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德鲁˙马歇尔超长任期之谜_风闻

安德鲁˙马歇尔超长任期之谜

远望智库净评估中心主任、首席专家 易评估

美国国防部净评估办公室前主任安德鲁·马歇尔是个富有争议而又极具影响力的人物，在美国及其盟友乃至其他一些国家或地区安全与防务领域都享有盛誉。他在20世纪50到60年代初兰德公司的黄金时代，力主确立的美国核战略基本理念，在半个多世纪后的今天仍然适用。70年代初他在即将离开兰德公司时，构建了分析美苏长期军事竞争的战略框架，到国家安全委员会供职后他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净评估概念与基本方针（原则），这些在四十多年后的今天仍然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价值。转移至五角大楼任职后，他与他经营的净评估办公室一直引领着美国国家安全与防务战略的发展。尤其难能可贵的是，冷战结束后他已七、八十岁了，还成功预测了包括新军事革命和中国崛起等方面的颠覆性转变，显示出过人的胆识与气魄。虽然他也在有些时候或某些地方搞错了，但是他在学术上非常诚实，当他的观点与事实不符时，他总是乐意反思，也因此赢得了更多的赞赏。

马歇尔1921年9月13日出生于美国底特律市，他从芝加哥大学毕业获得经济学硕士学位后，即于1949年1月加入著名智库兰德公司，并由此开始其职业生涯，直至2015年3月退休，长达66年之久，创造了美国国防与军事科研战线的“不老神话”。特别是，在每届政府任期一般只有四年、最长不过八年的常态下，53岁的马歇尔从1973年进入美国国防部后，竟然一连又干了四十多年，辅佐了从理查德·尼克松到贝拉克·奥巴马等8位总统，以及从詹姆斯·施莱辛格到查克·哈格尔等14位国防部长，创造了五角大楼的一个任职奇迹。作为美国政府高级政策官员的履职经历如此之长，着实令人惊讶。

马歇尔个人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净评估办公室和净评估概念的成功。研究马歇尔现象、美国国防部净评估办公室、净评估概念与基本方针的人，无不对马歇尔的超长任期之迷抱有浓厚兴趣。只是相关看法各有不同，类似盲人摸象、各执一词。作为一名净评估研习者，我把自己“摸”到的东西表达出来，纯属个人心得体会，无关立场如何与好恶偏向，或许正确或许错误都未可知，也不重要。我以为，从其个人特质的角度来看，原因大致在于以下方面。

一、兼收并蓄，厚积薄发

净评估高度依赖广博的知识和丰富的经验。我以为，对于净评估的灵魂人物来说，就像中医一样“越老越吃香”。净评估是对决定国家相对军事能力的军事、科技（技术）、政治、经济、社会和其他因素的比较分析，以确认和识别需要高层防务官员关注的问题和机会。也就是说，它除了针对对手或潜在对手进行军事平衡分析与评估之外，还要将分析与评估拓展至科技、政治、经济、社会等相关领域。这种跨学科领域整合（或融合）的研究，实际上就是大背景、长尺度、全方位和最基本的评估技术，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不是一般行政领导或某个领域专家在短期内可以胜任的。需要日积月累并不断精进、全神贯注且久久为功。恰好，马歇尔出现了，他身体健康、精力旺盛。在入职前，他进行了二十多年的充分准备。而入职后，他仍然好学不倦、博采众长。他从不停歇并且创意频出，因而长久保持了“科研青春”，始终居于领域前沿而无人可以与之比肩，这应该是其长期任职的基本前提。

做成净评估既要厚积更要薄发。马歇尔曾在一份题为“净评估的本质和范围”的备忘录中讲到：“按我们的主张进行的净评估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净评估中最能产生成果的唯一资源，就是持续而艰苦的智力劳动。”对于净评估而言，厚积无疑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厚积之后还得有薄发的机会。在美国那种“旋转门”制度下，机会总归是有的。国家和军队亟需净评估，马歇尔准备好了，及时抓住了这个机会。事实上，马歇尔的成就大部分集中在50岁之后。在通常情况下，这个年龄是一般人上下坡路的临界点，但是马歇尔却正好相反，他从此渐入佳境、越发不同凡响，成果频出几达“井喷”状态，直到90多岁时还强势推动了第三次抵消战略。假如他50岁后转行，就不会有《对苏长期竞争战略：一种全新的分析框架》出炉，也不会有后来的净评估概念与基本方针。如果他在60岁后退休，也就不会有后面的一系列成就，或许我们现在根本不会提到他。

