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商人的五世孙：鸦片贸易是“公平、光彩、合法的贸易”_风闻

【本文是一篇译文，原文刊登在《美国遗产》杂志1986年第37卷第5期上。作者是文章主人公之一沃伦·德拉诺的五世孙。本文根据书信资料，详细描述了德拉诺家族两位鸦片商人鸦片战争前后在广州的生活。从中可以反映出他们对财富来源的态度。虽然他们坚持认为鸦片贸易是“公平、光彩、合法的贸易”，但在他们晚年追溯往事时却故意隐瞒这一点。本文有助于理解十九世纪美国商人对中国的鸦片贸易的态度，对中国的态度，对中国人的态度。这些饱含中国人血泪的鸦片钱，都流入美国十九世纪铁路、矿山、工厂、学校和医院的建设，有力地推动了美国的工业革命。译者：CHS 理科博士，科技从业者，专长为计算机技术，有多年海外生活经历，对国外社会有独特的观察】

《美国遗产》：始于1949，致力于书写美国历史、旅游、食物和文化。

1986年8-9月，37卷，5期

世人印象中的鸦片贸易都是与英国人相关的暴行：英国商人，在英国刺刀的保护下，把中国变成了一个瘾君子的国度。而美国人却凭借鸦片贸易大发横财——其中包括一个名叫沃伦·德拉诺 （Warren Delano）的年轻人。当然，后来他对此事只字不提。而他的外孙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Franklin Delano Roosevelt）也同样对此保持缄默。

小弗雷德里克·德拉诺·格兰特

图1. 小弗雷德里克·德拉诺·格兰特（Frederic Delano Grant， Jr.，生于1954年），沃伦·德拉诺的五世孙。本文作者。

译注：小弗雷德里克·德拉诺·格兰特（Frederic Delano Grant， Jr.）是沃伦·德拉诺的五世孙：[1] Warren Delano （1809-1898，本文主角） – [2] Frederic Adrian Delano II （1863-1953） – [3] Catherine Lyman Delano （1889–1951） – [4] Frederic Delano Grant （1916.12.25-1991.11.11） – [5] Frederic Delano Grant， Jr. （1954.7.16-，本文作者）。格兰特是一位律师兼学者，主要研究清朝对与西方的海洋贸易的调控。介绍他工作的个人网站：http://www.grantboston.com/scholarprofile.html

图2. 晚年的沃伦·德拉诺（坐轮椅者）和他的孙辈在一起。（源自维基百科）

译注：沃伦·德拉诺（Warren Delano II，也称为Warren Delano Jr.）， 1809-1898，美国总统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的外祖父。 1834年24岁时来到中国广州，在旗昌洋行工作，数年后成为旗昌洋行在中国的头号人物。旗昌洋行在中国大量从事鸦片贸易。沃伦·德拉诺因此也积攒了巨额财富。值得注意的是，如此重要的一个人物，却没有维基百科页面（我发现历史太黑的美国人物往往是这样），个中缘由值得大家思考。

图3. 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Franklin Delano Roosevelt，站立者，1933-1945年间任美国总统）和他的父母。他的母亲萨拉·德拉诺（Sara Delano）是鸦片巨贾沃伦·德拉诺的女儿。罗斯福是他母亲唯一的孩子，他母亲在生活中非常强势。

爱德华·德拉诺（Edward Delano，1818-1881，沃伦·德拉诺的弟弟）于1840年12月7日乘坐美国船“奥涅达号”（Oneida）抵达澳门。这个小小的葡萄牙殖民地给他的最初印象让他觉得安心。一座座粉刷过的房子显得十分漂亮，形成月亮弯一样的布局，其中散落着六七座教堂尖顶，紧紧依靠在绿色的山坡上，这让像奈德（Ned，爱德华的昵称）这样的马萨诸塞州男孩想起了纳罕特（Nahant，位于麻省埃塞克斯县）的渔村。

这是一段漫长又辛苦的160天之旅。奈德只有二十二岁，很容易晕船。他的家乡在离新贝德福德（New Bedford）不远的费尔黑文（Fairhaven），而他离家最远的一次也不过一百多英里，他也从未见过他早在七年前就前往中国的哥哥沃伦·德拉诺二世（Warren Delano II）。现在，沃伦成了美国在华最大的贸易公司旗昌洋行（Russell & Company）的负责人，他之前就曾派人请奈德来他的公司作书记员。

最初，他们的相聚显得很拘谨。“沃伦穿着便袍走了进来”。奈德说到，“如果不是在当时的情景下，我简直会认不出他来”——他看起来似乎很疲倦——脸色蜡黄（他得了黄疸病，正在恢复），踱着缓慢的步伐，身体稍微有点前倾——我们拥抱——几乎没说话——他只是说他由衷地高兴见到我……他说我来得正是时候，他能帮我做不少事，希望我在这里（中国）不需要像他一样停留如此之久……。”

沃伦是“十足的头号人物”。奈德对沃伦十分钦佩，他在寄回家的信中写道，“当然，他感觉到了自己的权威地位，不过他没有滥用这种地位——仅31岁就坐上了旗昌洋行的头把交椅……他会切鸭子，吃咖喱，在对话时风趣，在评论时挖苦，还是个讲故事的好手，还会做许多其他事情，简直‘不胜枚举’。”

澳门只是做中国贸易的商人们的淡季居所；大部分生意是在广州做的，在那个有十三家商馆（即十三夷馆）的临江街区上（译注：十三夷馆，英文thirteen factories， 是指清朝时广州十三行街南面，珠江北面的一排商馆。商馆坐北朝南，面向珠江。因这十三家大部分是外国商馆，所以被笼统称作十三夷馆，详见图4-6，其中红框商馆为中国人所有。这片方圆几百米的小地方[详见图5-6中比例尺]是清政府规定的外国商人集中居住和做生意的地方。这些商馆集住所、办公室、商铺、和货栈为一体。

十三行的英文，是thirteen hongs，是指获许专营对外贸易的中国商行。商行个数随时间不断变化，并不总是有十三家实体与之对应。这些商行的所在地，个别在十三夷馆区，如伍家的怡和行，英文为Creek Factory。其余大多也位于十三夷馆区附近。

十三行涵义较广，也用来称呼十三夷馆区一带）。外国商人居住和工作的地方就是这些两层建筑，都建在一块不大的地方，因为中国人想把所有外国人都限制在这里。几天后，兄弟俩一起出发前往85英里外的广州。这是一次愉快的三天之旅，他们乘坐的船挂着深红色的船帆，船上有八个桨手。

