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史论史，贵乎其大——评赵立新最近言论_风闻

    最近，知名的瑞典籍演员赵立新（名字是中国的，人已经是瑞典籍）在其微博上发出一问：“日本人占领北京（当时称北平——笔者）八年，为什么没有抢走故宫里的文物并且烧掉故宫？这符合侵略者的本性吗？”

 网友回复说：“他们准备占领并统治，而不是掠夺。”

 赵又问：“投降前还这么想吗？”

 网友又回复说因为故宫的国宝级文物在北平沦陷前已经南迁，留下的价值已经不高了。

 赵表示他不太信服这一解释，因为毕竟还有百万件没有运走。

 

 这一问顿时引起包括“共青团中央”和“紫光阁”在内的官方媒体舆论哗然，国人纷纷指责赵立新历史观倒错，是在为侵略者洗白。

舆论压力下，赵立新道歉并解释说：

自己之所以发布争议微博，源于连日来在修改之前写的一部有关故宫设计师后人参与修缮工程的剧本，4月2日早上又看到一篇文章中提到“侵华日军占领北京时没有抢走故宫文物”，出于对这个观点的严重不认同和发自内心的惊愕，所以在微博上发表了对侵华日军残暴行径最为强烈的反问和发自内心的反感。自己在微博上的表达方式，以及在与网友的思辨交流的过程中出现了很大歧义，反观全程，被外界误解成是为日本侵略者洗地的一次论据，这是他万万不会去做的。无论是对个人良心，还是国家荣誉的捍卫，他都必须告知所有人这一点。

对赵立新的这种解释大家并不接受。有网友贴出他以往的微博言论，指出这位瑞典公民赵立新一贯抹黑他过去的祖国，这次的解释把自己颠倒黑白的历史观说成仅仅是表达方式问题，也属于避重就轻，牵强做作。

对这事儿，我想说说自己的一些看法。

首先，我当然认为大家对赵立新的批评是完全正确的：他的这种言论事实上就是在为侵略者洗白，正如几年前那些煞有介事地谈论狼牙山五壮士是不是拔了老百姓的萝卜吃，是不是用“标准姿势”跳崖的人，其实就是在抹黑五壮士作为民族英雄的光辉形象一样。

同时，作为一名大学思政教师，我更关心的问题是：

赵立新也是堂堂名校毕业的大学生，在影视圈里业务水平和一般文化素质算是比较高的，他是怎么走到这一步的？

是不是还有一些人尤其是年轻人，其实内心也有赵立新一样的想法？

怎样才能正确地认识历史，避免受到网络环境下被包装得令人眼花缭乱的各种错误思潮的误导？

我不知道赵立新现在内心的真实想法，不知道他是不是真的还坚持爱国立场（这是指的爱中国，因为他道歉时讲的“国家荣誉的捍卫”，显然是指的中国而不是瑞典的荣誉，这说明他还是本能地认为自己是中国人，或者他至少知道大家之所以在这一问题上指责他，其实也还是把他当做中国人来要求的。就这一点而言，谈论他是不是爱中国，还是有意义的）。但我想，即使他现在已经不爱国了，应该也不是一生下来就不爱国，而是经过了一个过程，受到了某些影响，才变成这样的。因此，我仍然愿意假定：赵立新还是爱国的或者至少对他原来的祖国还是有一些感情的，他的道歉是真诚的或者至少不是完全虚伪的——再重复一遍，这不是说我能保证他真的是这样想，而是因为这个假定是我们能够与他以及他这样受错误思潮影响的人心平气和地谈论问题的一个基本前提。

在我以往的教学经验中，曾经有过这样的学生：

他们在网上，或者某些“学者”、“历史专家”那里听到了一些与教科书所讲的不同非常“新”的、“颠覆性”的观点（例如十几年前有“历史学家”说第二次鸦片战争的主要原因是中国不遵守条约袭击英法船队，火烧圆明园是因为中国虐待外交使节，义和团是反科学反文明的“暴民”等等），她们感到惊愕，但又不知如何反驳。有些同学就会“扮演”持这种观点的人的“角色”，向我进行诘问——实际上内心里是希望我能把她们驳倒的。