在美国政府任职年龄不是问题。美国人在年龄与任职问题上比较灵活。40几岁可以当总统，如西奥多·罗斯福42岁（又322天）、约翰·肯尼迪43岁（又236天）当总统。70几岁也可以当总统，比如，第40任（49-50届）总统罗纳德·里根（1911年2月6日-2004年6月5日），当总统时已经是69岁（又349天）了，到第二任期上任时73岁了，任满时78岁了。再如，美国现任总统唐纳德·特朗普（1946年6月14日出生），2017年1月20日上任时，已经是70岁（又216天）了，如果他有第二任期的话，就80岁有余了。总统尚且如此，一般官员当然也是行的。总统尚有连任最多不过两届的限定，而一般官员并无限制，可以聘了再聘，只要胜任就可以一直聘下去。马歇尔就属于这种情况。

二、没有党派，正直中立

净评估是每个执政党都必须执行的工作。在美国，无论哪个政党上台，都得定期和不定期地开展净评估。我注意到，美国净评估的形成最初源于1947年7月国会通过的《国家安全法案》关于建立竞争性评估程序的要求。这是一个正确的开始，经过初步的实践即取得了明显成效，并迅速几乎立即成为美国高层的强烈偏好，后来在多任总统和国防部长的强势推动下，最终得到国会的高度信任与切实支持，并专项立法将多项净评估的责任主体、基本内容和时限要求写进了《美国法典》，与此相应，美国国防部专门颁布《国防部指令》明确净评估办公室主任的职责和权力。经过数十年的开发和运用，净评估在美国早已深入人心、根深蒂固，并成为美国战略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地位稳固难以撼动，不是哪个政党可以轻易废除或变通的。有了这种稳定而强劲的净评估需求，就少不得马歇尔的领军和净评估办公室这个机构的承载和支撑。

净评估能够前瞻未来并且长期持续地进行。通常情况下，战略威胁的形成周期大都很长，少则十年八年，多则数十年。但是美国总统与政府部门长的任期只有四年、最长不过八年，基于政绩考虑，他们主要关注任期内的问题甚至迫在眉睫的眼前问题，而难免忽略长远的战略性问题。净评估始终寻求确定美国在军事竞争各个领域相对于对方所处的位置，其目标自始至终一直是预先为高层领导人发现不断出现的问题和机会，使他们有足够的时间做出决策来缓解问题并对不时出现的机会加以利用。只要维持净评估办公室这样一个相对独立、比较公正的研究机构和研究方法的长期存在，就可以及时建请国家指挥当局（总统和国防部长）恰当地关注长期战略威胁或战略机遇。有鉴于此，每届美国政府都不得不依重净评估办公室。

中立正直的人才能成为“不倒翁”。美国两党轮流执政“届满换马”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任何政党都不可能长期执政。在此情况下，淡化政党意识甚至无党派，便成为“不倒翁”的一个重要条件。净评估办公室要长期服务国家指挥当局，只有无党派的中立者领军，才能确保更好地实现跨届、跨党派持续不间断地运作。马歇尔就没有党派，加之他的学术正直，赢得了两党政治领域许多高层决策者的钦佩。几十年中，他的声誉一直非常好，这也使得他能为朝、野上下共同接受。因为，没有党派就没有“屁股”，而没有“屁股”就不存在“屁股”坐在哪边的问题，也没有“坐错板凳”与“站错队”的问题，更不存在“打屁股”的问题。因此，尽管美国党派政治斗争不时加剧、有时甚至非常尖锐，但是马歇尔及其净评估办公室的地位却始终稳如泰山。

三、只做诊断，不开处方

净评估旨在“做正确的事”，而不是“正确地做事”。因此马歇尔不时就会提到：“我宁可对正确的问题做出尚可的答案，而不愿意对不相关的问题做出伟大的回答。”在与好几代高层政府官员交流时，马歇尔一直坚持避免在应当采取的行动方案上提供过于具体的建议。可以说，他确实是美国头号的战略“诊断师”，但不是头号的“治疗师”，因为他极不愿意提供具体的“处方”。单从这一点看，只做诊断而不开处方这只是马歇尔个人的意愿或偏好，但在实际上，这也是美国政府体制机制运作使然。