图4：十九世纪广州的十三夷馆（thirteen factories）。从左到右，显示出了丹麦，西班牙，美国，瑞典，英国和荷兰的国旗（油画，源自维基百科）。

图5：十三夷馆的沿江分布图（上，英文；下，中文）。这些商馆坐北朝南，北面是十三行街（Thirteen Factories St.），南面是珠江。英文图中，从上下到下（即从西到东），依次是[联兴街（Pwanting St.）]-1.丹麦馆-[靖远街 （New China St.）]-2.西班牙馆-3.法国馆-4.明官馆-[同文街 Old China St.]-5.美国馆-6.保顺馆-7.帝国馆-8.瑞典馆-9.旧英国馆-10.炒炒馆-[新豆栏街（Hog Lane）]-11.新英国馆-12.荷兰馆-13.小溪馆。这十三家中有三家是中国人的商馆，英文图中已用红框标出。

从中文图还可以看到，11是税馆。12-14分别是经官行，茂官行，浩官行，它们是十三行中的三家，经官、茂官、浩官分别是梁丞禧、卢继光、伍绍荣家的商名。16是浩官宅，17是潘庭官宅。潘庭官是潘绍光之子，十三行中的同孚行的第三任行主。可见行商从家宅到商铺很多都是在十三夷馆区周围的。

图6：十三夷馆的中英文名字。红框者实为中国商人拥有。译注：其中炒炒馆也叫巴斯行，被中国人称作巴斯人的人，是一群来自印度孟买的波斯人后裔。

在远离其他商贩以后，沃伦把平时对大家的那一套抛之脑后，他和弟弟奈德嬉戏了起来，“扯耳朵，捏肉…，非常高兴”，然后靠在雕花长椅上，穿过美丽的绿色岛屿，经过饱经风雨的宝塔，柑橘园和稻田，谈论着以往的日子。“我们玩得很开心，”奈德回忆说，“我们还一起猎鸟，鹬和喜鹊，在他们身后，船夫在岸边游泳。”

这田园般的宁静被水那边传来的尖叫打破，他们时不时听到有人喊着：“番鬼！番鬼！”奈德扫了一眼岸边，想看看是谁在叫他们，一些村民咧嘴一笑，在他们脖子上做了个奇怪的砍头手势。

沃伦解释说，村民是在警告他们，用不了多久，所有外国人的头都会被砍掉。

奈德到中国的时候，局势虽然紧张，但于美国商贩有利。自6月以来，中英两国的皇帝之间一直在进行一场时断时续的奇特战争，中立的美国人则是战争的受益者。

茶叶是中国贸易的主要商品，12月正是广州的旺季；奈德被带到了旗昌洋行二楼的房间里，仓库下层新装入的一箱箱茶叶飘散出来的气味充斥着整个屋子，在中国的前几个星期，奈德花了大量时间给茶称重还有品尝。“脏活…茶叶跑进了鼻孔，弄脏了手等等。”

然而，鸦片紧随其后，就在阴影中来临。

虽然中国和鸦片在大众心目中仍然连接在一起，但这种药物并不是中国的土产。第一批鸦片被认为是在公元七世纪初左右和阿拉伯商人一起从埃及运往中国的，数百年来，人们只用一点点鸦片来做作药物和滋补。台湾的荷兰商人可能是第一个把鸦片和烟草混合在一块吸食以抵御疟疾的人。17世纪中期，中国南方沿海的商人模仿他们，逐渐把烟草排除出了他们的吸管（即只吸鸦片），于是获得了一种对以前那些只是吃药的人来说陌生的欣快感。很快，这种放纵变为成瘾，并从富人蔓延到穷人。

自1729年起，中国就正式禁止吸食鸦片——一直到奈德抵达中国前不久都是如此，但在巨额利润的面前，中国官员和西方商人都对这一事实置若罔闻。到1830年，广州的鸦片贸易据说是世界上最有价值的贸易，超过任何地方的任何一种商品。

与其他各类贸易一样，英国人在与中国的鸦片贸易中仍占主导地位，但他们的美国竞争对手正在迅速赶超他们。作为第一个从事对华贸易的美国人，塞缪尔•肖（Samuel Shaw）在1784年与中国皇后号一起驶往黄埔（Whampoa），他当时就预见到了跟随他的人会从贩卖鸦片中获取的巨大利润，按照肖的说法，鸦片走私是在最安全的情况下进行的。对美国人来说，没过多久，他的预测就应验了，美国人大赚了一笔，不是因为美国人的道德标准比英国对手高，而是因为他们的供应来源更加独立。

18世纪，英国东印度公司（British East India Company）确立了对印度的控制，随即接管了印度对鸦片的控制体系，而鸦片曾是印度莫卧儿王朝（Mogul empire）的收入来源。印度第一任总督沃伦•黑斯廷斯（Warren Hastings）既了解鸦片的危害性，也了解它的吸引力：他说，“鸦片并不是生活的必需品，而是一种有害的奢侈品，只能用于对外贸易。”在他的指挥下，东印度公司在恒河平原种植了大片粉白相间的罂粟田，然后垄断了其生产出来的毒品的销售。（黑斯廷斯的野心得到了回报；对中国的鸦片出口最终占到英属印度收入的1 / 7。）

另一方面，美国人不得不先凑合着用在土耳其生产的鸦片。残酷的经济现状促使美国人投身到鸦片贸易中去。美国要用他们为数不多的白银来购买中国的茶叶、丝绸和瓷器；但中国人对美国人引以为傲的那些“奇技淫巧”却并不感兴趣，而曾被中国人接受作为支付货币的檀香木、海豹和水獭皮很快就用完了。

事实证明，鸦片对美国人带来的好处不亚于对英国人带来的好处。到1839年，除了同孚洋行（D. W. C. Olyphant & Company）之外，在广东的每个美国商馆都参与了鸦片贸易，站在道德层面上反对鸦片贸易的同孚洋行却被其竞争对手调侃为“锡安的圣人”

沃伦现在领导的旗昌洋行是美国最大的鸦片经销商，也是英美在印度鸦片贸易的第三大公司。

鸦片贸易使双方都变得虚伪。作为对皇帝新法令的回应，英国东印度公司在1800年庄严宣誓放弃鸦片贸易，但实际上它扩大了种植罂粟的田地，并将来自mem（译注：原文如此）的鸦片在拍卖会上卖给英国和印度商人拥有的自由的“国家船只”。鸦片供应甚至从未放缓过。

