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钱，我们还能相爱吗？_风闻

摘要

尽管一些研究已经探究了已婚夫妇在经济压力下维持其关系质量的因素，但很少有人研究过可能在经济压力下真正帮助婚姻变好的因素。本研究使用来自美国已婚夫妇的样本数据，检查了在2007-2009年经济衰退期间参与者关于他们婚姻承诺增加的报告。作者发现宗教神圣化的婚姻，采取关系维持行为以及家人朋友的社会经济支持都与夫妻婚姻承诺有关，即他们在经济大衰退期间的婚姻承诺有所增加。面临就业或住房相关问题的妻子对婚姻有更多的承诺。最后，参与者在经济衰退期间感受到的经济压力越大，他们之间的关系承诺就越多。

这是社论前沿第S1252期推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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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007-2009年美国经济衰退伤害了家庭的财政和婚姻。例如，超过四百万人失去了工作。此外，在2007年至2011年期间，家庭丧失的抵押品赎回权飙升，许多家庭失去了家园（Blomquist 2012）。尽管存在一些例外情况，但学者们并没有调查经济衰退所造成的婚姻关系破坏，而是调查了经济损失的影响。在2007-2009年经济衰退结束时关于夫妻婚姻质量的报告显示，经济衰退相关的压力因素以及随之而来的经济压力感已证明婚姻存在问题。

尽管许多研究表明，压力因素（经济及其他因素）可能会损害婚姻关系，但夫妻婚姻质量在面对压力因素时会发生变化。例如，在关于过渡到父母身份和婚姻质量之间关系的纵向研究中，Belsky和Rovine（1990）发现，新父母的婚姻质量提高了。此外，一些压力模型，如家庭调整和适应反应（FAAR）模型（Patterson 2002）表明，当夫妻适应压力源时，他们的婚姻关系就会加强。因此，一些经历了2007-2009年经济衰退的已婚夫妇可能会出现更强的婚姻质量。

不幸的是，关于经济困难与婚姻质量之间关系的研究并不多，主要集中在与夫妻婚姻变好有关的条件上。一些学者已经确定了帮助夫妻在金融困境中稳定婚姻质量的调节因素。这些研究很重要，但是作者无法找到任何已检验夫妻婚姻是否以及如何通过金融压力来变得更好的研究。

作者通过检查夫妻报告的预测因素来解决这一研究差距，他们的婚姻承诺在2007-2009年经济衰退期间增加。这样的婚姻承诺或保证很重要，因为它可以帮助学者开始了解婚姻生活的各个方面，这些方面可能有助于夫妻关系在经济困境中良好发展。作者利用来自经济衰退结束后约1年收集的全国夫妇样本（N=1368）的数据进行分析。

数据和样本

作者使用来自婚姻慷慨度调查（SMG）的数据来完成分析。 SMG是一个全国代表性的样本，调查对象为美国年龄在18-45岁之间的已婚夫妇。SMG的数据收集在2010年底和2011年初间的3个月。一个调查研究公司——知识网络，从他们已有的参与者知识小组中收集数据。这个原始的参与者小组是使用分层随机抽样和随机数字拨号和随机地址抽样创建的。要被纳入SMG，知识小组的参与者必须结婚，年龄在18至45岁之间，并且配偶的年龄在18至55岁之间。受邀参加的人中有近三分之二的人完成了SMG。 SMG还邀请参与者的配偶完成调查，即使他们不是知识小组的成员。百分之八十九的SMG参与者有一名参与配偶（最终样本为1754名妻子和1705名丈夫）。

测量方法

1.因变量

因变量只有一个，在数据中的问题为“经济衰退加深了我对婚姻的承诺。”SMG要求参与者对他们的声明表示不同意见，回应的范围从1（非常不同意）到5（非常同意）。

2.自变量

作者测量了客观的衰退源，通过纳入问题“自经济衰退开始以来，您是否已经失业，减薪或减少工作时间？”和“自经济衰退开始以来，您是否已经取消抵押品赎回权或在抵押贷款支付方面遇到问题？”，回答为“是或否”。