这些同学之所以进行这样的“扮演”，可能是因为：

1.      她们想以此抒发出自己碰到这些观点又反驳不了的那种震惊感和无力感，希望老师也体会一下这种感觉，觉得只有这样才能引起老师的注意和重视：“老师你看，我已经被完全这种观点俘虏了，你快来救我啊！”

2.      她们觉得只有这样让自己“进入角色”，才能毫无顾忌地把这些观点的种种“理由”、“论据”原原本本地摆出来，让老师更加客观地进行分析和评论，给出令人信服的结论，而如果总是加上一些“这不是我的观点”、“有人认为”、“据他们说”之类的话，可能无形中会冲淡、削弱那些“理由”、“论据”的力量。

归根到底，这些同学其实是想和老师“打实战演习”，让自己作为“蓝军”直接向老师的“红军”开火，让老师直接回击自己，而不是仅仅和老师纸上谈兵地探讨“假如那儿有蓝军，您说说怎么办？”——这种心态，其实有点像朱日和基地的那位蓝军司令满广志，内心里是希望红军赢的，希望红军以后在战场上天下无敌，但正因为如此，他必须让自己全力以赴地彻底投入蓝军的“人设”，把蓝军最“狠”、最“怪”、最“损”的招儿都不留情面、不作保留地使出来。

  所以当赵立新说他是“出于对这个观点的严重不认同和发自内心的惊愕，所以在微博上发表了对侵华日军残暴行径最为强烈的反问和发自内心的反感”时，我想到的就是这样一些同学。——当然，可能赵立新不是这样想的，但这无关紧要，我下面的这些话，就是讲给那些这样想（被某些不正确的观点迷惑，但又不知如何摆脱，希望以自己的“蓝军”姿态引起他们所信任的人的足够重视和认真应对）的人们听的。

首先，关于故宫国宝的问题，我们要树立的第一个观念是：最大、最重要的“国宝”，不是那些文物，而是国土本身。

史载：

一九三三年一月，日本侵占山海关后，国民党政府以“减少日军目标”为理由，慌忙将历史语言研究所、故宫博物院等收藏的古物分批从北平运至南京、上海。

鲁迅先生当时在《申报·自由谈》发表了《崇实》一文，其中仿崔颢《黄鹤楼》赋诗一首曰：

“阔人已骑文化去，此地空余文化城。文化一去不复返，古城千载冷清清。　　专车队队前门站，晦气重重大学生。日薄榆关何处抗，烟花场上没人惊。”

在文中，鲁迅先生愤慨地写道：

“又例如这回北平的迁移古物和不准大学生逃难，发令的有道理，批评的也有道理，不过这都是些字面，并不是精髓。　　　　倘说，因为古物古得很，有一无二，所以是宝贝，应该赶快搬走的罢。这诚然也说得通的。但我们也没有两个北平，而且那地方也比一切现存的古物还要古。禹是一条虫，那时的话我们且不谈罢，至于商周时代，这地方却确是已经有了的。为什么倒撇下不管，单搬古物呢？说一句老实话，那就是并非因为古物的“古”，倒是为了它在失掉北平之后，还可以随身带着，随时卖出铜钱来。

大学生虽然是“中坚分子”，然而没有市价，假使欧美的市场上值到五百美金一名口，也一定会装了箱子，用专车和古物一同运出北平，在租界上外国银行的保险柜子里藏起来的。”