皇帝谴责这种贸易。原因之一是：鸦片榨干了帝国宝贵的白银，不仅是银币，还有被称为纹银的银块从中国源源不断地流向西方。鸦片还摧残了他的人民：据说到1835年，中国有超过200万的瘾君子，而且这个数字每天都在增长；据说，就连皇室守卫也深陷鸦片不能自拔。在他看来，这似乎是外藩在获得他授予贸易权利后忘恩负义的行为，而满族人对这种特许权从一开始就没有热情过。

中国官员毫不遮掩对西方的蔑视，而西方商人急于与他们做生意，只会加重他们的蔑视。对中国皇帝来说，世界上所有其他的民族都是附庸之国，这是一个无论多少证据都无法超越的信念。1793年，一位英国官方使者，马戛尔尼伯爵（Lord Macartney）带着礼物来到北京，希望证明与伦敦签订商业条约于皇帝有利。

中国统治者对乔治三世（George III）的“恭顺之诚”（译注：乾隆致乔治三世的信，前两句是：“敕英咭利国王谕奉天承运皇帝敕谕英咭利国王知悉，咨尔国王远在重洋，倾心向化，特遣使恭赍表章，航海来廷，叩祝万寿，并备进方物，用将忱悃。朕披阅表文，词意肫恳，具见尔国王恭顺之诚，深为嘉许。”）大为赞赏，但他认为没有必要与英国开展商业，因为“天朝德威远被，万国来王，种种贵重之物，梯航毕集，无所不有……”

为了尽量减少蛮夷对清帝国的破坏，皇帝将商人限制在广州聚集区之内，只允许广州十三行（被称为“行商”）进行所有的对外贸易，并要求这些行商承担外国人违反规定的行为责任。外国商人不得进入城墙内进行投机；外国妇女甚至被禁止进入工厂；外国船只则不得靠近黄埔，需在下游12英里处停止前进。

但广州与皇帝所在的首都北京相去甚远，这个南方城市长期以来也时常抵制清帝国的控制。被皇帝派往那里的官员很快就发现他们负担过重，收入不足，且赋税沉重，为此他们对行商十分地依赖。一些官员收受贿赂，作为交换，他们承诺不会严格执行禁烟令。例如，当一艘载着鸦片的船在近海抛锚停泊的时候，战船可能会被隐藏起来，直到所有装着鸦片的珍贵箱子安全着陆，船只又重新开始航行后；官员才会把这些战船派出去，向大海发射几炮，打出轰鸣声做做样子，这样他们的指挥官就可以向北京吹嘘，说他们勇敢地击退了那些蛮夷。

沃伦曾经在寄往家中的信中写道，如果中国当局真的要停止毒品交易的话，“外国人绝不可能把毒品卖到中国或走私到中国。”

大多数鸦片交易在广州都处理得十分迅速。入境的鸦片船在珠江三角洲的伶仃岛下风处短暂停留，然后把货物转运到备好的仓库，最后向上游驶往处于黄埔的官方锚地。中国的买家在广州岸上用银元铜板购买鸦片，然后他们会获得一份便条作为购买凭证。在买方船只上，有多达70人划桨——中国人把这些船称为“快蟹”或“扒龙”——他们在最近的船只周围你追我赶，争抢第一。看到那些甚至在船只抛锚前就成群结队地围着他们转的小船，奈德立刻就可以从远处认出那是装着鸦片的船。

在甲板上，旗昌洋行的一名代表给中国的买家填好了订单，他从133.5磅重的箱子里拿出拳头大小的鸦片蛋糕，并且从每一个他经手的箱子中得到5美元的佣金。沃伦的朋友和旗昌洋行的前任老板罗伯特·班纳特·福布斯（Robert Bennet Forbes）吹嘘说，他以这种方式在一年内就给自己赚了3万美元。沃伦对自己的收入更加的谨慎，但在他执掌公司期间，公司的鸦片利润飙升，他自己的佣金也可能飞涨。

这些商人不可能自圆其说地声称他们对鸦片给人带来的丧钟一无所知。1844年，旗昌洋行的前合伙人威廉·C·亨特（William C. Hunter）向一位参观者展示了两个在商馆几百码内烟雾缭绕的烟馆，每家烟馆都挤满了烟鬼。同年，在去新加坡的期间，奈德•德拉诺亲自走访了几家合法的烟馆：“他发现所有烟馆都有烟鬼。有一个人被鸦片抽空了身体——脸色惨白，形容枯槁，像死人一样……因为当我从他手中拿走烟管时，他完全没有反抗，只是他的眼神试图跟着我。”

美国人辩称他们只是运送鸦片；中国人用它做了什么并不是他们需要关心的。是英国人和土耳其人生产了鸦片，是中国自身的腐败使得鸦片在中国大肆流通。沃伦在给家中的信中写道，“政府的高级官员不仅纵容鸦片交易，抚台和省里的其他官员也购买鸦片，并从他们自己政府驻扎在那里的船只上获取鸦片。”

这种尖锐、自私的特质可能有助于泯灭商人们的良知，但这种良知却在他处得到了很好的发展。例如，包括沃伦和奈德在内的一些鸦片商对奴隶制等道德问题持有强烈的看法。奈德甚至小心翼翼地把废奴主义的打油诗贴在他的剪贴簿上：

星条旗曾在海浪之上迎风飘扬，现在却在耻辱中垂落下来，布满了奴隶的泪水。

美国人以极大的礼貌和尊重对待他们赖以获取合法利益的行商。例如，沃伦和他的合伙人对伍秉鉴（Howqua II，怡和行的商名是浩官，第一代浩官是伍秉鉴的父亲，伍秉鉴被有些外国商人称为浩官二世Howqua II）非常钦佩，这位严肃、有教养的老商人与旗昌洋行进行了大量交易，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富有的人之一（沃伦第一次认识他的时候是1833年，据威廉·亨特（William Hunter）说，他当时的身价为2600万美元）。甚至在沃伦年老的时候，伍的肖像也挂在他的书房里。沃伦经常向自己的孩子们引用这位中国熟人曾经对他说过的话：德拉诺先生，我希望我的儿子们如何侍奉我，我就如何竭力侍奉我的天父。

但由于法律和习俗的限制，外国商贩们被隔绝在广州城内，除了仆人、店主、劳工或敌对的暴徒成员，这些商贩们几乎没有机会认识其他普通的中国人。中国传统的排外心理与此有很大关系。

