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谣言，年轻人真的比老人更能分辨真相吗？_风闻

在2018年的多个典型谣言案例中，青年网民都有较高的参与度……人们传播谣言，有时候是为了社交，或者只是为了安全感

信息素养或将成为一种新的能力标识，信息收集能力、信息辨别及利用能力或将成为越来越重要的个人核心竞争力之一

文 |  张蕾

插图 / 张建辉

“愿世人都能被善待”

“最近看到一段让人心疼的视频，快递小哥冒着大雨送快递，回来时一车的快递，被偷得就只剩下几件。他在雨中暴哭了二十多分钟，一直嘶吼着‘你叫我怎么办’，所有的委屈、不顺、辛酸一齐涌上心头，那一刻，他一定很绝望吧。”

周一中午，27岁的陈谙（化名）正在办公室午休，她在朋友圈刷到这条“新闻”，标题是《快递小哥冒雨送货竟被偷，暴哭20分钟后发生的事暖到了所有人……》，文章还罗列了保洁阿姨、外卖小哥、拾荒老人、农民工、婚宴小丑的故事，并引用电影《这个杀手不太冷》、日剧《请与废柴的我谈恋爱》的经典台词——“生活是否永远艰辛？里昂回答，总是如此”，“我并不是不幸福，可是，光是活在这世上，我就已经很吃力了。”

看完文章，陈谙有些难过，她想起那些为生活奔波的人，也想起自己。几分钟后，她将文章转发到朋友圈，并附了一句“愿世人都能被善待”。

陈谙不是唯一相信并转发这则谣言的人。在她的背后，是中国网民围绕这则谣言生产的约20万次话题参与行为。

中山大学和腾讯公司于2019年1月17日发布的《2018年网络谣言治理报告》（以下简称《治理报告》）显示，在2018年11月1日至27日的监测期内，谣言“快递员快递被偷雨中暴哭”的相关话题在全网传播量约20万条——11月15日，微博网民“晴尼酱大宝贝”发布视频称，上海一名快递员快递被偷在雨中暴哭，话题发酵；18日夜，视频拍摄者发文澄清；19日，上海市公安局普陀分局官微发布辟谣通告称，快递员暴哭实为和女朋友吵架情绪不稳定所致，其后环球网、澎湃新闻、观察者网等陆续加入辟谣阵营，舆情热度才开始下降并逐渐平息。

这则谣言的受众画像分析显示：参与该话题讨论的网民中，25至35岁的青年网民占比超四成，而45岁以上的中老年网民参与度不超过一成。

在2018年的多个典型谣言案例中，青年网民都有较高的参与度。报告显示，在“缺钙喝骨头汤补钙”及“情侣拿麻将买车被 4S 店员工围殴”案例中，谣言主要受众均分布在25-35岁群体；在“菠菜豆腐一起吃会得结石”等食物相克谣言案例中，25-35 岁、15-25 岁青少年群体的参与度最高，占比合计76.2%；而在“洋葱能杀死感冒病毒”案例中，25-35岁网民的参与度达28.3%，25-45岁中青年网民成为话题的主要讨论参与人群。

此前，美国皮尤研究中心发布报告指出：年轻的美国人比年长的更善于从观点评论中分辨出新闻事实，在测试中面对五个事实陈述和五个观点陈述时，50岁以上人群中只有20%的人能给它们正确地分类，而18-49岁人群中这一比例为32%。与这份研究结果及许多人的认知不同，《治理报告》在“中老年人易感谣言分析”部分提出核心结论：中老年人群体的谣言认知能力并未显著低于其他年龄段人群，在谣言辨识方面，年轻人与中老年人处于同一水平。

对这一结果，报告分析团队的解释为：“随着人们的谣言认知能力不断提高，网络谣言的传播形式愈发五花八门，其隐蔽性和混淆性使得各个年龄段的人群均可能落入陷阱。”

“就像病毒传播，尽管每个人的免疫力不同，但是当这个病毒特别猛的时候，其实还是无差别传递的，”报告制作团队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大数据传播实验室的副主任何凌南介绍，这类强有力的谣言在辟谣信息发布前，可能对不同人群有无差别打击效果，“比如说‘塑料紫菜’的谣言，因为人的专业领域有限，所以很难在第一时间分辨出某其他专业领域信息的真假。”