美国特别强调分权制衡，避免某人或某方“包打天下”。最近有个微信小段就很生动，也很说明问题。其中讲到：“总统可以提案，但需要国会批准；总统可以否决国会议案，参议院又可以启动弹劾总统；国会可以立法，但法院可以宣布法律违宪；法院独立办案，但是大法官由总统提名；总统虽然可以提名法官，但是必须国会批准。”任何机构和个人都不能肆意妄为。基于分权制衡的需要，美国国家安全系统、国防与军事的相关领域和部门虽然十分庞大但是非常细碎，要解决跨领域跨部门的问题，就需要很多的委员会来驾驭和协调。净评估在某种程度和意义上就扮演了这种角色。它既要发挥好“整合”（或融合）作用，又要与相关领域和部门廓清界限，因此在早先的设计上，就有“净评估是判断性的，长远计划是预测性的，战略发展是指示性的”这样的划分，在团队设置上也有净评估团队、长远计划团队和协调团队的考虑。虽然后来发展中有所变化，但是基本精神还是得到了很好的遵循。国家安全、国防和军事涉及到方方面面，有了“诊断”与“开方”这种分工就可以回避很多矛盾冲突，至少可以避免净评估“把手伸得太长”，以至与官僚机构“抢饭吃”而遭人忌恨。

注重诊断而非应对（处方），可以避免先有结论再找证据的倒行逆施。在70年代初，马歇尔于一份题为“净评估的本质和范围”备忘录中强调：净评估旨在对问题和机会提供诊断，应当突出诊断而不是应对。他确信，为最大限度地支持保障安全政策和防务规划，净评估应是说明性的——描述性的客观陈述事实，而不是指令性的——指示性或强制性的告知必须怎么做。净评估的目的在于对问题和机会提出判断，而不是提出行动建议。他认识到，准确的战略诊断是确定合适战略处方的关键。但是“办法总比问题多”，就科学研究而言，发现问题比解决问题更重要。他解释说：“如果你打算给问题提供答案，你就会对问题做出错误的诊断，因为你的手下对答案是什么早就有了先入之见。”这倒是一个比较恰当的理由。

马歇尔“只诊断、不开方”的观念与做法，并非“半截子工程”。因为净评估的诊断所针对的是两个方面：一方面，问题的本质是什么；另一方面，机会窗口在哪里。虽然净评估报告一般不具体认定哪一个方案，但是它指出了各种机会窗口的利弊得失或收益代价，相当于开发了成套的可选处方。事实上，马歇尔和他的办公室有能力开处方，并且因应相关方面的需求也是开过一些处方的。

四、平和低调，不起冲突

美国政府四年一届，而国防部长换得更勤，要在官场上混得长久，平和待人、低调做事，不与人结怨，尤其尽量减少或避免正面冲突至关重要。从各方面资料来看，马歇尔数十年如一日，就是这样做的。

对下属和学生十分友善。在兰德公司和国家安全委员会期间，马歇尔如何地受欢迎这里就不说了。据不完全统计，从1973年10月马歇尔正式担任净评估办公室主任时算起，先后就有90多名军官和地方分析人员曾在他手下供职。此外，在净评估办公室周围还有数量更多的来自情报界、学术界、军界，以及各种智库的分析师和学者，他们也以不同方式对净评估的开发和实施直接或间接的做过贡献。马歇尔一向善待他们，并与之友好相处，以至于天长日久一些前净评估人员和外围防务专家自发地形成了一个被称为“圣安德鲁预备学校”的小圈子，而一旦成为其中一员，其这种身份将终身伴随、不离不弃。由此可见，马歇尔在与下属和学生的关系处理上是非常成功的。

对上司和同事极其有耐心。在与上司的关系处理上马歇尔也是做得相当不错的。对于欣赏他的人和充分肯定他思想的人，相似相融自不待说。但是，对于那些一时并不理解或质疑他的人，特别是那些比他小许多岁的年轻上司和同事，马歇尔也总是很有耐心，因为净评估是一种反思性、批判性的评估，只能对事不能对人。例如，马歇尔早期提出的竞争战略和后来建请推动的空海一体战等，通常“至少花了十年才被采纳”，但是他相信“真理”的力量、相信认识需要过程，欲速则不达，因此他并不急于求成，而是有足够的耐心等到云开月朗、尘埃落定的那一天。这的确是一种巨大耐心，也是一种坚强意志，绝非对同事无原则的妥协，更不是对上司行政权力的畏惧，而是来自内心深处的自信。他认为人们最终会走到他的道儿上来，他就在远处等着他们，不论他们是谁。因为马歇尔与世无争，他是不担心丢官的，而且做好了随时离职的准备。有个资料就讲到，马歇尔在净评估办公室工作之后的几年，当别人问他准备在此做多久的时候，他总是回答“大概一年吧”。然而，他再也没有回到加利福尼亚的家，直到其夫人玛丽·马歇尔2004年去世，那时他们俩都已80多岁高龄了，还住在弗吉尼亚大道上的小公寓里，用着租来的家具，并没有定居下来的计划和安排。由此可见，马歇尔在个人进退走留的问题上抱持无所谓的态度，他十分淡定、非常洒脱，他要搞清楚的是事情的真相——真实世界如何运行，而不是与官僚们讨论是非功过——计较个人得失。