但美国人致富和从聚集区迅速走出去的热情也同样高涨。“我无法从这个国家描绘出任何有趣的东西”，约翰·R·拉蒂默（John R. Latimer），一个在沃伦到达时离开广州的商人曾经给家中写道，“因为我们被剥夺了进入乡村，甚至进入城市的权利。我们的生意占据了我们大量的精力。从我们到达的那一刻起，我们就一直在想尽快离开。”

早期旗昌洋行的合作伙伴中，只有威廉·亨特曾费心学习中文；其余的人则凑合着用一种叫做洋泾浜（“商务”）英语的奇怪语言。奈德·德拉诺的日记中充满了他对这个城市的人民和风俗的无知，而这个城市就在他卧室后面几码远的地方。也许，正是因为鸦片贩子不会把大多数中国人看作仆人或猎奇对象之外的东西，使得他们根本不顾成千上万渴求他们的鸦片的中国人的死活。

无论如何，他们从中获得了巨大的利益，德拉诺家族和他们的大多数美国同胞都认为没有理由不去努力竞争以分一杯羹。传教士和其他人发起的那些认为毒品贸易本质上就邪恶的的抗议，让他们大为光火。沃伦在寄回家的信中写道：“从道德和仁爱的角度来看，我不会假装能为对鸦片贸易的控诉辩护，但作为一名商人，我坚持认为这是一种公平、光彩、合法的贸易；即使说到最坏，它也不应该遭到比向美国、英格兰等地输入葡萄酒、白兰地和烈酒更多更大的反对。”

罗伯特·班纳特·福布斯对此表示赞同。“至于对人的影响，毫无疑问，鸦片在某种程度上会让人堕落；但可能也和饮用烈酒不相上下，”他后来写道，“的确，在三亿五千万人口中流通的两三万箱鸦片，差不多一千二到一千五百万磅，比起叫做‘三烧’（samshue）的用米酿制的劣酒对中国的危害可差远了。”

除此之外，他还说，最优秀的人都这么做了：“我觉得效仿这些先例是正确的：英国东印度公司，以及我一直都仰望，视作贸易中一切美德的榜样的商人——珀金斯家族（Perkins’s）、皮博迪家族（Peabodys）、罗素家族（Russells）、洛家族（Lows）。”

中国人把鸦片称为“黑虎”，因为它毁掉了太多人。对中国人来说，鸦片交易是有风险的：零星的打击有时会削减利润；被捕的走私犯有时会被勒死；海盗在海岸线上游走；鸦片价格剧烈波动，这都取决于有多少毒品被运到岸上。

但对于那些很少冒险，而且总是提前付款的外国人来说，鸦片相对安全且有利可图，而且利益巨大。多年后，威廉·亨特还能回忆起毒品交易时那种欣喜若狂的心情：商人“在交易时的心情是愉快的，汇款的时候是平静的。交易似乎本就是鸦片的一部分，让我觉得心安理得……而且没有坏帐！”

1839年3月，奈德到达的两年前，这一切都面临突然结束的危险。当时，清政府清廉的钦差大臣林则徐开始执行长期禁烟的法令，永远终止鸦片贸易。林则徐派遣军队包围了工厂，命令鸦片贩子们交出所有鸦片，并保证不再夹带。林则徐警告说，不能让外国人遵守规定的行商将被斩首。沃伦和其他鸦片贩子在工厂里被关了几个星期，直到英国贸易主管查理·义律（Charles Elliot）交出了最后的20283个箱子——每一个箱子里都是满满的鸦片，足以让8000个一天三管的超级瘾君子昏迷一个月。旗昌洋行上缴了1400多箱鸦片。所有的鸦片被都溶在水中，用盐和石灰稀释，因为弄脏大海向神灵举行了道歉的祈祷，然后倒入大海。

之后，英国人撤回到靠港的船上，他们把挂在工厂餐厅里乔治四世（George IV）的真人大小的肖像装进箱子一起带了回去，等待着伦敦派遣远征军侵袭中国，迫使皇帝为他们所销毁的鸦片赔款。

美国人没有和英国人一起。当义律要求他们这么做，从而促使“中国人接受他们的条件”时，罗伯特·福布斯（Robert Forbes）的反应相当激烈。多年后他回忆道，“我回答说，我来中国不是为了健康或快乐，只要我能卖一码货或买一磅茶，我就会留在我的岗位上……。”

1840年6月，英国舰队中队抵达广州，封锁了通往广州的道路，并在沿海开始了一系列小规模的激烈行为。零星冲突后，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战争持续了近三年。

美国人对战争的看法有分歧，英国人也是如此。包括许多教士在内的一些人认为，鸦片贩运是完全邪恶的。英国在海外的冒险从未得到过公众支持，尤其是在新英格兰海岸一带。尽管如此，前总统兼国务卿约翰·昆西·亚当斯（John Quincy Adams），现任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House Committee on Foreign Affairs）主席，却在波士顿的马萨诸塞州历史学会（Massachusetts Historical Society）发表的一篇广泛报道的文章中为英国辩护。他说，“鸦片之于鸦片战争正如波士顿倾茶事件之于美国革命。”

“战争的起因是磕头！——是中国傲慢而不可容忍的自命不凡，认为中国与他国进行商业往来，不是基于平等互惠，而是基于君臣之间有辱人格和贬低身份的关系。”亚当斯的观点被证明是如此的不得人心，以至于已经接受了他的文章准备发表的《北美评论》（North-American Review）的编辑，觉得还是把文章退还给他更明智。

尽管如此，英国最终还是赢了——中国被迫变得更加开放，接纳了更多的外国人——这对那些想赚钱的人和那些想在这拯救灵魂的传教士来说都是有利的。上帝行事的方式有时确实让人难以揣摩，随着冲突的持续，甚至一些传教士也开始从中发现了益处。“尽管战争给这片原本和平的土地带来了一连串的恐怖，”来自纽约州北部、停留在广州的传教士S·威尔斯·威廉姆斯（S. Wells Williams）写道，“更严重的鸦片祸患正在杀死成千上万的人，我们要奉主之名勉励自己。这场战争的起因极其令人反感，但以往的战争也是如此，但它们终将会给遭受破坏的地方带来福祉。”