鲁迅先生的价值，在于他的愤慨从不损害而是大大增加他的深刻，以上就是一例。

我们今天应该好好重读一下鲁迅先生这些话，尤其是当现在很多纪录片、影视剧都在津津乐道地讲述抗战时的“文物南迁”如何伟大，如何为我们留下了多少“文化瑰宝”的时候。

日寇的罪恶滔天，首先并不在于掠夺几件乃至成千上万件文物，而在于侵略这些文物所在的泱泱中华的国土，野蛮屠杀和奴役、凌虐劳动生活在这国土，创造了这些文物的中国人民；

国民党政权的反动、腐败、无能，首先也并不在于能不能搬走、“保护”几件古董文物（国民党别的本事差点儿，搬运文物确实是很有一套的，不然怎么会有今天的台北“故宫”呢？要比试在逃之夭夭之际，快速搬运文物财宝的能力，共产党在国民党面前真是要甘拜下风——比如在建国初期面临鸭绿江对岸汹汹而来的十六国联军以及后来美苏两强的连连威胁讹诈，共产党领导人竟然没有一个想到未雨绸缪，赶快把故宫文物搬到山沟里去，“为中华文化留下血脉”，而是派遣大军出征破敌，或者自制核武，全民皆兵，准备一决高下，丝毫没有考虑万一玉石俱焚，那么多“国宝”的安危呢！），而在于对外丧失主权抛弃国土，对内残酷剥削压迫广大人民。文物对他们来说是好东西，怎么会不要呢？因为正如鲁迅先生指出的，国土丧失殆尽，民财搜刮一空，实在无油可榨之后，那些“国宝”可以卖钱变现，可以“结与国之欢心”，可以让达官贵人们灯红酒绿纸醉金迷地“地继续他们“高雅”、“潇洒”的“民国范儿”呀！

所以，忘记了国土沦丧人民涂炭这一最大的奇耻深仇，专门就几件古迹、文物的存否来论断“侵略者本性”如何，赵立新以及某些人实际上已经是舍本逐末，可谓一叶障目，不见泰山了。

而很明显，这种想法，和我们很多媒体一段时间以来大肆宣扬“民国范儿”、“国民党保留传统文化有功”等等观念是有直接关系的——这些观念一旦被某些以精英自居的人视为理所当然，就会形成赵立新这种和当年的国民党如出一辙的以“爱国”、“热爱传统文化”自居，实则是“重古董，重精英，轻国土，轻百姓”的意识。

元代的刘因，心念宋室，在《辋川图记》中曾说，南宋留下了描绘秦地风光的几轴画卷，而忘记了“秦土之非吾有也”，这决不是什么“保存文化”的伟大功绩，而是令人切齿痛恨之奇耻大辱。而现在的很多人追随文物搬运的能手国民党，置大好河山骨肉同胞于不顾，置国仇家恨奇耻大辱于度外，念兹在兹的不过是几件古董（当然我并不是否认国宝文物的珍贵和保护它们的意义，事实上我去各地旅游最喜欢去的地方就是博物馆，但相比国土国民，我们真的必须掂量出它们孰轻孰重），其见识已经远远在刘因等古人之下了，如果还任这种思潮泛滥下去，难保我们不会重演宋朝的悲剧。

其次，关于日寇窃据北平期间没有大规模劫掠焚烧故宫，我们要指出两点：

第一，     任何坏人事实上都不可能也不必要把所有的坏事做完。比如南京大屠杀，日寇杀了那么多的人，侵犯了那么多的妇女，但终究也没有把南京人都杀完，也不能把南京的妇女都施暴完。——但这和侵略者的本性“矛盾”吗？只有完全不明事理的人才会提出这样的问题，才会认为“日寇在中国只杀了3800万人，还留了4亿多人没有杀，真是不可思议，违背侵略者的本性啊”。如果说日寇没有把沦陷区人民杀绝这样的事实有什么意义的话，其意义就在于说明日寇侵华不是心血来潮的非理性冲动，而是处心积虑蓄谋已久，准备把中国吞并为它的永久殖民地，准备恫吓威逼亿万炎黄子孙永远做它的奴隶，准备这样来长期榨取中国无限丰富的人力物力资源，进行进一步的侵略扩张。对于日寇没有劫掠焚烧故宫，也应该作如是观——已经正在做“吞并全中国”这样一件大坏事了，一些小坏事就没有必要做了，做了恐怕还对实现对全中国的吞并不利——事实上，南京大屠杀已经证明中国人是吓不倒的，去抢劫焚烧故宫岂不更让中国人同仇敌忾？何况“大东亚共荣圈”一旦实现，整个中国尽在“帝国”之手，又何在乎区区故宫呢？