作者使用三个变量来衡量宗教信仰。 然而，作者并没有将这些措施放在一起，而是将它们分开，因为它们各自都集中在宗教性的不同方面。作者使用一个变量来衡量宗教婚姻的神圣，这个变量要求参与者同意或不同意“上帝是我们婚姻的中心”这一问题。参与者可以在1（非常不同意）和6（非常同意）之间做出回应。SMG还测量了参与者关于家庭内部宗教活动的报告。SMG项目询问参与者“除了在用餐时优雅，你多久与你的配偶一起祷告或做宗教活动？”参与者可以在1（从不）和6（每天几次）之间做出回应。

作者使用两个变量测量了对参与者婚姻的社会支持。参与者被要求评价他们的朋友支持他们婚姻的程度，以及他们的家人支持他们婚姻的程度。参与者可以从1（从不真实）到5（始终为真）做出回应。作者取这两个变量的平均值来创建作者在分析中使用的变量。克朗巴赫的阿尔法（Cronbach’s alpha）测量结果：妻子为0.81，丈夫为0.71。

作者使用一个变量测量了参与者在经济衰退期间收到的财务转移和支持。 SMG要求参与者回答“自经济衰退开始以来，作者已经从配偶的父母或家人那里得到了经济上的帮助-例如，金钱、工作上的领导、学费、房子周围的帮助等等。“参与者可以从1（非常不同意）回复5（非常同意）。这个项目没有告诉作者的是，参与者是否在经济衰退之前作出财产转移。

此外，作者通过纳入家庭总收入，消费者债务和储蓄来衡量参与者的财务能力。作者还纳入了一系列的控制变量，包括种族、教育水平、婚姻时长。

3.路径模型（path model）

作者使用一系列路径模型来检查自变量和因变量之间的关联。路径模型允许作者在同一模型中进行多次回归，同时还模拟了妻子和丈夫的因变量之间可能存在的相关错误结构。作者有不同的模型，每个模型都包含独立的变量块（例如，衰退压力源，宗教信仰）和控制协变量。 第六个模型包含所有变量。 在许多关于经济困难与婚姻质量之间关联的研究中已经使用了路径模型（例如，Conger等人，1990）。

研究结果

经济衰退相关的婚姻压力与经济衰退增强的承诺之间的这种积极联系可能是本研究最有趣的结果之一。经济衰退相关的婚姻压力与承诺增加之间的正相关性表明，感知到的金融压力（但不是客观压力因素）可能是夫妻能够团结起来并共同面对压力源的工具。这支持FAAR模型，因为当家庭共同处理需求时，这个过程可以提高他们的关系质量。因此，当夫妻共同努力克服感知到的经济压力时，可能会加强他们的关系。感受到的经济压力可能是夫妻共同努力打败的“共同敌人”。在共同努力克服这些需求（以及需求的含义）的过程中，他们可能会发现彼此更加亲近。然而，还应该注意到，这种结果仅适用于金融压力不会导致他们离婚的夫妻（参见下面的限制部分）。

根据FAAR模型（Patterson 1988），当遇到足够的能力和意义时，经济困境可能有助于婚姻兴旺。使用具有全国代表性的样本，作者测试了婚姻承诺是否以及如何加深的，这不仅仅是因为与2007-2009年经济衰退相关的经济压力因素。作者发现，当只有妻子报告经历经济压力，或当夫妇报告更大的主观经济压力时，在拥有关系维持行为、宗教化的婚姻以及婚姻的社会经济支持下，经济困境更有可能导致婚姻承诺增加。本研究是为数不多的探索2007-2009年经济衰退对夫妻关系影响的研究之一。作者的补救措施为FAAR模型提供了支持，但也提出了有关适用于婚姻中的经济需求的问题。例如，未来的研究可以探索如何以及为什么只有经历经济压力的妻子才会增加她们的婚姻承诺。此外，大多数婚姻经济研究都考察了经济压力因素对婚姻的负面影响。虽然这个理论视角是有效的，但重要的是未来的研究更多地关注金融压力源如何促进夫妻关系向好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