就连同情之心，德拉诺一家也有分歧。他们对英国人没有什么好感：船长沃伦·德拉诺一世，兄弟俩的水手父亲，在1812年战争中被英国人俘虏和虐待。沃伦和奈德同情中国人保卫自己家园的决心，即使是对抗他们永远无法匹敌的现代武器。当他们听说英国水手在沿海地区进行强奸和掠夺时，他们感到义愤填膺。“

我真希望英国佬（John Bull）被彻彻底底地打败一次，”奈德写道，“为它（指英国）进入他们（指中国人）平静的家园并对那些妇女犯下的骇人听闻的暴行。”当英国战败的消息从远在阿富汗的另一个殖民地传来的时候，奈德偷偷的感到高兴：“我几乎希望印度的真正主人，他们自己的人民能够主导自己的国家，把那些侵占之心不死的傲慢的英国人驱逐出去——而让英国人永远无法在中国立足的希望正是与此相关。”

与此同时，德拉诺家族和他们的朋友同样经常对激怒英国人的中国人的傲慢感到恼火。沃伦在冲突初期写道，“英国应该对自己和（西方的）文明世界负责，让这些糊涂的人明事理，教会他们用一种基本的礼貌对待陌生人。”他们祈祷，如果英国发起袭击，他们就应该袭击的更猛烈一些，因为一场小小的胜利可能会激起广东人对商馆的报复，而美国人知道，他们不能指望暴徒在他们在商人中仔细的区分谁是英国人，谁是美国人。“即使是官僚也分不清，”沃伦写道；所有的外国人都是番鬼。

与此同时，随着英国商贩的离去，这块地留给了美国人。奈德开始工作的时候，旗昌洋行正在整顿。罗伯特·福布斯（Robert Forbes）坐船回了国，让沃伦掌管公司；作为广州最资深的商人，他也是美国的副领事。在他精明的指挥下，供应给英国的茶绕过中国的反封锁线，运给正在等待的英国船只，所有茶叶的价格都十分昂贵，对此英国商贩只能抱怨。一位英国人写道，“当我们抓着牛角的时候，美国人却在挤牛奶。”

“英国人非常羡慕他们的对手的成功，”奈德说，“用你能想到的每一个办法折磨他们吧——美国人追求的是简单明了，没有大张旗鼓的通知他们，而是闷声发财……”

这种直截了当的做法也让沃伦从中国人那里赚了不少。一艘重达900吨的英国“剑桥号”被困在中国海洋境内。沃伦只用了一点钱就买下了这艘船，把它改名为“切萨皮克号”（Chesapeake），然后以舒适的利润把它转卖给钦差大臣林则徐。林则徐则把这艘船拖到黄埔下游，在甲板上放上大炮和火药桶；船上的桅杆上飘着的色彩鲜艳的旗帜，上书“勇”字，意在恐吓任何想越过这艘船的外国人。

尽管广州发生骚乱的谣言和来自海上的袭击，时不时会迫使旗昌洋行的人卷铺盖逃往澳门，但他们在广州的生活还是很舒适的。公司厨师的手艺一流；他们手里还有很多加尔各答啤酒；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仆人来摆放他们的白色亚麻西装，负责修补蚊帐，吃饭时站在椅子后面待命，一位美国客人写道，“不能和家里更像了，菜品就像是用闪电运来的一样”。

但在异乡也常常感到孤独和沮丧。奈德和沃伦都认为广州只不过是一个赚钱的地方。奈德还没到中国就说这是一个“肮脏的洞穴”；沃伦以为那里的生活“就像在海上漂流很长一段路那样单调”。信从家里寄来得好几个月才能到，如果能到达的话。在奈德·德拉诺在广东的七年里，他的五个姐妹中有四个死了（译注：目前可以查到的是他们有四个姐妹，三个（路易莎，黛博拉，和苏珊）死于1841-1846年间，她们的名字后来被用来命名沃伦的女儿们）；因为害怕看到更多不幸的消息，每拆开新的信封都让他为难不已。为了让家庭里的人能够记住彼此的长相，他们来回寄送肖像。

在他们的妹妹苏珊“被恶魔夺去生命”的六个月后，兄弟俩迫不及待地打开了装着她的纪念肖像的包裹：“没有看脸之外的部分，我亲爱的妹妹苏珊跟这肖像不一样，”奈德写道。“我很失望。”沃伦寄回了至少两幅自己的肖像，是著名的广东艺术家关乔昌 （1801-1860，号林官，广东南海人，油画家，在十三夷馆区的同文街开画馆，为洋人画像。洋人用他的号来称呼他，即“Lam Qua”）所画，不过他对这两幅肖像的逼真程度都不怎么满意：“……在我看来，”他写道，“它们看起来都不像我，倒像-像-像马丁·范布伦（Martin Van Buren）。”

图7. 沃伦·德拉诺（左）和马丁·范布伦（右，1837-1841年任美国总统）的肖像画。

除了工作，在这很少有其他事可做。白天都是在办公室忙碌。晚上，奈德有时在一条与商馆相连的一条崎岖不平的小路上玩保龄球。更多的时候，他会和前面广场上的其他商贩一起闲逛，或者玩一名游客所说的“原始而有益健康的游戏，跳蛙（leap-frog）”。对那些每天傍晚都聚在那里看野蛮人在做什么的广东人来说，跳蛙游戏是他们最爱看的奇观。

在天气炎热的夜晚，旗昌洋行的人有时会冒险下河，小心翼翼地躲在桥下，远离海岸，避免被从暗处扔向他们的石头和垃圾打到。

一次，商人们被关了几个月，彼此都很紧张。奈德对各种小事都特别敏感，不论真假；一个关于他变粗的腰围或者他年轻的外表的再熟悉不过的笑话，或者他在餐桌上的位置莫名其妙地变了，都可能让他好几天感到不舒服。

私人走私有时也会带来一些刺激。显然，奈德独立经营的丝绸生意不错；有一天早上他起得很早，“把67箱丝绸走私上莉娜的船，冒险能赚10000美元，做生意却只有500美元。E.金（E. King）（旗昌洋行的一个合伙人）开发了这种方式，但我坚持了下来，并且成功了。”

行商的生活太缺女人了。拥挤的江边到处都是飘在江上色彩艳丽的娼妓花船，但至少从理论上讲，商贩们却不能进去。奈德说一天晚上，他在船上“对一位年轻的小姐献殷勤……我克制着没去强吻她，只握了一下她的手。中国法律禁止外国人上船寻欢作乐，我没有冒险去这个女士的闺房。”但也有人冒着风险去了。一些在河上给商贩划桨的强壮妇女也可以做这种事。