何凌南从分析病毒传播的SIR模型角度指出，如果将谣言类比为病毒式的生命体，那么某些强有力的病毒会不断自我演化，从而延长自己的生命周期，使其得以在更高媒介素养的人群中生存和传递。

在“快递员快递被偷雨中暴哭”案例中，这种谣言的自我演化能力就体现为话题的不断延伸扩大，加上标题的煽情性及“文字+视频”的传播形式，谣言的现场感、可信度增强且极具心理感染力，表现在传播结果上，就是其生命力显著提升，获得巨大的讨论和转发量。“它会越来越像真的，直到你辨别不出真假。”何凌南这样形容具备超强生命力的谣言。

站在“金字塔顶端”的人

尽管如此，“中老年群体在谣言认知方面与其他年龄段处于同一水平”的结论还是使何凌南及其研究团队感到惊讶。

何凌南等人第一时间检验了调查采用的样本数据。在定量研究方面，团队于2018年3月至9月对全国内地31个省份和港澳台的中老年人进行了线上问卷调查，共获得有效样本1124个，尽管调查采用的是线上推送的方便抽样方式，但由于腾讯平台的用户基数极大，团队判断，样本数据在年龄、性别、城乡地区等各方面分布均匀，数据本身具备足够的代表性。

是什么造成这种与常识相悖的调查结果？

这令何凌南想起他和团队在过去几年间做的其它调查。此前，通过网络调查及调查公司入户访问、街头拦访等，何凌南与其团队针对网民媒介素养、新媒体使用行为、网民人格特质等问题做过十余次调查，得到的结果都惊人地一致：与人们的常识相反，沿海发达城市、一线城市网民的媒介素养不如预期的高，而欠发达地区、二三四线城市网民的媒介素养也没有预期那样低。

2015年12月8日，凯迪数据研究中心发布的《中国网民网络媒介素养调查报告》中就曾指出，二线城市网民的媒介素养平均得分为3.63，成为媒介素养水平最高的网民群体，三线城市则以3.62的平均分位居第二。 与一般印象相悖，一线城市网民的媒介素养水平没有理所当然地取得最高分。

何凌南认为，可能的解释是一般意义上的“人口”与网民群体仍存在区别。“在网络上活跃的人都是相对的精英人群，或者说是媒介素养相对较高的人，”何凌南指出，发达地区的网民基数更大，相对地，其中卷入的不同程度媒介素养的人也更多，因而其媒介素养的平均数据反而被拉低。而欠发达地区，参与网络活动的多数是位于“金字塔顶端”的人，他们的收入、知识水平、媒介素养相对较高，显示在结果上，便造成“欠发达地区网民媒介素养反而比发达地区高”的状况。

类比年轻人与中老年人谣言认知的问题，可能的解释是目前参与网络活动的中老年人位于“金字塔顶端”，其受教育水平、媒介素养水平比中老年人平均水平高，而年轻人网民基数更大，所以在媒介素养方面的数据反而更加参差不齐。

不过，除了信谣水平分析，在传谣方面，《治理报告》提出了“中老年群体相比80、90后更爱传谣”的结论，这一结论与近日纽约大学、普林斯顿大学合作发表在《科学》杂志上的调查结果基本一致。通过分析1331名“脸书”用户的宗教、政治观点等公开资料及发帖列表、外部链接和“喜欢”的帖子，纽约大学及普林斯顿大学研究人员发现，65岁以上群体分享假新闻的可能性是18-29岁群体的七倍，年龄或成为预测传谣行为的最大指标。

针对中老年人传谣行为，中大大数据传播实验室在报告分析中指出：出于对家人身体健康的考虑，中老年人往往更易在微信群、朋友圈传播健康养生类信息，部分造谣者正是利用中老年人的这一动机，将谣言加以伪装，使他们在不经意间成为谣言传播的推手。其中，谣言鉴别力弱、受教育程度低、主观幸福感低、网龄短的中老年人，有着更高的传谣可能性。

而在谣言文本方面，报告分析指出，高转发量的谣言大多情绪消极，引发死亡恐惧，并频繁用涉及自我的人称指示，如《晚饭不吃，真的行吗？馋？你也要忍》中用“你”来指代，让读者在阅读过程中有较强的身份卷入度；在时间用词上，针对中老年人的谣言文本包含大量未来时态词，如《11月1日起，国家规定，喝酒出事，同桌人将负全部责任》，文本内容多着眼未来，避谈现在，给造谣者诉情感、讲故事提供了无限可能。