马歇尔的情商和逆商超级高。所谓情商，也称情绪商数、情感智商、情感智慧或心理能力指数等，主要指管理自己情绪和处理人际关系的能力。所谓逆商，就是逆境商数，也称挫折商或逆境商，专指人们面对逆境时的反应方式。马歇尔不仅智商很高，情商和逆商也很高。应该说，马歇尔及其净评估办公室的工作大体上是顺当的，但并不总是得到上级的认可和支持。尤其在卡斯帕˙温伯格担任国防部长期间，这种情况更为突出。在为詹姆斯˙斯莱辛格、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哈罗德˙布朗这三位国防部长工作之后，马歇尔发现与前三位相比为温伯格工作既失望又挫败。在他们共事六年多（1981年1月21日-1987年11月23日）的时间中，马歇尔可能积累有一百个“愤瞒情绪”都说不定，但是他一直隐忍不发从没有表现出来，仅仅是在数年之后以缺席温伯格画像悬挂仪式的方式来发泄。有资料打趣地说，温伯格画像按传统悬挂在其前任画像的旁边，而碰巧的是这些画像正好排到马歇尔办公室外的长廊里。但在画像揭幕庆典时，五角大楼其他的高级员工和军事领导人都参加了，唯独马歇尔没有去。当有人问及时，他一反常态地说：“如果是悬挂温伯格本人而不仅仅是他的画像，我就会去的。”

当然，不冲突还有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净评估报告高度保密，这在客观上也有效避免了把马歇尔及其净评估办公室推到“风口浪尖”，而与相关领域和部门人员结怨，乃至正面冲突。

五、未雨绸缪，居安思危

如前所述，净评估的最终目标至始至终一直是预先为高层领导人发现不断出现的问题和机会，使他们有足够时间做出决策来缓解问题和利用机会，正是这种目标追求也使得马歇尔及其团队必须未雨绸缪、料事在先，也正是如此，他们才能及时化解危机于无形，让外界感觉“水到渠成”，并最终实现平稳渡过。

前瞻研究，超前布局。净评估是因冷战而产生和发展起来的，但是冷战结束它却没有消亡或削弱，反而愈发得到了更大的发展。所以如此，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马歇尔及其因队的前瞻研究与超前布局。有资料反映，早在70年代，马歇尔就认为在美苏联长期战略竞争中，苏联的竞争模式将不可持续。而就在苏联解体之前几年，马歇尔就预知到安全环境在未来几十年里面将会发生的变化。有资料显示，1987年9月，马歇尔在发给弗雷德·艾克里的备忘录中就写道：“世界在未来20年将变得与现在截然不同……由中国崛起和军事技术革命带来的格局的改变并没有被国防部委员会或者其他的机构所关注，虽然这是他们应该意识到的。他们仍然聚焦在苏联，美苏争霸和欧洲战场等等问题。”未来的几十年“对美中日关系的处理将成为美国战略的主要方面……军事技术革命也将成为主要方面。”也就是说，在那时马歇尔就认为中国崛起和军事技术革命这两个问题，将成为国防部净评估办公室在未来20年的主要工作，上一个“活儿”还远没结束，下一个“活儿”就早早地接上了。因为这些事儿不得不做下去，就需要做这些事儿的机构和人留下来继续工作。

靠成果说话，以理论服人。事实上，就在冷战接近尾声时，马歇尔已经在探索10年或者20年以后的战略问题了。他清晰地告诉五角大楼的高官，美国在未来10年的“最大挑战是中国崛起并超过苏联”，并宣称“最大的潜在机会来自于精确战争的开始”，而后者到了90年代就被称作“军事革命”，后来他又将此归为精确打击战争。有资料记载，1993年他在《对军事技术革命的净评估》报告中强调，只有当军事技术革命与新式武器装备、作战理论、军队体制编制的革命结合起来，才会出现军事能力的重大革命，并最终促使美国防部以“军事革命”取代了“军事技术革命”一词。几乎与此同时，他在《对军事革命的一些思考》一文中提出的“军事转型”概念，成为了国防部和各军种引用最频繁、流传最广泛的词语。也就是说，早在冷战结束以前，马歇尔及其净评估办公室新的使命任务就开始了，并且及时取得令人信服的阶段性成果。