德拉诺家族的一些朋友把他们中国的情妇留在了澳门。威廉·亨特至少生了两个孩子。事实证明，他是如此喜欢她，以至于在18年来第一次度假，启程前往美国之后，他中途折返，显然他再也无法和她分开。奈德厌恶地说：“他一定是疯了。1825年他就回家了……他积累了20多万美元，却回到了中国和他可怜的疍家情妇相聚。”

1841年1月7日，英国占领了守卫珠江河口的穿鼻炮台和大角炮台两座要塞。几天后，奈德和其他几名旗昌洋行的人自己划船到穿鼻，亲眼目睹了这场灾难。首先，英国的蒸汽船打穿了墙壁，使它的枪炮沉寂下来，接着，登陆的步兵和水手们困住了大约七百名守卫，并在他们试图逃到海里时，把他们全都屠杀了，只留下屈指可数的几个。

奈德从废墟中穿过，说：“我看见一个中国人的尸体被烧了。尸体的嘴上盖着中国的卷轴画，一些（英国）水手把一根竹子放到尸体的嘴里。在另一个房间里，有一大滩血迹……然后是一个中国人的靴子、帽子残骸……枪、弓……”一名英国海军士兵给他看了五具还未埋葬的尸体，还兴高采烈地从其中一具尸体的外套上剪下了一件纪念品，这是一个木制的标签，上面用中文写着死者的名字和单位。其余的尸体被仓促地埋在城墙外的一个墓坑里，英国人在上面放了一根竹子，竹子上面顶着一顶苦力的草帽，还有一个手写的标志：“通往光荣之路。”

奈德被吓坏了——“多么可怕的屠杀！”但他并没有一吓不起：那天晚上睡觉前，“我吃了一顿丰盛的晚餐”。

气氛异常紧张，德拉诺家族自己也无意中加剧了紧张的氛围。奈德从这座被毁的堡垒回来几天后，他和沃伦又一次来到了河边，甲板上有一个武器库，是用来抵御海盗和射击水鸟的。船夫扮演卸货工的角色，当一个人把沃伦的猎枪放回甲板时，枪爆炸了。两个人受伤，其中一个人几分钟内就死了，另一个只是头皮被擦伤。他们愤怒的同伴拒绝继续划船，直到德拉诺斯把其余的枪的子弹全部朝水中射完。那具血淋淋的尸体被用毯子裹了起来，带到了甲板下面。

不知怎么回事，他们还没到广州，消息却已经传了过去，就在离工厂几英里远的地方，死者的家人就划船过来了：“死者的妻子，或者说是寡妇开始了哀嚎。除非把问题解决，我们的船才能继续前进。我们两个仆人去广州拿钱。

我们好心的给了这[悲惨的一家]150美元。在死者的家人和亲戚们为此争吵了一个多小时之后，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再要200美元作为贺礼，死者的兄弟愿意娶这位寡妇，并得到谈好的报酬。这是理所当然的，经过两三个小时的行骗之后，死者的尸体和所有的顾虑被一起运走了。这个家庭现在拥有的钱可能比他们以往任何时候都多，也可能比将来任何时候都多。死者是作为一名普通的船夫被雇用的，一个月只能赚1.5到2美元不等！当然……这个人的死亡对他们来说是一件幸运的事情……。”

后来，当一个焦虑不安的商人低声说他听说有外国人杀了两名船夫时，奈德向他保证说：“全是胡扯。”

战争似乎越来越近了。2月27日，英国的明轮艇“天罚号”（Nemesis）派出一支队伍登上改装过的切萨皮克号的两侧，也就是沃伦卖给中国人的那艘船。英国水手开始放火烧船，当火烧到船上的弹药库时，船爆炸了。

奈德从十多英里外的工厂窗外望去，看到了爆炸，“一束突然而明亮的光”出现在地平线上，“这景象使我的心怦怦直跳，我想和我在一起的人的心也是狂跳不已。”

那天晚上有9个人在吃饭，8个美国人和一个西班牙丝绸商人，他无法安排回家的路。这个夜晚不像往常那么热闹，正如奈德所说的，所有的客人都紧张地认为他们代表着“整个广州，甚至整个中国的外国人”。

一个月后，英国人开始袭击广州，似乎仅仅在几小时之内，就有成千上万的中国人逃往农村，慌乱的广州长官要求沃伦向英国人求情。沃伦说，他会看看自己能做些什么，但他只能从一个保护公司财产的严格中立者角度出发。英国司令官很客气地接待了他，但没向他保证任何东西。

向城里返回时，沃伦乘坐的打着休战白旗的快艇在岸上遭到伏击。在黄埔焦急的等待的时候，他描述了奈德遭遇的事：“当靠近广州的时候……胆小的中国人朝我的小船开枪，离我的脑袋只有30英尺，有两个人跳过了船，有两三个跳到了船的底部，像个哭哭啼啼的孩子一样大叫，而其余的人在巨大的恐惧和混乱中朝着士兵尖叫，让他们停止射击。然后，翻译上了岸，在耽搁了一个多小时之后，六七个小官吏上了船，凯旋地把我带到广州。

是的，我被押进了这座城市，走了四分之三英里的路，成了一个囚犯，给四周目瞪口呆的人群带来了惊讶、钦佩和满足。英勇的士兵们把发生的可怕的冲突告诉了身边的人。我被带到广州总指挥助理杨芳将军面前，74岁的他老态龙钟，眼花耳聋。他问了我一些愚蠢的问题，检查了我的衣服、帽子、鞋子和手杖，对我的头没有剃光表示惊讶。他握着我的手，仔细检查着，还闻了闻，又让我解开我胸前的衬衣，让我完全暴露了出来，我照做了，然后他说我是一个好人，一个优秀的人，是他所认识的人中最好的之一，然后这位大人抓住站在他身旁三英寸之内的一个衣衫不整的士兵，说我‘完全和他一样’。”

在催促逮捕他的人与英国寻求某种妥协之后，沃伦被释放了。他们的确这么做了，中国同意在六天内向围城军队支付600万美元的赎金，这笔钱是英国每年茶叶收入的两倍多。

1841年3月，英国人终于抵达了广州，向海滨炮台开炮，偶尔也会越过工厂打进城中。第一枪打响后，包括奈德在内的大多数美国人都躲了起来，但沃伦却呆在屋顶上，看着炮弹在他头顶划过，落入混乱的街道。