第二，     日寇败退前为何没有烧故宫？这就更是一个非常无稽的问题了。在日寇走下坡路的时候，如果劫掠焚烧故宫这样举世闻名的文化古迹，其实等于在告诉全世界包括日本人民“我们快完了，只好能抢一点是一点，抢不了就放个火泄愤吧！”这岂不等于自认失败吗？而到了日本帝国主义真正穷途末路的时候，假如真的动过烧抢故宫的念头，马上就会想到：我烧故宫，等到日本真的战败，中国人会不会报复？会不会烧东京？杀天皇？而我相信，一切侵略者尤其是日本侵略者，都是色厉内荏，欺弱怕强的，在四面楚歌濒临末日的极度虚弱和惊惶之中，他们恐怕根本不敢动去烧故宫的念头。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一个重要原因恐怕正在于他们吃准了那时的中国无力反击和报复，日本法西斯强盗们在将要战败之际恐怕是不敢作此设想的。——所以，归根到底，保护了连同故宫在内的这片国土上的一切的，是伟大的中国人民自己的英勇斗争，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战争走向胜利的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

记得电影《张思德》中，张思德很想到前线打鬼子，在医院里缠着从抗日前线回来养伤的战友问：

“日本鬼子长啥样啊？”

战友答：

“啥样？鬼样呗！”

“鬼样是啥样啊？”

战友笑着说：

“这日本鬼子，你不打他，他就是一个张牙舞爪的鬼样；你一打他，他呀，就是一个满地乱爬的龟孙子样！”

  我们应该记住这位战士的回答：

是中国人民的战斗，把不可一世的侵略者最后打回了原形，打回了一副可耻可笑的“龟孙子样”！

这是被历史反复证明并将继续证明的真理。

值得指出的是，包括赵立新在内的很多人在历史问题上发表各种“奇葩”言论，往往都是受一段时间以来，“史学界”和媒体盛行从历史的犄角旮旯里翻检“钩沉”，附会渲染，来一个“你不知道的XXX”、“教科书没有告诉你的YYY”、“八十年了，谁还记得ZZZ？”之类的“翻案史学”、“哭坟史学”的影响。

我不是历史专业的，但有感于包括历史学界人文社科的某些现状，曾经在一篇文章中讲过：

“现代的学术生产和传播，追求“创新”乃至标新立异，但在人文学科中，创新要有价值取向，要守正守常。”

一些历史“专业人士”，在历史研究和传播过程中，往往迷恋于细枝末节，特别是某些他们认为和“官方史观”所承认的东西不同的细枝末节，而置历史整体的大是大非乃至一般常识于不顾，来求得“出新”。我虽然对历史是外行，但也知道这其实并不能体现历史学者的专业性和创造性，反而是一种创造力贫弱，缺乏“史识”乃至“史德”的表现：凭借少量的“新”史料和自己“别出心裁”的诠释，就想对整个历史进行颠覆性的解读，一般来说是不可能的。

事实上，我求学期间就亲耳听到过某位这样“专业”的“历史学者”因为看到了一点他认为“新”的“史料”，而不辨真伪，贸然引用、讲授，犯下我这样的历史外行也不会犯的常识性错误。从这位学者的工作和成就来看，他平时治学其实还是严谨的，但内心里的一股情绪使得他在面对近代历史的某些问题的时候，偏向于相信那些对共产党“不利”的东西，结果自己戴上了有色眼镜而不自知。

还有一位我读过其著作的研究近代史颇为有名的学者，史学功底和研究水平也不能说不好，但是他的近代史著作弥漫着一股中国事事不如外国的悲观绝望的气息，让人简直不能想象这是已经获得解放了几十年的新中国史学家的著作。从他的行文措辞来看，他也并不是不爱国，那他为什么会这样呢？我翻了他的著作目录，发现他研究的范围集中在中国最屈辱的那段历史中，至于中国人民此后奋起反抗、探索、革命直到胜利的历史，他几乎没有涉及过。这大概也是为了“专业化”吧，但我们可以想象：一个学者穷年累月沉浸在这样的史料中，搜肠刮肚地用它们来支持自己和“官方”不同的那些“学术创新”而从来不愿意抬起头来拓展一下视野，马列主义的唯物史观和中国近代史基本框架等等又都被他当作束缚手脚的“教条”而弃若敝履，仿佛谈一下就很low，就跟不上“国际学术主流”了——请问，他能够搞出一种什么样的“史学”呢？