插图 / 曹一

​传谣是为了社交？

除了年轻人与中老年人群的信谣、传谣行为比较，报告中还有一些值得玩味的细节。

在关于六大典型谣言案例的分析中，除“缺钙喝骨头汤补钙”的主要受众为女性外，其余五个谣言案例——“菠菜豆腐一起吃会得结石”等食物相克谣言、“吸烟有益健康”、“洋葱能杀死感冒病毒”、“情侣拿麻将买车被4S店员工围殴”及“快递员快递被偷雨中暴哭”——的主要受众均为男性。

何凌南认为，对这一现象的解释必须回溯到谣言的定义及功能上。在《谣言心理学》一书中，学者Nicholas DiFonzo及Prashant Bordia将“谣言”定义为传播中未经证实且带有工具性的信息陈述，它出现在模糊、危险或有潜在威胁的环境中，其主要功能为帮助弄清事实、对模糊性事件意义进行建构性解释、理解情境、管理威胁及潜在威胁。

“但是还有一种作用——形成社会联结，”从谣言传播的动机上看，何凌南认为传播最广的谣言其实与一般谣言存在区别。《谣言心理学》一书中提到，谣言传播背景下，人们参与社交的动机分为“事实寻求”、“增强人际关系”和“增强自我”三类。“比如事物相冲谣言，人们传播它是为了寻求事实，但是在一些传播很广的事件里面，人们实际上是想通过告诉别人我知道这件事，来拉近与他人间的关系，或者塑造自己的形象，显示自己的领先性，”何凌南认为，男性在增强人际关系、塑造自我形象及了解周边环境上有更强的动机和需求，因而会更多地涉入和传播这种类型的谣言信息。

从社交需求出发，何凌南团队也对“主观幸福感低的中老年群体更易传谣”进行了分析。报告指出，精神世界空虚是中老年人信谣传谣的主要原因之一。对于精神世界空虚、主观幸福感较低的的中老年而言，微信朋友圈广为流传的鸡汤文和谣言便成为他们重要的社交资本，这些附带了社交功能的文本使其产生强烈的转发欲望。

在这里，研究团队将“谣言”和“鸡汤文”归为同类进行分析和描述，对此，何凌南给出解释：首先，中老年人的知识结构使他们不倾向于接受网络上的一些主流信息，他们会形成自己的阅读习惯，即喜爱阅读“谣言”和“鸡汤文”的倾向；其次，从信息制造者角度看，制作“谣言”和“鸡汤文”的很大程度上是同一批人。

考察了一些流量推广公司，何凌南发现，这些信息制造者并不一定针对特定的人群制作内容，他们更多依据的是信息传播量数据。“他们会看哪种信息的传播量大，然后反复制作和推广这种内容，”何凌南分析，从结果上看，“鸡汤文”和“谣言”都能达到吸引流量的目的，对信息制造者而言，两者没有本质区别。

而在学术特征上，这两者也有相似性，何凌南将这种相似性解读为“没有确证性”。“谣言”和“鸡汤文”均是用于解释一种威胁性环境的信息，“鸡汤文”和“谣言”的区别仅在于它并非用来描述威胁性情境，而是给予阅读者一个美好的结果。“但是它也没法给你提供确定的、严谨的路径，所以某种程度上它们殊途同归，”何凌南解释道。

不确定性的“缝隙”

何凌南希望将谣言传播的研究拓展到更多人群，并以更多样化的标准来进行人群划分。

“或许我们不应完全依据过去基于职业或经济收入的标准来划分人群，我们更希望能基于一种价值观，或以真正的信息素养来划分所谓‘阶层’。”何凌南认为，接下来，信息素养或将成为一种新的能力标识，信息收集能力、信息辨别及利用能力或将成为越来越重要的个人核心竞争力之一。

《治理报告》亦对信息求证意愿及传谣倾向性之间的关系作了探究。报告指出，信息求证意愿越弱的中老年人，其传谣意向越强，传谣倾向性得分与信息求证意愿呈现显著负相关，但二者的因果关系如何，还需深一步的探讨。目前，从整个谣言传播过程来看，通常是先接收到谣言，再传播谣言，因此，“信息求证意愿弱，导致了传谣倾向性强”是可能的解释。

