是文明与野蛮的殊死搏斗，不仅关系到社会稳定和谐，也关系到每个人的幸福安宁。应该对恐怖主义时刻保持警惕，而非理解、同情、模棱两可、心慈手软。全体社会成员的同仇敌忾必然使恐怖分子陷入孤立，使潜在的“仿恐”者望而却步。

法国总理爱德华·菲利普2018年年初公布了一项包含60条措施的新计划，旨在通过在监狱、社交媒体和学校等多个领域采取措施，加强预防极端思想蔓延。图为法国士兵在巴黎埃菲尔铁塔下巡逻

无论出于对社会责任、义务的履行还是对新闻价值的追求，媒体对恐怖主义事件都应当报道。但恐怖主义事件是特殊而敏感的新闻报道内容，稍有不慎就会产生负面效应，甚至正中恐怖主义下怀。

具体而言，媒体需增强社会责任感，把握好传播尺度；抵制猎奇的冲动和诱惑，确保新闻的真实有据；避免过分报道，一哄而上，制造轰动效应，更要避免过细报道，无意中成为“仿恐”工具；特别是要谨慎对待事件归因报道中的价值判断，避免简单将责任归咎于社会，以免误导受众；社交媒体的自律机制和自律能力有待增强。

树立法治理念，依靠法治手段，无疑是必要和有效的路径。对于宣传、煽动、怂恿、教唆恐怖主义的行为，不少国家都有专门的法律规定。新西兰已有3人因上传暴力恐怖视频而被逮捕。有规矩便可成方圆，法网恢恢疏而不漏，依靠法律这个强力武器阻断“仿恐”，值得期待。（作者系国防大学政治学院军队保卫工作系教授）

来源：2019年4月3日出版的《环球》杂志 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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