看到表面上恢复了正常的商业，德拉诺家族喜忧参半：战争的威胁似乎已经减轻，但商业不再完全掌握在美国人手中；翻阅着1839年和1840年的账本，奈德不禁叹了口气，感叹道：“类似这样的巨大利润，我认为不可能再出现了。”

战争沿着海岸向北推进，直抵长江，到达南京。英国舰队在战船中一路狂轰滥炸，在一个又一个设防的村庄停下来大肆掠夺，然后继续开往下一个。（英国士兵、水手和印度兵都竞相争夺财宝，印度斯坦语中“掠夺”（loot）一词在这次远征后就成了英语。）中国军队对他们几乎束手无策；无论是中国人特别的响箭、还是翻着跟头前进的挥舞着剑的勇士，都不是英国火力的对手。

奈德对英国的胜利来得如此轻易感到厌恶。要是中国有那么一点点“鞑靼人的精神，敢于惩罚入侵和平民族之地的人，”他写道，“没有一个英国人敢跑到这来屠杀中国人……我对他们没有同情——想想看，一万人征服了一千万人！！”

1842年正式结束战争的《南京条约》迫使清政府赔偿了2100万美元的赔款，新开放5个贸易港口，并将香港割让给英国。但却没有提到鸦片——双方都假装对此事一无所知——于是鸦片贸易继续进行。两年后，凯莱布·库兴（Caleb Cushing）通过谈判达成了《望厦条约》，明确宣布鸦片为“禁运品”，但包括德拉诺家族（Delanos）在内的美国佬商贩们却继续以前所未有的轻松和热情运销鸦片。

 （1858年，一场更加血腥的第二次鸦片战争再次以英国的胜利告终。《天津条约》的签订让中国开放了更多的贸易港口，并对鸦片制定了关税，从而最终使鸦片贸易至少具有准合法性。鸦片问题逐渐变得越加严重。既然鸦片现在可以不受干扰地进口，皇帝就宣布他的臣民可以自己种植鸦片。到1875年，在多山的云南省，整整三分之一的可耕地被罂粟覆盖。在20世纪之交，中国大约有1500万瘾君子。1907年，中英两国同意在十年内逐步停止印度鸦片的出口，但中国境内的鸦片贸易仍然繁荣不减，直到1949年共产党取缔鸦片。）

1842年秋天，沃伦几乎十年来第一次乘船回家（译注：十九世纪前半叶来中国广州做鸦片生意的那些WASP，经常在中国一呆就是十几年，二十几年，很多人结婚年龄都较晚，沃伦三十多岁结婚还算是早的）；一年多后，他带着妹妹朵拉（Dora）和马萨诸塞州北安普顿的新婚妻子凯瑟琳·莱曼（Catherine Lyman）以及他们的女仆登上了罗伯特·班纳特·福布斯的新船保罗·琼斯号（Paul Jones）回到了中国。新船很快——只花了106天——并且和中国的贸易中第一次配备了冰库。“在保罗·琼斯号上我们有冰块，”奈德惊奇地说。“派人去买薄荷，这还是第一次在中国……调制冰镇薄荷酒来喝。”还有新鲜的新英格兰丕平（pippin）苹果，“不用说，我吃得有滋有味，”第二天剩下的冰还够做“冰淇淋，这在中国是闻所未闻的东西”。

德拉诺兄弟的生活似乎越来越好。沃伦和他的小家庭——他们在1844年生了一个孩子，取名苏珊——买下了一幢废弃的大平房，俯瞰着繁忙的澳门港，他们把房子叫做箭矢谷（因为德拉诺斯家族喜欢在花园里玩射箭），也叫老鼠洞（因为它原来的主人在德拉诺斯家迁入之前被驱逐了出去）。

奈德很快就将羽翼丰满，成为公司的正式合伙人，每当他在澳门的时候，都和他们住在一起。1844年，奈德前往印度视察和购买鸦片，与其他公司的代表在孟买和加尔各答展开了温和但有时有点疯狂的竞争。（当快船羚羊号（Antelope）——他成功的在船上装了1400箱鸦片——将货物运到黄埔交给沃伦后，奈德非常高兴，随后他又前往澳门，给沃伦主要的竞争对手英国的宝顺洋行（Dent and Company）运送了250箱鸦片。）

在奈德离开的时候，沃伦的小女儿去世了，他的第二个孩子出生了，但看起来非常的虚弱。箭矢谷也被大火烧毁。当奈德回到中国时，他的哥哥决定该回家了。

奈德回到澳门几天后写道，“天黑之前，我陪沃伦到死屋……去看那个箱子，里面装着他可爱的小苏茜（苏珊的昵称）的遗体。”沃伦受到了很大的影响——回到家后，他毫不顾忌地向我讲述了他对凯蒂（即凯瑟琳）神智的担忧——他担心凯蒂崩溃。苏茜死后，凯蒂在回家的路上变得很古怪。脾气变了，生活方式也变了等等。“我认为必须让凯蒂恢复理智。”1846年夏天，在一位中国奶妈和男仆的陪同下，沃伦和他陷入困境的一家人回到了美国。

凯瑟琳·德拉诺恢复了过来，最终又生了九个孩子；其中一个叫孩子萨拉（Sara），后来成为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总统的母亲。奈德说，在回国后的几个月里，沃伦“完全投身于生意之中”。“无所不及”——铁路、煤矿、造船；“我担心他的涉猎太广了。”

图8：沃伦·德拉诺的弟弟富兰克林·休斯·德拉诺（Franklin Hughes Delano），在纽约州哈德逊河畔的豪宅外景（上）及一个房间的内景（下）。这个豪宅的名字是Steen Valetje，占地290英亩（1英亩=6.07亩，290英亩是1761亩），建筑面积17000平方英尺（约1700平方米），有28个房间。

（图片来源：https://www.6sqft.com/19th-century-hudson-river-estate-built-for-an-astor-gets-a-price-cut-to-20m/）是富兰克林1844年结婚时由同为富豪的新娘家赠与。富兰克林没有子女，1893年他死后该房产由老鸦片贩子沃伦二世（罗斯福总统的外祖父）的儿子沃伦四世（罗斯福总统的舅舅）继承。