何凌南认为，从人的角度分析，目前网络上信息量大、信息求证成本高、花费时间多可能也是影响谣言传播的因素。布雷特·W ·佩勒姆, 哈特·布兰顿在《心理学研究方法》一书中提到，人认识世界有四种方法——直觉、权威、逻辑、经验，在面对重要事务上，人会求助于逻辑和实证经验，而在事情不那么重要或时间不充裕的情况下，则更倾向于寻求直觉和权威帮助。

美国社会心理学家、道德心理学家乔纳森·海特亦提出道德判断的“社会直觉主义模式”，即当人作为个体对某事进行道德判断时，先是直觉判断，而道德推理晚于道德判断出现，其目的通常是对已经做出的道德判断进行事后论证，其中，社会因素(包括其他人的道德推理和道德判断)则会对我们的道德直觉产生直接影响。

“面对不确定的信息，有时我们的反应是直觉反应，而直觉反应的一个重要依据是情绪，这可能是造成人的信息求证意愿弱，并去信赖网络上泛滥的信息的一部分原因。”何凌南解释，从心理学的“信息可获得性”上看亦是如此，人很容易受到心理因素制约，“一个信息总是重复，虽然当时你觉得它很傻，但你还是会受到影响。你对这个信息的印象越深，越容易想起来，就越容易相信它是真的。”

从信息本身的角度也能对谣言传播作出解释。美国心理学研究者Chip Heath及Dan Heath兄弟在《粘住》一书中提出，具备简约、意外、具体、可信、情感、故事这六个要素的信息更容易传播并更具备粘性。书的开头提到一个令美国人闻风丧胆的经典都市传说——一个男人在酒吧里他遇见了一个极具魅力的女性，女人给他递了一杯酒，男人喝酒后渐渐意识模糊，等他醒来，他发现自己躺在一个泡着冰块的浴缸中，浴缸边还有一张纸条，上面写着“快拨打911求救，否则你会死”，这时候男人发现自己的左腰有一个伤口——他的一个肾被偷了。从美国传至日本，又从日本传至中国，到今天，这个故事仍然在中国人的朋友圈里传播，并演变成各式各样的流言、传说。

除却人和信息角度的分析，从更大的社会背景上考虑，谣言的出现也是社会风险的某种表征。风险社会理论的提出者贝克认为，公众对风险的感知和风险本身并非不同的东西，而是相同的东西，是文化的感知和定义构成了风险，“风险”和“（公众对）风险的定义”完全是一回事。从这一角度出发，网络谣言背后诉诸的正是公众对风险的感知，因此，谣言所涉及的就不仅是事实真假，其文本本身正是一种“风险”叙事。

回观《谣言心理学》一书对谣言的定义——一种对不确定性环境下的威胁的管理，可以据此推论，随着社会环境的不同，人们对威胁的感知不断发生变化，谣言自然也因此产生主观性的改变。何凌南指出，目前，谣言在食品安全、保健、环境等领域的大量出现，正与我们生活环境的改变相互印证。过去，人们的生活只求温饱，现在人们对生活质量的要求提高，因而在影响生活质量方面的风险和风险描述也就相应增加。

而近年来层出不穷的“新闻反转”现象在实质上也与谣言类似，即人们不断搜集和建构信息，试图用信息来解释和消除某种不确定性。通过不断地解释、推翻和重构，人们不断地找寻对于不确定性的某种答案。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何凌南认为“谣言”的制造者很难从根源上消除。“有时候‘谣言’的制造者也是出于好意——就像古人为了解释地震而创造出‘太岁动怒’的神话、宗教解释，你很难说制造这个神话的人就是一个恶意的传播者，因为他仅仅是想要找到途径来解释一种不确定性的环境和威胁。”只要这种“不确定性”在人类社会中存在，那么便永远有一条“缝隙”，留给不确定性的信息进行解释和填补。

但何凌南对谣言的治理感到乐观。相比《治理报告》最后从辟谣角度提出中老年人谣言治理建议，何凌南更青睐提高易感人群媒介素养的策略：“大家的动机其实是一致的，只要有好的路径，人会一起朝着这个方向前进。而一旦人们的能力达到了，他们便会很快从易感人群转变为辟谣（免疫）人群——从而给周围环境传递更多正确的信息。”

此贴属于转载。本文首发于南方人物周刊2019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