找准定位，长远规划。2000年春天，马歇尔开始尝试为“净评估的未来角色”进行定位。直到2002年底，马歇尔除了定期组织研讨净评估办公室的长期研究议程外，就是不断地进行各种尝试。另有资料显示，马歇尔在2003年3月还举行过一次“单日讨论会”，专题研讨了“净评估办公室下个十年的角色与重心”。到2004年中期，马歇尔就净评估办公室正式确立了“聚焦亚洲军事平衡与遏制中国崛起的地区评估”，“对反介入/区域拒止环境下力量投射的功能性评估”和“于越战后出现的实战化训练中对美军优势的持久性评估”等新的长期研究议程。至今这些议程还在进行之中，并且看不到尽头。也就是说，未来净评估还得继续做下去。

六、广结善缘，举贤荐能

多交友和少树敌。评估是一项非常重要的权力，围绕评估而展开的权力斗争在美国从来就有。对于一个机构来说，能否在斗争中立于不败之地，跟其领军人物的秉性与做派有着直接关系。事实上，自1947年美国国会通过的《国家安全法案》要求建立竞争性评估程序之后，因评估而滋生的矛盾斗争此起彼伏，从未间断。最突出的是国家安全委员会与国防部围绕净评估归属问题的“地盘之争”，60年代麦克纳马纳国防部长宣布国家安全委员会净评估的死亡、70年代国家安全委员会与国防部几乎同时成立（相差一个月时间）专职净评估机构，以及后来国家层面净评估职能由国家安全委员会转移到国防部，都是这种斗争的体现。即使转移到国防部后，马歇尔及其净评估办公室也不总是顺风顺水，仅净评估办公室主任的汇报权就经历了从直接向国防部长汇报，变为向常务副国防部长汇报，后来又变成向主管政策的副国防部长汇报。而净评估办公室这一机构甚至差点转移到国防大学。不过，他们总是有惊无险，最终还是在国防部站稳了脚跟，发挥着特殊而不可替代的作用。事情原委固然复杂，但可以肯定的是跟马歇尔多交友和少树敌的做法有很大关系。

门生故旧帮忙。马歇尔甘当“人梯”与“铺路石”，总是以成就他人为乐以至桃李满天下，而且他还善于举贤荐能，不断地将门生故吏引介给高官权贵和要害部门。不仅如此，他还与人为善、人缘超好，结交了许多名家大腕。因此，每当他遇到困难与重要关口，总有门生故旧出来帮忙，排忧解难、化险为夷。例如，拉姆斯菲尔德在首次防长任期内就与马歇尔相互欣赏，当2001年初他被小布什总统任命为防长再次回五角大楼后，便立即让马歇尔评估美国的现行国防战略。再如，詹姆斯˙施莱辛格还在兰德公司时就与马歇尔交谊甚厚，当1973年7月初他被任命为美国第十二任国防部长时，便立即在尼克松总统与基辛格国务卿之间穿梭斡旋，促成国家安全委员会净评估组向国防部长办公室转移，并邀马歇尔来担任其国防部净评估办公室第一任主任。

“绝地武士”相助。马歇尔的得意门生与故旧吏属很多，以“绝地武士”为例，除了副总统迪克·切尼和国防部长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之外，还有常务副国防部长保罗·沃尔福威茨，以及扎尔梅·卡利扎德、理查德·帕尔、艾略特·科恩、丹尼斯·罗斯和达夫·查海姆等众多被反对者称为“绝地武士”的名角大腕。这些人对于贯彻和传承马歇尔的战略思想，巩固和提升马歇尔及其净评估办公室的地位与影响，发挥了重要作用。

好人好报与运气好。我赞成“好人好报”的说法，说他“运气好”大抵也是没有什么错的。因为“事有凑巧”，对于他和他的国家与军队来说，他总是在恰当的时候碰到了恰当的问题，遇到了恰当的领导和助手，找到了恰当的方法和工具，发现了恰当的问题与机会，尔后恰当的决策者在恰当的机制保障下，把他的研究成果用在恰当的领域……似乎上天把所有的“巧”都给了他。对此，不能不说他“运气好”。不过，一些研习者认为，马歇尔其实就是运气好。仅仅是运气好、或者主要是运气好吗？我觉得这话听起来，咋就像一个不长眼的苹果砸到了牛顿的鼻子、瓦特突然看见嫂子茶壶水沸顶掉了盖子、阿基米德洗澡偶见溢水满地那样，一点儿也不靠谱儿。