而在很多青年学生和历史爱好者心目中，仿佛这样的人才是真正的“史学家”——而一段时间以来，各种媒体也都是追捧这样的“学者”，而决没有哪个媒体会推荐大家去看一下胡绳的《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的。

要看穿历史，其实还是得和历史中真正创造了历史的伟人走到一起。

和一些研究历史的同事一起参观芷江受降纪念馆的时候，看到那儿有很多国民党领导人和各界文化人士纪念抗战胜利的题词、碑文等等，洋洋洒洒，连篇累牍，我们看了都觉得很有意思，同事们都拿出手机咔擦咔擦拍个不停。

在出纪念馆的时候，我们才发现原来纪念馆门口最显眼的地方其实就有毛主席的题词，只是我们进门时居然没有注意——却只有龙飞凤舞的五个字：

“人民的胜利”。

 

同事们看了先是一愣，接着都赞叹道：

“五个字压倒其它所有题词，真是大手笔！”

其实我有一个经验，毛泽东的著作、文章，就是解读中国和世界历史的最好的指南。

例如，他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做出过对中国五千年历史的最经典的概括：

“中华民族的发展（这里说的主要地是汉族的发展），和世界上别的许多民族同样，曾经经过了若干万年的无阶级的原始公社的生活。而从原始公社崩溃，社会生活转入阶级生活那个时代开始，经过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直到现在，已有了大约四千年之久。在中华民族的开化史上，有素称发达的农业和手工业，有许多伟大的思想家、科学家、发明家、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和艺术家，有丰富的文化典籍。在很早的时候，中国就有了指南针的发明。还在一千八百年前，已经发明了造纸法。在一千三百年前，已经发明了刻版印刷。在八百年前，更发明了活字印刷。火药的应用，也在欧洲人之前。所以，中国是世界文明发达最早的国家之一，中国已有了将近四千年的有文字可考的历史。

　　中华民族不但以刻苦耐劳著称于世，同时又是酷爱自由、富于革命传统的民族。以汉族的历史为例，可以证明中国人民是不能忍受黑暗势力的统治的，他们每次都用革命的手段达到推翻和改造这种统治的目的。在汉族的数千年的历史上，有过大小几百次的农民起义，反抗地主和贵族的黑暗统治。而多数朝代的更换，都是由于农民起义的力量才能得到成功的。中华民族的各族人民都反对外来民族的压迫，都要用反抗的手段解除这种压迫。他们赞成平等的联合，而不赞成互相压迫。在中华民族的几千年的历史中，产生了很多的民族英雄和革命领袖。所以，中华民族又是一个有光荣的革命传统和优秀的历史遗产的民族。”

例如，他写在人民英雄纪念碑上的碑文，就是字字千钧，言简意赅的中国近代史大纲；

例如，他在1963年8月8日支持美国黑人斗争的声明中，代表站起来的中国人民，给帝国主义的命运下达了历史判决书：

“万恶的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制度是随着奴役和贩卖黑人而兴盛起来的，它也必将随着黑色人种的彻底解放而告终。”

我的一位朋友说过：毛泽东的很多著作，读起来像是宗教中那些“先知”的话——朴素、坚定、宏伟。他是那种能够拎着我们走上高山之巅，和他一起俯瞰天下的人，而当你下山走了很多路之后，最后还是会发现，一切早在他的视野之中了。

希望大家能够明白：我所说的一切，都不是我的创见，而只是对这位历史伟人的见解（例如“人民的胜利”这五个大字）的某些未见得恰当的发挥而已——而我认为，这其实已经足够扫清一切奇谈怪论了。

 知史论史，贵立乎其大；     

 立乎其大，请自泽东始。   

  ——这是我对赵立新以及和那些他想法类似的人的诚恳建议。

谨以此文纪念人民英雄的清明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