奈德觉得，没有哥哥的照料，广州实在难以忍受。更高级的合伙人管理着茶叶、鸦片和进口业务，只剩下公司的信件给他处理，而他现在认为这是一项大材小用的文书工作。他讨厌公司的新总裁保罗·S·福布斯（Paul S. Forbes）——“一个可怜的、鬼鬼祟祟的家伙”——似乎他们两人之间都存在这种感觉；虽然这两个人每天都在同一个小办公室工作，几乎每天晚上都在一起吃饭，但他们不怎么说话。奈德觉得自己被排挤在外，因为“思考、烦躁、沉思”而难以入睡，对他所认为的“许许多多的低声交谈、窃窃私语”感到愤愤不平，他还觉得“人们的表情似乎对我有十分可怕的意图”。

最后——可能每个人都松了一口气——奈德成功地提出了满意的条件，根据这些条件，他可以离开公司，带着将近8万美元的利润乘船回家。1847年7月31日，奈德开始了他的旅程。“离开广州，”那天晚上他写道，“我希望自己能说，永远不要再为这个地方烦恼了。”

他确实再也没为这个地方烦恼过。奈德没有结婚，大部分时间都住在沃伦在纽约纽伯格的豪宅阿尔戈纳克（Algonac， 沃伦为自己占地60英亩的豪宅起的名字，豪宅位于纽约州纽伯格市北面两英里处，哈德逊河边，见图9）。奈德涉足了几项生意，却没有投入多少精力，也没有取得多少成功，而且变得非常肥胖。1881年夏天，他在游艇上突发心脏病去世。

图9. 沃伦·德拉诺的豪宅阿尔戈纳克（Algonac），位于纽约州纽伯格市北，由沃伦·德拉诺在1851年买下。罗斯福总统的母亲萨拉·德拉诺就出生在这里。

但沃伦·德拉诺却不得不再次为中国烦恼，因为事实证明，奈德对自己过度扩张的担心是正确的。沃伦在48岁的时候就成了百万富翁，但1857年大恐慌毁了他的所有。1860年，沃伦被迫回到中国，这次是到香港（译注：鸦片战争后一口通商的局面被打破，鸦片贸易的中心转到香港和上海）。在香港，他花了5年多时间通过两门生意恢复了他的损失，正是当年让他如此迅速地变得如此有钱的那两门生意——茶叶和鸦片。

图10. 1863年，弗里德里克·德拉诺（Frederic Delano， 照片中婴儿，沃伦的儿子，本文作者的曾祖）生于香港。这是他和母亲凯瑟琳·莱曼·德拉诺（沃伦·德拉诺的太太）及中国男仆的合影。

1879年，沃伦离开广州30多年后，他的老朋友罗伯特·福布斯让他写下过去在那里生活的回忆。从那以后，两人都在与中国贸易无关的领域获得了卓越的声誉和几笔财富，但福布斯对广州越来越怀念。他说，他希望沃伦和所有还健在的旗昌洋行的人能贡献一点回忆录；那时还有大约一百人；这些回忆将被用来为公司编写一部丰富多彩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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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伦给福布斯寄来了一份关于他在中国的生涯的简短总结，他没有提到他参与鸦片贸易。福布斯的其他一些前合作伙伴仍然不那么愿意参与，不愿陷入任何可能会被证明是令人反感的历史。就连福布斯最终也对他的计划进行了反思：“我唯一担心的是，”他向沃伦坦白道，“在对鸦片贩运的原因和影响给出一个概述时……我可能说得太多了。”最终，福布斯选择了什么都没说。

沃伦可能松了一口气。他把自己的晚年拿来跟进他的投资，管理他的巨额财产，为共和党候选人和其他他认为有价值的事业做贡献，其中包括支持布克·华盛顿（Booker T. Washington，1856-1915，布克·华盛顿是美国黑人历史上重要人物之一。

1895年他在亚特兰大发表《亚特兰大种族和解声明》演说，认为黑人应该接受种族隔离，且应该通过自身的努力寻找就业机会。这场演说使他闻名全国，成为美国黑人的代言人。他和当时最富有及最有能力的白人商人和政治家合作，帮助筹款创建数百个社区学校和高等教育机构，以提高美国南方黑人的教育水平。著有自传《超越奴役》）在南方黑人中的工作。

当年的鸦片岁月就这样在记忆中淡去。

1898年沃伦•德拉诺去世后几年，一位受益于他的慷慨大度的一神论牧师写信向他致敬。他说：“事无大小，沃伦似乎都能保持正确、公正和公平。而不诚实、虚伪、狡诈，不管它们如何出现，也不论它们在谁身上，在沃伦面前，都会遭受非难……他的道德力量和实际行动从来没有让他在他认为是真善美的东西面前松懈过：其余的就交给上帝吧。”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美国历史学家似乎也满意于，让美国商贩对鸦片利润的追求在很大程度上被遗忘。

即使是海军少将塞缪尔·艾略特·莫里森（Samuel Eliot Morison）在他的不朽著作《马萨诸塞州航海史：1783-1860 （The Maritime History of Massachusetts: 1783-1860）》（1921）中，也用了三页纸来进行不同寻常的辩护。

他从这样一个事实中找到了慰藉（尽管不容易看出为什么）：“对英国公司来说，（鸦片走私）是至关重要的。而对波士顿的公司来说，这只是偶然的。”莫里森的立场或许更为坚定，他“冒着五十步笑百步的风险”争辩说，“在（中国）政府使眼色的时候走私鸦片（就像美国人那样），和在（中国）官员进行即使迟缓但却真诚的道德改革时用大炮和刺刀强行灌输鸦片之间，是有区别的。”

对美国鸦片贸易及其对买卖双方的影响的更客观的研究，要等到更近一代了解中美相关资料的学者来进行——比如雅克·唐斯（Jacques M. Downs）、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彼得·沃德·费伊（Peter Ward Fay）和查尔斯·斯特尔（Charles C. Stelle）。

没人知道罗斯福对他外祖父参与的鸦片贸易了解多少。当专栏作家威斯布鲁克·佩格勒（Westbrook Pegler）指责罗斯福靠“一个老海盗”从“像卖淫一样可怕、可耻的奴隶贩卖”中攫取的财富过活时，白宫谨慎的保持了沉默。

但埃莉诺·罗斯福（Eleanor Roosevelt，罗斯福总统夫人）被佩格勒的指控刺痛了。1953年，当她访问香港时，她特意向一位经验丰富的英国商人询问鸦片时代的情况。在和他谈过之后，她不情愿地总结道：“我想德拉诺家族和福布斯家族，就像其他人一样，不得不在他们的货物里装上一些有限数量的鸦片，才有可能进行任何贸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